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理论的批判性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企业规模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规模的决定问题，这一理论的研究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产规模（即企业规模）的变动而实现的，无论是农业体制由集体农作向家庭农作的转换（林毅夫1992），还是国有企业长达十几年的放权让利和承包制（吴敬琏1993），以及新近出现的“内部人控制”（青木昌彦，钱颍一1995）和“划小核算单位”（徐刚1996a）等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但是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什么必须依赖于企业规模的划小这种制度变迁方式，这正是过渡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需要共同研究的课题。二、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正处在一个飞速的技术进步和迅猛的制度变革时代，新古典经济学那种以静态技术关系为基础的逻辑体系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指导现实。本文的研究，正是试图在技术、制度和新古典均衡的融合方面做一点前期性的准备工作。
（一）新古典理论
新古典理论中，竞争性企业的规模是由长期平均成本水平决定的。在长期中，当所有要素可变时，平均成本曲线成U型，市场竞争的结果使最终生产规模处于平均成本的最低点上，如图一。这一理论的最大优点在于：以此为核心的生产理论与消费者理论一起完整解释了经济中的一般性均衡的存在。虽然一般均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符合，长期受到各种非主流学派的挑战，但至今仍无法被彻底否定，并代之以新的理论（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图一）
但是新古典理论对U型长期平均成本的解释却是前后矛盾的。虽然在短期内，平均成本的上升可以由资本要素不变时的劳动边际产量递减律引起。但在长期，当所有要素均可变时，对于任何一种给定的技术，规模收益究竟是递增、不变还是递减，新古典理论并不能回答。对于长期成本之所以成U型，通常的解释是：生产的初期可以享受到产量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①a]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其内部产生了管理和协调的困难，终会导致效率的下降，成本的上升。这种经验性观察的结果，虽然符合人们的常识，但它却是与新古典理论内部的逻辑相矛盾的。
根据新古典生产理论，成本最小化与产量最大化是等价的，因此通过利润最大化所得出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都是唯一的，每一个生产函数都必然对应着一个成本函数，反之亦反是，这就是生产理论中的对偶性。由于对偶性的存在，生产函数具有什么性质，成本函数就具有什么性质，反之亦然。下面我们就按照生产理论中的这一对偶性来检验U型平均成本的内在矛盾。
我们先来看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为什么会在一定阶段趋于上升，即规模报酬递减。所谓报酬递减是指要素投入增加一倍，产出的增加小于一倍。一般认为，“产出所以不能倍增，意味着出现了未列入生产函数自变量中的额外投入，而这一投入是不能倍增的”西尔维斯特里（1987）。在短期内，这一固定投入可被看作资本或土地，但是长期分析中，既然所有要素均可变，那么还有哪种投入对产出起到了约束作用呢？西尔维斯特里（1987）指出，这一“额外投入可以被解释为管理技能”。克拉克森和米勒（1982）也解释说，管理技能对产出之所以能产生约束是因为“管理的有效功能是有限的……雇佣的工人越多，就需要比例越高的管理人员，这就引起了单位产出成本的增加”。比如，雇佣10各工人需要多配置一个监工，100各工人就需要十个监工，随着管理层级的增加每单位产出就要耗费更多的管理费用。
由于对偶性原理，既然成本函数中存在有未列入生产函数中的要素投入，那么生产函数必须进行修正，加入“管理技能”这一额外投入，才能保证生产理论的前后一致。
让我们再来看对生产函数的定义。按照阿罗—迪布鲁体系，单一产出的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Q＝f（x），Q为产量，X是L维向量，分别表示若干种要素投入。对这一函数存在以下假定：（1）эf／эx＞0，（2）э[2]f／эx[2]＜0，如图二。其中假定（1）要求X＞0时f非递减，假定（2）要求f为一个严格凸函数（参见纳迪里1987）。显然，由于假定（2）的严格约束，生产函数已被定义为规模收益递减了，根本无需再把“额外投入”（即管理技能）计入生产函数。但是生产函数中的这一规模报酬递减与成本函数中的报酬递减是不是一回事呢？根据新古典理论的背景假设，“生产理论传统的出发点是一个物质技术可能性集”（弗斯1987），在整个生产理论中，所有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表现出一种技术不变条件下的静态技术关系，丝毫不存在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柳欣1994）。但是在成本函数中，“管理技能”这一制度性因素却被引入了“物质技术可能性集”，从而使生产过程中的报酬递减表现为“管理费用”的递增，这显然违背新古典生产理论的最初假定。
（图二）
让我们再从生产函数回到成本函数，按照以上假定的生产函数，只要产出大于零，生产就表现出一种规模递减的趋势，因此平均成本从一开始就应该是递增的，可是缘何又先出现了一段递减的平均成本呢？传统的解释与古典经济学家的认识并无差别，即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设备中的维度因素、设备成本等等（参见西尔维斯特里1987，克拉克森和米勒1982）。不过这又产生了以下矛盾，首先这些因素都是纯技术性的，也就是说存在技术性的报酬递增，但是，生产函数也是纯技术性的，而且已被约定为严格凸函数，从而在规模扩张的初始阶段就应是报酬递减的。于是在生产的同一阶段，用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所表现出来的规模报酬同时呈现出递增和递减的两种趋势，这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其次，以上因素中，有些是动态技术因素，例如分工与专业化，只有加进时间因素才能起作用，而新古典生产函数表示的技术却是静态的，是抽象掉时间因素的，因此试图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释平均成本的下降并不合适。
其实，新古典理论并没有始终坚持生产函数的严格拟凸性，只是为了完全竞争的需要才作出这一假定的，而在研究自然垄断问题时，生产函数就可以是拟凹的，从而长期平均成本一直是递减的趋势。可见用生产函数表述的规模报酬只能是三种对称的形式，即要么报酬递减，要么不变，要么递增。也就是说从产出大于零始，规模报酬的性质将一直持续下去，而不会在中途发生由递增报酬向递减报酬的转变。例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Q＝AL[a]K[b]，如果a+b＜1、a+b＝1或a+b＞1，相应的平均成本分别为递减、持平或上升，而决不可能出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亨得森和匡特1980）。可是这又如何与一个U型长期成本相联系呢？
实际上，撇开U型成本曲线问题不谈，仅就规模报酬三种趋势的对称性而言，这也是值得怀疑的（伊特韦尔1987）。斯拉法（1926）指出，按照新古典的逻辑，不变的规模报酬主要源于这么一个命题：只有所有必需品投入能以相同比例变化，所给定的一系列生产条件就会重复下去，“虽然生产过程的不可分性会限制在某一特定产出水平上准确地重复这一条件”，但是只要“假定一定技术下的最优经营规模相对于整个产出水平不大的时候”不变的规模收益这一概念就“不会由于不可分性的存在而受到削弱”。同样，按照新古典的逻辑，斯拉法认为“递减的报酬只能由固定投入或某个不可能与其他投入保持同一比例增加的投入引起，此类投入会阻碍生产条件的重现，换句话说……递减的报酬起因于替代性，起因于改变投入比例的必然性”。[①b]而报酬递增则是“由于纯技术的原因，产出成了投入的增函数”。最后斯拉法指出，规模报酬三种形式之间的对称性完全是臆想的，按照它们本身的逻辑，这只是一种“奇对称性”，因为“递减的报酬只能由替代引起，却不能由规模产生；而递增的报酬则只能由规模引起，却不能由替代引起！选择最优的投入比例（当投入可自由支配，且不存在不可分性的条件下）将总能保证至少不变的报酬。”
综上所述，我们把新古典理论有关企业规模决定问题中的矛盾表述如下：
1、在完全竞争的生产理论中，长期平均成本呈U型，而生产函数却是严格拟凸的，因此在生产的初始阶段，成本函数表现出报酬递增，而生产函数则是报酬递减，这是矛盾之一。
2、虽然在一定阶段之后，成本函数也开始出现递减的规模趋势，但这仅仅是由于“管理技能”等制度性因素的存在，然而生产函数在同一阶段的规模递减却是由纯粹的静态技术关系引起的，这是矛盾之二。
3、虽然在某些条件下，生产函数也可能是报酬递减的，但无论如何，用生产函数表现的规模趋势一定是三种对称的形式，在每种形式中，规模趋势从一开始就被分别定义为递增、不变或递减了，但是与其对偶的成本函数却能在同一函数中表现出这三种不同的趋势，这是矛盾之三。
4、纯技术性的报酬递减是否存在，这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按照斯拉法（1926）和扬（1928）以及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认识，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性因素只能导致报酬递增，而不会象新古典生产函数那样从一开始就是递减的，这是矛盾之四。
即使我们放弃对以上所有问题的怀疑，把长期成本函数看作是与生产函数一样的静态技术关系，并且把生产函数也表述成一个先严格拟凹后严格拟凸的形式（即规模报酬先递增后递减），以弥合生产理论中的上述逻辑矛盾，那么一个必然的结论将会是：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中，同一行业的厂商规模由于将是完全相同的。[①c]但是现实中的企业规模不仅不是完全同一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大体同一”的，巨型和个体户可以共存于一个市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迫使我们需要对理论进行重新审视。
（二）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传统就是坚持技术变动必然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新古典理论有关规模经济的解释也是从古典经济学家们那里借鉴过来的。分工与专业化是规模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就可能采用更不可分的专业化技术，这种技术使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作为斯密定理至今仍为人所称颂，斯密曾用别针制造厂的例子来说明专业化和分工所带来的报酬递增现象。除了分工之外，规模经济还可能来自技术设备的维度因素（即斯拉法的“纯技术”因素），例如储油罐、运输管的制造成本与其容量之间的关系是呈现规模递增的。可以认为，在长期中，当所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比例都可变的情况下，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必然存在的，大量的经济理论和工程技术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点，就连新古典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只要技术可变，农业中的规模经济也是存在的。”[②c]
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传统的马克思认为，首先，企业规模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技术手段。马克思提到，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③c]因为协作能导致比个体生产更高的效率，由于协作的操作是不可分的，所以协作的规模就是企业的最小规模。其次，马克思认为技术的变革能导致生产所需的最低资本额发生变化，使协作的规模扩大，从而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
我们利用以下比较静态的方法来近似描述古典经济学的这个最小企业规模的动态变化。[④c]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连续性过程。从人类历史开始，分工就已出现，只是到了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引入使分工在程度和速度上都加快了而已，因此任何一种分工都能带来一种新的技术。又由于每种技术都与一种更不可分的生产工具相联系，而“不可分性必然带来规模经济”（鲍莫尔1987）。因此在古典学家那里每种技术都是报酬递增的，只是递增的程度随技术的不同而程度不同罢了。如图三，令AC[，0]为某种技术变革前的平均生产成本，它具有不很明显的规模经济，当发生技术变革时，新技术下的平均成本AC[，1]与原平均成本相比产生两点变化：（1）生产的报酬递增更加明显；（2）在可行的生产范围内生产的单位成本下降。在这里AC[，1]与AC[，0]的交点X所决定的产量Q[，1]就是新技术下的最小产量规模，因为当Q＜Q[，1]时，原有技术下的平均成本低于新技术下的平均成本，使用旧技术更节约；而当Q＞Q[，1]时，新技术的成本低于旧技术，使用新技术更合算。在这里OQ[，1]×QC[，1]就是新技术所要求的初始的最低资本额。如果以上过程不断重复，当出现第二次，第三次技术进步时，生产的最小规模将不断扩大，所需的最低资本额则相应地降低。如果能将不同技术水平的平均成本的交点X、Y、Z连续起来，这条连线就是体现了古典经济学动态报酬递增思想的最小产量规模的变动趋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AC[，2]以前的技术都可由单个人的操作完成，而从AC[，2]始的技术变成了必须由两人以上的联合操作来完成，那么点Y所决定的产量Q[，2]，就是该技术下的最小“企业”规模。
（图三）
以上是对古典经济学有关企业规模理论的一个简单概述。虽然古典经济学充满了许多深邃的理论洞察力，[①d]以致于我们在后文探讨企业规模决定时的技术成本就是直接借鉴了古典经济学的这一思想，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是不完备的。市场理论研究的核心并不是要确定企业生产的最小规模，而是要寻找到一个稳定的最佳规模。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并未做到这一点。最小的生产规模Q[，i]（i＝0，1，2，3，…）并不是一个稳定均衡，如图三所示，一旦企业生产规模大于Q[，i]那么产量的无限扩张就是有益的。于是企业规模扩张的唯一约束只能是行业的需求水平，这时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将不复存在。
这就导致了斯密定理的一个前后矛盾，如果承认分工只受市场范围的限制，那么典型产业的结构就必然是垄断的，从而“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机制将不存在；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性的，那么分工带来规模经济这一论断就是错误的。因此，古典经济学“宣称报酬递增律支配着制造业生产，这种解决方式是简单的权宜之计——（它）忽视了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斯蒂格勒1975）。“在平均成本递减的产量水平上，没有一个厂商能处于均衡……在存在着内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竞争不能占统治地位。”（西尔维斯特里1987）。几乎所有的当代经济学家都承认规模经济是与完全竞争相矛盾的。
作为新古典理论奠基人之一的马歇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理论冲突，但是马歇尔既不愿放弃规模经济，又不想放弃完全竞争。为了能使规模经济与局部均衡理论协调起来，马歇尔创立了三种理论（参见马歇尔1938，瓦西拉基斯1987，斯蒂格勒1975）：（1）一些规模经济对厂商来讲是外在的；（2）企业家经营能力递减，并使企业指挥权最终落到缺乏领导能力和创造天才的大手中；（3）运输成本在某些产业中的增长很快，以致限制了各个厂商的市场区域，使得每个厂商都成了局部垄断者。在这三种理论中，（1）、（3）是不值一驳的，因为对于（1），外在经济可以通过企业扩张而内在化，对于（3），现代理论表明运输中的规模经济是显著的，虽然（2）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马歇尔时代的经验事实，但是它的重要性也是有限的。斯蒂格勒（1975）指出“如果马歇尔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正确的，并且大致完整的，则在几乎所有的产业中都不需要能力特别高的企业家去获得一个垄断或支配的地位”，从而越是低能的企业家越能保证竞争性市场的存在。因此“在竞争的、静止的经济中，很清楚，马歇尔未能提供稳定均衡的条件。”
我们把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规模决定问题的矛盾重新表述如下：当规模报酬递增，长期平均成本曲线递减时，长期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定价原则不能成立，最终结果是完全竞争为完全垄断所代替，进一步的推论只能得出：用计划配置资源优于市场。[①e]这显然背离了市场理论研究的初衷。因此，这就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要么放弃规模经济假定，屈就于市场的完全竞争；要么打破整个完全竞争的理论框架，重建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融入规模经济，二者不可兼得。[②e]
（三）现代企业理论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企业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通过把分析的视野深入企业这个“黑箱”的内部，来解释企业规模、效率和结构等一系列问题。企业的规模和界限是企业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企业理论的文献浩如烟海，在这里为了本文研究的需要，我们只就企业规模问题讨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一般认为，现代企业理论由科斯首开先河。在《企业的性质》（1937）[③e]一文中，科斯试图回答这样两个问题：（1）在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企业为什么会产生？（2）企业规模的边界在哪里？对于前者，科斯认为因为“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生产最明显的成本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因此“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的成本”。而至于为什么企业家可以在低成本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科斯认为是因为“他可以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这就是“权威”的作用。对于第二个问题，科斯认为，企业扩张会带来自身的组织成本，这主要是因为或者“对企业家功能来说，收益可能是递减的”，或者“企业家也许不能成功地将生产要素用到它们价格最大的地方，即不能导致生产要素的最佳使用。”[④e]因此，由于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的双重作用“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利用图四来表示科斯的这一思想。令C[，m]代表市场交易的总成本，因为企业的扩大可以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因而随企业规模的扩大，C[，m]递减，[⑤e]C[，0]代表企业内部总的组织成本，因为“管理收益递减”，所以C[，0]递增。这样，用交易量表示的最佳企业规模在于C[，m]和C[，0]所形成的总成本C的最低点上，如T[*]。[⑥e]
（图4）
科斯的理论给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所起的开创性贡献是公认的，尤其是“交易成本”概念的引入，就象把“摩擦力”因素重新考虑进牛顿的经典力学一样，大大丰富了传统理论的内涵。
但是这样理论仍是不完备的，在许多问题上具有很强的局限性。首先是一个疑问是，价格机制是否还起作用？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价格与企业规模的决定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在科斯的理论中，价格这一马歇尔体系中的边际收益已被另一种边际收益所替代，即市场交易成本的节约（单伟建1993），这一节约的边际收益与边际组织成本相等决定了企业规模。其次，企业的存在从本质上说究竟体现了生产的功能，还是体现了交换的功能？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从生产的角度考察经济系统的行为，认为交换是为了生产，[①f]而新古典理论则从交换的角度看待问题，认为生产是为了交换。而在科斯的理论中，看不见丝毫生产功能的影子，企业的产生纯粹是为了节约用于市场交换的成本，可以说科斯是沿着新古典的道路走到了极端。
艾尔钦和德莫塞茨（1972）对科斯上述理论提出了质疑，并用另一种理论来解释企业的产生。艾尔钦和德莫塞茨首先不满意企业具有“权威”的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市场的交易与企业内的交易是没有区别的。一个雇主“告诉雇员打印这份文件而不是发送那份文件，就象我告诉食品商卖给我金枪鱼而不是那块面包一样”。因此，他们认为企业与市场的差别关键在于企业所进行的是联合生产（队生产），而不是单个人生产的简单加总。队生产的特点是联合投入的生产效果不可分，因此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发现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这就相应带来了偷懒的刺激和计量的困难。于是队生产的联合效果和监督行为的同时存在导致了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
关于企业规模的决定问题，艾尔钦和德莫塞茨并没有明确表述，毕竟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产生而不是其规模的大小。但是他们曾经提到“如果通过队生产所获得的产出大于分生产之和加上组织约束生产成员的成本，就会使用队生产。”让我们利用这一思想演绎出艾尔钦和德莫塞茨的企业规模理论。
令：π[，t]表示队生产所获的产出
越低，在企业内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越大”，反之就越小，所以AC[，c]递增。因此满足队生产的最小企业规模为上式所要求下的产量Q[*]，在这一产量规模的右侧直到Q[，1]点为止就是队生产的合理企业规模。
图五
艾尔钦和德莫塞茨的理论不自觉地符合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他们的联合生产或称队生产的实质就是协作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果。但是这一理论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其最大的在于，强调了生产过程中的监督和激励问题，把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利益矛盾从纯粹的分配领域拉回到生产领域。很明显，由于计量和监督成本的存在，企业的最小规模（Q[*]）要大于古典经济学的最小企业规模Q[，2]。同时由于这一成本的约束，使得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则企业规模无限扩大的难题得到了解决，在这里，企业最大规模的极限为Q[，1]。当然不同的监督和激励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监督和计量成本，随着AC[，c]的下移，企业的最大产量规模会不断扩大。因此，我们认为艾尔钦和德莫塞茨的理论不仅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而且是对现实更为合理的解释。
但是，这一理论也有不足之处。现代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任何一个经济环境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信息问题，二是激励问题（田国强1993）。艾尔钦和德莫塞茨实际上只强调了第二个问题，因为所谓计量的困难和监督的产生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进行激励。然而他们却否认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交易成本的存在，认为“企业组织的这些可供选择的形式只在市场费用的基础上是很难解决的”。但是交易费用概念的核心是信息问题。阿罗指出企业的存在源于不完全信息带来的外部性，而企业内部的信息手段可以优于市场的信息系统（引自钱颍一1993）。因此艾尔钦和德莫塞茨的企业理论是不完全的。在后期的文献中，艾尔钦也不得不承认企业的产生有交易成本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理论与科斯的理论是可以互补的。
这一理论的另外一个不足在于，虽然它给出了企业的最小和最大规模，但是长期中企业均衡的生产规模究竟在哪里，该理论并没有回答。实际上，除了最小和最大规模之外，还存在两种选择，一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等于AC[，t]+AC[，c]曲线的最低点所决定的规模；二是AC[，t]+AC[，c]与ΣAC[,i]之差的最大化所决定的规模。
在企业规模的问题上，现代企业理论还有许多其他的分支，例如威廉姆森（1990）的资产专用性理论[①g]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分离的理论；杨小凯（1993a，b）和黄有光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s）；[②g]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参见斯蒂格里茨1987）等等，由于他们大多是从科斯和艾尔钦和德莫塞茨这两条思路分别展开的，这里不再一一阐述，有关企业理论的综述性文献可以参阅钱颍一（1993），杨小凯（1993a，1994），张维迎（1994），哈特（1990），霍姆斯特罗姆和特罗尔（1990），马里斯（1987），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1988）。
（四）结束语
我们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在企业规模的决定方面是有差别的，而且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新古典理论虽然发展成了一套十分严密的数理形式，但其理论内部却存在生严重的逻辑矛盾；古典经济学虽然在技术变的动态化方面更符合现实，但在企业规模的决定上缺乏一个重力的中心；现代企业理论从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中挣脱出来，对“企业”这种不同于市场的组织形态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却并没有形居一套替代新古典的有效的市场和价格理论，因而其研究企业规模时的维度是千差万别的。在这里我们不想一概否定以上理论的有效性。实际上，不同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都是有限的，可以说每一种理论都是为某一种现实服务的，因此对于以上理论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只是针对不同的经济现实谁更有说服力的问题。联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显然以上理论都是很难简单套用的。正因如此，为了在最大程度地对经济现实作一种前后逻辑一致的解释，我们必须发展出一套新的企业规模决定理论，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把理论向前推进一步。
新古典的生产理论认为存在一个用技术（静态）表示的生产成本，但在现实经济中，企业真实的运行成本要比此复杂的多。首先，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不应该是静态的，而应是动态的；其次，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不仅体面在分配领域（即剩余价值的分割和阶级斗争），而且表现在生产过程之中（即生产中的制度结构），因此除了生产的技术性成本之外，还存在着生产的制度性成本；另外，在市场条件下，一定的生产过程必然对应着一定的交换过程，而交换不是在无摩擦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存在着交易成本。可生产过程中的总成本是由三种主要形式构成的，即生产成本、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新理论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还企业的运行成本以本来面目。
除此之外，新理论还必须构建一个有别于新古典的市场与价格理论，这一理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产品市场上大体同一的“粘性”价格与千差万别的企业规模之间的矛盾；二、既然价格水平不是决定企业规模的唯一因素，那么企业规模稳定在各自水平上的决定力量是什么，它与价格水平的关系又是什么。
另外新理论还必须重新证明生产理论内部的逻辑关系。因为，由于对偶性的存在，如果成本函数是包容技术和制度性质的，那么理应有一个同样包括这二重性质的生产函数与之相对应，这个生产函数究竟是什么，目前尚不清楚。生产函数中的问题比成本函数更为复杂，其中仅仅关于资本的存在与测量问题就导致了长达数十年的资本争论。实际上除了资本之外，劳动的问题一样十分复杂。生产函数中的劳动究竟是有效劳动还是名义劳动？按照理论逻辑它应该是实际劳动，但是用以检验理论时观测值只能是名义劳动，可是只要它是名义劳动，就必然包含了现实中的制度因素，所以经过经验验证的生产函数就决不再是纯技术的了。可见劳动的计量问题同样没有得到解决。
最后一个问题是，即使我们修正了局部均衡中的企业规模决定问题，但是在一般均衡体系中能否允许技术和制度因素的同时存在，而不影响均衡本身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这还是放在所有经济学家面前共同的难题。
注释：
[①a] 有必要澄清以下两个概念“规模报酬”（Returns to Scale）和“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规模报酬仅由企业内部生产的技术关系引起，使得产出的增加大于、小于或等于投入的增加。而规模经济除了可以由技术关系引起外，还可能由要素投入的市场价格引起，当产量扩大时，如果要素价格下降，就是规模经济，否则是规模不经济。在本文中，我们假定要素价格不随产量的变动而变动，因此这两个概念我们是通用的。
[①b] 例如，在前面我们所举的工人与监工的例子中，一个工人使用一把铁锹，一百个工人则使用一百把铁锹，要素比例为L／K＝100／100，但是，新古典理论在解释技术不变条件下的规模递减时，却认为由于存在管理技能和费用，比如10个工人需要1个监工，那么100个工人就需要10个监工，但是此时的要素比例也随之变为（L+L’）／K＝（100+10）／100，要素比例的变动意味着技术已经发生变化，这与技术不变的静态假定是矛盾的。
[①c] 由于信息完全假定，技术的扩散可以在瞬间完成，因而厂商之间的技术水平是同一的，从而各厂商的成本函数是同一的，于是当价格水平决定生产规模时，同行业厂商的规模必然是相同的。
[②c]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也认为农业中的规模经济是显著的（参见杨小凯1993）。
[③c]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58页。
[④c] 琼·罗宾逊认为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动态的，因为时间因素的作用，其理论无法在一个二维静态图形中讨论（特尔纳1988）。但是由于目前尚无研究动态问题较为成熟的工具，因此我们只能用比较静态的方法近似描述。
[①d] 柳欣（1994）认为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说史上的哲学时代。
[①e] “解决规模经济与效率之间的一个制度性方法是厂商的所有权为公共所有，并坚持边际成本定价，而由市场外的力量来支付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利润损失。”（西尔维斯特里1987）。
[②e] 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述新古典理论对U型长期平均成本牵强附会的解释也正如马歇尔一样都是试图避免这种两难选择。
[③e] 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
[④e] 在这方面科斯遵循了一般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管理收益递减”的观点。
[⑤e] 很显然当企业规模无限大时，比如形成“计划经济”，将不存在市场，也就不会有市场交易成本存在了。
[⑥e] 曲线C的最低点可以表示为：[C[，m]（T）+C[，0]（T）][，r’]＝0
即：эC[，0]／эT＝－（эC[，m]／эT）
该式左边为边际组织成本，右边为边际市场交易成本，因此曲线C的最低点等价于Coase的最佳企业规模。
[①f] 无论是斯密、李嘉图、马克思还是当代的斯拉法等人坚持认为，价格不是在交换中产生的，而是通过生产剩余的分配与利润一起决定的，价格的决定不需要需求参与其间。因此，古典经济学又被成为剩余经济学。
[①g] 威廉姆森试图建立一个容所有制度分析于一体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一方面他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这三个维度丰富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的内涵，另一方面他着重利用资产专用性代表交易费用来分析纵向一体化问题。在后一个问题上，威廉姆森用下列方式表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设△C＝C[，i]－C[，m]，表示企业体制下的生产费用与市场体制下的生产费用之差，△G＝G[，i]－G[，m]表示企业体制下组织管理费用与市场体制下的组织费用之间的差额，则△C+△G＝0所决定的资产专用性K[*]为交易的体制无差异点，资产专用性小于K[*]，市场交易优于企业内交易，大于K[*]，企业一体化优于市场交易。
威廉姆森的理论在解释纵向一体化现象时是有效果的，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基本上是产量规模的横向变动问题，这个问题在威廉姆森的理论中找不到答案，因为资产专用性与产量规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维度，比如，在大于K[*]的范围内企业将趋于纵向一体化，但是一体化后的产量规模到底将达到多少呢？是无限扩大还是有所约束？在小于K[*]的范围内也有同样的问题。很显然，产量规模的横向变动是无法用纵向一体化理论来代替的。
[②g] 杨小凯和黄有光认为企业作为促进劳动分工的一种形式，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会使交易费用上升，但只要劳动分工经济效应的增加超过市场交易费用的增加企业就会出现。当企业存在时，非对称的剩余索取权结构能改进交易效率，并且通过排除直接定价和贸易中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促进劳动分工。
杨和黄的这一理论在企业的产生问题上，与科斯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前者认为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障碍，而分工才是直接原因（这更类似于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杨和黄的理论直接借鉴了扬（1928）的思想），而后者认为，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产生的直接动因，而内部组织费用才是主要障碍，张维迎（1994）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杨和黄的理论可能更符合现实。但是这只是就企业的产生问题而言的，如果当企业普遍存在时，对于其规模变动的解释，我们认为科斯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实际上，杨和黄的“企业”与科斯的“企业”是不同的概念，在科斯那里企业是人数大于1的经济“组织”，而在杨和黄那里企业可以是一个人。因此，如若说杨和黄的理论是在论述企业的产生，还不如说是在论述分工是如何导致商品经济和交换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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