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经济增长和价值总量的关系——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一个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生产率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总量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价值总量之“谜”
如何看待价值总量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谷书堂（注：谷书堂：《求解价值总量之“谜”两条思路的比较》，载逄锦聚、柳欣、周立群主编：《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按照马克思关于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分析，在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作为财富量代表的价值却表现为日益的“缩水”，形成与使用价值量变化比例的巨大脱节；而教育部推荐的经济学教科书上却说“社会总产品的实物形式和价值形式是统一的”（注：吴树清、谷书堂、吴宣恭主编：《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同时，按照权威的经济学辞典和教科书的解释，用以衡量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产值类指标如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又都被定义为“价值”（如全部物质资料或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转移价值”、“新增价值”等）（注：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页。钱伯海主编：《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1页。），而决定国民收入的三个因素（劳动量、劳动生产率和物质消耗的节约）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国民收入的最基本的因素”（注：吴树清、谷书堂、吴宣恭主编：《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卫兴华等的提法似更有道理：“劳动生产率越提高，以实物形式和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就越多。”见卫兴华、顾学荣主编：《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劳动生产率却与作为“价值”的国民收入成正比！
到底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与价值总量是什么关系呢？谷书堂先生举用了美国1820年到1994年人口、就业和GDP变动的数据，见下表：
年份人口（千人）就业（千人）GDP（百万美元）
1820
96563105 12432
1850
2335214411(1870) 42475
1994
261558
64360(1992) 5903015
增长27.09倍增长约20.7倍 增长约474.8倍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
从表中就业人数和GDP变动比例的数据已能清楚地知道，社会财富、产值的增长大大快于劳动量、价值总量的增长，出现了似乎用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的“劳动价值余值”。这个巨大差额究竟应作何解释？谷书堂在《求解价值总量之“谜”两条思路的比较》（注：载逄锦聚、柳欣、周立群主编：《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中较系统地提出并探讨了这个问题，对理解和运用劳动价值论有着重要意义。
求解价值总量之“谜”的实质，就是对一国技术进步背景下产值总量与劳动总量的“总背离”程度作出解释，说明二者的差额或“劳动价值余值”的理论来源。
在谷书堂前述的美国例子中，就业增长了约20.7倍，而GDP却增长了约474.8倍，二者相差22倍之多！导致这个差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价格变化因素，也有价值变化因素；既有总劳动构成、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更涉及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内涵深化和外延广化的作用。
价值总量之“谜”，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产值与价值、价值与“劳动”发生背离，是因为在市场变化、分工深化和科技进步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中会产生“虚假产值”和“虚假价值”并不断被积累起来造成的。“总背离”就是在“名义产值→实际产值（名义价值）→实际价值→‘实际劳动’”的总过程中各个阶段多种背离因素作用的总结果。这种“总背离”由三大因素引起：
第一是价格因素。价格变化可产生“虚假产值”，造成“名义产值”与“实际产值”的背离。名义产值即以现行价格计算的产值，是我们分析的起点，但它的量由使用价值量与价格水平来决定。价格变化所引起的产值增加，我把它叫做“虚假产值”，它也是名义产值与实际产值的差额。解释价值总量之“谜”，就要在理论上使名义产值“回归”实际产值，消除“总背离”中价格变化引起的“虚假产值”。这就必须用产值“折算指数”把名义产值换算为实际产值，或者，按“可比价格”（不变价格）来计算使用价值量，得到实际产值的数量。这可以使“虚假产值”基本得以消除。但由于社会总产品结构的变化，使这种剔除“虚假产值”方法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有些基期存在的产品，报告期没有了或在总产品中的份额下降了；有些报告期存在的产品，基期还没有；或者，基期和现期都有的产品，也可能由于技术改进而使其在结构、性能上已有很大的不同。所有这些都导致同名称产品的“可比价格不可比”和产值折算指数失灵。
第二是劳动因素。这里指的是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普遍的“劳动深化”可产生“虚假价值”，造成“名义价值”（实际产值）与“实际价值”的背离。我把这种由于普遍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复杂程度提高所引起的产值统计量的增加额，叫做“虚假价值”，它构成“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的差额。产值与价值的关系是：由劳动决定的“真实价值”，通过“劳动深化”衍生出“名义价值”（即“真实产值”），再经过价格作用进一步演化为“名义产值”，名义产值是名义价值的价格表现。这部分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第三是结构因素。随着生产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原来完整的物质生产过程的许多活动不断被分离和独立出来，使原有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领域范围比重不断缩小，随之而来的是服务领域的日益扩大。这是产业演进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适应这一趋势，劳动就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作为价值源泉的“生产性劳动”概念也必然扩大。“劳动广化”引起的就业结构“净调整”……退出物质领域和进入服务领域的差额，也会导致“原初意义上的”劳动与“广化”后实际社会劳动的量的不一致，从而使“实际价值”的量发生同步变化。
分析以上三个因素是破解价值总量之“谜”的总体思路。第一个因素其意已明，无须多言；第三个因素涉及的不是产值与价值的背离，而是“原初意义”上的劳动（或价值），与劳动广化后的劳动量（或价值）的差距，这是个需要专门研究的大课题，作者将另文探讨。本文仅就第二个因素作些分析。
二、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的“虚假价值”
1.“劳动生产率无相关”原理。
价值总量之“谜”中的产值和“价值总量”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科技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求解这个“谜团”不能回避劳动生产率问题。根据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有三种情况：无相关、成反比、成正比。其中，“成反比”理论最为著名，但其基础却是“无相关”。
首先，“无相关”是从生产率本身性质的角度来看价值量与生产率的关系的。因而，此种关系也最为根本。按照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方法论，价值，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属性，而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页、第59-60页。）即劳动所生产的价值总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无相关的。
其次，“成反比”是在“无相关”的本质关系决定下，同一劳动过程中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在“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越高，同样劳动所生产的产品越多，不变的总价值量分摊在单位产品中的价值数量就越少；相反，劳动生产率越低，同一总价值量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价值量就越多。不难看出，“成反比”是“无相关”的本质关系在特殊情况下的必然表现形式。
最后，“成正比”是前述“无相关”本质关系的又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具体讲是从同行业中相互竞争的个别企业在一定时间内所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价值是同行业中不同生产者之间竞争的结果，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又成为不同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平均利润意味着，从长远观点来看，生产率提高较快部门所增加的好处必然为全社会不同部门所分享，而生产率提高较慢部门所受到的相对利益损失，也要由全社会各部门来分担，这必然导致虽然各部门都在争先恐后地改进技术以提高生产率，但各部门所能得到的价值（生产价格）总量却不会变化的结果。个别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距是竞争优势的基础。那些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其较少的劳动被承认为较多的价值量。相反，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较多的劳动只被承认为较少的价值量。这便使部门内的个别企业所得价值与其自身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
2.“虚假价值”和“价值坍塌”。
在现实中，率先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个别企业，会获取“超额价值”。个别企业巨大的“示范效应”会促使其它企业纷纷起而效仿，也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超额价值”，导致“部门总价值”的膨胀。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部门总价值”一波又一波地提高。在产品的市场价值来不及按照已经降低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调整时，不断膨胀的“部门总价值”中，“虚假价值”开始产生并不断积累起来。这个“虚假价值”，就是商品的“可比价值”与因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降低了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差额。随着“虚假价值”的数量增多，“部门总价值”所具有的“名义价值”的性质也随之增强，其“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的差额也就相应增大，表现为社会名义价值（亦即实际产值）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这个过程继续下去，一直到各企业都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新水平，“部门总价值”达到这一轮价值变化的顶峰时，“虚假价值”也就达到最大。“虚假价值”的逐渐积累迟早会转化为突然的“价值坍塌”：从价值是劳动时间的凝结的角度看，由于所有企业都在平均价值以上出售商品，失去相应劳动时间支撑的“价值”必然难以持久，使虚高的“部门总价值”摔落到地上（“实际价值”）。这时候，“劳动生产率无相关”原理和“成反比”的规律就开始强制性地发生作用。
但一切都会从头再来，新一轮的部门内竞争又会重复过去的一切。
劳动生产率是不断变化的，商品价值也必然变化，“虚假价值”就是按不变价值计算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额，“价值坍塌”就是消除“虚假价值”的过程，也是“名义价值”向“实际价值”回归的过程。
被“虚假价值”抬高了的“名义价值”的“坍塌程度”，既取决于部门自身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部门间竞争：如果该部门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扩大的产量，导致了该产品的供过于求，说明投入那里的社会劳动量超过了“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部门总价值”将以更大幅度“坍塌”；如果其它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按该部门提高的同等程度提高，则该部门的总价值就会“坍塌”到由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为止；如果各部门提高程度不同，则不同部门的“名义价值”要根据各部门提高程度差别来按比例“坍塌”。这是部门间竞争的平均利润规律的强制作用。
上述分析并没有贬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经济增长不是价值增长而是产值增长过程，其实质是使用价值的不断增加。价值理论是研究商品经济过程中人与人的利益关系的一套分析工具，强调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必借助于价值理论，只要求助于增长理论就够了。
三、由劳动深化引起的“虚假价值”
所谓“劳动深化”，指的是劳动熟练程度和复杂程度的提高。劳动深化会引起“虚假价值”。
1.“劳动深化无相关”。
价值关系的本质过程是通过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比较，确定各个生产者所提供劳动的社会承认程度或“实现系数”。竞争无非是竞争者竞相提高自己劳动“实现系数”的努力过程。价值本质上是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是你多我少、此消彼长的关系，全体生产者的总体“实现系数”永远只能是1，这是全体生产者劳动实现程度的平均数，不管个别生产者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把这个平均数提高到1以上。
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客观上是一条界定每个生产者利益大小的“基准线”，不同生产者由于其个别劳动时间长短状况的不同而分布在“基准线”的上下各方的不同位置，正是各个生产者所处“位置”不同，才使其个别劳动时间的“实现系数”有的＜1、有的＝1、有的＞1，而这对竞争者是利益攸关、生存攸关的。因此，说到底，价值本质上是个相对数，是一种比较，是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而“关系”是不能增长、没有“总量”的。诚如谷书堂先生所说，“价值量只是从相互比较时才有存在的意义，总量已经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可以不予考虑”（注：谷书堂：《求解价值总量之“谜”两条思路的比较》，载逄锦聚、柳欣、周立群主编：《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是用来描述同种生产中劳动深化程度的概念，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用来描述不同种生产中劳动深化程度的概念。平均地说，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和复杂程度需要劳动者反复练习、操作，需要学习、培训，这个学习过程也是“劳动过程”，这种劳动凝结在人体中就“物化”成了“人力资本”，增强了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使其在相同时间内能比非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熟练程度较高和复杂程度较大的劳动可被看作是“倍加的”非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客观理论基础。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折合倍数取决于二者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例；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换算倍数，由于不同产品生产中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可比，所以，具体到两种劳动的复杂程度差距有多大，只能交给社会（市场经济中就是交给市场）解决，通过千百次的交换、试错、调整来确定。
能不能以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而得出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全社会所创造的价值总量越来越多呢？显然不能。因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概念是相对的，其内容随着社会进步和技术提高而变化。过去的复杂劳动今天也许是简单劳动，今天的复杂劳动又会成为明天的简单劳动。社会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是个趋势，但在这个过程中，用以决定“单位价值”的劳动复杂程度也在水涨船高，社会价值总量不会因此而增加，正如以“分”作单位和以“角”作单位来计量都不能使一元变得更大一样。
2.虚拟“价值指数”。
价值是人们相对利益大小的概念，价值总量是不能“增长”的。但在劳动生产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复杂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常常呈现出社会价值总量增加的假象。如何计量社会价值总量的“虚假程度”？可以借用虚拟“价值指数”的概念。可以把“1＋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率”作为虚拟的“价值指数”，它表示劳动生产率提高过程中的“名义价值”（即“实际价值”与“虚假价值”二者之和）相对于“实际价值”的倍数。一如前述，劳动熟练程度提高中的“虚拟价值指数”也可以此衡量。在劳动复杂程度提高时，可把“1＋社会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提高率”作为“虚拟价值指数”，它表示社会平均复杂程度提高过程中的“名义价值”相当于“实际价值”的倍数。
但是，正像普遍的通货膨胀只在名义上改变产值数字而并不实际改变产值数量一样，普遍的“名义价值总水平”上涨也只增加“虚假价值”；由于这种名义上的价值普遍上涨对不同的生产者的作用程度相同，并不改变原有价值关系，即并不改变不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会造成损此利彼的后果，所以，客观上并不要求直接从名称上把虚假的名义价值量“改过来”，而是在维持名义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使单位名义价值把包含的实际劳动量减少（“价值贬值”！），这就是伴随着社会劳动“深化”和“虚假价值”产生而必然出现的“价值坍塌”。
“虚假价值”坍塌了，“名义价值”仍高耸着，导致了价值与产值（如GDP等）这个以货币表现的名义价值之间的巨大差距，形成了著名的价值总量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