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视阈中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文化论文,视阈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1）02－0040－06
一、意识形态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空白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理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价值观自然淡出，构建新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直成为中国价值观的实际表述。在“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背景下，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概念。此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进行了大力宣传阐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连年设立一般项目及重大项目，直接支持对其进行研究，加上地方及部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等）的项目，投入资金以数百万人民币计。由于国家机器不遗余力的支持，理论界进行了大量理论工作，近四年来出版发表了几十部专题著作（以编为主），论文不少于千余篇，内容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内容、措施等诸多方面。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面对如此巨大的话语存在人们居然会视而不见，不断作出“中国无明确的核心价值”的判断。海外舆论如：
“从思想或意识形态上来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国家。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很多传统都被摧毁了。在当今的中国，金钱就是上帝。人们不再相信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美国依然代表着全世界民众向往的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美国人一直在向世界传达着一种清晰的理念。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更别提影响世界了。”[1]
“在扩大再生产的贫困体制下，生存的紧迫感早已使中国人的伦理意识出现麻痹。他们为了赚钱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而30年的开放经济政策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所以中国成为把钱当作宗教来推崇的国家。”[2]
总体来说，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一个衰落状态。因为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3]。
如果说，海外人士受各种限制，对中国问题的观察难以充分客观，那么，国内舆论又如何呢？[4]亦存在漠然视之的倾向：
“从现在到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继续生活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中，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而目前的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60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分别历时数千年与60年的精神主体结构为什么会瓦解与坍塌？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两种价值都不能提供信仰与道德规范的终极源泉。”[5]
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乱象“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本民族文明的传承，遭遇了‘文革’式的毁灭和随之而来的物欲侵袭，深深地不自信，外在反映是基本道德的缺失，而实际内涵是价值观和信仰的缺失”[6]。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公共外交研究室主任周庆安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了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稳定的价值观。”[7]
甚至，权威人士陈奎元也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和革命传统，现在“究竟还有多大分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问题不能凭理论家的判断为依据，也不能凭政治家的感觉下断言，而要看社会实践”，“各种信息提示我们，信仰不明，道德沦落，文化低俗的气氛正在弥漫，对中华民族的复兴造成严重的困扰。”[8]
应该说，正是国内外人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不以为然的态度，在一些人眼中，构成了中国“国家合法性流失”状态[9]的存在。不能不说，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不容乐观，只有不负责任的人才会满足于话语泡沫。
二、作为普遍现象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状态
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题的引领下，经过30多年的奋斗，中国的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9.36％，2004年中国人均GDP第一次进入1000美元。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326.8美元，经济总量目前已排在世界第二位。这样，中国完成了从最穷国家向经济起飞的转变。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日本用了42年的时间完成这个阶段，中国的速度比它快了近一倍。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所瞩目，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水平，邓小平早在1986年初就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0](P154)
可见，邓小平本人并非唯生产力论，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只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于一个正常并能持续发展的社会来说，社会本身及其成员的价值取向亦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也指出：“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11]
那么，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价值动力是什么？实际状态如何？这一状态是否能够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保障？这是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讨论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时说：“政府能够通过某种宣传手段增进人们对其政治理想和文化的理解……此类活动能够增强软实力，但是政府无法宣传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没能实现民主和人权等理想，仅仅通过无线电波推销它们是不够的。人们在做广告的同时，必须拥有可供出售的优质产品。”[12]
此话是有道理的，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不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它必须是现实的，才可能是有效的。当然，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在任何一个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一般都是致力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社会学现象上的社会核心价值是完全解构官方意识形态的，那么社会就一定会出现精神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再如社会道德面貌，2007年9月，《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起了“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由各地群众投票选举出来53位全国道德模范及254位提名奖获得者，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全国道德模范并发表重要讲话，激发了全国的道德建设热情。
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区分个案与趋势，否则，任何论断都是可以找到事实支持的。那么，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趋势是什么呢？
中国国内有这样一个调查结果：
在这一调查结果中，对于“财富是个人成就的反映”说法的支持率远远超过反对率。
美国《世界日报》2010年2月23日报道：根据路透与艾普索斯（Reuters/Ipsos）22日的最新民意调查指出，多数人心目中金钱的地位，现在比金融危机前更重要。报道说，特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更相信“金钱万能”的说法，现金尤其重要。而在美国，仅有33％的人把金钱视为成功的象征，远不及中国，比许多受调查国家都还低。[14]
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出现社会基本诚信衰弱的现象，另一方面出现理想信念的非主流化现象。前者如上海市政协的专项调查显示：诚实守信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可能是“无用的别名”，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认为一定会吃亏的占17.8％，大多数会吃亏的占30.6％，有时会吃亏的占41.8％；认为不会吃亏的比例还不到10％。因此可以推论，大多数市民对于诚实守信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对身体力行则还心存某些疑虑。[15]
后者如上海市关于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状况调查：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为4.7％，远远高于上海基督徒1.07％的比例。而且，有11.8％的大学生基督徒的信教时间为“1年”、41.2％的人信教时间为“2年”，两项之和为53％。这表明大学生基督徒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后天信教，并且信教时间发生在大学期间。[16]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中国犯罪数量打破了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态势，出现大幅增长。其中，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等案件大量增加。2009年1到10月，中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和治安案件发现受理数大幅增长，刑事案件数增幅在10％以上，治安案件数增幅达20％左右，全年刑事立案数达到530万件，治安案件数达到990万件。蓝皮书还指出，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在2009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7]
种种迹象说明，主流价值观发生了生存性危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迫在眉睫，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针对性首先在此。
三、主流价值观失落的深层次文化矛盾分析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19世纪时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文化、性格结构和经济充满单一的价值体系”，到20世纪时，“这一切都被资本主义自己所破坏了。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它热情地鼓励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而破坏了新教道德”。“后工业社会不能提供先验的道德学——除了少数专注于科学之殿的人们。而反对遵循道德法规的态度使人陷入根本的‘我向主义’，结果疏远了与社会的联系以及与他人的分享。这个社会的文化矛盾就是缺乏一个扎下根子的道德信仰体系，这是对这个社会生存的最深刻的挑战。”[18](PP528－531)
在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进一步深化了此一研究。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个概念，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卢梭曾经寻找过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在经济上追求个人利益，满足个人贪欲；在文化上增进自我，扩展自我。人们常常牺牲公众家庭的利益，从而在市场上去追逐个人经济利益的积累。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每个人自由行动，放纵各自不道德的欲望。
也就是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受制约于追求效益的经济原则，而文化强调自主性，以自我作为评价的试金石，于是两者之间发生断裂，结果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的活动导致资产阶级价值观在文化意义上被抛弃，从而引发了社会价值观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在提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时，也将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国家，他说：“这些矛盾主要产生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共产主义世界在它追求效益和许诺个人实现的过程中，是否也会遇到这些矛盾，目前尚不清楚。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苏联建成了消费社会之后会有什么变化。至于中国，他们将看到俄国人的前车之鉴。”[19](P61)他的意思是，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消费主义作为国家发展的导向，那么会不会出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难以料定。30多年后，这个问题在中国已经可以现实地触摸了，因为中国式文化矛盾已经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文化矛盾”这一概念可以有两层含义：一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一是同一文化主体的内在对立。后者更为深刻，贝尔所言的“文化矛盾”即此。只有承认文化矛盾的存在，解决能够解决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才能使主流核心价值观与事实上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保持大体的一致。
为什么说存在中国式文化矛盾呢？这是由社会经济制度、经济机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决定的。实际上，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就是基于此的，可以说，贝尔不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分析框架。
最近30年来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说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关键是所有制的变更。这一变更在形式上表现为体制的变化，而在内容上却反映了社会资源在配置、占有及流动方面的变化，其基本取向是个体权利的扩大和公共权利的淡化。这一过程不仅不外在于人，而且还导致了人的利益、地位、关系的巨大变化。可以确认的说法是：当下中国人可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20]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式文化矛盾的最大存在：主流社会所选择的社会机制与它所需要坚守的观念形态不断疏远化。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从未动摇，但是，当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必须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国家意识形态便面临了自身与改变自身形象内涵的矛盾，而改变自身形象内涵的必要性就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选择。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选择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权力的推动所致，但国家意识形态的自身曾经是否认这一点的。既要做否定过的事，又不能放弃否定的话语形式，这就是内在矛盾。
关于市场经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用李泽厚的话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商业化。这一点虽然很突出，但至少就目前来看，它还不是坏事……它是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好途径。它不声不响地、静悄悄地在消解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在侵蚀、瓦解统治了几十年的社会观念体系、意识形态；由于它与市场经济、现代经济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最有力量，也最有效果，比‘精英’们的政治批判强多了。”[21]当市场经济的选择匆忙超越了国家意识形态时，顺理成章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会不断遭遇市场经济的解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名义下，全社会将发财的欲望合法化，所有关于道德的话题都只限于“戴面具”的场合。
在经验层面上，人们会看到一个显目的事实，从社会价值观的培养机构——学校教育开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叙说者（教育当局及教育者）同时充当了解构者。比方说，思想道德教育首先是从学校抓起的，学校除了传授知识以外，更要在道德准则上塑造一代新人。可是，相当多的教育机构事实上在干些什么呢？媒体报道：在2010年4月的一次全国性教育界会议上，某省一位教育官员抨击道：“都说现在是法治社会，可还有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像教育领域如此普遍地存在违法现象呢？”他举例说，《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寓德育于教育教学之中，开展与学生年龄相适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可我们的学校放在首位的是什么？是数学、语文、英语。”[22]
智育优先的动力是应试教育，支持系统是教育产业化，即拼命向学生收取钱财，什么赞助费、择校费、转专业费、课外辅导费、资料费、降分录取费等等，不一而足（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曾经披露了一批国家重点大学在这方面的违规行为），引发巨大的社会公愤。为了具备更大的敛财资格，各类学校又拼命去用钱攻关，使之成为不同级别的重点学校，不停地去升级（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不停地去争取更多的硕士点、博士点（全国已经有1900多个点，而争取申报的就有2700多个点），大量的腐败行为存在于这些活动中，已无任何秘密可言。这样，教育机构一方面向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自己的行为在解构这种教育——由于它们敛财的对象就是学生及其家长，其自我解构不可能避开教育的对象——学生，这样就形成了教育作为文化母机的内在矛盾：它用好的思想道德去教育学生，可是它自己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所谓的“正确导向”是很难有真正的效果的。
再如媒体，在重要版面上宣传的是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可是在其他的版面上宣传的是解构的思想，如明明知道能源的紧张性，也知道都市里路与车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却还在津津有味地发表“有车的男人真性感”之类的文字；明明知道房产大王的目的是穷人买不起房，也知道以中国人口之众多，是不可能实行别墅化的，可还是有大量的广告或准广告的文字在宣传着人人都有别墅的梦想。西方的消费主义思潮不仅让更多的白领成为金钱的奴隶，也让穷人试图铤而走险，去追求不切实际的享受。这样，媒体作为先进文化的载体也存在明显的内在矛盾。
美国学者迈伦·马格尼特在谈到美国的社会问题时，提出了“贫穷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的观点，他说：贫穷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病症，都是因为有钱人发明的新文化——包括他们再造的理念体系、道德规范和相关机制，他们认可的、甚至称颂的行为——一穷人一旦实行起来必将陷入难以自拔的贫穷。在六、七十年代，有钱人那种追求个人自由的新文化摈弃了所有“过时的”资产阶级美德，使得传统上能够带来经济起色的行为和态度——包括享受在后、保持清醒、注重节俭、顽强勤奋等一一失去了应有的尊重；使穷人首先丧失了与命运抗争的责任感，从而压制了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力，最终阻碍了穷人的进步。[23]我认为，他这里实际上也是指认一种文化矛盾的存在：富人不愿意与穷人分享富裕，却在文化上不断地传染穷人，使维持社会所需的正确观念逐渐消退，人的愿望与现实处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于是社会冲突也就愈益增多。
英国学者汤林森更深刻地揭示过资本主义价值观批判的内在矛盾：“批判资本主义的人，经常又被反过来指控，说他们想要兼得鱼与熊掌。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的人指控它让某些人无法享用其物质收益；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罪名却又是散布了一个空洞而又‘物质取向的文化’（而这却又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就之上的）”，“即使是马克思——这位最有影响的资本主义批判家，也没有意识到此中的悖论（当然，在他那个时代是可以理解的）”[24]。就是说，马克思也是既肯定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就，但又去批判资本主义的物欲主义，这就产生了文化矛盾。
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上就是对一系列文化矛盾进行处理。文化矛盾这一概念有两层内涵：一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一是同一文化主体的内在对立。后者更为深刻。只有承认文化矛盾的存在，才能解决能够解决和必须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才是有效的，而不是空洞的、形式的。[25]
收稿日期：2010－12－01
标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个人核心价值观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