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亚战略——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地缘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日本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 8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7)02-0067-05
苏联解体后，中亚从一个原本在地缘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地区变成“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按照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说法：“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1] 除独特的地缘政治战略意义之外，中亚还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被称为“冷战时代封存下来的宝贵财富”。正因为如此，冷战结束之后，各大国在中亚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日本当然也不甘落后。从派遣“丝路能源团”到建立“中亚+日本”对话机制，从积极购入中亚油田股份到打通南方输油通道，一张中亚能源网正在慢慢成形。2006年8月28日至3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访问中亚国家。而这次访问与小泉8月10日的蒙古之行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正全力展开新一轮的中亚外交。毫无疑问，能源是当前日本中亚外交的首要目标，但是，在能源外交的外衣下，隐藏着地缘政治的深厚考虑。正如8月30日日本《读卖新闻》社论所称，“对资源小国日本来说，强化战略性的资源外交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2]，日本的中亚政策可谓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巧妙结合。
能源安全是日本中亚政策中核心的一环。石油是现代国家国民经济的命脉，其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集中反映，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国家安全。因此，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稳定、充足的石油供应成为各国能源安全追求的主要目标[3]。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的能源消费国，石油占日本一次能源总供给的52％，但日本同时也是个能源极度匮乏的国家，其原油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其中88％来自中东[4]。日本本国仅在日本海沿岸拥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油田，其产量仅占全国石油需求量的0.2％。因此，能源外交一直是日本外交的重点之重。在经历了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政府积极调整能源政策，密切与产油国的关系，追求能源进口多元化。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不稳定，很自然地，日本把越来越热烈的目光投向了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的中亚地区。
中亚五国于1991年底独立后，日本是最早承认中亚五国独立的国家之一。同年日本就开始接收这些国家的研修员，并派遣专家。在1992年10月召开的支援原苏联地区的东京会议和1993年4月召开的西方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日本各承诺了1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其中的一部分便提供给了中亚五国[5]。日本还于1992年和1993年分别向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提供紧急救灾援助。从1993年5月起，日本连续向中亚派遣规划调查员，调查可以提供援助的项目。
1997年是日本中亚外交发展的重要一年。1997年7月24日，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提出了“欧亚大陆外交”新战略，中亚被置于重要位置。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抢占这个储量不亚于中东的能源宝地，通过加强政治影响和经济渗透来争取该地区能源开发及贸易的主导权[6]。为了贯彻“欧亚大陆外交”战略，1997年底至1998年初，日本外务省加紧制定和完善对中亚和高加索各国的双边外交政策，即“丝绸之路地区”的具体外交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与中亚地区进行双边政治对话，加强与中亚国家的高层交流；第二，运用日本的经济实力，为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和能源开发提供合作；第三，积极参与中亚地区民主化和政治稳定化等活动，扩大日本的影响。以此为标志，日本对中亚外交进入一个新阶段，不仅高层访问频繁，而且日本对中亚的政府开发援助也进一步发展。1999年和2000年，日本是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捐款国，是土库曼斯坦的第二大捐款国。
2004年8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访问乌、哈、塔、吉四国，并出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那举行的首次“中亚+日本”外长会议。“中亚+日本”系列对话标志着日本的中亚外交进入更为全面有序的阶段，即在“丝绸之路”双边外交的基础上展开多边外交。同年公布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也将日本援助重点区域从“以东亚、东南亚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延伸到“包括南亚、中亚的亚洲地区”。
2005年日本外务省把欧洲局的“新独立国家室”改编为“中亚-高加索室”，以加强对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的渗透。同年6月5日，第二届“中亚+日本”外长会议在东京召开。会议召开前夕，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做了题为“中亚——和平稳定的走廊”的演讲，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日本的中亚政策，明确指出中亚的稳定与发展对日本至关重要。一是因为中亚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及不稳定的现状。中亚地区宗教、民族构成复杂，恐怖主义活动频繁，是国际链条上的薄弱一环，一旦受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依赖程度高的日本。二是因为中亚国家拥有丰富的油气和矿产资源。中亚目前的原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多，大概相当于日本原油进口量的30％至40％，且产量有望翻番。该地区天然气的年产量约为1300亿立方米，约为日本天然气年进口量的1.76倍。虽然日本目前并不直接从该地区进口油气，但中亚作为全球油气市场的重要一环，仍与日本利益息息相关。此外，中亚金储量丰富。乌兹别克斯坦的金产量占世界第九，吉尔吉斯斯坦位列十七。而日本是世界主要金条进口国之一，2004年共进口80吨，其中6.7％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会后，日本同意帮助修建一条连接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南线”，向南打通中亚通向印度洋的出口，改变中亚严重依赖俄罗斯出海口的现状。日本还帮助阿富汗重建“环路”，辅助中亚陆路交通网的形成。此外，日本还密切关注修建从土库曼斯坦经过阿富汗、巴基斯坦直至印度的输油管线计划。
此次小泉访问哈、乌是日本政府实施“丝绸之路”外交政策以来一个最重要举动。小泉突出强调强化“中亚+日本”对话机制的重要性，并提出在此基础上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这表明中亚战略在日本对外整体战略中重要性的升级，也代表着新一轮中亚外交的开展。
可以看到，日本对中亚的能源外交是以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尤其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为开路先锋的。自中亚五国独立到2004年，日本已向五国提供了20多亿美元援助，是中亚首要援助国。应该承认的是，这一“软实力加柔性外交”对中亚地区的渗透取得一定成效。中亚国家对日也做出了积极回应。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认为日本是“先帮助当地实现经济现代化，然后再关注地区资源开发的楷模”，并对扩大与日本在能源研究和开发领域合作感兴趣。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强调，重现“丝绸之路”的活力必须扩大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外部世界的接触。2006年6月5日第三届“中亚+日本”外长会议召开之后，日本决定协助中亚国家建设一条能源运输通道，而作为回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四国则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小泉访问中亚期间，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发表的共同声明称，今后日本要与哈萨克斯坦保持定期首脑政治对话，并加强两国议员间的交流。哈欢迎日本企业积极参与对哈境内的石油、铀等天然资源的探测、开发及加工。双方还签署了关于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进行合作的备忘录。“哈方对日本在社会民主化、市场经济的推进以及保护人权方面的支援表示感谢，并将继续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29日，小泉在首都塔什干与乌总统卡里莫夫发表共同声明，强调要继续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确认“民主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保障的提高以及拥护人权诸原则对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之外，日本更多的是从地缘政治战略的高度去看待其中亚外交的。除了能源安全的考虑之外，日本中亚外交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在中亚地区与中国开展能源竞争，遏制中国的发展。
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中日两国面临着极其相似的能源安全问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对海外石油的高度依存。2004年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为40％[7]，而同期日本石油进口依存度为97.9％。其次，石油进口源的单一性和趋同性。中国和日本进口石油大多来至于中东地区，其中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存度为85％，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存度为56％。最后，石油供应多元化战略目标的趋同性。中日两国不仅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高，而且集中在政局动荡不稳的中东地区，这使得两国的石油安全都存在着潜在威胁。为了确保石油供应的安全，两国目前都在加强石油进口渠道的多元化。
当然，如何应对这些共同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可以有两种路径解决：合作或竞争。而选择何种路径，关键在于国家对于利益的判断，以及这种利益与国家整体战略之间的关系。日本在此问题上的利益判断是，如果与中国进行能源合作，虽然日本自身也能从中得到绝对获益，弥补日本国内能源匮乏的状况，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能源保障。但是，中国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将远大于日本获得的利益。一方面，中日能源合作将给中国带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一直接相对获益；另一方面，能源合作还将给中国带来政治和军事上的间接相对获益。这显然是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肯尼思·华尔兹明确指出：“当面对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性的时候，处于不安全中的国家必须考虑利益将如何分配。这导致它们考虑的问题不是‘我们都会受益吗？’而是‘谁的获益会更多？’在对预期的获益进行分配时，例如，以2∶1的比例进行分配，一国可能利用它的不均衡的获益，去实现意在损害或毁灭另一国的政策。只要双方都担心对方可能利用它增加的能力用于不利于自己的政策行动，那么，即使双方绝对获益的前景很好，也不会引发合作。”[8]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再加上小泉上台后日益右倾的政策，日本选择与中国进行激烈的油气竞争而非合作。
中日之间油气竞争其实早已开始，其激烈程度在中日关于“安大线”、“安纳线”之争时可见一斑。2003年，中俄两国石油公司签署了《关于“中俄原油管道长期购销合同”基本原则和共识的总协议》，决定修建“安大线”，岂料日本横插一脚，展开积极能源外交，游说俄罗斯先铺设“安纳线”。日本首相小泉为此在2003年上半年两次会晤普京总统，日本官方和商界全力配合，积极活动，并允诺给俄罗斯提供135亿美元贷款。这使得俄罗斯政府曾一度将中俄共同铺设原油管道的项目束之高阁。“安大线”中止之后，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就变得格外重要。
从时间上看，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外交起步略早于日本。中国与中亚五国互为邻国，其中与哈、吉、塔三国有长达3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在历史上，中亚作为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在中西交往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国介入中亚能源体系的根本驱动力在于该地区的能源安全性和地缘政治环境。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就建立在海洋和大陆两个支柱之上。对中东石油的过分依赖则意味着容易受制于美国，因为美国控制着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所有石油进口国的航线。这对于尚未拥有一支强大海军足以保卫这一远洋运输线的中国来说安全可靠性不高。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将外部能源的供给地定位在以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为主的中亚里海国家，显然是顺理成章的。1997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击败了俄罗斯的公司和美国的德士古，获得了哈萨克斯坦两大油田的开采权，承诺今后20年在当地石油公司Aktobe-munaigaz投资40亿美元，获得该公司60％的股权；还承诺建立一条从油田到新疆长达3000公里的输油管道，以及一条250公里的输油管道经过土库曼斯坦达到伊朗边界。中国在欧亚大陆石油争夺中的首度出击，在国际上引起极大震动。当时中国的意图被解读为一个清晰的“泛亚全球能源桥梁”石油安全战略：用两条哈萨克斯坦的输油管通向中东，再修建通向中国的输油管，这样，中国便处于一个有利的战略枢纽的位置上，把现有的和将来的石油供应国(中东、中亚、俄罗斯)和亚洲的主要石油消费国(中国、日本、韩国)连接起来，并绕开了美国对海洋的控制。中哈于2004年开始铺设输油管道，并以极快的速度于2005年年底完工。这一项目双方共投资8亿美元，输油管道长988公里。中国又在其境内铺设了20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独山子管道。
面对中国中亚外交已取得的成就，日本显得警惕和防范。2004年川口顺子中亚之行时，日本《读卖新闻》就发表评论称：“川口顺子此次中亚之行就是要在毗邻中俄两国的地区培养‘亲日国家’，增加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其目的就是牵制中俄。”[9] 2006年5月29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新国家能源战略》报告，强调日本要在与中国、印度的能源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小泉中亚之行期间，在日本各大媒体中和“资源外交”同样频繁出现的词汇便是“牵制中国”——小泉访美是为牵制中国，访蒙也是为牵制中国，这次的中亚访问还是为了牵制中国[2]。
冷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之一便是维持和加强日美同盟，因此，配合美国中亚战略、遏制中俄是日本进军中亚的第三个战略意图。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的战略目标便是建立和维持美国独霸下的单极世界。对于中亚这个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丰富的能源及其他战略资源的心脏地区，美国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加紧渗透和争夺。1997年7月2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塔尔博特就美国对中亚里海地区政策发表《中亚和高加索通向未来的路线图》讲话，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的目标是：“解决冲突与开发能源同时进行，使该地区成为美国21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遏制并削弱俄罗斯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影响。”[10] 同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中亚里海地区是对美国具有切身重要利益的地区”。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成立了“国家能源政策发展工作组”，制定新的《国家能源政策》，提出必须把能源安全放在美国外交政策首位，重视中亚里海能源开发。“9.11”事变之后，美国打着反恐旗号，派军队进驻中亚各国，并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这3个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国家，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计划”。美国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已达数十亿美元。美国副总统切尼甚至宣称：“我不能想象有一天会有一个地区在战略上突然变得象中亚里海那么重要。”
但是，美国在中亚地区扩张渗透所遇到的主要对手便是俄国和中国。俄罗斯迄今为止仍把中亚作为自己的后院，不希望别人染指。虽然前苏联解体后国力的虚弱使得俄罗斯只能眼睁睁看着美国进入这一地区而无力阻挡。但在经历了短时间的退让和防守之后，俄开始逐渐利用自己在政治、历史、地缘、人文方面的优势，巩固其在中亚的影响。在战略意图上，俄罗斯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确保自己在该地区的盟主地位，使中亚国家成为自己可靠的南大门和经济伙伴。中国在中亚的战略目标也很明确，一是保持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二是发展以能源为主的经济合作。中国并不谋求在中亚的局势存在，也不干涉中亚国家的内部事务，更不会将中亚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保持中亚的局势稳定及和平发展有利于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
2001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共同设立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在边界勘定、相互削减军事力量方面达成了类似“开放性地结盟”的一致。而能源合作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内容之一。2006年9月15日召开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五次会议，再次强调将能源合作优先。从地缘政治看，上合组织为中亚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多元化提供了地缘支撑。由于相邻的地缘关系以及中俄两个地缘政治大国的参与，上合组织对遏制冷战后美国单极力量在全球的急剧扩张具有重要作用。2005年7月，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两国首脑又签署《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从中不难理解中俄作为多极化格局的倡导者，在上合组织中的合作对于多极化新秩序的形成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
为了抗衡“上合组织”在中亚的影响，2006年4月，美国牵头在喀布尔举办“大中亚伙伴关系、贸易和发展”国际会议，中亚五国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参加；5月中旬，美又牵头在杜尚别召开“中亚毒品与安全问题”会议。这标志着美“大中亚”计划从酝酿步入实施。“大中亚”计划的战略目标一是将中亚从独联体中剥离、肢解上合组织、削弱中俄影响，建立美主导的地缘政治板块；二是以中亚、南亚一体化为诱饵，形成“南向能源输出战略”，控制中亚能源。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日本对于美国的中亚政策自然是心领神会，亦步亦趋。从时间上看，1997年日本提出“欧亚大陆外交”新战略的时间也是美国宣布中亚成为美国具有切身利益地区，并将加强美国中亚战略的时间。对于美国新建提出的“大中亚计划”，日本也即刻作出回应。
2006年3月18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出席美澳日“三方战略对话”，决定对中亚采取协调一致步骤，将中亚纳入西化轨道。2006年6月麻生太郎在其主持的日本中亚外长会议上，推出日本针对中亚的三大外交方针：一是“从全局看地域”。强调日本的中亚外交必须具备全局视点。具体而言，就是提出打通“南方路径”，即将中亚的能源通过南方阿富汗、巴基斯坦后接入海港，通过海运输往日本。二是“支援开放的地域合作”。强调主角是中亚诸国，日本则是“中介”，负责提供各种援助。在这方面日本的ODA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三是“以普遍价值观基础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准备将日本的民主人权模式和市场经济制度植入中央各国，在该地区形成一个“民主同盟圈”。这些外交方针的意图，用外相麻生的话来说，就是要在“中亚、阿富汗和西南亚建造一个和平安定的长廊”。这个长廊中流动的是摸得着的资源和摸不着的西式民主化进程。
由此可见，日本带头主办“5+1”会议，并邀请阿富汗参加，是对美“大中亚”计划的重要策应。而麻生太郎提出在中亚及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建立“和平稳定走廊”，这是与美国的战略构想一脉相承的[11]。日本的中亚战略，除了地缘经济的因素之外，还有出于地缘政治的深厚考量。
标签：地缘政治论文; 哈萨克斯坦总统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石油美元论文; 石油资源论文; 石油投资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中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