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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事件”是抗日战争后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颇为研究者所注意。然而，以往的研究很少专门论及马歇尔与“史迪威事件”的关系。实际上，史迪威出使中国。是马歇尔促成的；在史蒋矛盾中，马歇尔一直是史迪威的坚定支持者；马歇尔使华失败又与“史迪威事件”的影响有重要关系。本文将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阐述，以期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马歇尔策划和促成史迪威使华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乔治·卡·马歇尔(Gecrge C.Marshall，1880-1959)是美国五星上将，曾任陆军参谋总长。后又担任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马歇尔是美国高层人物中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的一个。他曾多次到中国，1924-1927年，在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担任执行官。他会说一些中国话，了解一些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约瑟夫·W·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1883-1946)是美国四星上将。1911年，他在驻菲律宾美军中服役时，就曾到过中国。1920-1923年任美国驻华第一陆军语言军官。1926年夏又一次来华，出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个营长，成为马歇尔的部下。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①。
1935年6月，史迪威出任美驻华武官，1939年奉召回国。恰在这一年，马歇尔被任命为美陆军参谋长。他上任后大胆起用有实干和创新精神的军官，史迪威是他提名为准将中的一个。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蒋介石的抗日更加依赖美国。他希望靠盟国的援助，对内稳定其统治，对外借盟国之手打击日本。为此，他希望美国派一名高级将领担任他的参谋长，以便更好地向华盛顿要钱要物资。美国政府为督促蒋介石积极抗战，以保住其在中国大陆的利益，也认为应派一名高级军事代表去中国②。
使华的人选，由马歇尔负责挑选。1942年1月14日，马歇尔正式提出史迪威作为赴华使节的人选。马歇尔选中史迪威，不仅是因为史迪威熟悉中国的情况，是美军高级将领中唯一能讲中文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中国军队的认识上完全一致，即，他们认为，中国士兵吃苦耐劳，勇于牺牲，只要指挥得当，训练有方，可以实现以其牵制日军的目的。
美陆军部长史汀生在听取了马歇尔的意见并找史迪威谈话之后③，也认为他们的确是“发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对付未来问题的有用人材”④。
陆军部对史迪威使华的目的和任务规定是：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并用来武装和训练中国军队，使他们更能有效地打击和牵制日军⑤。
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在马歇尔的具体安排下，史迪威一行于1942年3月3日到达中国。
马歇尔是史迪威使华期间最坚定的支持者
1944年10月，因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激化和公开化，终于导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将史召回。这被称为“史迪威事件”。事实上，据有关资料，蒋介石早在1942年7月6日，即史迪威抵达中国后仅四个月就提出“是否仍拟留其在华供职”的问题⑥。从1942年7月至1944年10月二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曾多次向美国提出撤换史迪威的问题，但都被马歇尔和在他影响下的罗斯福加以拒绝。
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指挥入缅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同时又作为中、缅、印战区的美国陆军指挥官，这些均要对蒋介石负责。但是在有关美国《租借法案》援华物资的一切事务方面，他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不受蒋介石的管辖而对美国政府负责。对于消极抗日的蒋介石来说，为巩固其统治和扩大实力，就必须争得尽可能多的租借物资的援助。而掌握租借物资分配权的史迪威，不但不肯听命于他，反而不断利用这个权力迫使其抗日，以至提出为了抗日武装中共军队甚至要求得到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这对于视中共为腹心大敌、视军队为命根子的蒋介石来说，是决不可能答应的。这一根本性冲突也就必然导致史、蒋二人由磨擦而致公开的冲突和决裂。在史蒋矛盾中，马歇尔始终站在史迪威一边，给予他有力的支持。
首先，是关于派遣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问题。1942年，日军在缅甸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企图切断盟军对中国的补给线。蒋介石却不愿出军赴缅作战。刚来到中国的史迪威就与蒋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争执⑦，马歇尔知道是他使自己这位最优秀的军官陷入困境，因而不断地发来电报安慰和鼓励他。4月中旬，日军在缅甸发起攻势，切断了滇缅公路并占领缅甸。史迪威带着一支中国军队从缅甸撤退，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印度的英帕尔。马歇尔为慰问和鼓励史迪威，特意发来一份电报，电报中只字没有提及失败，而是转达陆军部长、总统及陆军部全体成员对他的赞誉。这使史迪威稍感慰藉。
缅甸战役失败后，围绕着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及使用，史迪威又与蒋介石发生了争执。史迪威重申了自己掌握租借物资的权力，于是第一次引起了蒋介石要撤换史迪威的动议。1942年7月6日，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在华盛顿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询问，是否考虑史迪威继续留任的问题⑧。蒋在回电中提出，“最好能由其（指美国——作者注）自动召回”⑨。蒋介石为剥夺史迪威对租借物资的控制权，还写信给罗斯福。罗斯福的复信是马歇尔起草的，信中一口回绝蒋介石的要求，强调不管是史迪威还是其他人，都将握有同样的权力。
1943年12月开罗会议后，罗斯福给蒋介石发电，要求中国参加北缅战役，以保证美国对中国战场的援助。史迪威发电报给马歇尔，要他用撤销租借物资的办法迫使蒋就范。由于蒋介石非但不肯出兵，反而向美提出10亿美元贷款的要求。这一态度激怒了美国政府。罗斯福支持了史迪威和马歇尔的意见，在1944年1月14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暗示，如果以租借物资武装的中国军队不能用于缅甸战役，那就要停止租借物资的供应⑩。但蒋介石仍按兵不动。
1月下旬，日军对印度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攻势。史迪威因兵力不敷，再次请求马歇尔帮助。马歇尔以陆军部的名义向罗斯福报告。在马歇尔的鼓动下，罗斯福于1944年4月3日给蒋发去一份态度强硬的电报，敦促蒋介石立即命令军队进入缅甸战场。4月10日，马歇尔把这一消息通知史迪威，并告诉他应该让蒋介石了解，如果再不下令，租借物资将予以取消。史迪威立即将这一决定通知他在重庆的助手，并转告蒋介石。蒋介石怕美国真的有所表示，只好同意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恼火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在使用和装备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问题上，史、蒋再次发生矛盾。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中国广大的敌后战场及中国共产党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史迪威及他的文职顾问对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各种资料进行搜集与研究，认为应派代表前往共产党区域进行视察(11)。这个意见很快送回美国。
在马歇尔的推动下，罗斯福于1944年2月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请他同意派美军观察员去华北。正如史迪威所预料的，蒋介石在回电中拒绝了这个要求。4月间，罗斯福再次提出这个要求，但是仍没有结果。
6月下旬，在史迪威及马歇尔的催促下，罗斯福又派他的私人代表华莱士访华。他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敦促蒋介石同意美国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蒋介石在与华莱士四次长谈后不得不同意美国的要求，但又向美国提出将史迪威调回。由于马歇尔的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要求未予理会。美军观察组在史迪威的直接参预下，终于在1944年7月和8月分两批抵达延安。经过考察，美军观察组向重庆的史迪威总部及华盛顿发回大量的有价值的情报和资料，为史迪威、马歇尔乃至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认识和将采取的有关措施起了决定性影响。
早在1943年9月，史迪威就要求蒋介石从他囤积的武器中拨一部分给中共军队以便共同抗日，为蒋介石完全拒绝。
1944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在中国战场，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正面战场面临崩溃的局面。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却出现迅速发展之势。美军观察组从延安给史迪威的报告认为，美国从其抗日的军事目的出发，完全可以与中共合作并用租借物资来装备他们的军队(12)。史迪威立即向马歇尔提出这一建议。马歇尔在9月给史迪威的一份电报中告诉他，陆军部已计划将租借物资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国陆军。根据马歇尔的这个电报，史迪威向蒋介石正式提出派他去延安谈判，武装中共五个师并将其军队用于共同抗战。在蒋介石看来，这无异于史迪威向自己胸上插刀子。史、蒋矛盾进一步加剧了。
最后，导致史、蒋矛盾最终激化的是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随着中国抗战正面战场局势的恶化，马歇尔考虑将史迪威调到中国战场。1944年7月3日，史迪威在回答马歇尔询问时说：“如果没有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我就不接受这项任命。”史迪威还提到“共产党也应在山西参战……”的问题(13)。7月4日，马歇尔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向罗斯福送交一份建议书，指出为挽救中国局势，应把中国军队置于史迪威这样有力的领导者之下。并为此建议授予史迪威上将军衔。在军事上对蒋介石深感失望的罗斯福认为马歇尔这个建议或许能改变中国的局面，所以马上签署。当时在美国有上将军衔的只有马歇尔、麦克阿瑟、阿诺德和艾森豪威尔。可见马歇尔对史迪威的支持。
7月6日，罗斯福在马歇尔起草的电文上未作任何修改就签发给蒋介石。这个电报的口气是强硬的，提名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的要求是不容置疑的。蒋介石了解这一点，在复电中原则上表示同意，实际上却采取拖延战术，不予兑现(14)。
9月19日，罗斯福又签发了由马歇尔拟定的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文，内中充满了对蒋介石一再拖延的气愤和指责，并暗示，如果蒋介石再拖延下去的话，美国将考虑停止对他的援助。
这份由史迪威当面送交的电文，对蒋介石来说如同一袋“辣椒粉”，他看后面无表情，内心之恼怒可想而知。他认为美国这一指责完全是史迪威搞的鬼，随即致电罗斯福，正式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
史迪威对此气愤不已。9月26日，他写信给马歇尔，说蒋介石没有打算实施民主改革及同中共建立统一战线，也无意继续在抗日战争中出力。“任何催促他采取这样行动的人都必将受到阻挠或被清除”(15)。
马歇尔当然坚决反对召回史迪威。他对史汀生说，蒋根本“不会让一位美国将领去当参谋长和中国军队的司令，因为很显然，（在这一问题上）任何美国人都不会得到真诚的支持”(16)。为此，他曾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烈的电报反驳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指责，但罗斯福不肯签发这份电报，反而出于当时美国及国际局势的考虑，决定对蒋介石让步，召回史迪威。
10月19日，史迪威从马歇尔提前发来的电报中得知“木已成舟”。同一天，史迪威接到正式将他召回的命令。又是在马歇尔的具体安排下，史迪威急促而悄然地离开了中国。
马歇尔和罗斯福都认为，史迪威赴华使命的失败，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严重挫折。
马歇尔认为，由于这次赴华使命非常艰难，所以他才挑选了史迪威。尽管史迪威履行使命时所遇困难重重，但令人感叹的是史迪威从未提出过辞职。史迪威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即为美国在华利益，为共同抗击日本，也为换救中国的败局而甘愿战斗到底。然而这种结果使马歇尔深感内疚和恼火。
“史迪威事件”对马歇尔使华的影响
史迪威离开中国时，已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在他看来，只有把蒋介石赶下台，否则“任何事情都办不了”(17)。对这个政府，“必须把它打得粉碎”(18)。然而他对中国共产党却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希望。在他离开中国之际，还命令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返美时力陈与中共建立关系的理由。史迪威认为，使用中共军队抗击在华日军是同盟国取得反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有力保证。
对于中国的前途，他完全赞成那些文职顾问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19)。“中国的命运不取决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指中国共产党——作者注）”(20)。
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史迪威返美后对陆军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中缅印区动荡之秋，吾人自始即不应对蒋作过于肯定之约诺，而应对中国问题，作更现实之看法”(21)。史迪威的这些看法，对马歇尔的影响是很大的。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内战局势的发展日益严重。美国认为，为遏制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张，为使战争期间在中国耗费的大量钱财、资源和人力不致白白丧失，消除内战，建立一个和平、统一、民主的国家，符合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尽管战争阴云已在中国上空密布，美国的决策层中仍有人认为，国共矛盾并非不可调和(22)。为此，美国政府决定派遣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起崇高威望、已经退休准备安度晚年的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前往中国，调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为消除中国内战的危险而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努力。
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仍沿袭罗斯福时只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观点。因此，马歇尔赴华使命虽然包括要使蒋介石让步，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以建立一个“广泛代议制政府”(23)，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局面。但是更带实质性的政策，是要迫使中共交出军队，以实现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马歇尔对他使命的最终结果理解为，“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政府……”(24)。换句话说，即使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美国最终还是要支持它。这也就决定了马歇尔使华必然要失败。
这一点史迪威看得十分清楚。马歇尔临行前派他的一位主要助手去征求史迪威的意见。史迪威断言马歇尔不可能成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意识到美国将始终支持他时，他只会更强硬。他甚至劝马歇尔不要卷入此事(25)。他认为从中国局势的最新发展看，美国的立场是“应该离开（中国）——现在（就离开）”(26)。马歇尔也清楚地了解此行的困难。但出于军人的献身精神和服从精神，他还是走马上任。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一行抵达中国。
对马歇尔使华，中国共产党开始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对杜鲁门为马歇尔使华发表的声明，延安《新华日报》及时作出了反应：“这一声明抛弃了腐败的赫尔利政策——即武装支持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政策。……对于美国促进中国民主团结的努力，此间表示欢迎。”(27)中国共产党并就消除内战，为制定和平民主的方案做出了认真的努力，与马歇尔也进行了积极主动的配合。“在马歇尔看来，国民党表现了更多的无诚意，甚至（他有时说）是‘愚蠢的’犯罪，而共产党却似乎表现了较大的灵活性和通情达理。”(28)然而随着美国从政策上、物质上偏袒蒋介石以至客观上起着援助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作用，引起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这一对华政策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评论马歇尔：“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由于“美国政府的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29)。
蒋介石政府对马歇尔使华是抱有矛盾心理的。一方面在其发动内战的准备没有做好的情况下，企图借马歇尔的调停来争取时间，借美国的援助加紧备战。如能通过美国解除共产党武装则更好。另一方面，蒋介石对马歇尔“扩大国民政府基础”的使命将会消弱他的独裁统治，非常反感，甚至恐惧。
马歇尔使华期间，“得益于过去史迪威关于中国情况以及委员长的观点和古怪行为的逐日详细报告”(30)。对于史、蒋矛盾及斗争，对于蒋介石一伙对史迪威的打击，对于史迪威关于国共两党的认识，马歇尔都是记忆犹新的。在这一年中，马歇尔为制止中国内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国共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三次停火；为迫使蒋介石就范，在马歇尔的建议下，杜鲁门总统一度停止对国民党的武器供应等。但蒋介石依然我行我素，致使马歇尔在华一年中，完全印证了史迪威的看法，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诚意(31)。
马歇尔在使命失败准备回国的前几天，曾亲自告诫蒋介石，国民党在军事上不可能打败中共。同时马歇尔也看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从上到下井井有条，“人民的支持给了他们力量”(32)。马歇尔奉召回国出任国务卿期间，他仍然坚信，国民党不可能打赢这场内战。对于美国国内一度喧嚣出兵干涉的主张，马歇尔始终持坚决反对态度。
史迪威和马歇尔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两人对中国问题采取的态度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他们希望美国采取更为灵活与现实的对华政策。史迪威使华，正处于同盟国反日战争的后期，美国执行的扶蒋联共抗日的政策，因为蒋介石的抵制，美国政府的退让，致使史迪威黯然回国。马歇尔使华，已处于同盟国反日战争胜利之后，此时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扶蒋限共向扶蒋反共转变的过程。由于扶蒋是这一政策的中心，使蒋介石发动内战有恃无恐。马歇尔的使命也就以失败告终。在麦卡锡时代，史迪威等被指责为使美国失去中国大陆的祸首。然而，真正使美国“失去”中国的，不是别的，而是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美国用大量的财力物力去支持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腐败政权，这也就必然会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史迪威和马歇尔是二战时期美国军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才能是没有人怀疑的。然而他们在执行赴华使命上，却连遭失败。造成两位将军失败的，决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而是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他们关于当时中国的种种具有远见的见解，已为后来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他们代表了美国朝野中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力量，应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
注释：
①(13)(32)姚凡立等译：《蒋介石的外国参谋长——史迪威》，〔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144-155页；685页；770页。
②⑦(14)参见拙文：《史迪威与1942-1944年的国共关系》，载《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
③查尔斯·F·罗马纳斯(Charles F·Romanus)、赖利·森德兰(RileySunder land)：《史迪威赴华使命》(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美国陆军部，军事史局长办公室，华盛顿1953年出版，第351页。
④⑤(17)(18)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美〕巴巴拉·W·塔奇曼著，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文版。上册，第343页；341页。下册，511页；771页。
⑥⑧⑨⑩《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台北）中华印刷厂印刷，1981年版，第619页；610页；611页；294页。
(11)《美国外交关系，1944年，中国》(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States.1944.China)第308页。查尔斯·F·罗马纳斯、赖利·森德兰：《史迪威私人档案》(Stilwell Personal File)，第1888页。
(12)查尔斯·F·罗马纳斯、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美国陆军部，军事史局长办公室，华盛顿，1956年版，第431页。
(15)一般认为，在美国对华政策从战时扶蒋联共抗日政策到战后扶蒋限共及至反共的转变过程中，赫尔利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个人的言行往往比美国政策走的更远。见项立岭：《赫尔利和罗斯福对华政策》，载《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杨立宪：《赫尔利调停与战时中美关系的转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陶文钊：《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6)(22)(23)(30)施旅译，〔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71页；78页；61页。
(19)(20)伊·卡恩：《中国通》中文译本，新华出版社出版，第164页；176页。
(21)(25)梁敬译：《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93页；294页。
(24)(28)(3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译：《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页；12页；10页。
(26)约瑟夫·W·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史迪威文件》(TheStilwell Papers)，纽约，威廉·斯隆公司，1948年出版，第265页。
(27)《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7日。
(29)《中共党史资料》，第二辑，中央党校1982年出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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