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几个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几个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峡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1)05-0001-06
讨论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个别结论，似乎已无多大实际价值。但是，这一思想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却很值得加以挖掘和探讨。这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而且对于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讨论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富有启迪作用。
一、历史规律和历史条件
1877年10月，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俄国的前途就是摧毁农村公社，发展资本主义，就像《资本论》所描述的西欧历史发展进程那样。马克思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对于这种说法很是气愤，马上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P130)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积累的历史必然性只限于西欧各国。原因在于这种运动是把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变成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和俄国的历史条件大不一样[1](P442)。也是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在谈到一般农业公社的发展前途时指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P451)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规律和条件是不可分割的，规律发生作用必须以条件为前提，受条件的制约，没有超越条件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这一思想是极富启发性的。过去，我们讲规律的客观性和强制性比较多，而没有重视规律的条件性，不论条件如何，似乎规律就一定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忽视了规律的实现条件。其实，任何规律的实现都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离开一定条件的必然性是非现实的必然性。黑格尔在谈到必然性时，认为必然性包括不可分割的三个环节，即条件、实质和活动。实质虽然是事物发展的根据，但当它尚未和条件相结合，不具备必备的条件时，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只有通过活动，将条件转化为实质，把条件变为实质的内容时，才使实质成为现实的存在。在黑格尔看来，实质本来就潜在于条件中，是由相应的条件产生出来的。离开相应的条件，实质就失去了证实自己为实质的依据，必然性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据。黑格尔所说的必然性，虽然是指概念发展的必然性，但他关于必然性的东西包含条件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
俄国之所以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而成的。
首先，俄国广泛而较完整地存在着农村公社。在西欧，它已被封建制或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在印度，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小土地所有制变为大土地所有制，原始公社也逐渐瓦解了。而只有在俄国，尚保存着大量的农村公社，公社的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个体耕作变成集体耕作，从而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自然基础。
其次，俄国农村公社和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可以为它提供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它不必像西欧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方能获得一定的机器设备；也不必像西欧那样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建立一套贸易机构。它可以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1](P437)。
再次，俄国土地辽阔，这种天然的地理条件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使农民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联合起来进行生产。而且俄国农民有着集体耕作的传统，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就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
大致说来，这些历史条件就决定了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这种历史必然性是深藏于上述历史条件之中的，离开了这些历史条件就没有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必然性可言。
马克思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有指导意义的。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有失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往往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没有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但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要真正地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就必须分析具体的历史环境，对国情和国力作出准确的判断。因为规律包含着条件，规律就隐藏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何时实现社会主义，以什么方式和采取怎样的步骤实现社会主义，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样的历史条件就决定了我国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实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依据。我们在制定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只有从这个实际出发，才算叫做按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像过去那样，追求纯而又纯的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往往事与愿违，得不偿失，就不能叫做按客观规律办事。
非洲国家的生产力极其落后，民族工业脆弱，产业结构低级，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业生产仍处在刀耕火种状态，封建的乃至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这种情况说明，非洲国家目前不适合搞社会主义，非洲国家尚不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建议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2](P261)，称赞有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不急于搞社会主义的做法，认为不顾本国的具体条件搞社会主义，不会获得成功。
概而言之，历史条件和历史规律是统一的，撇开历史条件来谈规律，只会陷于空谈，往往会用主观幻想的联系代替尚未知道的真实联系，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作出错误的决策，从而导致行动上的失误。
二、历史必然性和历史选择性
俄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当这种必然性尚未变成现实时，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有在发展现存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也有废除公社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事实上它们已经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蚀，现“正处在危险境地”。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体系的赘生物，如交易所、投机买卖、股份公司等在国家的培植下很快发展起来，这样一些部门不但无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地掠夺农产品。这样，就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少数资本主义寄生虫越来越富有，同时也加速了公社内部各种瓦解因素的增长，使公社内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尖锐。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要造就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段，而把大多数农民干脆变为无产者，必然要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当然，如果俄国选择共产主义道路，选择革命，那么，农村公社就可以得到挽救，就可以避免灭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它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P441)假如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且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俄国农村公社之所以有两种发展前途、两种历史命运，除了外来因素的影响之外，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公社内部所固有的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赋予共产主义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如果俄国能够吸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把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改造成为最现代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使俄国农民有可能直接地把小土地耕作变为集体耕作，逐步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另方面，房屋及园地的私人所有为土地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打开一个缺口，特别是大量分散的小土地劳动使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等动产的积累获得天然的基础。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是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它促使公社社员的财产状况日益分化，并且在公社内部引起各种利害冲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尔后造成森林、牧场、荒地等等这样一些公社集体所有物的私人占有，其结果，当然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演变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俄国农村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有可能在下面两种发展趋势中作出选择：或者是私有制战胜公有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是公有制战胜私有制，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事实上，任何历史过程的发展都有几种可能性被选择。因为任何历史事变中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因素，在现存历史过程中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包含着自己的否定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的历史过程会走向它的反面，即为自己的对立面所否定而变成和自己不同的其他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任何历史过程都具备变成别的历史过程的可能性。历史发展的诸种未来趋势为人们正确地选择历史道路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也为人们从自己的价值观念出发自由地选择历史道路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总趋势是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前进运动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然而，社会史区别于自然史的最大特点是，社会史有人的意识的参与，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活动，就没有社会历史的存在。人是历史的主体，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人自己活动的结果和产物，社会生产力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获得的能力，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人们在对象化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历史规律实际上是人的自主活动规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P131)，“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P118-119)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无非是一代一代的人进行生产和交往活动的过程。因此，人在社会历史面前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存在，而且同时是一个能动的、具有创造性的存在。在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往往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以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或可能的效益、效果、影响为标准，对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作出选择。如果人们的选择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应历史的潮流，就会加速社会的发展；如果人们的选择不符合或者违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逆历史潮流而动，就会阻碍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的选择一定能够成功，后者的选择一定会失败。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失败与成功对于每一种选择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可能性。甚至在很多历史时期，尽管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但由于主观力量太弱，往往会出现合理的选择让位于非合理的选择，不合理的选择在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历史往往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运动的图景。可见，历史发展中的主体能动性是影响选择历史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主体选择价值标准的差异性直接制约着人们对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
由此看来，所谓历史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只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由于事物发展的多向性和主体价值观的差异性，在历史走向上往往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此，历史并非直线式的沿着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方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递进式地运动。有时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的历史阶段可以绕过某个或某几个历史阶段跳跃式的向前发展，如20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采取这种发展方式，有些少数民族甚至绕过几个历史阶段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有时候，已经实行较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可能选择较落后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这种现象可能不符合历史必然性，但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在此意义上说，又是正常的。
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必然性和历史选择性的精辟论述给我们至少以三个方面的启示。其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向前的，是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进化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坚信不移。其二，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不是唯一的，存在着诸种可能性被选择。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规律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社会历史规律可言。人在社会历史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因此，当今世界所谓的历史演变现象是不足为怪的，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虽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资本主义的灭亡不等于自行消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二者都不是自然而然地实现过程，都必须通过人的活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其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选择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虽然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只有符合历史必然性的选择才是最佳选择，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历史选择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衡量历史选择是否符合历史必然性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就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选择，否则，就是不符合历史必然性的选择。
三、可跨越性和不可跨越性
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农村公社之所以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其基本条件之一是，它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可以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俄国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才能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俄国社会注定会走西欧式的发展道路。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不仅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和“一整套交换机构”，而且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管理方式、文化教育等一切文明成果。这些成果既是“跨越”的现实条件，又是“跨越”的必要条件。换言之，舍此条件就没有“跨越”的现实可能性。古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在征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后，蜕变为西欧的封建制度就是一个例证。这样一来，在逻辑上似乎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另方面，又要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产生了可跨越和不可跨越的矛盾。其实，这种矛盾性恰好是辩证思维性质的体现。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非指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而是指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即资本主义积累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资本主义制度“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立的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这些方面是可以跨越的，也是应当跨越的。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生产社会化过程是不可以跨越的，也是不可能跨越的。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跨越性问题前文已经论及，那么，为什么又说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是不可跨越的呢？
首先，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要求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P256)，“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5](P254)。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把分散的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实现了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但是，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力方面实现了生产的社会化，而在生产关系方面仍然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决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性。这也就是说，按照一般历史进程，生产的社会化决定了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是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P39)。由于某些特殊历史条件的凑合，有的国家或民族在生产关系方面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占有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但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标志的先进的生产力是不能超越的，不能随意选择的。非但不能超越，而且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必须发挥其社会制度的优势尽快地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生产的社会化，这样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
其次，从实践上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说明，以生产社会化为主要标志的资本主义的肯定成就是不能超越的。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大多采取了跳跃式的发展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设想，通过社会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由于这一“跨越”的胜利，人们夸大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忽视了生产力等方面的不可跨越性，没有及时地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错误地把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当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追求纯而又纯的高标准的社会主义，采取一些脱离实际和超越阶段的做法，结果使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不断遭受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得不走入谷底。例如，早在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不久他又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继续坚持这一口号，并说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几届的苏联领导人在对社会发展阶段的估计上虽然略有差异，但都存在着脱离实际，估计过高的倾向，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冒进思想也曾影响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做法给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虽然这种偏差很快就被指出来了，但是，在较长时间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一直占据上风。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超越生产关系，实行政治变革的同时，没有意识到生产社会化的不可超越性，甚至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采取了一种排斥态度。而此时的西方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又引起了经济结构和劳动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地吸取当代科技新成果，和世界市场缺乏联系，且把市场、商品、利润等概念当作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加以排斥，加之管理体制的弊端，便越来越拉大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赢得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必须正视本国经济落后的事实，克服冒进思想，反对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做法；必须打开国门，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提高生产力水平，加速生产社会化过程。生产社会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超越的。
由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生产社会化的不可跨越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实践中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方针和政策，致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社会主义运动遇到危机，甚至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和解体。这种情况又使一些人对较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产生怀疑和动摇。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应当走西方原始积累以来所经历的“技术理性主义和异化的道路”。特别是一些人利用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根本否定较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现实可能性。他们说，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具备革命的必要条件，虽然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但还是进行了革命，这是严重的错误，由此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企图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因而是“病态的早产儿”。
表面看来，怀疑或否定较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观点，和无视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标志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成就是不能跨越的观点，似乎是根本对立的。然而，二者在思维方法上都是一致的，都遵循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是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思维，而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6](P60)。不是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事物的矛盾和条件，而是采用了抽象的分析方法，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前一种观点对历史发展作了一种抽象的理解，只知套用历史发展的一般公式，而不会分析个别国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不了解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全盘肯定的态度，没有看到它的弊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造的灾难性的后果，没有看到它同科学和人民群众相对立的方面，因而得出了“不可跨越”的结论。后一种观点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似乎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都是坏的，在否定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连同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也一起否定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不了解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它必须吸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先前人类一切优秀的物质文化成果，创造出优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厦。在社会发展的价值评价上，用特殊的制度标准取代了一般的生产力标准，夸大了个别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忽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从而忽视了生产社会化过程的不可跨越性。
历史辩证法认为，否定不是主观任意的，也不是外力作用引起的，它是历史事变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历史的自我否定，由于历史事变内部矛盾和所处的条件不同，否定的方式也就不同。社会形态的演变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国家或民族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可以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这并没有违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
历史辩证法还认为，否定是扬弃，它包含着肯定，在根本克服先前社会消极因素的同时，保留其一切积极有益的东西，并加以改造、吸收，使之成为现实历史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所以，这种否定又体现着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历史联系，体现着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较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只是跨越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克服其消极因素，而对于资本主义所开创的生产社会化过程是不能跨越的，因为从分散的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发展到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体现着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吸取其一切合理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是可以跨越的，而在某些方面又是不可以跨越的。
[收稿日期]200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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