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过程中的企业家机会发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企业家论文,发现论文,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业是一个过程，创业机会的发现是这一过程的起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假设和方法，没能就创业机会发现的研究达成共识，距离建立一个全面的机会发现和利用理论分析框架还很远。本文试图对奥地利学派和行为学派的企业家机会发现理论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深化对创业机会发现理论的理解和研究。
一、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机会发现的解释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以瓦尔拉斯(Walras)的一般均衡模型（现多称为Arrow-Debreu均衡模型）为基础，认为真实世界的市场可以自由实现均衡状态。决策是在给定偏好、资源约束和技术条件下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这些均衡范式不仅假设完全知识，而且假设价格机制是推动市场达到均衡的惟一机制。在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中，由于与满足均衡的假设条件不一致，企业家精神是没有存在空间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也不可能存在有纯利润的创业机会。胆识、想像力和创造力与个人决策无关，因为在新古典主义世界里，决策被认为是在已知概率函数分布的基础上做出的。[1]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剥离了想像力、创造力这些特性，就会使人类选择完全失去其自然本性，正是由于具有想像力、创造力的企业家能够发现市场上的创业机会，并采取正确的决策才导致新组织的诞生。
早期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Schumpeter认为，创业机会的发现与企业家的动态创新有关①。按照Schumpeter(1934)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2]在Schumpeter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这里新组合包含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Schumpeter的创业机会是与新信息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在于市场始终发生着变化，技术、政策、规则和其他因素的变化会产生新的信息，而新信息会改变资源的均衡价格，随之出现大量的创业机会。如果企业家能够利用新的信息，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资源并对它们进行重组，那么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利润（方世建等，2006）。另外，Schumpeter认为，创业机会的发现还取决于企业家所独有的创业精神。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只是他们的部分目的，而最重要的创业动机则是其“体现个人价值”的心理，即“创业精神”。具体而言，创业精神主要包括以下特征：(1)建立私人王国。企业家经常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朝”。(2)对胜利的渴望。企业家具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成功过程本身。(3)创造的喜悦。企业家会因为创造、创造成功和能够施展个人能力和智慧而感到快乐。(4)坚强的意志。企业家在面对阻力或逆境时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自己的既定计划，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坚强意志（李乾文，2005）。
与Schumpeter的创新观点不同，以Kirzner为代表的现代奥地利学派则认为，创业机会是由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在非均衡状态下凭借警觉性(alertness)而发现的，企业家对创业机会的发现和利用，能促使市场过程由非均衡趋向于均衡。Kirzner是Mises的学生，同时又受Hayek的影响，他所提出的企业家发现理论构成了现代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理论的精髓。Kirzner认为，“企业家发现这个概念是当代奥地利学派理论的核心，这个概念介于标准搜索理论中有意识地挖掘信息与纯粹凭运气获得意外收获两者之间”。[1]实际上，Kirzner的企业家发现概念是介于以下两种状态之间：一是通过纯粹的偶然机会获得意外收入；二是通过不断搜索发现市场对象所隐含的内在信息，即企业家发现不仅仅是发现纯粹偶然的机会，而且是在特定时间下通过警觉搜索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信息，将一个发现对象的内在信息外在化，从而发现创业机会。不确定的非均衡市场环境中存在机会，具有胆识、想像力和异质性知识的企业家拥有独特的警觉性，容易发现市场中存在的机会，他们或是通过扩大生产供应，或是通过套利等活动来利用市场机会，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企业家和普通人一样，都是在自由、不确定的世界里从事商业活动，但又与普通人不同，他们总是自发地关注他人忽略的环境特征。[3,4]警觉的企业家时刻注意着市场，通过发现创业机会并采取行动来获取利润。由于认知上存在偏差并可能出错，因此先入市场的企业家可能会遗漏一些创业机会，后来的企业家因为知识的增加就会敏锐地发现这样的创业机会。可以说，正是企业家对机会的警觉和发现促使非均衡的市场过程逐渐趋向于均衡。[5]
根据Kirzner的分析，创业机会的主要特征是：(1)潜伏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或由市场环境变化所创造；(2)并不是即刻就会被完全发现和利用；(3)不可能被所有的企业家发现，即使他们具备同样的市场信息；(4)有时候只被特定的企业家发现，因为市场信息是分散的，而且局部化的隐性知识并不能直接交流；(5)在被发现之前，发现的概率是未知的；(6)不是机械的最优化搜索的结果，尽管它们或许被作为协调其他企业家所犯错误的结果而发现；(7)不是纯粹靠运气发现的，而是通过激发无处不在的警觉品质来发现的。[6]Kirzner认为，尽管营利机会有时是偶然发现的，但并不是依靠运气。某些人之所以比另外一些人对营利机会更加敏感，是因为他们占有不同的知识。
二、行为学派对企业家机会发现的解释
行为学派从认知的信息处理过程出发，结合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展开对企业家机会发现的研究。凭借不同的认知因素来发现营利机会，是行为学派企业家行为研究的核心内容。[7]
行为学派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最早来自于Simon的有限理性说。Simon认为，在经济环境中，由于受到所掌握信息、知识的内在原因和制度伦理及规范的外在原因等的限制，人们不可能具有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完全理性”。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Simon开始强调决策制定者的认知局限性，包括应用于创业的知识和算计能力的局限性。[8]根据Simon的观点，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决策制定者仅仅具有一个“平凡人的思维”，再加上算计的复杂性，以至于很难发现获得最大利润的机会。后来的行为学派学者在Simon的理论基础上，引入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认为企业家往往依赖不同的心智捷径来尽可能拓展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一般来说，常用的心智捷径包括一些经验推断方法和认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认知偏见，这些心智捷径构成了企业家识别（发现）机会的认知基础，有利于企业家在复杂市场环境中发现利润机会，并做出满意的决策。[9]经验推断指的是基于个人经验和知识积累的决策。[7]Kahneman和Tversky将不同的经验推断方法归为三类：(1)可得性启发法(the availability heuristics)。它常用于判断某事件的发生概率。人们对概率的估计往往是利用记忆中最容易提取的信息进行主观的估计。(2)代表性启发法(the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s)。当人们根据事物的某些显著特征对其进行归类的时候，如果这些特征与某类经历过的事物的代表性特征相类似，那么就能直观地推断该事物属于这一类。(3)锚定和调整性启发法(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s)。它表现为人们对于不确定数值的估计往往是基于对初始值或起始点进行适当调整的结果，起始点可以是实践本身提供的，也可以是在估计过程中局部发生的。[10]但是无论哪种情况，起始点都会对估计值产生决定性影响。除了上述三种典型的经验推断方法以外，人们还常常利用一些其他的认知偏见尽可能拓展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主要包括：(1)乐观偏见，是指即使预期没有理性基础，人们也会有假定事情会朝着好的方面发展的倾向。一般来说，企业家是相当自信的，即使在现实情况很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仍预期自己能取得成功。(2)证实偏见，是指人们更倾向于注意、处理和记忆能支持现存信念（或至少与之相一致）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不能支持现存信念的信息。[11]这意味着，人们常常生活在自我构建的“回音室”里，只有那些能强化自己原有信念的信息才会被接受。(3)控制错觉，指一种超越实际情况，认定自己能更大限度地掌控命运的倾向。也就是说，与理性思考所表明的控制能力相比，企业家常常认为自己对自身环境拥有更强的控制力。(4)小数法则。企业家一般相信小数目法则，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的决策往往不是基于对大量随机样本的分析，而是根据少量已经获得成功的样本来做出决策。这会使他们更乐观地展望机会前景，而低估风险。[12]尽管这些经验推断方法和认知偏见在便利人们处理信息的同时会造成不少潜在的认知错误，但是Manimala的研究成果表明，企业家在决策过程中经常使用这些包含认知偏见的经验推断方法，将复杂的决策问题简化为简单的判断。[8]
与Kirzner的看法不同，行为学派认为有利可图的营利机会是内生的，而不是像Kirzner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于现有市场环境中并且等待着被发现。Harper认为，行为学派心目中的企业家有自己的心智结构(mental constructs)，并且依此而行动。[13]心智结构主要包括财富的心理意义、风险承受力与成败归因倾向、公平观念、幸福观念、慈善观念和自我成就观等等，它是企业家对世界的主观看法以及对自我的评价。法国大艺术家罗丹曾说，世间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相当于说，美感是个人内生的，因人而异，对美的审视和评判体现着一个人的内在心智结构。个人经验是影响心智结构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已经形成的心智结构会对以前的个人经验进行修正，并作为个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框架。在此框架中，一系列可能的经验推断方法和认知偏见构成了企业家发现机会的认知基础。[14]
行为学派认为，认知科学的以下两种重要理论有助于理解特定的个体识别（发现）机会的过程：一是信号察觉理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另一是焦点调节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12]
(1)信号察觉理论。信号察觉理论与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有关，即“人们如何确定外界是否真正存在值得注意或感知的东西？”。在行为学派看来，机会不会送到企业家面前；相反，在复杂的环境中机会通常难以发现。因此，企业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判定机会是否真正存在。信号察觉理论指出，当人们试图明确刺激因素(stimulus)是否存在时，通常有四种可能性：1)刺激因素存在并且感知者也认为它存在（称为命中）；2)刺激因素存在而感知者没能发现（称为错过）；3)刺激因素不存在而感知者错误地认为它存在（称为错误警觉）；4)刺激因素不存在而感知者正确地认为其不存在（称为正确拒绝）。该理论进一步指出，很多因素决定人们在给定情形下体验命中、错过和错误警觉的相对比率。有些因素是物理属性的，与刺激因素的性质有关，如更大的声音、更亮的光线，肯定更容易判定其存在；另一些因素同感知者当前状态有关，如个人在兴奋和压抑状态下得出的判断结果常常不同；还有一些因素涉及感知者在实际事务中的主观标准——他们更关心获得命中还是更关心避免错误警觉。
在介绍了信号察觉理论的基本概念以后，现在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与机会识别直接相关。企业家有强烈的动机取得命中，识别出现实中存在的机会，但他们同时也希望避免错误警觉——错误地感知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机会（如果追求这样的机会，会浪费时间、精力和资源）。更进一步讲，企业家也同样渴望避免错过——没有注意到实际存在的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信号察觉理论为理解机会识别过程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框架。但是，企业家在判定机会是否存在时会设定什么样的主观标准呢？或者说，什么因素决定企业家会受到某种激励而希望获得命中、避免错误警觉和避免错过呢？近年来，在认知科学中受到广泛重视的焦点调节理论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
(2)焦点调节理论。简单地说，焦点调节理论认为，人们在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实现所希望的结果时，往往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4]第一种观点可被称为促进中心观(promotion focus)，个体的最终目标是成就——取得正面结果。当个体采取这种观点时，会想像很多假说并在其中探究达到期望目标的所有可能手段。第二种观点可被称为预防中心观(prevention focus)，个体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性——避免负面结果。当个体采用这种观点时，想像较少的假说，主要集中精力避免会产生负面结果的错误行为。研究表明，人们对这两种观点有不同的个人偏好。[15]此外，人们还可能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而选择其中一种观点。[16]
焦点调节理论同信号察觉理论是紧密相关的。[12]具体来说，它指出，当个体采用促进中心观时（强调成就），就更关注获得命中（识别真正存在的刺激因素），并避免错过（未能识别已经存在的刺激因素）；相反，当个体采用预防中心观（强调避免负面结果），他们更倾向于避免错误，因此特别警惕并关注正确拒绝（当刺激因素不存在时能正确识别），而避免错误警觉（追求实际不存在的刺激）。[17]
上述推断对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过程具有清晰的含义。特别地，与持预防中心观的人相比，采用改进中心观的人可能会更尽力、更广泛地搜索各种机会，并且针对潜在机会设立各种假设。而且，他们会将判定机会存在的主观标准定得更低。虽然这可能导致很多错误警觉，但也提高了实际发现机会的可能性。总之，个体的促进中心观越强烈，就越可能发现机会。相反，采用预防中心观的人更可能对错误警觉和正确拒绝保持警惕，倾向于设置较高的主观判定标准，并且很少设立与机会存在相关的假说。这意味着，一般来说，与其他人相比，企业家更可能采用促进中心观。
分开看，信号察觉理论和焦点调节理论已经为企业家识别机会提供了很好的推断手段，然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关于机会识别过程的更有意义的见解。焦点调节理论认为，所有的企业家，不论成功与否，都偏好采用促进中心观，都以取得成就为目标，努力想像各种可检验的假说以便获得正面结果。但是，擅长发现可行机会的人和不擅长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能够调节促进中心观和预防中心观；而后者则倾向于采用纯粹的促进中心观，不关心避免负面结果。具体地说，两种类型的企业家都有强烈的动机使命中最大化——正确地注意到实际存在的机会。然而，那些擅长区分有价值机会和不可行机会的人，更加关心正确避免错误警觉，更加关心做出正确的拒绝选择，即正确地识别非正式的机会，不怎么关心错过——忽视实际存在的机会。表1概适了上述推断。
行为学派认为创业机会：(1)通常是企业家在复杂、不确定和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发现的；(2)不能直接且客观地进行描述，它们有别于企业家对它们的感知或者构造；(3)由进行经验推断和有认知偏见的有限理性企业家发现；(4)寓于企业家有意识的、非优化的、循序渐进的认知过程中，这个过程涉及个体对机会信号不同的感知以及相应地追求不同层次机会的心理构造。
表1 成功和不成功企业家在识别命中、错过、错误警觉和正确拒绝方面的可预期动机[12]
三、比较和启示
上述分析表明，奥地利学派和行为学派在对企业家机会发现的分析上存在较大区别，其中奥地利学派内部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早期的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来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五种新组合，并获得新信息，进而通过新的信息来发现市场环境中的创业机会。此外，企业家独有的创业精神也是发现创业机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Kirzner则认为，创业机会是由警觉性很高的企业家发现了现有非均衡市场环境中被疏忽的信息或者由市场环境变化所致的信息，并通过采取套利或跨期投机活动来发现。
两种不同的机会类型对经济活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Schumpeter式的机会来自于市场力量失衡，发现和利用这种机会是一种打破均衡的活动；而Kirzner式的机会是在力量均衡的条件下产生的，发现和利用这种机会能促使经济更加趋向于均衡，因此这种机会能增强现有运营方式，而Schumpeter式的机会则要打破现存的体制。这就表明大部分创业机会是Kirzner式的，因为大部分的机会对现行经济运行方式具有建设性。归纳起来，Schumpeter式的机会会打破均衡，需要新信息，变革性强，较少出现，具有创造性；Kirzner式的机会会使非均衡趋向均衡，不需要新信息，变革性低，普通常见，缺乏创造性。
由于Schumpeter式的机会会驱使企业家打破均衡，并且对这种机会的认知涉及新知识的创造，因此Schumpeter式的机会的价值大于Kirzner式的机会，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企业家对机会的发现来看，Schumpeter式的机会更强调变革性和脱离现有知识，而Kirzner式的机会变革性小，仅重复现有的组织形式。因此，Schumpeter式的机会风险大于Kirzner式的机会。
行为学派从认知心理学出发，认为认知局限性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共有特征，因此，企业家只能依赖其不同的经验推断方法和认知偏见来发现由复杂的市场环境内生的创业机会。他们强调创业机会源于企业家主观的心理认知，不同的心理结构导致不同的机会发现，因此创业机会内生于企业家个人心理结构，机会具有异质性。行为学派的机会风险受企业家本身风险偏好的影响。例如，一个具有风险偏好心理结构的企业家，往往富有冒险意识，其所追求的可能就是充满风险的创业机会。表2简要比较了奥地利学派和行为学派的企业家机会发现理论。
表2 企业家机会发现理论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综上所述，奥地利学派和行为学派从各自的理论视角，运用特定的概念和相关术语对企业家机会发现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它们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创业过程中企业家机会发现内涵的认识，有助于构建企业家机会发现一般理论的分析框架。
现实地说，企业家发现是从个人角度来考察的。创业往往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政府政策主要是为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当政府政策所体现的政府对创业机会的评价和企业家对创业机会的评价相一致时，政府政策的扶持才可能产生效果。根据行为学派的观点，不同的企业家心理结构导致不同的创业机会发现，企业家的异质性决定机会的异质性。我国东、中、西三个经济带，经济水平差距大，经济的发展基础不同，决定了人们所拥有的财富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化、生活习惯不同等等，这些差别决定了企业家心理结构的差异。此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导致企业家心理结构中区域机会性质的差异。这意味着政府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搞清楚每个区域中哪些是现阶段真正的创业机会，哪些不是，哪些只是未来可能的机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创业政策，使企业家才能、经济资源和相应的机会相匹配，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企业家是在经济体制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不断演变而生的，创业机会的形成一方面是由社会变革导致的利益重新分配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技术、管理等各方面创新所创造的，其中既有Schumpeter式的机会又有Kirzner式的机会，深入理解并正确利用和开发这些机会以创建新企业，在理论上和经济实践中都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①这里之所以将熊彼特看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两个原因：(1)能彼特本人就是奥地利人；(2)熊彼特是门格尔的得意门生庞巴维克的学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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