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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9)15-0016-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具体理论内容的简单累积，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形成的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系统整体学说，是一个包括元理论、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三大层次的理论体系。第一层次是元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高最本质层次，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次一层次是基本理论，即在元理论指导下，具体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或基本原理，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第三层次是应用理论，即在元理论指导下，把基本理论或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直接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运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元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层次是元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高最本质层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的立场与方法，它不仅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产生和发展，而且贯穿于这一理论的一切方面，使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得以确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存在的客观性决定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坚持一切从本国客观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来；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1]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出发。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正是尊重客观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同时又突破陈规，不断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坚持事物普遍联系的立场和方法，坚持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并举、城市持续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行、东西中部不同发展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并进，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坚持事物永恒发展的立场和方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这三部分理论成果是一个系统整体，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基本实践就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的全方位改革、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从经济到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全方略建设，等等，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鲜活内容，无不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实践活动，无不表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些实践的内容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涵盖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祖国统一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些内容相互衔接、相互贯通，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科学理论体系。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都是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创造才能的结晶。邓小平同志在审阅十四大报告送审稿的意见中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立的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观点，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无一不与激发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创造活力密切相关。可以说，人民群众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都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
总之，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元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元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个层次是基本理论，即在元理论指导下，在整体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或基本原理。这个层次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两个部分。
1.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特征，回答了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首要问题。
邓小平认为，以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之所以走弯路，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这一论断，既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又坚持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与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统一性，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原则实践化，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从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基础。
江泽民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础上指出，要“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4]该论断不仅包含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追求社会主义公平等内容，而且还提出发展先进文化、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一新的论断既同马克思主义促进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理想相衔接，同时又明确把它限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也就是初级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这是江泽民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个新的科学论断，标志着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这里的“社会和谐”不是指其他社会形态的和谐，而是特指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和谐。一方面，它不同于历史上私有制条件下各种所谓的社会和谐；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和谐，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的社会和谐。这种社会和谐，是迈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谐的一个阶梯。
2.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基本理论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共同性。但是，各国人民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又有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套用一个统一的、固定的模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将社会主义一般理论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既包括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包括与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邓小平也明确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一般理论下，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以“走自己的路”为鲜明特色的理论。
第一，特殊的经济模式：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曾指出：“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8]“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邓小平以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勇气，提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10]可以说，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显著的特色。
第二，特殊的政治体制：把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在政体上，体现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而不是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正如邓小平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11]在政党制度上，体现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搞两党制或多党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2]在民族关系上，体现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实行“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13]在治国方略上，体现在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4]
第三，特殊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化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能是指导中国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随着当前社会思想观念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多元的格局、多变的特征，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作用。为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理想信念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15]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或基本原理，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应用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三层次是应用理论，即在元理论指导下，把基本理论或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直接指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在第一层次元理论和第二层次基本理论基础上的全方位展开和深化，系统回答了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应当“怎样做”。这个层次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等。
1.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到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经济发展理论
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如一地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6]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注重发展先进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胡锦涛充分认识到发展先进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针对生产力发展中的新问题，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注重提高节能环保水平。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17]
2.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到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理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步伐，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8]他还指出，我们党要从实际出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实现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9]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坚持依法治国，这是保证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手段。
胡锦涛充分认识到民主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不竭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20]这种以党内民主推动总体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改思路，是基于我国的具体实际，由我国政治文化的顺从性、政治动力的单一性、政治认同的引领性和政治发展的稳定性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21]这种发展民主的方式，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与现代民主理念的结合，既承认民主的普遍性原则，又强调民主的模式要符合具体的国情，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
3.由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经发展先进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发展理论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两手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但是归结到一点，“两手抓”主要是指同时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2]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同样，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物质文明建设也要走弯路，甚至社会主义也会变质。
在落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的基础上，江泽民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23]我们党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24]是当代中国全体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他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
4.由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理论
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稳定，他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5]鉴此，坚持和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努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实现我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最根本的途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政治前提和思想保证；坚持不懈地开展标本兼治的反腐败斗争，这是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江泽民指出：“改革、发展、稳定，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26]所以，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和深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胡锦涛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应用理论，还包括依靠力量、领导核心、祖国统一、外交、统一战线、民族、宗教理论等。这些应用理论，回答了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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