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繁荣和社会科学学者的使命——社会学在推进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繁荣论文,使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1世纪的前几十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大有作为的时期，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必然要作出积极的响应，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实践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学是一门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对预测社会发展走势、揭示现代人类合作机制的变化、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的科学理性。与此同时，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同时要坚持一种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着紧密的联系。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注：参见胡锦涛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这种发展观也正是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所坚持的价值取向。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变。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对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个背景下的组织方式、关系风格、合作机制、结构形态发生了什么样的本质变化以及对社会生活的重组借助了什么样的制度构架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实，社会学这门学科自身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对社会现实的本质变化能够做出贴切的反映。也正因为此，“成为社会现实的身影”是许多社会学研究者自觉追求的目标。
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现实”其主要特征通常被概括为：外部生活世界给予个人的约束，这些约束具有强制性(比如法律、道德规范、货币制度等)；人们是根据这些强制性约束的作用来认识社会和对社会进行反应的(比如个人若将某些约束内在化，使之成为自己的意愿，就不会感到它们的强制性)；外在于个体意识的行为方式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并非来自大量个体事实的总和，而是来自集体属性。(注：参见[法]迪尔凯姆著、耿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4页。)可见，关于“社会现实”这一讨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不同于一般的日常话语。它不仅涉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属性和基础，而且涉及这些关系所寓于的多重制度结构以及这些关系与这些制度的互动方式。因此，社会学研究要获得有效的成果，就必须以社会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为其思考的出发点，而不能简单地从理论的源头出发。
当今中国社会学研究普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当我们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首先考虑的往往不是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而是考虑应当借用何种理论范式，而且这些理论范式通常是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此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所引用的社会理论是否是成熟的社会理论?它们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否具有贴切的适应性?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有一个从社会生活中提取、抽象、建构的过程。西方社会学理论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社会学家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并对社会现实总结概括的结果。随着西方社会学家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进一步深入了解，它们还会被不断修正。当我们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时，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即便是西方国家已经很成熟的理论，用来分析中国社会现象也未必完全具有适应性，因为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在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上有着重要差异，更何况理论本身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中国社会学要真正能够为推进中国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不能不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并且要在科学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同时，对社会学理论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社会学发源于法国，其最初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人们按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对社会现象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专门研究。社会学在这个专门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的独特个性。随着这个专门化的持续，社会学自身又出现了一种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延伸和渗透的新趋势。比如，传统的政治学大多限于政府权力的研究，而社会上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力却多种多样，这些权力之间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它们相互之间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当这些问题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便出现了“政治社会学”。又比如，传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供求关系、物价起落等，而社会上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在变动，满足这些需求的物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很多活动并不在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里进行，于是又产生了“经济社会学”。(注：参见费孝通：《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载《天津社联通讯》1980年第10期，第5页。)这样，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发生了广泛的联系，最终使自己成为一门比较善于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学科。
综上所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可以从社会学的观点进行观察和研究，但人类社会当代的快速发展并日趋复杂化的局面，使社会学研究工作者无不感觉到他们面临着重要的挑战，因而意识到理论创新的迫切性。确实，在当今发达社会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学研究者，不但要在本学科领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要对包括本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保持敏锐性，这就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宽广的理论知识以及融会贯通等一系列能力。可以说，社会学研究要在当代发达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成果不仅应当为其他学科提供有益的借鉴，并且能够对现实社会的需要及时作出积极而有效的反映。
然而中国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后，其学科重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实质性进展，以某种方式说，中国社会学当前尚处于建设的初期阶段。因此，它要真正能够推进当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为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一方面要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入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积累，另一方面还要以创新的举措寻求突破性的发展方式。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在促进自身进步的过程中，既要遵循学科的发展规律，又要摆脱传统思路的束缚，去开创学科建设高速发展的新路子。
显然，对中国社会现实作出深刻了解可能会碰到许多困难。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虽然它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传统在这个国家还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我们就很难深刻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难以真正理解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急剧变迁的年代，许多社会现象都转瞬即逝，使人无暇思考。但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总是有某些因果链相联系，比如与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融或冲突，与不同权力间的交换、联盟或妥协这样一些过程相联系。因此，当我们对这类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就需要对之作一些历史的考察。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会有这样的认识：事物的现代性特征离不开传统，一切现代性都有可能在传统中找到根源。而要真正接近这样的社会生活，人们必须掌握并能有效地运用那些有助于理解和揭示其运作机制的分析工具。这就又提出了如何确定分析工具的问题。
当我们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总会考虑去选择成熟的理论作指导，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作推论。有学者认为，理论和方法犹如社会学研究者的“双脚”，彼此难以分离。只有在成熟的理论和恰当的方法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才可能具有学术意义上的合法性。但我们的研究不能单有这个追求，因为我们的研究成果要使社会所接受，就不仅要对社会现实的本质变化作出学理上有效的反映，而且要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逻辑同时作出有效的反映。因此，我们有责任探索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以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更好地为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为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