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水融的“德川经济社会论”和山村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论文,山村论文,模型论文,速水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大川一司为代表的日本理论经济学者认为，日本近代经济成长的初期条件即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换言之，德川时代尤其是后期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大川一司在《日本经济分析：成长与结构》中指出，“日本资本主义化的初期条件看来似乎处于初期停滞状态”，所谓“初期停滞”是指实质工资接近于生存水平的最低限度，使用的技术停留在机械化可能的最低水平，超过必要最低实质工资的生产物剩余被全部消费，没有投资可言。不过在这一类研究中，德川经济停滞、生产力“亚洲低水平”云云均以假说为前提，没有进一步提出关于德川时代经济发展模型。
唯一的尝试是理查德·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井”(Low-Level Equibibrium Trap)模型，应用于德川时代的经济发展。纳尔逊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致力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他于195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不发达经济中的低水平均衡陷井”论文，稍后于1960年在《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上发表了另一篇题名为“增长模型和摆脱低水平均衡陷井：日本的范例”的论文。纳尔逊在这两篇论文中提出了以下观点：德川时代最初一个世纪是比较繁荣的时代，经历了战国时代的战乱和农业欠收，迎来了和平和丰收。然而到17世纪末未垦地已几乎消失，在灌溉和肥料方面也没有大的投资，新田开发困难。与此同时，农民每人所得也渐渐降到生存水平以下，终于在1725年前后日本人口成长停止。农民为了缩小家族规模，人为限制人口成长，此外饥饿、疾病也是人口停滞的重要原因。技术水平低、储蓄倾向小，完全陷入“低水平均衡陷井”，在150年间资本、所得、人口均几乎没有增加。直到1867年障碍才打破，明治时期总所得和人均所得开始急速增长，人口也开始加速增长，日本挣脱了“低水平均衡陷井”。
日本社会经济史界关于德川社会经济的传统看法大体上沿用两个重要的分析前提：一是“分配问题”（即谁得到多少，谁牺牲多少）比“成长问题”（即总产量是否增大，怎样增大）重要得多。另一个前提往往是隐含的，但贯穿始终，即商业交易如使一方受益，则必定使另一方受损。大多数日本社会经济史学者摆脱不了商业交易“零和”见解的定式。从上述两个前提出发，关于德川经济传统的看法认为：(1)虽然经济在17世纪成长，但在德川时代最后一个半世纪由幕藩体制赖以存在的“本百姓”体制的基础削弱而使经济陷于停滞。部分学者认为商业在德川时代最后几十年有迅速发展，但这种见解在评价整个德川时代后半期经济绩效时受到冷遇。(2)占人口80%的农民是在统治阶级和豪农的剥削下生存的。农民的生活水准在18和19世纪由于商业化和税负繁重而趋于恶化。(3)武士阶级因商业发展而饱受财政支绌之苦。(4)豪农作为地主、金融业者、商人能最有效地剥削农民，他们以牺牲城市商人和农民的利益来增殖财富。17世纪以后的德川经济在持传统观点的学者看来，本质上是黯淡的。绝大多数人民在苛重的税负、商业化、凶作绝收和豪农盘剥下苦苦挣扎。总之在野村兼太郎的《日本经济史》、完玉幸多的《近世农民生活史》以及其他作者的论著中“停滞”成了最常见的用语。
然而上述解释留下了许多问题：
如何看待甚至在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一些文献中都保留的关于农民生活水准上升的证据？对这些证据能置诸不论么？
饱馑是否严重到象许多日本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它已产生了对经济和人口具有毁灭性后果的程度？
如果采取“初期停滞”假说，似乎近代经济成长是在明治维新时突然开始起步，德川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明治以后的经济发展被完全割裂开来。然而一个社会要开始近代经济成长必不可少的是已经准备了使经济成长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那么日本支持近代经济成长的初期条件是什么呢？
针对上述问题，日本学者速水融和日裔美籍学者山村高山分别提出不同于纳尔逊的理论结构或模式，就德川经济作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经济史学者的解释。
速水融在“日本经济史上从中世到近世的转换”（载《社会经济史学》37卷1号，1971年）和《日本经济社会的展开》中提出了他的经济社会论。他认为要进行工业化或近代化，必须形成推进工业化或近代化的“主体”和容纳近代化并使之得以进行的“条件”。其结论如下：“经济社会”首先形成于畿内，17世纪后期推广至全国。因此德川时代正处于“经济社会”形成期。经济在这个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近世初期新领主制的实施通过兵农分离、城下町建设、参观交代制，强制性地造就了消费人口集团，给全国农村带来了需求冲击，形成了财物、劳务、货币在领主、商人和农民之间循环的经济，从而给所有阶层以经济行动的刺激。这一影响如实反映在德川时代人口、耕地和生产量这三个基本经济变量上，即在德川时代三百年间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耕地增加了约二倍，生产量增加了四倍以上。仅以上三个变量增大倾向便足以显示这个时代经济变化的激烈。变量的相互比率的变化也引人注目。增加率高低顺序为生产量、人口耕地面积。这意味单位土地生产量增大，每人生产量缓慢增长，而每人的耕地则减少，农民每人生产量增大，从分配方面看，显示农民生活水平有上升的可能。但这并不一定意味作为近代经济成长属性的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说德川时代土地生产率提高本身是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增大的结果，而土地劳动比率低下，结果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说明近世农业不是朝资本存货（如家畜）增加的技术发展方向而是朝劳动密集型技术展开的方向发展。适合这种技术发展的农业经营不是依赖隶属劳动力的经营或“富农”型经营。这种集约农业即家族经营方式的确立结果导致结婚率、出生率上升，伴随生活水平上升，死亡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人口发生爆发性增大。在人口增长同时，人口移动也十分活跃，这与都市雇用增大有关。
在德川时代后半期上述发展虽然放慢了，但不能说“停滞”。速水融对以往因后半期全国平均人口停滞便认为经济停滞的说法表示怀疑，相反他认为就地域而论，从中央到西南日本，此外还有东日本的一部分，在德川时代后半期经济发展、人口增大都在继续。
在速水融看来，德川时代“经济社会”的形成即是工业化条件的产生，但这并不表示德川时代就产生了强有力的工业化的萌动。原因在于德川时代还没有形成推进工业化的“主体”。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江户时代的经验在于当时外部刺激正式要求实行工业化时，已准备好条件可能做出这种选择，即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来达到工业化的目标。”
在此期间山村高山与亨利合作出版了《德川时期经济成长与人口变动》一书。作者在该书中以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现代经济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德川经济进行了重新考察，从人口变动与经济成长的关系入手，提出了三个可验证的基本假设：
1.经济在整个德川时期是成长的，虽然按理论标准是缓慢的、不均衡的；
2.经济增长率即使在较贫穷的地区也往往超过人口增长率，因此在整个德川时代尽管时有严重饥荒，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准仍呈上升趋势；
3.控制人口增长的办法有多种，从人为的计划控制到传统和社会习俗的压力，这类控制的主要原因是享受上升的生活水准，连经济成长滞后的那些地区亦然。就是说出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目的的人口控制是少见的，大多限于严重饥荒的短暂时期。
速水融的著作以教科书的形式论述了近世经济史的各个领域，山村则对参观交代制的经济影响进行了饶有兴趣的计量化的尝试。两者在思路上有以下相同之处：
1.都认为近世经济不是“停滞的”，整个德川时期总产出额、每人产出额都呈现出增长，此外一般人的生活水准也上升了。
2.前期与后期成长率不同，但人口无论前期或后期，几乎在所有地域都有增大倾向。
3.劳动从农业部门到工商业部门的移动相当活跃。
4.对德川初期确立的近世各项制度给经济带来的效应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5.归结起来，德川时代已经形成了对明治以来近代经济成长至为重要的条件。
两者见解不一致处如下：
1.速水认为德川时期工业化所需的“条件”业已形成，但“主体”形成滞后；维新以来的工业化与德川时代经济发展之间有一个中介；山村则更激进，强调德川期与明治期的直线连续性。
2.两者都认为德川期人口变化是前期急速成长，后期速度放慢；但速水把这个后期人口成长放慢看作是增加地域与减少地域迭加在一起呈现出的一种放慢，而山村则主要认为是人们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准的偏好所致。
3.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关于德川期技术发展的方向。速水认为德川时代农业每人产出额上升，但并不是使单位劳动的生产率上升的那种技术发展方向，而山村则认为农业和非农业双方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曲线都向上移动。两者的假说构成了各自框架立论的基础。山村模型与纳尔逊模型不同之处在于它试图阐明德川时代后期经济的巨大成长。依据山村模型，德川时代后期日本经济超过了前期的成长。首先农业部门尽管与前期相比新田没有太多的开发，但由于土地和劳动从收益率低的稻米栽种转变为商品作物生产，总产出额实际增大。商业和制造业部门比农业部门成长更快。商业和制造业的成长在乡村显著，这意味农业生活水准上升。山村模型建立在以下前提之上，一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能力逐渐减弱，不能将增大的剩余当作年贡加以征取；另一是德川后期农民总人口不是停滞而是缓慢增大。这两个假设如果成立，德川时代后期的日本经济便未必陷入“低水准均衡陷井”，其人口缓慢增大，每人所得则大幅度增长，开始步入持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