全球化中的美元地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美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内外对“美元霸权”的批判逐步升温，措辞日益尖锐。然而，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的二十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欢呼多元化（亦即非美元化）时代的到来，马克、日元和瑞士法郎等货币对美元地位曾经形成过重大冲击，美元在国际结算、国际储备中的地位一度持续下降；日本政府的“日元国际化”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关于“亚元”的议论渐成气候；欧元的问世则无疑是其他货币挑战美元的里程碑性的标志。凡此种种现象的合理逻辑推论应当是：不必对“美元霸权”忧虑过度。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确实也注意到美元的国际地位经历了一段比较长时期的衰落之后，在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呈现出回稳的态势；相当多的小型开放型经济仍然在“顽固”地钉住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受灾国在名义上实行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之后实际上又回到了以美元为基准稳定汇率的传统轨道；尤其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美元替代现象（包括其极端形式——完全美元化）的出现＊，这也许标志着“美元霸权”的新阶段。因此，我们认为美元地位问题有可能已经超出了“美元霸权”这一术语所流露出的政治经济学色彩，它涉及一些对于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设想。在此，应《中国外汇管理》杂志编辑部之邀，在没有足够数据支持和没有经过充分统计检验的条件下，我们愿就美元地位及相关问题发表若干比较具有武断色彩的看法，以期引起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一、国际货币还是世界货币？
在此，按照“国际”和“世界”两词在语言学中的差异，我们做如下定义：国际货币是在发生国际交易时行使货币职能的货币，亦即仅仅在国际交易时作为价值手段、支付手段和对外支付的储藏手段；而世界货币则是超越国界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发挥货币作用的非主权货币，亦即其在非主权国家已经取得了“实际上的”法律地位，居民在日常交易中间接或直接地以某一种外国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居民以非国际贸易目的储藏非主权货币。按照这一假设定义，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作为全世界涉外交易本位货币的美元只是国际货币；而在今天，欧元在欧元区是一种“地区性的”世界货币，美元则在出现美元替代现象的国家在相应程度上转化成为世界货币。从货币职能的“衍生物”一一宏观调节手段（货币政策）看，国际货币对国内货币政策产生厂影响；而世界货币则严重冲击了国内货币政策（在完全美元化的国家）甚至取代了国内货币政策。有关“国际货币”和“世界货币”的牵强区分也许并没有学术价值，只是文字游戏。在经济学上，我们难以将国际需求从日常需求中划分出来；对国内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和对国内货币政策形成重大冲击不是一种经济学能接受的判断方式。但是，以往我们在谈论一种外国货币时更强调的是通过汇率环节对本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在外币替代严重的国家，外国的货币政策可以不通过汇率环节直接作用于本国经济，譬如美联储关于利率的决定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浮动汇率倡导者们关于“货币主权”的“古老”论断，然而其影响范围和程度之大完全有可能已经超出了浮动汇率论者们自己的预想之外。总之，我们认为，从“国际货币”上升到“世界货币”也许可以使我们在心理上引起更大的重视，我们正在构建的可能不仅仅是“国际金融大厦”，而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厦”。
二、为什么会出现“世界货币”？
最为显而易见的回答是全球化进程之使然。首先，全球化进程具有消除汇率风险的内在要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各类资源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范围不断加大，作为资源价格信号载体以及实质载体的货币，运行的速度必然随之加快，运行的范围必然随之加大。在存在主权货币的条件下，主权货币之间价格（亦即汇率）的变动给资源运行带来风险，对于加快和加大的运行则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稳定的“世界货币”来减少乃至消除风险。从经济学的最基本分析手段出发，将完全竞争市场的理念推广到货币领域，“世界货币”将是一个谬误。充分多的货币以及完全自由的价格（汇率）浮动可以把货币供求调整到理想状态，价格“微调”也可以使汇率风险达到最小化。但是，与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基本要求相违背的是：货币这一产品显然不是完全同质的；各国中央银行显然不会随时进入或退出市场，充分多的厂商要求难以达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的事实表明：货币的自由市场并不能带来货币价格波动的最小化。欧元的建立和拉丁美洲国家“美元化”的“冲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其次，从纯粹理论推断，全球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会自动要求一种比较明确的、统一的价格信号。浮动汇率论者（也是自然而然的国别货币论者）所面临的困境是，浮动的国别货币汇率作为货币价格使国际贸易物品具有了双重价格，亦即在产品供求价格基础上又叠加了货币价格。而汇率的自由浮动有可能会模糊产品供求自身的价格信号。以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为例，国别货币的汇率下浮也许掩盖了电子产品生产的相对过剩，货币价格信号的自由浮动反而会阻碍或推迟资源最优配置的实现。当某一国家的某一产品的供求状况发生重大变动，并导致国际收支状况发生重大变动时，汇率变化将是非歧视性的，其影响会作用于所有进出口商品或劳务。非歧视性的汇率贬值的假设前提应当是该国的产业结构和不同行业之间的价格比率已经实现了某种永远不会改变的最优化，否则在电子产品需求下降的条件下，合理的推论应当是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电子产品生产；扩大在给定汇率下仍然具有比较优势（亦即拥有更大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如果汇率随意下浮，可能反而会使“落伍”产品受到保护，使我们难以鉴别比较优势。假如我们有一种相对统一的世界货币，那么其价格信号也许可以更加有效地引导资源配置。第三，同样从纯粹理论推断，在比较充分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源在跨越国境之后其自身的主权属性已经淡化，因此需要一个非主权化的统一货币价格环境。资源流动的重要动因之一是，行业界限可能比国别界限、经济周期更为重要，譬如IBM将其生产在全世界范围内布局，比在美国范围内向其他行业扩展更为容易；耐克运动鞋的生产早已经完全非美国化。这时候，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已经超出了拾遗补缺的作用范围。迟早有一天，我们不会再议论某个国家是高度国际化的国家，因为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是高度国际化的国家。国际分工的结果使得我们所消费的绝大部分产品是进口或者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合理的推断是，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国家的外币需求会超过对本币的需求。当外来资源的货币属性难以本地化时就会寻求一种能够在更大范围发挥作用的货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货币将向单一化的方向发展。当全球化达到所有国家的经济周期趋于或达到完全一致的程度（亦即完全消除货币主权的必要性），世界上将会仅存在一种货币。在此过程完成之前，地区货币的出现和某些货币在其他国家内部分或者完全地取代主权货币是一种阶段性选择或“次优选择”。因此，我们一方面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一些国际货币日渐强大从而冲击美元的美元衰落现象；另一方面又目睹了小型开放型经济自身货币逐渐被美元替代的过程，这种美元替代现象是美元境外发行的基础。
三、为什么美元会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甚至在一些国家转化为“世界货币”？
近100年中，国际货币安排经历了金本位制度、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汇兑本位制度和五六十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三个时期都以钉住关键货币为特征，可以称为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的第一个时期以1919年3月英镑停止钉住美元开始，以1926年12月法郎重新钉住黄金而结束；第二个时期以1931年英镑停止钉住黄金开始，接着在30年代初期大部分国家都放弃了钉住黄金；第三个时期是以1973年2月德国马克停止钉住美元开始直到今天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可以说在100年间，很大部分时间都在采用固定汇率制。金本位制度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汇兑本位制度是世界经济的两个“黄金时期”，主要表现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发展，也因此而使人们常常怀念这样的时期。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等国的固定汇率制被认为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并导致国际金融学界对固定汇率制度的大举讨伐。不过，当危机逐渐过去，人们又恢复了对汇率稳定的追求。事实上，虽然对两种汇率制度的争论涉及很多方面，但主要的仍集中在固定汇率可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但同时却相应地失去了一部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钉住国的通货膨胀上升时，其货币当局将提高利率，导致其货币升值，为了保持钉住汇率，采用钉住汇率的国家不得不也提高利率，从而失去了采用独立的货币政策的权利。而浮动汇率制下则没有这样的要求，而且国际收支逆差国的货币可以相应贬值，增加出口，从而调节国际收支逆差。
虽然理论上可以简单的归纳，但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要复杂得多。汇率浮动对国际收支调节作用的前提是外汇市场是有效的，将通过调节自动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从而防止汇率的扭曲，保证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事实上这一假设存在很多问题：是均衡汇率究竟是什么？在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中，认为经常项目是决定均衡汇率的基础，从而一旦一国的经常项目出现无法调节的长期逆差，就认为其货币处于高估状态。但在今天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很快，资本的回报率很高，外国资本的流入就是一个常态，而且只要这种资本流入可以维持，汇率就可以保持甚至升值，而不论其经常项目是否存在长期的逆差。因此，汇率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项目来决定，而非经常项目。自由浮动的汇率导致的很可能是不断升值，并最终影响到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一旦出现某个冲击，对某国的货币失去信心，汇率开始调整，其调整幅度将非常大，往往会引起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那么究竟是调整之前的汇率是均衡汇率，还是调整之后的汇率是均衡汇率？二是外汇市场的调节常常是非理性的，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常常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对经济造成损害。三是竞争性贬值将导致汇率的混乱。事实上，稳定汇率是各国的共同要求。保持汇率的稳定将给予市场一个真实的价格信号，并促进贸易和投资；而波动频繁的汇率会带来巨大的兑换风险，阻碍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也正是因此，战后为了防止出现30年代的竞争性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以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其目的就是通过制度性安排来保持各国汇率的稳定，并通过IMF的设立来提供短期的融资安排，解决各国临时的国际收支失衡，只有当一国的国际收支失衡不能通过短期融资解决时，才能调整其货币和美元的平价。
之所以当时美元能够获得这种特殊的地位，是由于美国的地位决定美元符合了充当国际本位币的条件。战后的欧洲急需大量资金重建，而马歇尔计划给欧洲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通过输出美元，欧洲获得了经济发展的资金，从而向美国进口商品，而美国则可以推销自己的商品。美元和黄金的挂钩也保证了美元的币值比较稳定，从而使美元逐步确立厂自己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石地位。
而一旦这种地位确立起来，除非出现非常大的冲击，或者另一种货币能够比美元更好地承担国际本位币的责任，美元的地位就具有某种“自加强”的性质。一是作为国际记帐单位，像咖啡、橡胶这类初级产品是用美元标价的，相对于制成品而言，这些初级产品是同质的，所以当在世界范围内标价时，用美元计价的价格信息传递快，信息成本小，美元具有信息优势，因此私人将它作为国际贸易合同中的发票货币；二是作为交易媒介，当一种货币相当广泛地被用于交易活动，用这种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在商品及资产清算和转移中所需的交易成本比较小，从而保证了美元在国际清算和交易中的作用；三是作为储藏手段的货币应该保持币值稳定，并且通过持有这种货币资产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
虽然以美元金汇兑本位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稳定汇率、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其却隐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本位货币的信心问题，也即在保证国际清偿力和作为本位货币币值稳定之间的矛盾。为了满足国际清偿力，其它国家要持有美元，而持有美元的唯一来源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而不断累积的国际收支逆差必将导致对美元的信心下降，从而使其它国家对美元兑换黄金的要求增加，当美国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后，美元和黄金脱钩，金汇兑本位制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正是在美国大量输出美元，而美国经济在越战中通货膨胀上升，其它国家不愿意从美国输入通胀后解体的。
自1973年以后，世界进入“无体系”时期，各国纷纷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汇率制度，原先的弱币一德国马克和日元不断升值，“美元霸权”有所削弱。但是，由于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所积留的影响以及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背景，不少发展中国家还是在没有黄金兑换承诺的条件下与美元挂钩，形成了不是在布雷顿森林产生的“准布雷顿森林体系”。随着全球化和各国自由化的进程，“无体系时代”汇率剧烈波动的缺陷迫使居民、厂商和货币监管当局选择比较稳定的标的物。以强劲经济增长为依托的美元因此也就通过货币替代途径再一次强化了自己。在浮动汇率的一片呼声中，美元依靠一些国家稳定汇率（稳定货币）的强烈愿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美元的强劲地位可以说是固定汇率论者的重大胜利，虽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自己是浮动汇率的鼓吹者。
四、如何对目前美元作用做非价值判断？
2000年初，当厄瓜多尔政府宣布放弃自己的民族货币、实行美元化时，厄爆发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人们把美元化视作对国家主权的侮辱，抗议的浪潮导致政府倒台。然而新政府却维持了美元化政策。由此可知，尽管我们在高谈阔论全球化，门前依旧是一个以国别主权为主的时代，在今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别主权仍将存在。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和“感性”的合理结合。而且，我们必须非常“理性”地指出，尽管目前的美元强大地位是一种历史产物，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即使从“理性”的角度看，“美元霸权”也存在种种重大缺陷。首先，目前经济全球化显然还没有达到“世界货币”所要求的全世界经济周期同步，所以货币主权还具有不局限于民族情感的重大意义。其次，铸币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阿根廷，目前美元化的主张居于上风，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居民赞成美元化。非美元化派提出，由于美元化，仅现有本币存量的利息损失就将达到每年7亿美元，相当于GDP的0.2%。但是美元化的倡导者则反驳道，阿根廷实行美元化之后经济增长率将提高2个百分点，大大超过铸币税损失。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美元化倡导者们是依据特定时点、特定情况所做出的特定判断，不足以证明美元化损失是不存在的。而且这一思维方式具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亦即它没有设定一个完备事件组，而假设只有维持现有货币政策和美元化两种选择，假如存在改善货币政策和货币供求情况的第三种选择，结果则会更复杂。无论怎样比较美元化的利弊，铸币税的绝对损失肯定存在。第三，目前美元强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很多国家的政府和居民为了规避风险选择了大量储备美元。但是，我们不能排除美元化带来更大风险的可能性。金汇兑本位制下的内在矛盾并没有消除：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是其他国家持有美元的来源，资本流入是维持美元币值的基础，而资本流入又是以美国经济走势良好为基础的，持续的资本流入将推动美元进一步升值，打击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并使美国的贸易逆差继续增加，而美国经济周期一旦走下行趋势，就将导致对美元资产的信心下降，并从而影响到对美元的信心，美元大幅贬值仍然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能性。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导致居民大规模地匆忙将资产从本币转化为美元，可是也许有一天，他们在梦中醒来时会发现，自己的资产价值因为美元贬值而大大下降，对美元的恐慌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此外，欧元和议论中的亚洲货币合作迟早有一天会严重冲击美元，这一风险肯定存在，只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和以什么程度发生而已。
五、如何看待美元的未来地位
我们在承认美元替代现象是一种历史条件下的“次优选择”时，必须强调它不是“最优”的，我们相信肯定有个真正的“最优”解，亦即我们猜测将会出现的真正“世界货币”。当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变得基本均质，各国经济周期大体同步，货币主权已经丧失了经济学的价值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许会变成一个真正含义上的“世界银行”，发行一种各国真正从情感上自愿地放弃自己的货币主权的“世界货币”，铸币税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但是，距离理想状态显然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美元地位估计将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呈趋弱的态势；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则日渐强化。在相当长时间内，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征收铸币税的问题恐怕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此外，美元极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货币篮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凡此种种现象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接受现实。我们真正的抉择是强化自己，一个健康的人民币可以减弱美元替代的压力；一个国际化的人民币可以冲销部分美元铸币税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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