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实体”到“历史经验”——由安克斯密特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实体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继思辨的历史哲学衰落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的一段时期内，分析的历史哲学盛极一时。然而不过30年左右的时光，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内就再次发生“叙事的转向”。叙事这一传统历史写作的主要样式，重新受到高度关注。历史叙事的功能，即赋予历史文本以统一性和融贯性，从而使研究对象得以解释并被赋予意义，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认可。这一理论范式的转变，往往又被称为“语言学的转向”或“修辞的转向”。这两个名词中，前者更多地强调当代语言哲学对史学理论领域的影响，认为历史学家的语言并不是一个透明的媒介，可以让人们毫无障碍地通过它透视过去，而是以其本身的结构加于过去的历史实在之上。后者则更多地显示了文学理论对史学理论的影响，强调以日常语言为负荷工具的历史文本，具有与文学作品并无差异的一些特性；历史文本的叙事风格、表达形式本身，表明历史学家对于他所研究的过去某一侧面的解释取径，而非传统上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于历史研究成果的非本质性的修饰装扮而已。无论如何命名或描述这一转向，确定无疑的是，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主要形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在当今西方学术语境中，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同义词）领域中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效应。在秉承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对客观性和真理的疏离，对历史非连续性的揭示之外，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以其对于历史文本特性的高度敏感，对历史与文学、事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重新勾画，一方面动摇了传统历史学的根基，另一方面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提供了新的契机。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以其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以下简称《元史学》）一书，成为推动叙事转向的最重要代表人物。①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则以他1983年出版的《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语义学的分析》②为起点，加入这一转向。20多年间，安克斯密特论著颇丰且影响力日益不容忽视，可以说他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中继海登·怀特之后风头最健的领军人物。怀特虽然不太乐于将自己置身于后现代主义阵营，但却被众多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史学理论家视为后现代历史哲学思考方向的开创者。安克斯密特则明确以后现代主义立场相标榜。③可以说，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既是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主要体现，也是史学理论内部学术传统发展和嬗变的产物。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兴起之前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源自亨佩尔—波普尔的历史解释中的覆盖律模型(the covering law model)，另一个则是继承柯林武德的重演论，而在德雷(William Dray)等人手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关联论证(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覆盖律模型主要说的是，历史解释之得以完成，就在于解释过程中必然或明或暗地援引了某种普遍规律。这种普遍规律或者是常识（如“革命之后必有反动”）或对于人性的通常预设（如权力欲对于人类行为的支配性作用），或者是较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规律。④承认这种解释模式在历史研究中的通用性，历史学就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充当各种社会科学所揭示的规律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柯林武德一系的解释学传统⑤或逻辑关联论证的模式，则将历史现象理解为禀有意图的人类行动，认为对于各类行动者各种意图的把握，并将他们的行动合理地关联起来，则是历史解释的不二法门。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这两个不同传统，关注的都是历史研究中的认识问题，因而是一种认识论的历史哲学。⑥相互之间经常展开论争的双方，却有着值得注意的彼此相似的欠缺之处。比如说，二者对于实际的史学实践都相当不敏感，“覆盖律模型的理论读起来像是关于应用逻辑学或者科学的讲演，分析的解释学则像是一部行动哲学中的一章”。⑦再者，双方关注的都是历史研究的细节，而不是其整体性。历史学家固然要确立并说明单个的历史事实，就此而论，他们扮演的角色的确像柯林武德笔下那位要推断“是谁谋杀了约翰·道伊”的侦探。⑧然而，历史学的要义却在于从诸多历史事实中辨识出一种有意义的模式。“我们敬仰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赫伊津伽、梅尼克或者布罗代尔这样的大史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事态描述的准确，而是因为他们对过去的很大一部分提出了全景式的解释。”另外，作为历史哲学，二者却都表现出历史感的缺失，“它们似乎公然地或者暗中接受了休谟的名言——‘在所有民族和时代，人们的行动中有着巨大的一致性，人性在其原则和运作中保持不变。’此种对于历史变迁的迟钝，在覆盖律模型中表现为它所应用的覆盖律的宽泛性；而在分析的解释学中，则是必须预设历史学家的思想与其所研究的历史行动者的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相似性”。⑨
安克斯密特指出，作为对于认识论历史哲学的反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最早，加利(W.B.Gallie)和劳奇(A.R.Louch)等人在表明叙事的解释功能时，认为历史文本的读者有着某种心理机制，要去追索历史学家讲述的有关过去的故事。这可以称为一种心理学主义的(psychologistic)叙事主义。稍后，在覆盖律模型的传统内，莫顿·怀特(Morton White)和丹图(Arthur C.Danto)将历史叙事视为成系列的“叙事性论证(narrative argument)”，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叙事涉及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可以经由覆盖律而彼此关联起来。只是到了海登·怀特，历史哲学才明确地放弃认识论的研究取向，和其他学科一样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在怀特这里，历史哲学不再专注于对单个历史事实的说明和描述（认识论历史哲学所关注的历史陈述的层面），而是将兴趣投向历史解释和历史写作（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的层面），从而真正开启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有别于认识论历史哲学的新阶段。⑩安克斯密特的工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虽然他对海登·怀特的重视在《叙事的逻辑》出版以后才真正开始。
安克斯密特研究的起点，是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区分为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两个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历史学家应作出关于过去的真实的陈述(statement)，也就是以单称断言陈述来表达的有关过去的知识，它或者为真，或者为假。相应的历史研究所产生的问题，就往往是认识论所要探讨的那类问题。实际上，认识论历史哲学的两个传统，无论是覆盖律模型还是逻辑关联论证，关注的都是发生在历史研究层面上的问题，也即和历史陈述相关的问题。和怀特一样，安克斯密特将关注点放在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上。如果说认识论历史哲学是一种关于历史研究的历史哲学的话，那么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则是一种关于历史写作的历史哲学。(11)安克斯密特提出来作为其核心研究范畴的，则是体现“关于过去的综合性观点的语言学实体”(12)——叙事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
二
安克斯密特的叙事实体这一概念来自沃尔什(W.H.Walsh)的“总括性概念(colligatoryconcepts)”：
在近来的历史哲学中，诸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早期现代欧洲的资本主义”和“教会的衰落”等概念的特殊性质尤其是在沃尔什的论著中得到了认识……照沃尔什的看法，这些“总括性概念”让历史学家能够将很大范围内的不同现象纳入同一个名称之下。他将之比作黑格尔的“具体共相(das konkrete Universelle)”：在两者当中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在多样性（概念所要“总括”起来的不同现象）中辨识出统一性（概念本身）的概念。因此，“文艺复兴”这一“总括性概念”指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单个现象：绘画、雕塑或者作战的某种风格、对于人在此世命运的某种哲学、某种特定的对于政治和有教养的人应该知道些什么的看法。1450年到1600年之间欧洲社会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就是“文艺复兴”这一总括性概念在对于那一时期文化的一个融贯一致而又无所不包的解释中所力图总括出来的东西。(13)
安克斯密特虽然坦言，《叙事的逻辑》就是对于沃尔什“总括性概念”的发挥，但他却不再沿用“总括性概念”一词，而将其改称为叙事实体。内中原由，主要是“总括性概念”这一概念从字面上看，仿佛来自对过去历史实在某一方面的“总括”；而他则和怀特一样，认为过去的历史实在乃是没有定型的混沌一片，本身并没有叙事性结构潜藏在内而等待历史学家将其揭示出来，恰恰是叙事才赋予过去以结构和意义，这正是叙事实体的功用所在。叙事实体在安克斯密特这里，既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去除了此种实在论蕴涵的“总括性概念”，又在实际上被宽泛化，指的是作为历史文本整体的叙事本身。此外，贡布里希和丹图在考察现代艺术时，将艺术品视作实在中某物的替代品。安克斯密特由此得到启发，他指出，过去本身已然不存在，对于历史写作和史学理论而言，它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叙事实体就是过去实在某一部分的替代品。从本体论上说，叙事实体和茶杯、椅子一样，同样是一个“物”。这就是叙事实体被他命名为“实体”的缘故。大概也是他的理论中最难以让职业史家、史学理论家甚至哲学家接受的一点。(14)
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我们可以确定单个的陈述为真或为假，因为它指涉(refer to)过去实在的某个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它与指涉的对象是否吻合而对其真假作出判断；对叙事实体而论，我们却无法作如是观。虽然历史叙事以诸多单个陈述作为构成成分，然而，“一个历史叙事仅只在就整体而论的历史叙事的（隐喻性）意义超出了其个别陈述的总和的（字面）意义之时，才成其为历史叙事”。(15)
安克斯密特指出的历史叙事的这一特性，大概许多人都能理解并接受。一个历史文本，即便摒除了所有表面上带有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色彩这类传统上被认为危及历史学客观性与中立性的语句，它所建构的历史图景，也必定不是它所容纳的单个历史陈述简单叠加在一起就能描绘出来的。安克斯密特说，历史叙事所要作的，并非告诉我们过去可能是什么模样，而是提出某种对于过去的叙事性解释。“从逻辑上说，叙事性解释的性质是提议(proposals)”，它向我们表明，可以从何种视角来看待过去。(16)一个关于文艺复兴的历史叙事，它的构成成分是诸多与14-16世纪意大利文明相关的单个陈述，诸如某幅画作的风格、某个人物（如达·芬奇或者马基雅维里）的一桩事迹、某个政治事件的细节等等。可是一旦观照这一整体的历史叙事本身，我们就会发现它所要作的是精心选择若干可用的陈述，将其勾连成一幅有意义的图景。同样是关于文艺复兴的历史图景，同样基于真实性无可怀疑的若干单个陈述，基本蕴涵却可以大为不同。有的图景向我们展示古典文化的再生，有的图景铺陈中世纪后期文化在文艺复兴中的延续和发展，有的把文艺复兴主要展示为某种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有的则更多的从现实人生和政治来凸显某种人生哲学的出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此而论，我们的确可以说，历史叙事具有“提议”的特性，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过去某个方面的视角。我们无法把适用于单个陈述的“真”、“假”的判断，简单地运用于叙事整体之上，认定其中的某一个叙事较之别的更真或者更假。
然而，安克斯密特就此进一步作出的推论，则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实践的历史学家和大多数史学理论家都难以接受的，那就是：作为整体的历史叙事或叙事实体，并不真正指涉过去的某个部分，因而对于历史叙事或叙事实体的理论考察，就与认识论脱离了干系。比如说，“工业革命并不是庞大无比的历史实在中一种非个人的力量，直到1884年汤因比写作《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一直没被人们注意和发现，而是人们用于理解过去的一个解释性工具”。(17)对安克斯密特而言，“工业革命”、“文艺复兴”、“17世纪危机”这样一些叙事实体，并非指涉历史实在的某个部分。我们不能说，过去曾经有过与这些概念相对应的实在；我们只能说，这样一些概念有助于我们从特定的视角了解和把握过去实在中的某些方面。他说：
就像……建构主义者所成功地表明了的，不存在什么过去可以给予我们，我们可以将两个或者更多的文本来与之进行比较， 以确定其中的哪一个与过去相吻合而哪一个不相吻合……从史学实践来看，这一指涉性的过去在认识论上乃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就像是维特根斯坦那个转动着却不驱动任何别的东西的机器中的轮子一样。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文本，我们只能将文本与文本进行比较。倘若我们是要找寻对于过去的最佳表述，我们就得问自己，在这些现有文本的哪一个当中，历史证据得以最完满地加以利用。然而，我们无从将选中的文本与“过去”本身进行比较来验证我们的结论。因此，叙事实体并不指涉过去，并且从历史学争论的角度来看，也不需要这样的指涉。(18)
的确，历史学和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区别在于，其他学科往往可以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受控的条件下呈现于研究者面前。历史学没有这样的条件，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历史学家在研究时，只能通过种种痕迹（如考古发现、器物，尤其是文字记录）对过去进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拥有一个过去，让历史解释与之相对照，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就像自然科学通过实验对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一样。可是，一旦因为没有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的过去，就认为叙事性解释不能指涉(refer to)或对应于(correspond to)过去，而只能运用于(apply to)过去，从而无法以真假这样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衡量；那么，在此意义上，严格地说来，单个的陈述也无法指涉或对应于过去，而只能指涉或对应于我们根据史料重建的过去的某个侧面，我们也只能在此意义上认定其为真或为假。再者，历史叙事因其意义超出它所包含的单个陈述意义的总和，因而，它对过去实在的指涉关系就比之陈述复杂得多，它不会对应于全部陈述指涉对象的总和，这大概是我们从安克斯密特那里能够得到的启示。然而，安克斯密特却认定历史叙事并不发生指涉的问题，它只是对于如何看待过去而提出的一种视角，因而，与指涉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问题，就并不存在于叙事整体的层面。要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这些概念（尤其是不同史家就它们所赋予的不同意义和所表呈的不同图景），给我们提供了看待过去某些部分的视角，这当然没有问题；然而，如果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些“叙事实体”并没有任何历史实在的对应物，而不过是历史学家用来观看过去的概念工具，未免让人觉得走过了头。安克斯密特在有的场合也说过：
倘若一个叙事解释在长时期内没有被人提出质疑，为所有人所接受，并且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因而丧失了其历史学的特性），它可能就转化为某个（或某类）东西的概念。叙事之物就成其为实在之物……在从属于解释之物与从属于实在之物之间，不存在什么固定而绝对的分野。(19)
这不啻是安克斯密特在历史叙事性质问题上对其观点的一个重大而含糊的让步。且不说叙事解释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当然就是这样的情形），如何就丧失了其历史学的特性，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承认“叙事之物”有成为“实在之物”的可能，历史叙事的指涉性(referentiality)就并非可以径直取消。
对于历史叙事整体而论，是否可以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将真假完全摈弃在其衡量标准之外呢？比如说，历史叙事包含对于诸多单个陈述的挑选和编排，不同的陈述对于某一特定的历史叙事而言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倘若一个历史叙事中包含的关键性的一个或多个单个陈述为假，我们或许就有充足的理由判定整个叙事之虚妄不实。再如，历史学家在实际历史写作中所运用的单个陈述，总是大大少于他本可以用到的陈述。然而，倘若历史学家依据他所选择的陈述而编排、组织成的叙事性解释，与被其摈弃在外的一个或若干个陈述构成冲突，其真实性也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还有一种需要考虑到的情形就是，叙事性解释本身并不天然就能确保自身的融贯性，一种叙事性解释如出现自身不能前后一致的情形，其真实性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从这些角度看，认识论问题虽然未必能够穷尽历史叙事层面所出现的问题，或者甚至不是这一层面的主要问题，但却也不是轻易就可以驱逐出去的。
然而，安克斯密特对这一论点所作的发挥之中，也未始就没有值得我们重视的成分。在历史写作中，历史学家对于诸多陈述有一个选择与编排的问题，安克斯密特将此称为历史学家关于陈述的一种“政治”。而在历史写作中，“所有根本性而有意思的东西都不是出现在单个陈述的层面上，而是在历史学家选择各个陈述……（以形成他们关于过去的图景）的政治之中”。(20)一方面，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通过对于诸多单个陈述的选择、编排，构成一幅有关过去某个方面的历史图景，其中所蕴涵的融贯性和统一性，是单个陈述的总和所无法具有的，它让我们将过去的相关方面有意义地关联起来并加以领会。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叙事有如观景台，在攀越上其各个个别陈述的台阶之后，人们所看到的区域，远远超出了台阶修建于其上的那个区域”。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经常就各种论题展开争议，大多数有意思的争议，往往并不是在单个历史事实能否确立的层面上展开的。安克斯密特对于历史学的争议有着自身的见解，他说过，“比如说，有关17世纪危机的一场历史学讨论，并非关于实实在在的过去的，而是关于对过去的叙事性解释的一场论战”，(21)“历史学家们在讨论过去时，实际上是在讨论他们的叙事建构（我宁愿说是他们的叙事实体）”。(22)应该说，这样的观察还是很到位的。安克斯密特由此还提出历史学学科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在哲学和科学中）倘若一个问题得到解决，为人们所相信，有关它的写作就到了尽头；人们透过写作和语言，看到了自然和实在本身的运作……尤其在历史学中，这样的画面完全是错误的。在历史学中，“成其为悖论的是，一个解释越是有力和具有权威性，它所引发的争论，它所引发的写作就越多”。在史学史上的巨著中，兰克、托克维尔、马克思、布克哈特、赫伊津伽、梅尼克或者布罗代尔的著作，没有让某一场历史论争走到尽头，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感觉——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过去某些东西实际上是什么模样，我们终于达到了明晰性。相反，这些著作证明是更多写作生产的最强有力的刺激物；因而，它们的后果就是让我们与过去疏离和陌生。(23)
怀特更多强调的是叙事通过特定文化传统内既有的隐喻手段和情节化模式，驯化过去(domestication of the past)，将陌生之物变得熟悉而可以理解。安克斯密特则强调，真正有价值的叙事的功用，往往在于将似乎已经熟悉的过去陌生化。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论点。将熟悉者变得陌生，与将陌生者变得熟悉一样，同样推进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怀特和安克斯密特都说过，很多人反对叙事主义所强调的历史文本的文学性(literariness)，这往往源于对文学的一种错误看法，那就是文学全然是虚构，因而不具有认识的功能。我们由此可以得到的启发就是，文学也具有帮助我们认识实在的功能，而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和小说）的功用，常常是向我们展示我们误以为自己所熟稔的生活中极其陌生的层面，从而让我们看到世界和人生的不同面相。历史学中许多重要的成就，恰恰起到同样的作用。而历史学的进步，就在于对于同一个历史课题提出越来越多的叙事性解释，让我们可以从更多视角考察过往的相关部分。(24)这就引发了如下问题：不同历史学家针对同一历史课题提出各种相互竞争的历史叙事，倘若它们在历史学技艺的基本层面上（如鉴别、运用史料的技能）都不存在问题，撇开真假标准而论，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对它们的优劣高下作出评判呢？这是稍后我们还会碰到的问题。
三
进入1990年代以后，安克斯密特在坚持《叙事的逻辑》一书的基本理论立场的同时，越来越多地以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一词，取代了他原来所采用的“叙事实体”、“历史叙事”和“叙事性解释”等术语，其中自有缘故。一方面，叙事一词具有太多“讲故事(story-telling)”的蕴涵。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对历史叙事的研究，是以对19世纪若干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文本的分析为基础的，那些文本与19世纪的文学有近似的“讲故事”的特性。而怀特的作为历史文本分析工具的情节化模式、隐喻类型等更强调这一特性。安克斯密特也曾就叙事说过这样的话：
叙事是一个工具——一个极其有效的工具——来给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赋予意义。也许没有人比弗洛伊德更加意识到这一点，他论证说，我们的心理构成在我们给自己讲述自身生活的故事时得以最好地体现出来。你对于某种特定类型故事的依附，甚至于决定了在你身上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将你变成某种神经质或病理性人格。叙事让你把握实在——虽然并不总是能够确保你的幸福的那种叙事——它给你提供了某种对于构成你生活故事要素的众多细节的组织。(25)
这样的观点，就把叙事与“讲故事”过于紧密地联系起来。虽然也有人作过相当成功的努力，证明即便年鉴学派那样反对“讲故事”的史学范式，也未始不可以用历史叙事的理论范畴进行分析。(26)然而，这样的理论取向对于史学实践和历史文本中的相当一部分而论，似乎就丧失了密切的关联，这也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常常遭到批评的一点。而安克斯密特逐渐意识到，“历史学在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在大多数时候的话，并不具备讲故事的特性；叙事主义可能导致的与讲故事有关的一切联想因而都应该避免掉。叙事主义更应该与（历史）解释联系在一起”。(27)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因而就应该在坚持自身基本立场的同时，对叙事概念进行改造。历史表现因此就成了一个替代性的选择。从词义上说，表现(represent)是对于一度在场或出现(present)，而如今已然缺席或不在(absent)的东西的再现(re-present)，而历史学文本要做的，正是将已经不在的过去的某个部分重新呈现出来。当然，这种呈现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兰克“如实直书”那种意义上对于历史“本来面目”的复原，而是以对于和过去相关的事实性陈述的组织和编排，呈现出对于过去某一部分的解释。历史表现所指陈的，就是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而不仅限于以讲故事为特征的历史文本。2001年出版的《历史表现》(28)一书，就集中反映了安克斯密特沿着这一思路而进行的理论探索。
另一方面，安克斯密特之所以对“表现”一词情有独钟，还在于他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美学和政治领域的理论雄心。在他看来，艺术品确如贡布里希和丹图所指出的，乃是实在之中某物的替代品，是对于此物的再度呈现，这正是美学理论集中探讨的问题。而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乃是政治过程如何代表或者再度表呈(represent)民意，于是，“表现”一词就成了贯穿审美、政治和历史三个不同领域的最为核心的概念。(29)
概念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安克斯密特基本立场的变化，作为他诸多理论观点出发点的叙事实体与历史陈述之间的分别，依然以变换了的形式保留下来。就他所使用的概念工具而言，不过是历史表现取代了叙事实体，而描述(description)则取代了陈述：
尽管描述和表现这两者都与实在有着某种关系，然而，可以说，一个描述（以其主词）指涉(refer to)实在，而一个表现（作为整体）则可以说是有关于(be about)实在。“指涉”是客观而固定的，也即由描述中的主词所意指的实在中的某个对象所固定，“有关于”则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是由每一表现的文本中所包含的各个描述加以了不同界定的。(30)
没有融贯性和一致性，表现就不成其为表现，而描述则不受这样的限制。历史表现与过去实在之间的关联是一种“相关性(aboutness)”，而有别于描述对于过去的指涉。
历史表现往往关系到对于过去特定部分的定义，例如，对于17世纪危机、文艺复兴等历史课题的研究，就涉及对于这些概念的界定。然而，每一项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总是对这些概念提出了不同于他人的界定，而让我们看到历史实在的某些不同面相。安克斯密特说道：
有关对于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的一项研究……完全可以说，对于过去相关部分的历史研究，是对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这一特定观点的经验性的基础。然而同样也可以说，这一研究给我们提出了对于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的某种定义——或者说是就某种定义的提议。别的历史学家就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写了别的著作，给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联结上了过去相关部分的一系列不同的层面——或者不如说是，联结上了对于过去的一套不同的陈述——而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得到了对于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的某种不同的定义的缘故。而倘若他们就是决定了这样来对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进行界定的，那么，他们对这一问题所说的一切都必定（从分析的角度来说）是真的，因为他们就此所说的东西，可以从他们想给“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这些名词所赋予的意义中分析地推演出来。(31)
这里涉及史学实践和史学理论中一些重要的问题。首先，史学争论经常发生在历史解释的层面。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往往涉及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就以安克斯密特所举例证而论，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界关于革命的历史研究中，若干重要学者，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和瑟达·斯柯波尔(Theda Skocpol)因其对于“革命”的不同界定，他们眼中够格称为革命的研究对象就颇为不同（例如，美国革命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就不能成其为革命）。又比如，对于何为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史家又树立了不同的标准。尽管安克斯密特曾经断言，“历史写作并不以定义为其预设，而是以定义为其结果”，(32)但在实际的史学实践中，也许预设和结果二者本身乃是相互纠缠而又难解难分的。“我们决定了如何在（对于实在的）表现层面上将实在概念化，就决定了我们在被表现者的层面上会看到些什么东西。”(33)比如，荷兰史学理论家罗伦茨(Chris Lorenz)就认为，摩尔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括就更其是概念性的而非经验性的真理。因为，他对此所说的东西，完全可以从他对这一概念所作的界定中推演出来。(34)基于以上缘故，确如安克斯密特所说，在历史写作中，我们有时很难在语词的真理(truths de dicto)和事实的真理(truths de re)之间作出区分。
其次，在历史表现的层面上，真实性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历史表现以真实为起点，却不能以其作为终点。对于过去作出真实的陈述或描述，是历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史学史和史学实践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就是同样以真实描述构成的对于同一历史课题的不同历史表现，其中却有着几乎人们所公认的高下优劣之别。在物理学中，一个人可以提出许多有关物理现象的真实观察，却并没有推进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过去两百年来，各门科学发展当中决定性的东西不是真实，而是那种天赋——它能够辨识出那些真正关键并能够深化我们对于物理实在认识的真实。这是将重要的新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将大科学家与其平庸的同行区分开来的东西。”(35)就此而论，在历史学中也存在和自然科学类似的现象。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某一个历史学文本确立了不少此前人们未曾注意到或者未能定谳的真实描述，却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包含深入解释的历史图景，其作者也无法进入史学史谱系中重要史家的行列。而有的历史文本尽管并没有确立新的历史事实，甚至有史学技艺上的欠缺（如史料考订不精甚至于错误），或者其中某些观点已被后世的研究所取代（如布克哈特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却依然被人们认为提供了或者恢弘大气或者精细入微或者二者兼备的历史图景。(36)在这种情形下，为何一个历史表现较之别的历史表现更好、更加可取，就成了一个超出真实层面的问题。确如安克斯密特所云，倘若一种史学理论对于历史表现的这一层面感觉迟钝，而认定其中所有问题都可以还原为真实性的问题，那“就有如某种美学一样徒劳而又不堪，那种美学认为，要想衡量……绘画的好处，画面的精确性就足够了”。(37)在《历史表现》一书中，安克斯密特就优秀的历史表现提出的两条标准是，涵盖范围的最大化(scope-maximalization)和原创性。(38)从这两条标准中，不难窥见波普尔等人的科学哲学对于安克斯密特的影响。对于前者，安克斯密特的解释是，“最佳的表现能够成功地在一系列最大程度多样化的历史现象中达成最大限度的统一性”。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历史表现所建构的历史图景和解释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现有的关于某一历史课题的诸多描述，尽管在实际的历史写作中只可能选择使用其中很小一部分。对于后者，安克斯密特也有自己的解释，那就是在“结合了对于确实的历史事实的正确对待”的同时，“最好的历史表现是最具原创性的、最脱俗的、看起来最不像真的——然而却无法基于现有的历史证据而驳倒它。理智上的勇气是历史写作中一切成功的前提——就像在科学中一样”。(39)看来，在不违背历史学家法的前提下将过去陌生化，乃是安克斯密特眼中历史表现原创性的标志之所在。
再就是关于真实性问题，安克斯密特曾经指出，不同历史表现中对于同一被表现者的定义（如文艺复兴）往往不一致，对于这些不一致而言，“真实性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哪些真实对于我们把握特定时期的性质而言比之别的更加有益。相似的情形是，我们无法用真实性作为标准来判断，我们是应该将人定义为两足而无毛的动物，还是定义为被赋有理性的生灵。两种定义之中哪一个更有用，取决于我们想要从事的是何种关于人性的对话”。(40)安克斯密特还谈到，在历史学的论争中，除了真实性标准之外，还存在合理性(plausibility)标准，(41)但对合理性标准的蕴涵却似乎未作深究。借用安克斯密特曾经使用过的意象，关于某个历史课题，我们所可能具有的指涉性的陈述或者描述，就仿佛一张白纸上无数的点。(42)我们可以说，历史表现就是要将其中若干的点勾连起来，形成一幅具有融贯性和统一性的历史图景。一方面，因为定义不同，或者说历史表现所呈现的观照过往的角度不同，同一张白纸上，不同史家关注到的点当然也就各不相同。另一方面，正如对于人性界定的合理性取决于我们所要观照的是人性的何种层面，同一个描述或陈述相对于不同的历史表现而言，也可能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和相关性。然而，在史学实践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又是对于哪些事实不应该被各种对于同一对象的不同历史表现所遗漏，历史学家共同体当中往往有着共识。比如，蒸汽机的改良和运用于实际生产，大概就是各种对于工业革命的不同定义和表现都无法弃之不顾的。就此而论，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合理性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层面：一是从某个视角出发，各个被勾连起来的点之间应该具有相关性(relevance)，以保证最终能够形成一幅统一性的图景，历史表现的融贯性和统一性端赖于此；二是各点之间应该参照最终图景的蕴涵，而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在构成历史表现的各个描述之间，事实上存在一种——我们姑且使用这么一个名词——重要性的等级制(hierachy of importance)，而此种重要性的等级制在历史学家共同体之间能够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具体机制和原因，也许是高度关注史学实践的理论反思应当给予充分重视的。
安克斯密特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就叙事实体和历史表现所表达的一些理论立场过于极端，比如，他断言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一直昧于叙事实体和历史表现的真实性质，也即它们不过是实在的替代品，本身并不指涉过去，这就让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和大部分史学理论家都无法接受。扎米托(John Zammito)就曾不无嘲讽意味地对此评论说：“要断定一个学科的‘合理性’，又要声称它在若干世纪以来的实践中受到了蒙蔽，应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43)他的若干具体论点更是有颇多前后矛盾之处。然而，他在往往不为“常识”所动甚而不避矛盾和冲突、顺着其思维逻辑将其理论立场贯穿到底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论点。就其要者而论，历史表现或历史叙事就是要在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中辨识出统一性，它们乃是对于知识的组织和编排；历史表现或历史叙事就其蕴涵而论，远非作为其构成成分的单个描述（或陈述）意义的总和所能比拟的，它们提供了我们看待过往实在的某种视角；真实性并不是历史叙事或历史表现唯一的、甚至不是其主要的衡量标准；历史争论往往发生在历史叙事或历史解释的层面，而在对于同一历史课题的不同历史表现之间，我们完全可以有合理的依据来判定其优劣高下，原创性和涵盖范围的最大化乃是优秀的历史表现的基本标志……这样一些理论观点的提出、论证和发挥，大大推进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发展，而成为最近20余年来西方史学理论成就中令人瞩目的部分。
四
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即分析的历史哲学）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近30年的发展就出现颓势，在学术成就上呈现“回报递减”的现象。如果从1973年《元史学》的出版算起，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发展至今也有30余年了，在它身上是否会重演认识论历史哲学被取代时的那种局面呢？事实上，我们虽然很难下这样的断语，仿佛叙事的历史哲学已经面临范式的转换；然而近10余年来，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进一步推进的同时，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内也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某些值得注意的新趋向，这在安克斯密特身上得到最为清晰的体现。
撇开思辨的历史哲学不论，主要以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为考察对象的历史哲学，曾经在19世纪末新康德主义者的手上，成为当时哲学探讨的热点和前沿。而覆盖律模型和逻辑关联论证（或者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分析的解释学”）二者的争论，虽然也引起主流哲学界和理论界的关注，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科学哲学和行动哲学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延伸而已。哲学领域开启的语言学转向在各个领域所向披靡，而在历史哲学领域却姗姗来迟。历史哲学最终实现这一语言学的转向，主要归功于海登·怀特的巨大努力，而文学理论对于怀特的理论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诚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史学理论大多数时候往往不过是将其他领域——比如科学哲学、文学、美学等等——内的发展转换到史学理论的领域”。(44)由这点看来，历史哲学大多数时候不能进入更加普遍的哲学和理论探索的主要舞台，就并非无缘无故了。(45)
然而，此种对于其他领域理论成就的“挪用”，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安克斯密特就此评论说，当代历史哲学，“主要是试图将语言哲学所取得的成就，转移到历史哲学之中。历史哲学极为温顺地让自身接受语言哲学的引导和启迪……无论如何，对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结果就是一种‘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史学理论，过去的极度的‘他者性(otherness)’……就这样被摒弃了”。(46)安克斯密特强调作为历史学家工作最终产物的“叙事实体”或者“历史表现”乃是语言实体，它们虽然与过去有相关性，却并不指涉过去，他的这一基本论点与“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立场，实际上并没有太大距离。安克斯密特在这里又提示我们，作为一种理智化的工具，语言在帮助我们把握实在的同时，也有将实在化约的倾向，让我们忽略其中无法被语言捕捉的层面。所谓“言不尽意”的说法，就指示了语言的有限性。所谓“得鱼忘筌”，就是让人们通过表层的语言来揣度无法以语言表述的东西。由此可以断定的是，历史叙事作为一种语言综合体，它必定在像怀特所说的“驯化过去”，将过去实在的“本身”转化为适合于我们的目标和意图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于那一过去的破坏。安克斯密特说：
因此，我们不免要为伽达默尔坦白得惊人的断言而震动，他说：“我们知道对某种经验的掌控意味着什么，就仿佛此种直接性变得可以交流，并且正是为此种努力所消除。”这样说来，被语言和文本所破坏了的、被语言的先验性所“驯化”和“挪用”了的，就是我们对于实在所拥有的先于语词的经验……于是，经验的维度就是最可能在表现中丧失的东西。(47)
历史文本帮助我们透视过去，然而历史学家语言本身又构成对本真的历史经验的威胁。历史学家是否可以真正地“得鱼忘筌”，透过文字记录和各种历史遗存，“进入到与过去之间的某种实在的、本真的和‘体验式的’关系之中呢”？(48)这就成为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亟须探讨的问题。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安克斯密特在沿着叙事转向的路数继续其理论探索的同时，却又很早提出史学理论应该转向“历史经验”范畴的主张。(49)
促使安克斯密特提出以“历史经验”作为史学理论核心范畴的原因，首先是史学实践带来的疑问。历史学家用来给过去赋予意义的主要工具是融贯性和统一性，这是安克斯密特的核心理论观点之一，而“此种观点受到了大约20年前由诸如金兹堡、勒华拉杜里、泽蒙·戴维斯和梅迪克等人所撰写的所谓微观史(microstorie)的质疑……因为这些微观史总是关注于微小的细节而完全不考虑统一性和融贯性……它们似乎与我关于历史写作的性质和目的所说的一切都相龃龉”。(50)于是，安克斯密特就对微观史提出自己的解释，除了将微观史解释为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状况下碎片化(fragmentation)在史学领域的体现之外：
我想要一种更加让人满意的说明，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它们与传统历史写作关联起来。其结果就是这样一种看法：传统历史写作体现了语言对于世界的胜利（既然统一性乃是历史学家语言而非世界的属性），微观史则给我们以对于过去的经验（在其中，语言令其自身服从于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因为微观史所要做的，似乎是暂时地打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樊篱，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在13世纪的蒙塔尤或者16世纪末的弗留理必定是个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说起来，微观史可以说是给了我们一种对于过去的“经验”。(51)
应该说，安克斯密特对于微观史的观察有失公允和准确，(52)他仿佛将对于地方性、小人物的关注，视作是与融贯性、统一性无法相容的。究其实而论，真正成功的微观史从来不会没有内在的大关怀。伊格尔斯曾评论说，“‘整体的’或‘全球的’历史这一向往，已经是束之高阁了。但是历史学并未被转化为一滩毫不相关的个体的堆砌。我们已经看到意大利和德国的微观历史学家们尽管是专注于地区史，却从未丧失过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语境的眼光。”(53)然而，回过头来说，当今西方史学中出现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心态史和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确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波兰学者埃娃·多曼斯卡曾就此指出：“当我们考察与历史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历史写作时，就可以观察到一个变化。此种变化我可以描述为从宏观到微观、从外到内、从被视为一个进步过程的历史到人们所经验的历史的转向。”(54)人们如何经验（体验）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这一经验如何不同于我们对于自己世界的经验，的确成了这些史学论著的关注点，也成为它们不仅得到专业史家的关注，也受到广泛的社会公众欢迎的原因所在。
除了史学实践提出的问题之外，当前西方主流哲学领域也呈现出某些变化的趋向。比如，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就曾表示，他期待着当代哲学发生一场变化，由语言哲学转变到“一种关注于我们如何经验世界并且因而对其产生意识的意识哲学”，而安克斯密特注意到，“如果考虑到近十年来英美国家所撰写出来的有关意识的著作的数量，这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期待”。在他看来，“当代历史写作可以给史学理论家们提供一个绝好的起点，来提出这种取语言哲学而代之的有关经验的理论”，(55)因为，历史写作最能够表明，从语言到经验的转换过程中，什么东西最为关键。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哲学也许就能够在将历史经验作为核心范畴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引领整个哲学领域发展的新阶段。
于是，史学实践中关注过往人们实际生活经验的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等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史学论著大量涌现，哲学视野转换给历史哲学带来进入学术舞台中心的契机，这些都成为安克斯密特力图将“历史经验”作为核心概念而重新阐发一套史学理论的学理上的原因。此外，当代西方社会氛围和后现代思潮对于个人性、私密性的东西和独特而不可重复的人生体验的强调和重视，以及安克斯密特或许怀有超出海登·怀特所奠定、他本人也扮演重要角色的叙述主义思路之外开辟历史哲学新视野的雄心，也都在这一核心概念的转换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在安克斯密特的大量论述中，“历史经验”这一范畴却显得相当模糊。一方面，就在安克斯密特眼中呈现历史经验的新史学而论，其中的重要著作大都关注于和现当代形成巨大反差的、相对静态的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这些论著展示的人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历史经验，虽然与我们距离遥远，却仿佛完全可以通过常态的叙事性语言而为我们所理解和贴近。另一方面，安克斯密特从一开始就仿佛给历史经验赋予了某些神秘的色彩：
（历史经验）指的是某种对于过去本身的经验，它们被歌德、米什莱、赫德尔、梅尼克、赫伊津伽和汤因比这样的诗人和史学家描述过，给他们所有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迹，并且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关于过去的看法。历史经验是一种最吊诡的经验，因为一方面，只有对于过去有着深刻认知的历史学家似乎才能得到这种经验，它不会出现在rudis tyro（新手）身上……然而，另一方面，从这些历史学家们对于他们的历史经验的陈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这些经验彻头彻尾的本真性(authenticity)；那也就是历史学家的这样一种信念：自己经验到了如其所是的、“an und für sich（自在而又自为）”、没有被现有的历史或史学知识中介过的过去。在历史经验中，人们经验到了过去的极端陌生性；过去在这里不是知性的建构，而是以通常被归之于崇高(the sublime)的那同一种当下性和直接性所经验到的实在。(56)
安克斯密特还谈到，某些过往流传下来的物品中保存了“过去本身”，“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过去就现身于它所留存给我们的物品之上”。一方面，没有足够的历史学素养，人们就无法对赫伊津伽所说的那种“过去的召唤(the past's call)”作出回应；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又必须虚己以待，在让历史经验呈现给自身时，“历史学家就暂时地‘忘却’了他常常沉浸其中的历史学语境。在那个片刻，存在的只有过去本身，它以不同寻常的直接性和当下性向他展现出它那近乎于本体性的赤裸之身。对于过去这一历史经验的对象而言也是如此：它同样急切地奔向历史学家，挣脱了缠绕着它的纽带”，(57)于是，对于历史学语境的足够的把握是获取历史经验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历史经验本身又是在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时才能呈现出来的。尽管安克斯密特一再强调，历史经验的获取之中没有任何“神秘主义和非理性”的成分，给人留下的却难免是这样的印象。
如果说，金兹堡和勒华拉杜里等人的论著，是以让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而可以亲近的方式，让我们经验到他们所描绘的过去的话（这大概正是很多人阅读这些论著的感受），安克斯密特在这里却又强调，历史经验让人们经验到的是过去的陌生性。在前者那里，经验与语言之间似乎并没有严重的隔阂，语言让我们贴近经验；而在后者那里，没有语言的帮助我们就无法接近过去，但在逼近过去的最后一刻，语言却成了一个我们必须抛在一边，否则就无法贴近过去本身的累赘。这样看来，历史学家语言与历史经验之间的关系并非可以一概而论。但是，我们从安克斯密特的论著中所看到的，却是他越来越强调语言和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而他笔下所谓的历史经验，也距离比如说微观史通常所描述的日常经验越来越远，仿佛只有禀有“崇高”和“创伤(trauma)”特性的经验，才配称之为历史经验。
从柏克和康德以来，美学范畴中的“崇高”就带有一种内涵，那就是它与优美(the beautiful)不同，后者受限制而有形式，前者则无限制也无形式，因而是任何通常范畴都无法把握的对象。在当代史学理论家尤其是安克斯密特这里，崇高就变成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指的是过去实在中那些为历史学家的语言和范畴无法“驯化”的部分。(58)麻烦的是经验本身先于语言，经验中那些崇高的部分是语言不能驯化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又无法离开语言而对他们见识到的“崇高”有所言说。维特根斯坦告诫我们，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就要保持沉默；安克斯密特却写了厚厚一大本《崇高的历史经验》，专门讨论这一不可言说的东西。
“在很多方面，崇高乃是‘创伤’这一心理学概念在哲学上的对应物。”(59)创伤给人们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灵伤口，难以用有意义的方式将它纳入对自身生活的叙事。历史表现在对待人们所遇到的创伤时，就会碰上历史学家语言有限性的问题。大屠杀这一事件，就最为清楚地表明了历史表现在对待创伤主题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成为许多理论家讨论创伤与历史写作之间关联时集中考察的论题。(60)与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等人倾向于将创伤主要看作个体经历——即便大屠杀是犹太人集体经历的一场浩劫，他们关注的依然是单个个体的内在和外在的遭际——不同，安克斯密特关注的创伤则是西方文明所经历的断裂，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秩序的消解和法国革命，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创伤与西方文明中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变迁息息相关：
用不着说，诸如这类的创伤经验一定是历史写作最有力而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文艺复兴的创伤导致了一种意识——我们的集体命运就在自己手上（而非上帝手中），并且因此我们必须承担起对于历史带来的灾难的全部责任，与马基雅维里和圭齐阿迪尼相伴而来的，就是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的一种新品类。再就是，就如众所周知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集体创伤，给我们带来了历史主义，那是我们至今仍然在其中写作历史的史学范式。(61)
这就引出以下问题：首先，微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等往往呈现的是相对静态时期的历史经验，而在安克斯密特这里，与“创伤”和“崇高”相关联的历史经验，则更多地与断裂和突变联系在一起；其次，作为史学理论家中以最为鲜明不过的立场将自己标举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安克斯密特，对于历史学的碎片化，对于历史学所关注的对象由大树而树枝、再由树枝而到满地飘零的树叶，(62)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伤感和惋惜。然而，对于文艺复兴和法国革命这类西方文明所整体经历的创伤的关切，却似乎显示出对于某种宏大视野的倾心和眷恋；再就是，大屠杀这样的创伤，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崇高”之物之难以纳入通常的语言和理解范畴，而文艺复兴和法国革命的创伤带来的却又是历史意识的突破和历史写作的高峰。这样一些相互难以调和的因素，以安克斯密特与崇高和创伤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经验”概念，是不大好加以充分解释的，这也表明他的这一概念实在过于含混。
五
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作为对历史学学科性质进行理论反思的史学理论，必须高度关注和尊重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安克斯密特一直将自己的理论视作历史主义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主要缘由就在于，“史学理论家往往太急于从别处借用东西……历史主义实际上乃是唯一由史学家为了阐明历史写作而提出来的史学理论”。(63)但是在安克斯密特看来，之所以说历史学是经验性的学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从更不足道的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得与过去遗留给我们的素材打交道，这些素材可以在经验上加以证实或者证伪。然而，在可以将其视为旨在表现对于过去的历史经验这一意义上而言，历史学也是一门经验性学科”。(64)
在埃娃·多曼斯卡看来，“史学理论中一直就有一种努力，想要找到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扮演这一角色的是解释模型。在语言哲学的主导下，发挥这一功能的是叙事、话语和隐喻。如今，在‘历史学人类学化’之时，经验范畴以及其他与之相伴的范畴——诸如崇高、记忆、意识——可能会决定性地更新历史哲学”。(64)然而，历史经验真能成为取代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新的历史哲学的核心范畴吗？史学理论家们对此有不同的反映。
一方面，诚如迈克尔·罗斯所说：“即便是在泛文本主义(pantextualism)如日中天的时候，许多人也意识到，在语言的樊篱之外，还有着崇高。”(66)比如，戈斯曼(Lionel Gossman)在对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经验所可能具有的“精英主义的蕴涵”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充分肯定，对于某种未经中介的经验的寻求，“对于既定的范畴而言，似乎是一种有价值的并且甚而不可或缺的校正和批判。它提醒我们意识到，我们当作‘知识’的东西的局限性”。(67)最近10余年来，对于和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经验”概念有密切关联的崇高、创伤、历史记忆的探讨，已成为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的热点。(68)虽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并不见得意味着对于历史经验成为史学理论核心范畴的赞同。比如，吕森高度重视危机、创伤与历史意识形成机制的关联，但在他看来，“对于历史思维而言，经验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范畴，因为它缺少具体的时间性，而那是历史思维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69)然而，先于语言而为语言所无法驯化的历史经验，毕竟已经越来越成为史学理论关注的对象，这无疑显现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领域的一些新变化。另一方面，不少人对于历史经验的可能性本身还心存疑虑，而要让历史经验成为史学理论新的核心范畴，更是许多人无法接受的。迈克尔·罗斯的态度就很典型，在他看来，“语言的大潮消退之后，会留下很多东西，然而，我看不到其中会有经由我们灵魂中深层而本真的某些东西而达成的、纯正而直接的与过去的关联。当下性的东西无从复原，而创伤也并非史学理论的根基所在”。(70)而在我看来，不同于高度个人化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终归是要以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概念工具，来进行交流和传达的一个学术领域。一种多少带有神秘意味而充满个人化、私密性色彩的历史经验，就给人们对此种范畴的交流、传达和推论带来难以克服的障碍。让理论反思触及自身的有限性、令语言运用意识到自身的界限，这当然都是理论思维中极其可贵的品质，然而，对于在这样的有限性和界限之外人们还有可能触及的东西，还是需要尽可能地以概念思维的方式来表现和揭示，这正是安克斯密特付出的努力还显得欠缺的地方。就此而论，历史经验能否成为历史哲学新的核心范畴，难免让人心生疑虑。
与史学实践和历史写作相关的问题就是，历史写作如何能够展示历史经验？至少，采用日常语言而进行的叙事，就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微观史、新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诸多著作——如《蒙塔尤》、《马丁·盖尔的归来》和《奶酪与虫》——之所以广受公众欢迎，就在于它们以娓娓道来的讲故事的方式，让人们真切地了解到，过往的人们如何经验（体验）他们那个不同于我们的世界。近年来，西蒙·夏玛的《死亡的确定性》等著作，(71)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以自传形式写成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72)以及他的一系列以中国历史为题的著作，都受到了西方史学界和史学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这些著作虽然在史料征引上都沿袭着历史学的家法，然而单从文字风格上却难于将它们与文学作品分辨开来。日常语言构成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告诉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这一功能。
安克斯密特自陈是受到微观史史学实践的触动而开始思考历史经验问题的，然而，他的历史经验概念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其内涵也极为含混。要以语言表达他更重视的那种超出语言之外的“崇高”与“创伤”的历史经验，恐怕是日常语言力不能及的。安克斯密特曾经以赫伊津伽、荷尔德林、卢梭等人为例，来表明语言超出其常规限度的可能性。比如，他颇为细致地解析了赫伊津伽在其名作《中世纪的衰落》前言中的一段话：“在写作本书时，就仿佛我的双眼凝视着夜空的深处，——然而，那是一片满是血红色的天空，又带上了震慑人心的铅灰色，散发着虚幻的黄铜色的光芒。”(73)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正是这种遍及赫伊津伽全书的诗性的语言，以及他创造出来的很多新词，使他得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其历史经验。
海登·怀特在《历史学的重负》(74)中曾批评当时历史学的尴尬状况：历史学在面对科学家的压力时，辩称自己是艺术；而在面对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攻击时，却又辩称自身是科学。然而，它所采用的科学和艺术的样板，却都是早已过时的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文学的观念。德国史学理论家吕森就提出：
要谈论历史编纂的文学形式，我们就得将历史编纂与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文学”相提并论。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学家们依旧在使用非常传统的叙事方式。我们知道，小说的叙事结构已经彻底改变了……地道的现代叙事形式的一个显著例证就是弗朗兹·卡夫卡的小说。你能够想像一个历史著作的片断表现出此种现代性吗……我们还要追问历史编纂与就像我们在卡夫卡那里所看到的地道的现代叙事形式相比拟的可能性。我们并没有很多例证，是用类似于此种文学中现代叙事的形式来表现历史的。(75)
这就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迪：诗的语言和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和写作方式，完全可以超越以19世纪小说为样板的叙事方式，成为历史写作力图把握历史经验的一个工具。在这方面成功的努力虽然尚不多见，却无疑是历史写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76)
吕森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的影响和效应持有谨慎的保留和批判态度。然而，他也区分了历史研究中较坏的和较好的两种后现代主义。较坏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完全无视历史学家法和历史学家技艺，将人们与过去之间的关联视作武断而任意的，真理和合理性也不复存在。而较好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则“意味着根本上对于各种视角的强调。于是，后现代主义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的、完整的历史这样的东西；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不仅只有真确可靠的见解。此种批评开辟了多重视角的前景。它将更多的话语元素引入了历史学家的整个营生之中。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具活力。就此而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是件好事”。(77)安克斯密特（当然还有怀特）没有像一些极端人物那样走到否认历史学学术规范的地步，而是依然保留了对于历史学家法的认可和尊重；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下，过去因为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方式来编排组织的，也变得不确定了，然而人们并没有完全的自由来任意地支配过去；在他们的理论观照下，历史学传统的真理与合理性概念被动摇和重新界定，然而并未就此被抛弃不顾；无疑的，他们的理论给史学研究中多种视角的引入提供了基础。可以说，尽管安克斯密特的诸多立场观点中并非没有缺陷和内在冲突，却无疑是我们在试图给历史研究注入更多活力、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时，值得认真借鉴和思考的理论资源。
叙事的历史哲学是否已经走到尽头，暂时还无法下结论。但是，一方面，即便安克斯密特本人以“历史经验”为核心范畴的史学理论新思路，也还是由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立场上发展出来的；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和崇高、创伤、记忆等概念在史学理论中日渐彰显其重要性，却无疑表明了这一领域中某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史学理论领域发生的变化，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史学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又给越来越注意理论取向的史学实践造成影响。由叙事实体而历史表现再到历史经验，安克斯密特的理论嬗变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乃至史学实践的发展趋向。
注释：
①参见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②Frank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Hague:N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3.
③参见Ewa Doma
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98.此书收入了波兰学者Ewa对当代多位重要史学理论家的访谈，尤其参看其中对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访谈。又见立场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Keith Jenkins,On "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Jenkins与Ewa所访谈的诸多理论家一样，都将怀特视为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④参见亨佩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西方近现代历史学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⑤安克斯密特曾提出，要区分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的德国解释学传统和柯林武德一系的英美解释学传统，前者致力于对文本的解释，后者则是要说明有意图的人类行动。他又将后者称为分析的解释学(analytic hermeneutics)，参见Frank 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Ankersmit,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50.
⑥安克斯密特给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这一“认识论的历史哲学”的冠名，实际上相当于我国史学界通常所说的“历史认识论”。
⑦Frank 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p.55.
⑧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68页以下。
⑨Frank 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p.55.
⑩Frank 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pp.62,67.
(11)“在历史研究的哲学与某一历史叙事的构成成分（各个陈述）之间有着某种亲和性。在历史写作的哲学与整体而言的历史叙事之间也有着相似的关联。”参见Frank Ankersmit,"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p.35.
(12)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74.
(13)Frank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p.99.
(14)也正因为如此，安克斯密特需要不断地对理查德·罗蒂等人关于将语言实体化的批评提出反驳。
(15)(16)Frank Ankersmit,"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pp.40,37.
(17)Frank Ankersmit,"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p.39.
(18)Frank Ankersmit,"Reply to Professsor Zagorin," in Brian Fay,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Vann,eds.,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Readings,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1998,p.212.此书收入了安克斯密特在Historyand Theory杂志上发表的《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和此文所引发的扎格林(Perez Zagorin)的批评以及安克斯密特的反批评。
(19)Frank Ankersmit,"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p.39.
(20)Frank Ankersmit,"Reply to Professsor Zagorin,"p.208.
(21)Frank Ankersmit,"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pp.41,38.安克斯密特为了避免距离常识太远，又往往强调，叙事解释不能脱离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历史学争议既关涉叙事解释，又关涉过去实在。参见“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p.72.
(22)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75.
(23)Frank 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p.71.安克斯密特的这一论点受到库勒(J.Culler)的影响。
(24)Frank Ankersmit,"On Historiographical Progress," Storia della Sroriografia,vol.22,1992,pp.103-107.安克斯密特思维和文风的一个颇为遭人诟病之处，就是他爱下极端性的断语，而不顾及理论立场的一贯性和史学实践的某些常识。比如，他在别的场合在将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进行区分之后，曾毫不犹疑地下过与此处颇为矛盾的断言：“历史学中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历史研究的进步。”（参见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74）
(25)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p.77-78.
(26)如Philippe Carrard,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27)Frank 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45.
(28)Frank Ankersmit,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9)安克斯密特近年来颇用心于政治哲学，表现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在这方面他已出版的著作有《审美的政治》(Aesthetic Politic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和《政治表现》(Political Represent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此外，在他应《重思历史》杂志之邀所写的思想自传中，对他政治哲学方面的基本思路也有所阐述("Invitation to Historians," Rethinking History,vol.7,no.3,2003,pp.413-437)。
(30)(31)Frank Ankersmit,"The Linguistic Turn: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in F.Ankersmit,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pp.41,32-33.
(32)Frank Ankersmit,"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p.40.
(33)Frank Ankersmit,"The Linguistic Turn: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p.45.
(34)Frank Ankersmit,"The Linguistic Turn: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p.33.
(35)Frank Ankersmit,"The Linguistic Turn: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p.62.
(36)当然，对于历史学家法的违背总是有着一个容忍限度的问题，而且，还涉及相对于整体历史图景而言，相关描述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这应当是史学理论应该对史学实践加以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37)Frank Ankersmit,"The Linguistic Turn: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p.44.
(38)Frank Ankersmit,"The Linguistic Turn: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p.63.
(39)Frank Ankersmit,"The Linguistic Turn: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pp.284,22.
(40)Frank Ankersmit,"The Linguistic Turn: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p.38.
(41)Frank Ankersmit,"The Linguistic Turn: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p.36.在该书“结语”部分，他还谈到应以相对的合理性(relative plausibility)来取代语言哲学中的真实性这一概念。(p.248)
(42)Frank 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55.
(43)John Zammito,"Ankersmit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Historyand Theory,vol.44,2005,p.164.同一作者对安克斯密特早期理论立场的批评，参见John Zammito,"Ankersmit's Postmodernist Historiography:The Hyperbole of 'Opacity'," History and Theory,vol.37,1998.
(44)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91.
(45)丹图就曾经有过很辛辣的评论，说历史哲学对于专业的哲学家而言，就仿佛军乐对于专业的音乐家一样，是欠缺天赋的业余人士才干的事情。参见Frank Ankersmit,"Invitation to Historians," p.433.
(46)Frank 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0.
(47)Frank Ankersmit,"The Postmodernist 'Privatization' of the Past," in F.Ankersmit,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p.162.
(48)Frank 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p.4.
(49)早在1992年5月接受埃娃·多曼斯卡的访谈时，安克斯密特就说道：“（史学理论）对于语言和话语的着迷令人厌倦……该是变换主题的时候了，我个人更青睐历史经验的范畴。”(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262)
(50)参见Frank Ankersmit,"Invitation to Historians,"p.428.
(51)参见Frank Ankersmit,"Invitation to Historians," p.428.蒙塔尤是勒华拉杜里所研究的13世纪的法国小山村。（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弗留理(Friuli)是金兹堡《奶酪与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宇宙》中磨坊主梅诺丘(Menocchio)所居住的意大利村庄。(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tred.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New York:Dorset Press,1989)
(52)他甚至说过：“我对于微观史的解释可能太慷慨了些，微观史的思想意义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并且那种时尚不过是一时的怪事而已。”参见Frank Ankersmit,"Invitation to Historians,"p.428.
(53)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金兹堡对自己的研究也曾有过这样的夫子自道：“我的想法，是要表明研究一个弗留理的磨坊主对于弗留理之外的读者以及潜在的每一个人所具有的意义，因为通过这个例证可以提出更大的问题来。”（参见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也就《蒙塔尤》、《奶酪与虫》和她本人的《马丁·盖尔的归来》说过：“这三本书全都认真地对待地方性文化。然而，它们也关注经验和长时段的传统以及思想结构……虽然彼此有所不同，但这三本书全都希望对于超出它们所研究的个案之外的过程能够得出某些洞识。”（《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第74页）
(54)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43.
(55)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93.
(56)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93.
(57)Frank Ankersmit,"Huizinga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F.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p.115,125.
(58)在史学理论领域中，也许还是海登·怀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参见Hayden White,"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 in H.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
(59)Frank 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F.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p.318.
(60)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集，参见Saul Friedlander,ed.,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61)参见Frank Ankersmit,"Invitation to Historians," p.433.
(62)这是安克斯密特在《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这一篇影响颇大的论文中反复论及的意象，参见Ankersmit,"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in B.Fay,et al.,eds.,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Readings,pp.175-192.
(63)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81.
(64)Frank Ankersmit,"Huizinga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p.137.
(65)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263.
(66)参见Michael S.Roth为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一书所作的书评，History and Theory,vol.46,2007,p.66.
(67)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197.
(68)以史学理论领域中的若干著名理论家为例，拉卡普拉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就有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History,Theory,Traum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 History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还可参考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的论文《此刻“不再”》和耶尔恩·吕森(J
rn Rüsen)的论文《危机、创伤与认同》，二文均收入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69)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158.
(70)Michael S.Rothwei为《崇高的历史经验》一书所作的书评，History and Theory,vol.46,2007,p.73.
(71)Simon Schama,Dead Certainties,Unwarranted Speculations,New York:Knopf,1991.
(72)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吴根友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73)Frank Ankersmit,"Huizinga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p.135.
(74)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 in H.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75)Ewa Doma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pp.147-148.
(76)近年来，《重思历史》杂志倡导历史写作的新尝试，并将相关的历史写作汇编成《重思历史的试验》(Alun Munslow and Robert A.Rosenstone,eds.,Experiments in Rethinking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2004)，其中有的篇目是自传体写作的历史片段，有的采用了时间顺序任意穿插的现代小说叙事方式，还有的大量运用诗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