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20年和今后2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加速与投资的加快有密切关系，以至于有些国外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与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一样，都是投入带动型的经济增长，并未伴随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是不可持续的。（注：见Krugman(1994)。关于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仅仅是投入带动性的增长，是否不可持续，学术界有许多争论。）本文分析改革期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导致资本形成加速的原因，从资本形成的角度对今后的经济增长趋势提供一个判断。
1.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改革期间，随着储蓄率的提高和市场导向的投资机制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1953-1978年的6.2%上升到1979-1998年的11.8%（均已折算为不变价格）。资本形成明显加速。根据作者的计算，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净资本存量（即按实际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净值计算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在改革以前26年间(1953-1978)平均约为5.1%，而在改革21年间(1979-1999)上升到平均10.2%。这对经济增长无疑发挥了强有力的带动作用。我国的净固定资本存量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估计只有1600亿元，到改革开始的1978年增长到5840亿元，而到1999年则增长到45100亿元（均按1952年价格计算）。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按照资本弹性为0.5计算，改革期间的物质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6个百分点提高到5.1个百分点，加速了约2.5个百分点。
改革期间的资本形成之所以加速，除消除了“文革”的消极影响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储蓄率的持续上升。从图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排除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的大起大落，国内储蓄率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在改革前从1952年的22%持续上升到70年代的34%-35%，于1978年突破了38%，并在改革期间大体保持了这个水平，在1992-1998年间则进一步上升到38%-43%之间。图1还显示了国内储蓄率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率、国内固定资本形成率的相关关系，说明改革20年来居高不下的国内储蓄率保证了该期间的高投资和高资本形成。
图1 国内储蓄率和国内固定资本形成率(GDP=100%)
注：“储蓄率”＝1－（最终消费+净出口）/GDP。“固定投资率b”＝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1980年以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无数据，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固定资本形成率”＝（固定投资率b）×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交付使用的新增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投资。50年代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率较高，主要是苏联援助的影响。由于缺乏数据，这部分投资未能从国内投资中剔除。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8、1999，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1997，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司1997。
导致储蓄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居民收入绝对水平的提高。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提高了2-3倍，同时城镇居民储蓄率也由8.9%上升到21.1%(1985-1999)，农村居民储蓄率由13.4%上升到28.6%(1978-1999)。这说明城乡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是递增的（国家统计局1998，1999。另见贺力平，2000）。近年来居民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导致高储蓄、低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见武剑，2000）。
居民储蓄的增长集中体现在居民银行存款的增加。1980-1998年期间，全部银行存款从区区1600亿直线上升到10.9万亿，其中居民储蓄所占比重从17%上升到了55%，已成了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目前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银行资金已取代了政府财政预算的位置，成为仅次于企业自筹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国家统计局，2000）。
2.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增长有重要贡献。
改革前的60-70年代，从储蓄到投资、再到资本形成的转化，效率相当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计划体制下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计划又常常失误，造成短缺和产品积压并存。积压的存货经常占国民总产品的很大份额，并大量报废，致使一部分储蓄最终被浪费掉了，不能转化为有效投资。其二，按照计划安排的投资项目经常由于计划失误造成报废，因而使相当部分用于投资的储蓄在投资过程中被浪费掉，而未能形成固定资产。
改革期间，投资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市场对投资的引导作用逐渐加强，使资本形成效率有了明显提高。从图1可以看到，自1978年以来，投资率和固定资本形成率的上升快于储蓄率，它们和储蓄率之间的距离与70年代相比明显缩小了。这说明改革期间有更多的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而不象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变成大量积压的存货或在投资过程中被浪费。（注：但由于缺乏数据，本文的计算对无论改革期间还是改革以前均未能扣除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后因投资项目失败造成的浪费。）
表1计算了改革前和改革时期各自的平均国内储蓄率、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本形成率（分别定义为国内储蓄、固定资产投资、新增固定资产与GDP之比）。固定资本形成率是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对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调整计算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排除投资中实际上未形成固定资产的浪费，可以看作是“净”固定资本形成与GDP之比，不同于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率。
表1 储蓄率、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率
1952-78
1979-98
增加
GDP=100
国内储蓄率29.2 37.07.8
固定投资率20.7 28.98.2
固定资本形成率
14.6 23.18.5
储蓄=100
固定投资/国内储蓄 71.0 78.27.2
固定资本形成/国内储蓄
50.2 62.6
12.4
注：各时期不同比率是该时期各年比率的算术平均。1980年前资本形成率的计算主要依据了国有企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固定资产形成数据。其他定义均见图1注。
资料来源：同图1。
在改革前的1952-1978年间，储蓄率平均为GDP的29%，而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不到21%，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只有不到GDP的15%。这反映了惊人的浪费。改革期间，储蓄率上升了7.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率上升了8.2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上升了8.5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储蓄到投资、从投资到形成固定资产的环节，效率都提高了。表中的最后一行显示，在改革前，每百元储蓄中只有50.2元最后形成了固定资产；而在改革期间上升到了62.6元，比前一时期多形成了12元固定资产。
资本形成率的上升说明了投资效率明显提高。但同时，它也显示投资中仍然浪费严重，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巨大潜力。
根据上面的计算，在改革期间国内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提高了8.5个百分点，其中不到一半（3.9个百分点）来自储蓄率的提高，其余多一半（4.6个百分点）基本来自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这说明市场导向的投资体制变革提高了从储蓄到资本形成的转化效率，加速了资本存量的增长。在以往的增长研究中，一般都未将这两种对增长的贡献相区分，而是将资本的加速增长笼统地等同于要素投入增长。这方面的制度变革贡献被忽略了。
计量分析显示，改革期间(1979-1998)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改革前提高了2.5个百分点。根据表1的计算和资本存量中的外资数据进行分配，其中约1个百分点应归功于储蓄率提高，而1.2个百分点应归功于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外资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约在0.3个百分点。（注：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是按照实际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价值并扣除了折旧之后计算的年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按弹性0.5计算。外资的贡献中不包括技术进步和外部效应的影响。）
3.国内储蓄率变动与未来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的国内储蓄率高达40%左右，是一个相当高的比率。根据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看，保持30%或高于30%的储蓄率是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但超过40%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要分析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有必要对今后储蓄率的可能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与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关系很大。市场不景气，以及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住房分配制度、教育制度等与市场化相关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使人们普遍感受到了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储蓄以防范未来的风险。根据武剑(2000)的模型分析，预期收入不确定是导致储蓄率上升的首要因素，占全部影响因素的32%。其他因素依次为收入增长(18%)、通货膨胀率（17%，负相关）、经济货币化程度(9%)、贫富差距扩大(7%)、名义利率变动(7%)、资本市场发展(5%)等。
最近采取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边际储蓄率。但由于上述这些不确定因素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储蓄率在今后几年内不大可能大幅度下降。在较长时期，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人们对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提高、市场状况改善，储蓄率在今后10年内下降到30%-35%之间是比较可能的。
更长期的因素是青年一代消费观念的变化和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负担加重。目前和未来的青年一代消费欲望会强于他们的上一代。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在2020年以后出现（见蔡瞭等，2000）。这些因素可能使储蓄率在2020年以后有较大的下降，例如到30%或更低。但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香港等地高速增长时期和高速增长后期的情况看，储蓄率低于25%的可能性不大。
高储蓄率提供了维持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率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已被东亚经济增长经验所肯定。但另一方面，过高的储蓄率以牺牲当期消费为代价，在投资率受市场景气状况限制的情况下还可能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如果能够有效减少投资中的浪费，提高投资效率，那么即使储蓄率降低到30%左右，仍可能维持接近于过去20年的较高资本形成率。不过，由于投资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内生关系，即使资本形成率不变，在动态调整过程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逐渐回落，因而今后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将低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
4.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与增长潜力。
我国的投资体制在改革期间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其一是投资主体的分散化，由国家投资为主转向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居民等多元投资的混合模式。其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市场引导（尽管目标和行为方式与纯粹市场导向的竞争性企业有所不同）。其二是融资方式的变化，投资主渠道由政府财政拨款转向国有银行和企业自筹。
但这两个变化并不说明在投资领域已实现了市场化的改革。从表1可以看到，尽管改革期间资本形成率比改革前有了较大提高，但实际上投资效率仍然相当低，每年存货增加的部分仍占到总储蓄的20%左右。这方面的改善将有赖于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此外投资损失（即投资与净固定资本形成之差）约占总储蓄的16%。假设今后投资体制进一步改革和经济效率进一步提高可以使两者各减少1/3，那么固定资本形成占储蓄的比重就能从过去20年的63%提高到75%。那样，即使储蓄率下降到31%，仍能保持现有的资本形成率不变。这就是说，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有可能在较快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基础上仍然保持较高的资本投入。
投资效率不高的原因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首先，投资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严重偏离市场导向。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迅速，对经济增长作出了主要的贡献，而许多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佳，增长缓慢，亏损严重，导致国有企业在产出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部分持续地投入国有部门，特别是银行资金严重向国有部门倾斜，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实际上用在了对亏损企业的扶持，造成了资源使用的浪费和低效率，以及大量的银行呆、坏帐。199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8%；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在GDP中的比重约占38%(1998)；但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单位仍然占了主要部分(53%)。国内非国有企业（集体、个体、私营、股份企业）分别占工业产出和GDP的56%，却仅占投资的38%左右（见表2）。国有企业在90年代经济效益下滑严重，但投资导向却完全没有反映效益的差别，导致高投入、低产出，大量消耗投资资金的情况持续存在。虽然近一两年国有企业的情况有较明显的好转，但外部因素较多，改善的基础不稳固。资源配置人为地向低效率的企业倾斜，显然是投资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2 不同投资主体占工业产出份额和占投资份额的比较(1999)
国有
非国有
其中：集体、
外资及
其中：
个体、私营、股份
港澳台资
农业
工业份额(%)
28 72
56
16
GDP份额(%)
38 62
56
6 17
投资份额(%)
53 42
38
9 7
注：工业份额和投资份额分别为各经济成分占工业总产值和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其中“国有”包括国有控股。农业投资是按农民家庭用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其农业生产费用开支1/3的假设并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相加估算的。GDP份额是作者根据各行业的统计数据推算的，为1998年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2000。
其次，迄今为止作为融资主渠道的国有银行系统并没有完成商业化。银行间只有有限的竞争；利率刚性，不反映金融市场供求关系变化；银行在过去担负了支持国有企业的任务，因而形成了巨额坏债。而在经济活动中更为活跃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大量中小型非国有企业却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以支持必要的投资。
尽管最近采取的清理坏债和国有企业债转股等措施减轻了企业和银行的负担，但深层次的机制问题还没有理顺，投资倾斜和非国有企业融资渠道不畅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上述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必将继续造成资源的大量耗费，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实力。同时这也说明，通过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将会给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潜力。
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任务：
第一，政府进一步减少对一般竞争性行业的行政干预，减少在这些领域的投资，集中精力搞好有外部效应的公共部门投资；同时创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促进要素市场形成，完善信息、科研、知识产权服务，优化投资质量和结构。
第二，在那些国有企业仍占有优势的竞争性行业，资金的投向应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与推动现有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产业重组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并积极引进非国有企业参与这些领域的竞争。
第三，推动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变银行资金按所有制倾斜分配的状况，加强对投资主体的预算约束，逐步向浮动利率过渡。
第四，开放金融领域的公平竞争，积极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性金融结构）；培养风险投资机制。
5.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外资投入在80年代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增加。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3年的19亿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115亿美元，1992年以后增长率加速到年均30%，1997年达到了644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452亿，大约是全世界每年流向发展中国家外资总额的30%上下（见贺力平：2000b）。但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市场状况变化等原因，1999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到403亿美元。
目前虽然国内储蓄较高，就数量而言未必需要以外资来补充，但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管理和体制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因此引进外资在推动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推动竞争和体制改革方面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其负面影响则需要通过政策调整减缓，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包括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国内产业实行有限度的保护，在一定时期内不开放资本市场等等。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国内竞争，为开放创造条件。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引进外资并不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唯一途径。例如家电等行业的经验证明，直接引进和消化外来技术，以及国内技术开发，同样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过，除了外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外，使用多要素的时间序列生产函数分析目前尚不能证实外资在宏观意义上带动技术进步和通过外部效应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这方面的可能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同时发现出口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其中外资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外资对增长的贡献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出口来表现的。（注：国外已有不少研究证明出口部门对整个经济有积极的外部效应。例如Feder(1983)）表3和表4中计算了外资在全部固定资本存量中的份额，和外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它显示外资在1979-1999年期间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但在90年代的贡献明显高于80年代。
表3 资本存量以及外资占资本存量的比重
（亿元，1952年价格）
年份全部资本外资占资本存量份额(%)
内资
外资
1980 6837 38 100
0.6
1990 17760 870 95.1
4.9
1999 45132 4625 89.8 10.2
注：外资中包括了港澳台投资。内资和外资均以全部资本存量为100%。因为无外商投资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数据，外资存量的计算未扣除投资损耗。但估计该损耗会明显小于国内投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表4 国内外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时间资本增长率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GDP增长率
内资
外资
合计
1953-785.1
2.6
-
2.6
6.1
1979-99
10.2 4.8
0.3
5.1
8.9
其中79-90
9.6 4.6
0.2
4.8
8.0
90-99
11.0
5.2
0.4
5.5
10.4
注：作者认为公布的GDP增长率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根据计算对此进行了调整。外资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是根据外资占总资本的比重计算的（基于内、外资边际生产率相同的假设）。
资料来源：计算和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原始资料取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不同年份）。
如果考虑到外资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可能较高以及可能的“溢出效应”，并假设这与其直接贡献相等，那么其对增长的全部贡献可能达到了0.6个百分点（外资的全部贡献包括直接贡献和假设的生产率贡献。后者包括两个可能的内容：(1)其生产率高于内资的部分；(2)溢出效应，即其技术和管理的示范和扩散效应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这仍然显著地低于国内投资和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6.结论。
综上所述，改革期间(1979-1998)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使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提高了2.5个百分点。这与储蓄率的提高关系密切（约1个百分点），但更重要的是改革带来的资本形成效率提高（1.2个百分点）。外资投入对增长的贡献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约占0.3个百分点，加上伴随外资而来的技术进步，估计有可能达到0.6个百分点。
今后中长期储蓄率可能下降，而且在经历了20年高速增长后，资本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都将面临自然减速。但投资效率继续提高的潜力仍然很大。这有赖于企业制度和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使投资资源的配置更加市场化。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将可以基本维持目前的国内资本形成率不变，同时外资投入也可能有重新加快的趋势。
上述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资本存量的净增长在今后20年内有可能保持在年平均6.6%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今后进一步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加快，加速城市化建设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今后20年仍然可能保持平均6%-7%之间的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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