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政党论文,执政能力建设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论：研究现状和问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五种：
（一）党内民主论。胡伟先生是党内民主论的代表人物，主张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实现民主执政，从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他认为民主执政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有效地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从国际上看，面对世界民主化的大势，中国共产党应该既不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也不拒斥当代民主化的历史走向，探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道路。同时，中国社会已经由过去比较单一的社会结构向多元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变。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实行民主执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①
（二）党政关系论。朱光磊先生等主张通过规范党政关系来提高执政能力。朱光磊先生指出处理好党政关系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以及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构建规范的党政关系明确划分党和人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职能并逐渐做到法制化和制度化，可以优化权力的运作，真正用好权力。同时党也有了更多的精力加强自身建设真正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他认为，规范党政关系以提高执政能力，要求更好地发挥人大的作用，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促进党政关系的法制化，以及加强党内民主建设。②
（三）依法执政论。主张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取向、依法治国的方略以及对外开放的格局要求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他们把依法执政看作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制高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五种执政能力的提高都有赖于依法执政，依法执政关系到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要求能否实现，依法执政承担着为提高执政能力创造必要前提和良好氛围的重任。③
（四）政治合法性论。黄金辉先生主张通过塑造政治合法性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特别是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不断增强政治合法性，谋求执政的长久和平稳，成为现代各国执政党首要的追求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是要通过执政能力的提高，达到执政绩效的改进，进而谋取执政的最大合法性。④
（五）政治文化论。这种观点是从政治文化、执政文化与执政能力之间的关系来探讨的。执政文化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思想、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是执政思想和制度的凝聚。执政能力是指执政党掌控国家政权和运用国家机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执政文化和执政能力紧密相连，是执政主体的内在素质和外在水平的两个方面。提升执政文化素质，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应有内容和必然要求。目前，一些执政者综合性执政文化素质不高、导致执政能力不强的问题比较严重，必须加强执政文化建设，提高干部的执政思想文化和执政法制文化素养，增强执政能力。⑤
这五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问题进行了阐释。本文试图在方法和理论上回归到政党研究的传统，从政党组织理论的视角来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回归组织与方法论的新生
研究政党的经典作家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米歇尔斯、韦伯、迪韦尔热都是首先把政党看作是一个组织来进行研究的。他们提出，要想理解和解释政党的活动和嬗变，就必须分析政党的组织内核。
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是比较政党组织研究的开拓者，他在其著作《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中比较了英美政治生活中组织的起因和效果。奥斯特洛戈尔斯基认为，现在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已不是由公民们的理性选择所规定，而是由政党核心集团所规定。奥斯特洛戈尔斯基认为政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政治活动的理想操作相互矛盾。组织以经过巧妙操纵的大众意向取代深思熟虑的个人行动，这侵蚀了个人主义，而政党组织的建立本来是要解决这种个人主义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的。公众代表们的独立见解受制于由大众化的政党组织所实施的控制，而政党本身又处于政党核心集团的控制之下，因此，民选代表们越来越多地为政党领袖们的利益所操纵和控制，政党领袖们则通过表面上民主的大众支持者组织的活动掩饰着他们的权力。⑥
马克斯·韦伯对政党的研究也是从政党的组织核心出发的，阐释了资本主义时代官僚制对政党组织的入侵。韦伯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加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这样，社会就需要对各阶层、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行政管理事务迅速扩大。适应了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趋势，满足了资本主义对效率的追求，官僚制应运而生。它以技术方面的优势，在社会组织中迅速扩展。而且，官僚制的扩张是全面地、彻底地。政府、学校、军队、企业等大型组织都毫无例外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官僚体制。
米歇尔斯显然是受到奥斯特洛戈尔斯基和韦伯的政党理论的影响，它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事实和自己的实际经历雄辩地证明了政党组织中的寡头倾向。米歇尔斯在其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指出政党内部的社会分工、大众的无能、大众对权威的心理需求、政党组织规模的扩大以及政党组织的官僚化必然导致领袖与大众的分野，进而大众成为领袖的奴婢。并且，米歇尔斯还深邃地指出政党组织的双重属性，即民主制和贵族制的纠合。正如他所言：“在现代政党活动中，贵族制俨然以民主的面目出现，而民主制中则往往渗透着贵族制的某些成分。一方面，存在以民主制形式出现的贵族制，而另一方面又有本质上属于贵族制的民主制。”⑦
迪韦尔热的政党理论也是从组织路径进行研究的。他认为政党的主要特征不在于他们的纲领或其党员的阶级成分，而在于他们的组织。沿着这一思路，迪韦尔热对政党组织的缘起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政党组织的缘起有两种方式：选举及议会缘起、外力缘起。政党产生的不同方式对政党的组织结构有深刻的影响。他按照政党的个体成员与组织整体之间的关系，把政党的组织结构划分为直接结构和间接结构。在直接结构的政党内部，党员直接组成党的群体，中间不用经过其他社会团体。但间接结构的政党则不同。直接结构政党的各个个别的基层社会团体之上，并没有一个与之有别的党员社群。在间接结构的政党内部，严格意义的党员身份并不存在，每个人只是一个社会团体的成员，此社会团体则作为一集体加入政党。迪韦尔热按照政党组织成员的不同，把政党划分为权贵党和大众党。他还研究了不同政党组织的基本组成单位，以及他对政党组织的结构和功能构成的影响。另外，迪韦尔热还对政党组织领导、政党与政府关系、政党与议会关系进行了研究。⑧
研究政党的经典作家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米歇尔斯、韦伯、迪韦尔热为我们政党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和路径。从他们的论述我们可以认识到，政党的本质是组织。只有研究政党的组织，才抓住了政党问题的核心。下面我们就从组织矛盾、组织结构和组织功能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组织矛盾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组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组织的内在矛盾构成了组织活动的内容，也影响着组织目标的实现，是组织发展的动力所在。组织矛盾处理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政党组织政治能力的高低。组织矛盾是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变量。只有正确处理政党组织的基本矛盾，才能把政党的组织建设导入正确的轨道，最终使其执政能力得到提升。
（一）理性模式和自然模式。在组织本质的认识上，组织理论始终存在着理性模式与自然模式之争。坚持理性模式的学者把组织构想为特意设计来寻求特定目标的集合体，而自然模式的研究者则强调，组织首先是个集合体。根据理性模式，政党组织首先是实现政党特定目标的工具。政党组织的内部安排只能根据政党的目标来理解。政党组织的每一位成员，都是通过组织内部的劳动分工所安排的角色来实现政党的目标。每位成员的行为都是和政党的目标密切相关的。⑨ 对于政党组织来说，目标和理想是其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正确处理主义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组织的主义和利益的冲突，一方面要注意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要求兼顾到执政党党组织和个体党员的利益，二者不可偏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要在不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律、制度的前提下，维护执政党党组织和每个党员的利益，促进政党组织的主义和利益的和谐共进。
（二）集体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任何集团或组织都要求集体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政党组织也不例外。集体性激励包括身份激励，一个人参加这个组织是因为他认同这个组织；团结激励，一个人参加这个组织是因为他和其他的参加者享有共同的社会或政治目标；意识形态的激励，一个人参加这个组织是因为他认同这个组织的理想和目标。⑩ 选择性激励是有选择性的，它要求对政党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它包括正面的奖励和反面的惩罚。选择性激励着重于权力、地位和物质激励。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协调好集体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之间的关系。集体性激励容易产生政党组织内部成员的“搭便车”现象，从而影响政党组织中的积极分子的主观能动性。集体性激励无法建立起政党内部的竞争机制，影响政党组织的运行和工作效率。相反，选择性激励虽然有利于提高政党组织的工作效率，但是它导致的激烈的党内竞争势必影响到政党的内部团结。并且这种功利性的行为也会增加政党目标与个人利益冲突，容易形成政党的寡头制结构，与政党民主背道而驰。
（三）环境适应和环境控制。任何一个政党组织都是处于特定的环境之中的。政党组织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党组织倾向于或多或少地改变自身以适应其所处的环境；二是，政党组织倾向于控制其所处的环境，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变和转变外在环境。政党组织与外在环境之间的这两种关系模式对于任何一个政党组织来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正确处理环境控制和环境适应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它必须确保自己的生存。为了保护组织的生存利益，政党必须与外部环境达成妥协，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另一方面，政党也是实现其目标（主义）的工具。由于目标（主义）是维护其成员忠诚的基础，为了实现其预定的目标（主义），政党也不能为了组织利益而完全放弃目标（主义）去适应环境。为此，政党必须努力控制环境，通过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赢得更多的支持者，控制更多的资源。
（四）行为自由和组织限制。行为自由和组织限制主要是针对政党领导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在政党组织内部，政党领导人必须拥有一定的行为自主性，这是提高政党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在某些政党内部，政党领导人的行为自由是非常广泛的，从政党目标的制定到政党内部规则的管理，他们几乎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决策。与此相反，有些政党内部，政党领导人的行为自由则在政党的组织规则和组织需要的严密限制之下。政党领导人的一些行为实际上也是组织性质和组织环境预选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党领导人行为自由和政党组织限制之间的关系。政党领导人的行为自由和组织限制的矛盾实质上是政党民主和政党效率的体现。一方面，政党作为大规模组织要高效运转，就必须赋予政党领导人一定的自主权和权威。这样才有利于政党的团结和整合。但是，如果政党领导人的自主权过高，他们就会不受党员、支持者的制约，从而游离于政党组织的控制之外。最终，政党领导人也会失去大众党员和支持者的信任，导致政党组织的解体和涣散。所以，在赋予政党领导人一定的自主的同时，又要把它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到民主和效率，避免政党组织的寡头化。
组织结构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组织结构是组织中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组织结构决定组织功能，也影响着组织能力。如果政党组织的结构过分松散，纪律性不强，则政党组织将丧失战斗力。相反的是，如果政党组织的结构过于集中，则会对政党民主形成威胁。所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要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既要效率也要兼顾民主。
从政党组织权力的集中与分散来看，政党组织的结构分为三种类型：松散间歇式结构、权力集中式结构和极权独裁式结构。(11) 松散间歇式结构的政党是指在十九世纪、直到现在仍以保守党及自由主义政党形式保存下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这类政党建构在细小的、各自独立及权力分散的核心小组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活动全然地是围绕选举及议会而展开，因此也就有一种间歇性的性质。这些政党的行政架构并不发达，党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议员的手中。党的真正权力属于围绕这个或那个议会领袖而组成的小集团。在权力集中式结构下，党内存在一定的受薪雇员，他们自然地趋向自成一阶层，并享有一定的权威性，官僚架构的幼苗于是开始生长。极权独裁式结构的政党以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党为代表。它们都有权力高度集中的共同特点。它们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与基层单位垂直式联系的制度，以防止党内分裂及分歧的发生，并保证严格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偏向于一种权力集中式结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活动规则是民主集中制。目前，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行过程中，虽然比较好地贯彻了民主原则，但是在党内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权力集中的现象仍然存在。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组织结构容易影响政党组织的正常运转从而导致权威流失。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其政党组织结构从权力集中结构转向相对分权结构。
第一，执政党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加强党员对政党领导人的监督。保障党员有效行使监督权，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批评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和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使每一个党员都有充分的权利，可以及时地批评上级机关和领导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其次要建立健全党内举报制度，为党员行使揭发检举权提供顺畅的渠道和严密的保护措施；第三要建立健全党内弹劾罢免制度，使党员的要求罢免权得到落实。党员群众可以通过法定程序罢免不称职的领导干部，使那些不称职的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可以随时被更换。
第二，切实履行委员会制。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体制是委员会制，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则往往实行首长负责制。针对现实中不少地方全委会的职责得不到充分履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常委会代替全委会、书记办公会代替常委会、全委会的现象，应当主要从两方面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要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关键是要完善党委决策机制，把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当作一项不可或缺的程序纳入整个决策体系和决策机制中去，实现决策的制度化、程序化。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不断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提高党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使党内民主在党的领导体制中得到真正的体现。
第三，要通过制度保障每位党员的权利。制定具体的保护党员权利的规章和制度，建立党员诉讼机构，切实维护每位党员应享的基本权利。《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的民主权利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这些民主权利主要包括：参与党内日常活动的权利，比如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对党的决策的讨论权、表决权，对党的工作的建议权、倡议权；维护自身政治权益的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申诉权、批评权、辩护权和意见保留权；对党组织和其他党员进行监督的权利，如对党的干部的评议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等。但是，保障每位党员的权利，仅仅通过制度来实现是不够的。同时，还应该有配套的组织机构，尤其是要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仲裁机构，来切实维护党员的诉讼权。
组织功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组织功能是组织所承担的职责和作用。组织功能不仅仅是组织能力的体现，同时组织功能的实现也为组织能力生长提供了动力资源。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组织，只有在履行其政党应有功能的条件下，才能够获得公民的认同和同意。公民的认同和同意构成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同时，执政党功能的履行也为执政党组织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有利于执政党组织与国家组织、其他社会组织、个人之间相互协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其履行以下政治功能：
（一）发挥政党组织的利益综合和表达功能。政党接受个人和集团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并向政治系统表达的各种利益、要求、意见和欲望，把它们归纳成为在决策时便于处理的几套可供选择的方案。“在多元社会中把社会上所发生的种种利益予以呈明，使之显现于政策过程管道上的，便属于政党的重要任务。”(12)
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信息网和信息渠道，准确接收公民和集团发出的信号。然后，政党对本党的党员或者所联系的公民的利益要求、意见进行分析、综合和过滤，进而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向政府表达。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要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既要保证利益综合和表达的秩序性，也要确保真实反映群众的利益。
（二）发挥政党组织的精英形成和录用功能。政党向政治系统内的各种职务和机构（例如内阁、议会、法院以及国有企业的领导职位等）输送精英，使之获取政治职位。如果没有在选举中动员众多的选民和把自己推举到领导职位的组织，就等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为政府输送精英是其承担的重要职能。精英形成和录用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强弱。
（三）发挥政党组织的政治决策和协调功能。现代政治的显著特征，是随着社会问题的复杂化，政治也不断扩大化、精密化和专业化。“为了有效地处理远远超过每个决策者理解力的复杂的政治课题，如果没有保持议员之间的统一和秩序、集中专业知识和信息以及谋求充实审议内容的组织，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议会则不仅难以实现迅速的运转，而且会完全流于形式。”(13) 中国共产党要发挥润滑剂作用，促进执政党组织、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协调。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政协中都设立了党组，这就为其发挥政治决策和协调功能提供了组织基础。同时，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也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为中国共产党协调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发挥政党组织的政治教育和动员功能。各个国家的政党通常都对本党成员和公民进行政治教育，从而强化党员和公民对本党的政治认同。“有的国家在中央机构中设置专门的政治教育或政治宣传机构，开办专门的政治教育学校，开设各种政治教育的课程，以训练政党成员和干部。”(14) 除了对本党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外，政党还通过选举、政治辩论、集会、游行等政治活动把公民组织起来，直接进入政治领域，获得政治知识，习得政治技巧，启发政治智慧。
政党的政治动员功能在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中比较突出。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自己的附属组织（如工会、青年团）来动员工人阶级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中去。新兴国家及共产党国家执政党乃是领导国家的中坚，改造社会以达到革命或建国理想的组织，它汇集社会的精英，以动员社会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政府行政部门为职责，从事现代化的建设工作。(15)
（五）发挥政党组织的控制和监督政府作用。政党与利益集团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党具有独特的终极目的：获得、行使和维持政权。除了控制政府和掌握政权之外，中国共产党还负有监督政府的政治功能。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对政府的监督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体制内政党组织的监督。通过议会、行政、司法机构中的党组织，对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二是体制外政党组织的监督。政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拥有批评、揭露政府决策的过失和错误的权利。政党成为个体公民实现民主监督的武器。
注释：
① 胡伟：《民主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取向》，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2期。
② 朱光磊等：《“党政关系规范化”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1期。
③ 邓联繁：《依法执政：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制高点》，载《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④ 黄金辉：《论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⑤ 陈元中等：《执政文化与执政能力》，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⑥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9页。
⑦ ［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⑧(11) ［法］迪韦尔热：《政党概论》，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3～5页。
⑨ Angelo Panebl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7.
⑩ Angelo Panebl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0.
(12)(15) 彭怀恩：《台湾政党政治》，风云论坛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13) ［日］冈泽宪芙：《政党》，经济日报出版社，第6页。
(14) 施雪华：《政党政治》，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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