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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龙沐勋先生分析，词之选本初期目的在便歌，或在传人，到清代人们编辑词选则是为了标宗立义，推衍自己的词学主张〔1〕。 而选词宗旨的变化即始于康熙年间，康熙时期的人们为转变明末以来词坛浮艳风气，通过编辑词选引导人们的创作走向，同时也有意识地传播自己的词学思想。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康熙年间的这些词选，前期以今词选为主，中后期虽有少量今词选面世，但古词选却逐渐多了起来，这种前后期选词重心不同的现象，所表征的选词标准及审美祈尚的异同，是我们此文所要探讨研究的内容。
一、选词标准提出的背景
康熙时期人们选词标准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明末清初词坛现状批评与反思认识的基础上的。
康熙词坛是紧承顺治发展而来的，顺治时期词风明显受明末侧艳风气的影响，词人们填词多以《花间集》和《草堂诗余》为习摹范木。当时活跃在词坛的是西泠派、毗陵派与广陵派，陈撰《樊榭山房集外闾题辞》云：“近称西泠派，或踪迹《花间》，或问津《草堂》，星繁绮合，可谓极盛。”毗陵与广陵词坛的作者如王士祯、邹祗谟、董以宁，也是从《花间集》入手而有明人余风遗韵，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八说王士祯“沿凤洲（王世贞）、大樽（陈子龙）绪论，心摹手追，半在《花间》。”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谈到自己与董以宁初学词即是摹仿《花间集》及《花庵词选》、《六十家词》，沈雄《古今词话》引黄周星话说邹、董曾分赋十六艳词，今存邹祗谟《丽农词》有《惜分飞·本意》十六首，王士祯以“缠绵欲绝，动魄惊心”评之〔2〕。
步趋明人余绪，习摹《花间》、《草堂》，结果是浮艳之风渐以弥漫词坛。浙东词人方炳说：“词至今日，流靡已极。闺帷房闼之间，作者非冶容不言，选者非目佻不录。”〔3 〕对治艳风气笼罩词坛的局面，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是深表不满的，希望通过选词来转变之。陈维崧在《今词苑序》中批评当时学为词者“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或“神瞽审声，斥为郑卫”，甚或“爨弄俚词，闺
冶习，音如湿鼓，色若死灰”，他与吴本嵩等忧于词坛不振之状而编选了《今词苑》。纳兰性德没有直接说明自己编选《今词初集》的意图，但毛际可在《今词初集》跋语中提到：“近世词学之盛，颉颃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间》、《草堂》数卷之书。”纳兰性德与顾贞观不满于他们以“骚坛自命”的姿态，意在借编纂此选来铲除他们创作所表现出来的浮艳之弊。朱彝尊则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明代流行词籍——坊本《草堂诗余》，认为古词选本“皆轶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4 〕他最为反感的是《草堂诗余》不选姜夔词，而选取胡浩然《满庭芳·吉席》和僧仲殊《金菊对芙蓉·桂花》，甚至以为“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5 〕因为古词选本难以寻觅，他迫切地感到有重编历代词选的必要，这种责任感使他与汪森共同选辑完成了影响康乾词坛风气的词选——《词综》。
不管是朱彝尊编选古词选，还是陈维崧、纳兰性德选辑今词选，他们的目的都显然是为了起衰救弊，即针对明末清初词坛冶艳风气而来。然而他们还是没有清晰地揭示出冶艳词风的根本性症结，倒是邓汉仪、吴绮、史惟圆等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确切的答案。归结他们论述的要点，可以知道冶艳词风有以下两种弊端：第一，缺乏真情。受明人词学观念的影响，时人以词为香弱之体，专写俚俗鄙靡之调，没有出自本心的真情。邓汉仪比较今古人创作的不同云：“感旧思离，追欢赠别，怀古忧时，昔人一一寓之于词，而今人顾习山谷之空语，效屯田之靡音，满纸淫哇，总乖正始。”〔6 〕史惟圆的分析更是击中时人创作的要害，说：“夫作者非有《国风》美人、《离骚》香草之志，意以优柔则涵濡之，则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7 〕所谓“入也不微而出也不厚”，是指人们的创作缺乏深厚的感情底蕴，写出来的作品不象《风》、《骚》那样有寄托，而徒存华丽浮靡的艳体形式。第二，模仿前人，失却个性。宋词有如唐诗，达到创作的顶峰，后来者难以逾越，便转而学习模仿，这本是文学发展上的普遍现象，但明末以来的填词者只是一味模仿，不敢创新，踯躅于《花间》、《草堂》的狭窄视野里。周在浚便批评他们只能“依人匍匐”、“堆垛饾饤”，毫无自己的个性可言〔8〕。 吴绮描述这种无个性的创作云：“本是清嬴之疾，回身谬作纤腰；原无袅娜之容，曳足阳称巧步。宁知神如处子，曾何藉于矜持；婢学夫人，只益形其羞涩。于是俳谐杂进，图画靡真。”〔9〕以东施效颦、婢学夫人来比喻模仿前人的现象， 的确是切中时弊。而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对词坛冶艳风气的批评，当是对此二弊而发的，他们的选词标准也应是在对这两种弊端反思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不过因各自词学观念的差异，及前后期情势的不同，他们在具体选词标准上又有了各自的祈尚，即前期选词重视主体内在性情的抒发，中后期则要求符合社会群体的外在伦理规范。
二、前期选词重视性情的抒发
康熙前期选词重视主观性情抒发，是与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及康熙执政初期“宽大平和”的施政方针相联系的。玄烨是康熙六年亲政的，但实际执政则在康熙八年逮捕鳌拜后。执政伊始，形势不容乐观，“时海内新定，明室遗臣，多有存者，居恒著书言论，常慨然有故国之思。”〔10〕况且当时去明未远，明代结社风气仍然存在，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集》云：“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特别是四大臣辅政时期所制造的奏销案、通海案及庄廷
明史案，给江南士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为缓和曾经激化的民族矛盾，玄烨改变过去严厉打击的措施，推行了不少笼络汉族士子的怀柔政策，如诏举山林隐逸，扩大科举取士名额，设立博学宏词科，重开明史馆，吸收汉族士子加入到他们的统治阵营里。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康熙词坛暂时地出现以词写心的现象，近人叶恭绰概括此时作品的特点是：“国家文物之感，蕴发无端，哭啼非假。”〔11〕它们有的抒发了人们的故国哀思，有的反映了易代鼎革的惨痛历史，这种创作倾向所折射出来的词学思想，自然成为人们编辑词选的重要标准。
实践决定着思想观念，康熙初年的创作实际也影响着人们的选词标准。如陈维崧谈自己编选《今词苑》的入选标准是“存经存史”，所谓“存经存史”是指所辑录的词有深远的寄托，反映出重大的社会内容，可以当作经书或史书来读解。《今词苑》收录的是康熙前10年的作品，大都表现的是作者愤激不平之声或故国之思，鲜明地印证了陈维崧的理论主张。此主张的理论内核是张扬词直抒性情的本体功能，意在扩大词的题材范围，这也是当时选词者的共同看法。如吴本嵩《今词苑序》云：“虽欢愉述景，妮好言情，终觉默默与愁相会。……大抵诗贵和平浑厚，虽言愁之作古今不绝，而缠绵凄恻，如诉如慕，莫若诗余之言愁可以绘神绘声。”那末《今词苑》的标准也可以说是“选愁”了。纳兰性德也说过“诗亡词乃兴，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12〕又毛际可为《今词初集》所作跋语，述及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编纂此选的宗旨：“今梁汾、容若两君权衡是选，主于铲除浮艳，舒写性情。”这“舒写性情”即是纳兰性德的入选标准，其具体涵义应该是指表现忧苦愁思的情感内容，考察《今词初集》所录陈子龙、吴伟业、龚鼎孳、曹溶、李雯、宋征舆之词也皆是忧愁之声。周在浚有《贺新郎》词谈到他编纂《古今词汇》的宗旨，认为选词不应使创作源头涸端，要广泛搜求前人好词，存大雅，去陈腐。同时，他又反对模仿前人，更反对以艳词为雅，而主张“戛戛陈言之务去，看谁能自把胸怀写”〔12〕，这便是他的入选标准。不过与他共辑《词汇》的卓回在最后定稿时删去了周在浚主张入选的作品，使我们今天无法验证周在浚的标准是如何体现在词选里的〔14〕，但通过分析周在浚自己的创作，依然可以把握到他的标准具体要求还是表现故国之思与生民之苦。
陈维崧、周在浚、纳兰性德选词以抒写性情为准的，反映了他们重视个性与强调独创的词学思想。明末清初浮艳词风所以风行，很重要的原因是受云间派复古思想的影响，如蒋平阶论词力持复古，主张学习五代北宋，其弟子沈亿年甚至要求屏去宋调，只取晚唐五代之制。这显然不符合词之发展实际，故招致同时人的批评和非议。曹禾《珂雪词话》云：“云间诸公论诗宗初盛唐，论词宗北宋，此其能合而不能离也。夫离而得合，乃为大家，若优孟衣冠，天壤间只生古人已足，何用有我？”陈维崧没有直接批评云间的言论，但在《胡二斋拟古乐府序》中讲创作要力求独创，认为早期乐府如《企喻》、《读曲》各不相袭，更无定制，后来者如果去模仿前人之作，只能是“幡绰只效颦之技，郭郎为借面之妆”，他主张“别裁伪体，直举天怀；纬昔事以今情，传新声于古意；绝无依傍，略少抚摹。”周在浚在论述性情的涵义时，指出不同时代或地域的人有不同的性情，如《鲁风》与《卫风》所言情不同，卿大夫之作也不同于闾巷歌谣，陶谢扬镳，李杜分轨，也是因为“各随其性情之所在”。所以说：“古无无性情之诗词，亦无舍性情之外别有可为诗词者。若舍己之情性而强从人，则今日饾饤之学，所谓优孟衣冠，何情之有。”〔15〕顾贞观是纳兰性德研习词学的引路人，也是《今词初集》的选辑者之一。他在《十名家词序》中谈到自己论词宗南唐二主，却更欣赏亦园（候文灿）《十名家词》选词能“不执己，不徇人，不强分时代”。又在《与陈栩园书》中向纳兰性德转述了其师曹溶教导他的话，要求纳兰性德“不学步古人”又能“变而谋新”，而自己亦以“不落宋人圈
”来自勉，提倡自出机抒，追求清新自然。这些都表现出他力主独创不落窠臼的创新精神。正因为有独创意识，虽然同是主张抒写性情，但陈维崧与顾贞观、纳兰性德在词风上迥乎不同，前者豪放雄奇，雄深苍稳，后者则哀感顽艳，婉丽凄清。
三、中后期选词标榜醇厚雅正
以抒情为宗旨的选词标准，是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尚处动荡状态的产物。到清朝统治地位日益巩固的康熙中后期，它就越来越显示出其与时势的不适应性，而符合封建统治者要求的标榜醇厚雅正的词学观念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康熙中后期人们编辑词选的重要标准。自康熙二十年三藩乱平，两年后台湾回归，清代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清朝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心也相应地由军事转向经济、文化、政治领域。康熙对文化领域的治理，是采取本末兼治的办法来实现的。首先，从根本上兴礼崇儒，提倡程朱理学，建立伦理纲常。玄烨为此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经筵大典，南巡时还特地过曲阜，谒孔庙，又把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抬出，放在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以朱熹四书五经注释作为清代科举考试的依据。其次，借编纂图书来箝制士人思想，将图书整理范围由经史方面扩展到诗文、音韵、性理、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及名物汇编等领域，编纂出诸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出》、《全唐诗》、《古文渊鉴》、《古今图书集成》等经典著作。通过图书的整理编纂工作，一方面让士人皓首穷经，不问世事；另一方面对违背封建伦理有悖统治者意志的书籍予以清除，达到统一言论的目的。康熙文化政策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提倡“清真雅正”的批评标准，以儒家的诗教为旨归。因此，避开现实内容，寻求古人法则，标榜醇厚雅正，成为编辑词选者的首选标准。
标榜醇雅的宗旨最初体现在朱彝尊与汪森共辑的《词综》里。汪森在《词综序》里回顾词的发展进程后，认为西蜀、南唐以后作者日盛，曲调愈多，流派因之而别，但“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只有到南宋“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朱彝尊还把这种标准的渊源追溯到宋代，认为宋人选词标准即在雅，如曾慥《乐府雅词》、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周密《绝妙好词》皆以雅为尚，说“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多以雅为目。”〔16〕宋人词选当然不全是尚雅的，朱彝尊只不过借此来标榜自己的词学观念，《词综》便是他“以雅为尚”观念在选词方面的践履。《词综》凡36卷，收词2200余首，作者650余家，词作入选率以姜夔为最高， 在他看来“填词最雅无过石帚”〔17〕，其次是周密、吴文英、张炎等以雅为尚的词人，而苏轼、辛弃疾、秦观、柳永等著名词人入选量则较少，而且在选目上也是尽量收录“字雕句琢、归于醇雅”的作品，这正符合他提出的选词当“务去陈言，归于正始”的要求〔18〕。后来《词洁》和《御选历代诗余》也是遵循这样的入选标准。先著在《词洁序》里谈到词洁的涵义，说“词洁云者，恐词之或即于淫鄙秽杂，而因以见宋人之所为，固自有真耳。……悬古人以为之归，而不徒为抟土剪彩者之所为。”他反对明末以来侧重于“韵”与“艳”的倾向，认为“韵则近于佻薄，艳以流于亵媟，往而不返，其去吴骚市曲无几”，只有宋人的词才符合雅洁的标准，如“美成之集自标清真，白石之词无一凡近”即是明证〔19〕。玄烨为《历代诗余》所撰序讲到他向词臣们提出辑录词选的要求是“辑其风华典丽，悉归于正者”。又认为过去孔子编纂《诗经》的标准是“思无邪”，那末这部《历代诗余》所辑录的“含英咀华，敲金戛玉者，何在不可以思无邪之一言该之也。”
朱彝尊标榜的醇雅，就是他在《词综发凡》中所说的：“温雅芊丽，咀宫含商。”他又在《孟林彦词序》中谈到醇雅的具体要求云：“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俾滓窳涤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绮靡矣而不戾乎情，镂琢矣而不伤夫气。”但通过分析朱彝尊的诗论，可以知道醇雅的实质是适应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宣扬儒家的诗教传统，强调言情不轻佻，出辞不陈俗，思想醇正，不怨不怒，中正平和。如他评钱芳标之诗云：“其辞雅以醇，其志廉以洁，其言情也绮丽而不轻佻，信夫情之挚，而一本乎自得者欤！”〔20〕朱彝尊醇雅说蕴含的儒教思想，在康熙中后期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如宋荦即是将词与儒家的诗乐观相联系，认为古之圣人悬《六经》以垂教，惜乎古乐没有流传下来，但蒋景祁所编《瑶华集》却能使人知乐，因为词作为由古乐发展下来的文体形式，在宋代不但受帝王们的重视，而且也得到象胡致堂、朱晦庵这样大儒的首肯，可见它是有裨于乐教，有助于感化人心的。“而今日诸名家之词，可任其湮没弗传矣？审音知乐必有取乎尔也。”〔21〕玄烨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更是从礼教方面来看待词的社会功能。他认为诗余来源于诗，乃古乐府之遗音，它权舆于唐李白、刘禹锡，到宋经过周邦彦的制律，柳永的拓展，“一时绮制，可谓称盛”，虽然体殊于乐府，但“于古者依永和声之道间有合也”，“推此而沿流讨源，由词以溯诗，由诗以溯之乐，即箫韶九成，其亦不外本人心以求自然之声也夫。”〔22〕玄烨着眼点是由词可上溯到诗到乐，亦即可与诗与乐相通，能继响古代的诗乐，“有关政教而裨益身心”。到乾隆年间，浙派词人王昶将这种诗教说系统化，从词的音乐性与思想性方面论证词乃《三百篇》之遗，并以此为依据来说明词继承了《三百篇》的雅正传统。
四、坚持以艺术质量选词的原则
选词者选词除了选录符合其入选标准的作品外，还得考虑其词选能否反映词坛创作的实际风貌。如胡德方序《绝妙词选》称其“博观约取，发妙音于众乐并奏之际，出至珍于万宝毕陈之中。”朱彝尊与汪森合编的《词综》是继承了宋人这个优良传统的，它不但重点选辑了南宋及历代雅词，而且也入选了唐宋以来大部分名家名作，真正做到了“搜罗既广，潜隐靡遗”〔23〕。但纳兰性德对此词选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说“愚意以为吾人选书，不必务博，专取精诣，杰出之彦，尽其所长，使其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每选一家，虽多取至十百无厌，其余诸家不妨黄茅白苇，概从芟雉。”〔24〕可见，他以精亦即艺术质量作为取舍词的原则，而反对搜罗无遗的做法。纳兰性德曾与梁佩兰（药亭）商量合选宋词，意取北宋的周邦彦、苏轼、柳永、秦观、贺铸，南宋的姜夔、辛弃疾、史达祖、陆游、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名家，其余各家则“取其词之至妙者附之”。惜乎这部词选未能完成，但通过所编《今词初集》选录情况来看，他重点选辑了陈子龙、吴伟业、龚鼎孳、曾溶、王士祯、陈维崧、朱彝尊等名家的作品，从明清之际几百位词人里仅选取为数不多的几家，可见出他是坚持了“专取精诣”的择录原则。《瑶华集》的编纂者蒋景祁也声明他的词选既不同于《啸余谱》“要取备体”，也不同于周筼《词纬》“网罗今古，分别源委，富至二千余叶”，“此集专于采词，词工者，一调累至百十阕，而否则阙焉不收。”〔25〕当时著名词人陈维崧入选148首，朱彝尊入选111首，他如史惟圆、曹溶、曹贞吉、纳兰性德、钱芳标、吴绮、邹祗谟、曹尔堪等均入选数十首，大致体现了以“工”即艺术质量择录词的原则。宋荦评价此词选云：“淘汰之精核，搜采之奥博，文人才士，镂肾鉥肺之所为，盖靡不具焉。”〔26〕
当时词坛选词之风颇盛，然而不是任何人能贯彻以艺术质量择词的原则，有的人是借选词来沽名钓誉，败坏了选坛的风气。王晫《与友论选词书》将当时选坛的不良风气分为四种，分别对它们的弊端作了精辟的分析：（一）以习好选词，即“习周、柳者，尽黜苏、辛，好苏、辛者，尽黜周、柳。”王晫认为这有违宋词创作实际，也不符合宋人选词的实际情况，况且苏、辛也有便娟之调，周、柳也有豪宕之音，选词切不可执一以概有，正如奏乐必八音竞奏然后可以悦耳，调羹必五味咸调然后可以适口。（二）以交情深浅选词。“若夫交深者，词虽不工，亦选至什至百；交不深者，词虽工亦不过二三。爱者存亡，憎者删之。”（三）以刻资厚薄选词。“有资者，词固不工，亦可不论交，必列如数；无资者，交且不论，又何暇论词，必弃如遗。往往以刻资之厚薄为选之多寡，亦时有以酒席之丰俭为词之去留。”（四）以选词取悦贵人。“有名登仕版，毋论素不工词，并不知词为何物，亦必多方伪作，以存其名；若韦布之士，毋论词所素工，且有全稿，或有刻本，必相让议曰：是非香奁语也？是为应酬作也？概置不录。”王晫分析这类选词者的心态，无非是想取悦于贵人，然贵人喜好却不在此，自然也不在乎刻名的多少，同时又使韦布之士对之怨恨入骨，最终是双方都未能尽心如意。在批评几种不良习气后，王晫提出自己选词的主张，要求操选政者“毋以己意横于胸中，第就本集孰佳孰尤佳，细如论定，则便娟者无失其为便娟，豪宕者无失其为豪宕，合苏、辛、周、柳于一堂。”这样的选录原则也是当时优秀词选的经验总结，对当时选坛有指导意义，对今天操选政者来说仍是精当的论断。
注释：
〔1〕《词选标准论》，《词学季刊》一卷二号。
〔2〕《词苑萃编》卷十八
〔3〕王晫：《南窗文集》，卷五跋语。
〔5〕《书绝妙好词后》，《曝书亭集》卷四十三。
〔4〕〔16〕〔17〕〔18〕《词综·发凡》
〔6〕《十五家词序》
〔7〕陈维崧：《蝶庵词序》，《迦陵文集》卷二。
〔8〕〔13〕《贺新郎·钱塘卓方水年七十，走数百里来白下， 觅予合选〈词汇〉，于其垂成，作此志喜再用瑶星韵》。
〔9〕《史云臣蝶庵词序》，《林蕙堂集》卷五。
〔10〕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
〔11〕《广箧中词》卷一
〔12〕《填词》，《通志堂集》卷三。
〔14〕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 —127页。
〔15〕徐釚：《词苑丛谈》，卷四。
〔19〕《词洁发凡》
〔20〕《钱舍人诗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七。
〔21〕〔26〕《瑶华集序》
〔22〕《历代诗余序》
〔23〕《词综后序》
〔24〕《与梁药亭书》，《通志堂集》卷十三。
〔25〕《刻瑶华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