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政策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启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01）04－0008－07
一、导言
自从1999年11月美国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来，世界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全球性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已发生10余次。今年6 月发生在“八国首脑会议”期间的意大利热那亚的反全球化示威，更使反全球化运动达到了颠峰状态。正如取得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于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样，而今正逐步加强的全球化似乎正在击碎“共享资本主义”的神话，动摇着福利资本主义的基础。
反全球化运动人士的构成十分复杂，他们中有来自全球各地的联合会与工会（Unions and Labour）、环保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人士， 有土著人（Indigenous），有社会主义者，有性别平等主义者，甚至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反全球化运动的目标也不甚单纯和明确。工会组织有自己的目标，环保组织有自己的目标，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自己的目标。不过从热那亚示威的诉求来看，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似乎是反对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化。
反全球化运动者认为，时下流行的“全球化”实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使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加剧。
确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分化加剧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贫困化和边缘化群体；在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大批可以在全球经济中行动自由、富可敌国的新贵。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增强竞争力而将投资转移至海外，原有的“福利国家”制度运行日益艰难；在第三世界国家，富者进入了所谓的全球经济体系，而一些穷人、弱势群体与土著居民仍然在饥饿线上徘徊。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全球化的利弊、“善恶”、“美丑”和“为谁”的争论便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全球化的拥护者相信，全球化意味着进步，将使富者愈富，贫者变富，应该加快推进。而反对者则认为，全球化加剧了利益分化，带来了社会动荡，应该放慢、停止或逆转；只有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能够均衡分布，或者只有全球化能够与人类的核心价值观（诸如民主、国家尊严、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等）相协调，全球化才值得推进。
在国内，关于全球化利弊的争论虽然不如海外那样激烈，但这种争论已经开始了。1999年11月美国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之后，世界反全球化运动日益引起国内舆论的关注。其中，全球化的分配效应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发展将日益与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不容置疑，全球化进程也将深刻影响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研究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政策涵义，对于防范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不拟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做深入探讨，而主要根据国际经验，对全球化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分析，以为中国入世之后防范利益格局急剧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提供政策借鉴。
二、理论假设：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利弊兼具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贸易自由化和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化的过程。由于目前阶段劳动力跨国流动还存在着许多障碍，相对于资本流动自由化，劳动力流动自由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可以忽略不计。鉴于此，笔者只分析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的实质是通过相互减让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实现各经济体市场的相互开放和融合。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上是简单明了的，然而在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劳动要素的供给是固定的，而工资是可变的。根据著名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定理（注：即当商品相对价格上升（由于贸易等）时，在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回报率或收益率将得到提高。）［1，2］，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上升将导致实际工资的上升和资本收益的减少，反之亦然。通过贸易，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将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将上升；发达国家可能减少甚至或放弃劳动型产品的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规模将得以扩大。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可能会下降，相当数量的非熟练劳动者可能会失去工作，从而被迫边缘化；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可能会提高，其生活状况可能会得到改善。
这一理论假设贸易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发达国家资本富裕而劳动力短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短缺。实际上，国际经济的运行要比这复杂得多，因之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亦非一言可蔽之。图1概括地显示了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路径。
图1 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路径
1.贸易自由化通过价格结构的变动影响收入分配。贸易自由化将使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价格上升，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价格下降，尤其是那些曾经受到高度保护的产品，其价格将显著下降。价格结构的变动一方面可能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分配（如粮食价格的下降将直接导致粮农收入的下降，果蔬类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将直接导致菜农收入的上升），另一方面将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居民的收入分配。贸易自由化通过价格机制的引导，将使一国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些产业的规模将扩大，一些产业的规模将缩小，一些产业甚至消亡。在后两者就业的劳动力将面临失业的危险，从而将面临收入降低的威胁。至于就业于第一类产业的劳动者能否提高其工资收入，则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着具有完全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其工资往往由生存工资（注：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即存在着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有时称生存部门）。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工资由生存部门的生存工资（所谓生存工资，是指这样一种工资水平，当劳动者的工资低于这一水平时，劳动者便不能生存）所决定。只有当生存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出因劳动力的转移而提高至超过生存工资的水平（在发展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工资水平才能上升。）确定，在生存工资提高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总水平很难提高。但不排除就业于此类行业的管理阶层、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大幅度增长的可能。
2.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动力结构（注：作者特指竞争动力的来源和竞争的强度，即竞争发生在哪些竞争者之间和竞争的激烈程度。）的变动影响收入分配。贸易自由化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仅发生在不可替代的产品之间，而且发生在可相互替代甚至是同类产品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将加剧市场竞争。一国企业不仅面临来自国内企业的竞争，而且还将面临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面对竞争的加剧，企业往往采取以下应对措施：第一，压低在职职工工资；第二，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第三，用熟练劳动代替非熟练劳动；第四，转移经营方向，前两者显然使职工工资面临下降的压力；第三者不利于非熟练劳动工资的增长，而有利于熟练劳动工资的增长；第四者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收入分配。
3.贸易自由化通过政府作用的变化影响收入分配。贸易自由化减弱了政府试图通过对产业的保护和市场的干预影响收入分配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可能通过增加对弱者的转移支付、对特殊行业（如农业）的补贴来影响收入分配。
还应该说明的是，对于一个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国家来说，并不是每一个劳动者均有机会参与贸易自由化进程。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只有当劳动者的产品是可贸易的产品时，劳动者才有可能在自由贸易中获益。因此，那些完成初等教育或更高教育的劳动者可能受雇于可贸易产品的生产部门，因而可能受益于贸易自由化，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可能被排除在外，享受不到贸易自由化的好处。
（二）资本流动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从而增进全球福利，包括增加穷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穷人的福利。然而，从反全球化运动不断高涨的现实来看，资本的跨国流动似乎对不同的阶层产生了不同的福利影响。
如果将全球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那么，资本的跨国流动包括资本在发达国家之间的流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虽然从跨国资本流动的量来看，目前资本流动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但从对全球化的争论来看，人们似乎更加关注资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为了集中分析资本的跨国流动对富国和穷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此只考察资本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流动。
1.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出
（1）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发达国家资本富裕， 在有些国家甚至达到饱和状态。不得不在海外寻求机会。这是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出的重要动因。导因于此的资本流出对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一般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因为投资利润的汇回而产生正面影响。
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出的另一动因是发达国家内部的结构调整。根据产品周期理论（注：该理论把产品生产分为4个阶段， 即“崭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标准化产品”阶段和“产品老化”阶段。这种理论认为，产业转移首先导因于发达国家内部的竞争。），一些产业在其产品达到“老化”阶段之后，在发达国家市场投资便不具备吸引力，发展中国家便成为这些产业的主要投资地。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工资成本低，这些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资本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的资本。它们的流出，有可能缩小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规模，将发达国家的低素质劳动者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从而降低这些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但应该看到，发达国家的结构调整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就业机会的创造过程，一些曾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劳动者，可以在新兴行业中寻找就业机会。
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第3个动因， 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为海外资本提供了超国民待遇，资本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回报。有人认为，源于避税目的资本从发达国家的流出，有可能削弱发达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国家保护穷人的力量，从而动摇福利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
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第4个动因是进行金融投机。 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力，致使那些游弋于国际资本市场的金融资本能够通过各种投资方式把发展中国家的剩余转移至发达国家，从而提高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
（2）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 人力劳动力富裕。从理论上说，跨国资本的流入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总规模，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总水平。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跨国资本不是均衡地流向所有的产业部门，其所带来的福利效应通常不是均匀分布的。跨国资本一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可贸易品生产部门，资本流入贸易自由化部门将提高这一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减轻社会贫困。这些部门往往集中着或正在吸引着发展中国家的熟练劳动者。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熟练劳动者有可能获益于海外资本的流入，其中的一些人可能成为高收入阶层的一员。但是那些在传统生存部门的劳动者则很少受到跨国资本流入的影响，继续接受着低得可怜的“生存”工资。
另外，还应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就是海外资本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资本在进入发展中国家之后，便立即开始以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从而将一部分劳动者推回到传统的生存部门，或将他们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这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将面临下降的危险。更有甚至，一些资本的流入只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扭曲的反应，只是为了利用市场的无序攫取超额利润（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前流入东南亚国家的部分资本）。如果是这样，那么，资本的流入不仅不利于福利的增加，反而使发展中国家“悲惨的增长”雪上加霜。
2.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出
发展中国家市场是正在成长中的市场，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和政治危机频现，发展中国家市场一般也是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的市场。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了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回流”现象：一方面，跨国资本的利润为躲避风险而反向流入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为寻求安全而向发达国家转移（这两种现象都客观地存在着）。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将提高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
三、经验事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发展中国家情况不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比较复杂，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不一样，很难用“有利”或“无利”概括之。理论上，经济全球化将对一些社会阶层的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理论分析不能肯定地回答经济全球化是否会恶化一个国家内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格局的总态势。从经验事实来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发展中国家情况不一。然而，从一些实证分析资料来看，这些不平等的加剧是否归因于或全部归因于经济全球化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发达国家：以美国和欧盟为例
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分成两个时期，即分为1946—1973年和1973年至目前两个阶段，那么，很明显美国大多数居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呈现逐渐困难的局面。前一个时期是经济快速增长，且增长收益广泛分享的时期。这一时期，普通雇员的工资增长80％。1973年以后，他们的工资下降了。
1973年以后，美国的失业率也较前一时期为高。这一时期，临时性就业大幅度增加，就业的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由大公司（如IBM 和通用汽车公司）提供的终身就业机会显著减少。一项对美国400 家大公司的调查表明，1979—1990年，员工经常感到有被解雇危险的占24 ％， 而1995—199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6％。
近年来，美国的贫困和不平等也迅速增加。1960年美国儿童的贫困发生率为27％；1973年降到14％；1993年又上升至23％。战后美国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努力大都付诸东流。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收入之比由1947年的9：1下降到1973年的7：1，而后又呈现上升之势。最近10余年来的增长收益几乎都流入到了美国最高收入的5％的家庭中。 这种趋势也没有在近年来的经济恢复中得到扭转。的确，多数美国人难以指望在经济扩张中增加收入是目前这一阶段的特征之一。“布雷顿森林”时代的“水涨船高”现象已经成为历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大多数欧洲工人的境况虽没有美国的情况差，但他们同样忍受着工资增长减缓和就业机会减少的痛苦。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发生了经济剩余的分割向资本倾斜的现象。在美国，90年代以来，公司利润占GDP的比重逐渐上升。在欧洲， 收入向资产所有者转移的幅度要比美国大。在欧盟国家，1997年的商业部门利润占增加值的比重比1970—1980年的平均水平高5.5个百分点。
那么，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是否是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呢？为回答这一问题，国际上一些学者对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变动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有的研究认为，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而有的研究则认为，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与经济全球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如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增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这项研究同时还表明，贸易增长并没有扩大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内部的工资不平等，在美国似乎还发现贸易增长与制造业内部工资不平等下降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些研究认为，工资收入差别的扩大可能与发达国家出现了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如软件产业）有关。
（二）发展中国家（地区）和转轨国家
如果说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具有某种程度一致性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则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
国际上一些学者对不同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研究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东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保持稳定或有某种程度的下降。而在20世纪9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总体上有上升之势。这些国家中泰国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呈不断扩大的局面。1987年以来，东欧转轨国家和前苏联国家特别是东南欧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不断上升，且在20世纪90年代呈加速之势。南亚的情况比较复杂，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的不平等略有上升，而巴基斯坦的不平等程度相对稳定。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情况与东亚的情况相似，其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保持稳定或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上升。
表1 有关区域国家内部收入平等状况（吉尼系数[a]和泰指数[b]的变动）
区域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DS/UW Ginis[c]UTIP Theil[d]DS/UW Ginis UTIP Theil
东亚稳定或下降, 直至80年代后多数国家小幅 平均些微上升;
泰国上升 期之前,稳定或
上升 除印度尼西亚
略有下降 外,均上升
东欧和前苏联情况不一:许多 直至80年代后多数国家大幅上中欧画家大幅上
国家适度上升,期,相对稳定或
升,特别是前苏 升,前苏联相对
另外一些国家 略有下降联和东南欧国家稳定
保持稳定
南亚
情况不一:印度 印度、巴基斯坦 情况不一:印度 情况不一:平均
和巴斯斯坦略有和孟加拉国平均 和巴基斯坦些微小幅上升;印度
变化,孟加拉国 小幅上升变化，孟加拉国略有下降,孟加
迅速下降,斯里 大幅下降,斯里 拉国大幅上升,
兰卡大幅上升 兰卡回升至70 巴基斯坦小幅
年代的水平上升
撒哈拉沙漠以南 下降;低速增长 平均适度下降;
大多数国家上升大幅上升;多数
不利于城市居民大多数国家下降国家不断上升
拉丁美洲情况不一:巴西、
平均轻微上升;
情况不一 大幅上升:在15
哥伦比亚委内瑞在18个国家中,个国家中,10个
拉下降,智利和墨
6个上升,6个下 上升,3个下降,
西哥上升 降,6个不变2个未变
注：（a）（Gini Coefficient）不平等程度度量指标。其值在0和1之间，0表示绝对平均，1表示绝对不平等。
（b）（Theil Indice）不平等程度度量指标。其值在0和Ln（n ）（n为收入组别数）之间，其值越大，不平等程度越高。
（c）来源于DS／UW数据库。 DS 数据库（Deiniger and Squire Database）是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完成的，包括吉尼系数和各1／5人口组别的收入份额。UW数据库（UNU－WIDER Database）是对DS数据库的扩展。
（d）来源于UTIP数据库。UTIP是The 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 Inequality Project。
资料来源：Richard Kohl and Kevin O'Rourke,"What is new about Globalization:Implications for Income Inequalityin Developing Countries",OECD-IEA/OCDE-AIE,2000.
表2展示了不同收入组国家的泰指数的变化情况。总的来看， 各组别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均呈先降后升的局面：20世纪70和80年代下降，90年代上升。对低收入国家来说，20世纪70年代早期，其收入不平等有所增加；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早期，其收入不平等或保持稳定，或有一定程度的下降；80年代中期以后，其收入不平等迅速上升。对于中低收入国家来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其收入不平等呈稳定下降之势；80年代后期和90年早期，其收入不平等又回升到其开始的水平。对于中高收入国家来说，其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之前呈下降之势，在以后的10年中基本上保持不变，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早期呈上升之势。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非OECD国家），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其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下降；80年代中期之后，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却猛烈回升。
国际上一些学者也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有些实证分析表明，全球化对其收入分配格局有着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有些研究则表明，全球化与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这些研究表明这样一个规律：当贸易自由化相对地有利于非熟练劳动就业机会的增长时，当国际资本流向非熟练劳动部门时，收入分配格局就会改善；反之，收入分配格局就会恶化。令人沮丧的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和国际资本的流入总是有利于“精英”阶层，而不利于“大众”阶层［3］。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与经济理论的演绎结果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表2 按收入分组的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趋势（泰指数）
1965-1969 1970-1974 1975-1979 1980-1984 1985-1989 1990-1994
低收入国家 0.040 0.052 0.049 0.047 0.061 0.093
中低收入国家
0.052 0.039 0.034 0.035 0.044 0.052
中高收入国家
0.031 0.026 0.027 0.025 0.030 0.038
高收入国家 0.079 0.071 0.048 0.048 0.060 0.098
(非OECD国家)
资料来源：同上。
四、对中国的政策启示：力争避免收入不平等加剧
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意味着国际资本的流入更加自由。根据发展中国家经验，“入世”之后，中国有可能面临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的局面，为了防止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把“精英”和“大众”的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中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设计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包括制定普遍受益的贸易、外资政策，构建弱者扶持体系，建立完善的义务教育支持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鼓励劳动者合理流动等。
（一）制定普遍收益的贸易和外资政策
根据理论分析和发展中国家经验，“入世”将对中国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劳动者（居民）的收入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纺织等劳动密集型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其收入有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一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其收入水平则有可能面临下降的压力；在出口部门（注：与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存在“交集”。）就业的劳动者，其收入水平有可能以较快的速度提高；在受到进口冲击而陷入衰退状态的部门（注：与具有比较劣势的部门存在“交集”。）就业的劳动者，其收入水平有可能下降，而那些出口部门较为发达的地区的居民的收入水平可能得到较快提高；那些出口部门较为落后的地区的居民的收入水平则可能难以得到提高。
从“入世”谈判过程来看，外国资本主要对投向贸易和金融领域感兴趣。这些领域一般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高素质的劳动者将从国际资本的流入中获益。而对于低素质的劳动者来说，其福利则可能没有增长的机会。如果国际资本的流入带来的是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低素质劳动者的福利则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另外，由于投资环境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入世”之后，沿海地区吸引的跨国投资将多于内陆地区，城市吸引的跨国投资将多于农村，沿海地区和城市居民获得的福利增长将多于内陆地区和农村的居民。
鉴于此，非常有必要制定一套普遍受益的贸易和外资政策，以鼓励受益部门或地区带动受损部门或地区的发展。虽然，“入世”之后，国家不能再有诸如“外资出口企业必须采购一定比例的国内企业产品”之类的政策，但是，国家可以制定鼓励受益部门（或出口部门或受益较多地区）加强与国内受损部门（或非出口部门或受益较少地区）联系的政策（如规定购买一定比例的国内投入品者，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抵免或税收返还等），也可以制定鼓励外资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政策。
（二）构建弱者扶持体系
尽管从理论上说，“入世”可以使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受益，但是根据发展中国家经验，“入世”之后，特别是在短期内，中国必然出现一个遭受贫困化和边缘化的阶层。如果这个阶层的生存不能得到保证，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的倾向，也可能会出现“反全球化”的声浪。必须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尽快构建弱者扶持体系，为社会弱者提供食物保障、医疗保障、子女义务教育保障等。
（三）建立完善的义务教育支持体系
非熟练劳动者往往是全球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提高非熟练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是使之免受其害的根本途径。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是劳动者提高自身劳动技能的基本前提。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义务教育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由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差距，一些落后地区迄今未能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一些社会群体无力完成子女的义务教育。中央和各级政府必须加大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以真正实现“人人享受义务教育”的社会目标，促进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普遍提高。
（四）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政府除提供义务教育外，还可以提供有利于穷人的公共服务，包括职业培训、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服务等。
1.职业培训
职业培训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归于失败。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投入。职业培训的公共产品性虽然没有义务教育那样强烈，但雇主一般并不情愿投资于职业培训，而需要培训的劳动者则因为贫困而无力缴纳培训费。因此，政府在职业培训方面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要增加在职业培训方面的财政投入。
2.公共卫生
身体状况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包括进行基础卫生和营养教育，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消灭蚊蝇及其他害虫孳生的土壤等）是改善劳动者身体素质的重要途径。我国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曾取得过令人骄傲的成绩。但是，近年来，由于集体经济力量的削弱，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有逐渐减少之势。这不仅不利于贫者脱贫，还可能导致新的贫困人口的产生。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服务。
3.基础设施服务
国际经验表明，一些穷人从更加开放的经济中获得益处的潜在机会可能因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匮乏而丧失。如偏远地区穷人的劳动产品因交通阻隔而不能进入市场，从而影响劳动者的收入；一些人因享受不到电信服务而缺乏就业信息，从而丧失更好的就业机会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贫富差别较大。为使更大的地区、更多的人口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益处，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服务。
（五）鼓励劳动者合理流动
鼓励劳动力合理流动，尤其是鼓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抑制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重要手段。现在还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流动壁垒。劳动力壁垒的存在限制了全球化利益的扩散。应根据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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