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巨额亏损的深层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巨额论文,根源论文,粮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窟窿为什么这么大？
最近审计部门披露，国有粮食部门过去六年间累计亏空2140亿元。这可能是在单项产品上政府财务亏空的最高记录。窟窿为什么这么大？
已发表的意见把主要原因归结两点：一是个别人违法乱纪带来亏损即“粮鼠”成灾，二是国有粮食部门体制低效造成资源浪费。这两点确实是重要原因。粮食系统内部有关案件涉及金额动辄上亿元，“粮鼠”损失不可低估。另外，国有粮食企业效率低也是不争事实。因而，政府下大力气整肃“粮鼠”，力促粮食部门减员增效，无疑都是正确的。
然而，上述解释又不够全面。看一下亏损数量变动趋势就能说明这一点。图1显示了80年代以来国有粮食部门亏损情况。先要说明， 粮食亏空、亏损、挂帐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粮食财务概念，并且不同部门（如粮食局，审计局，农发行）对同一指标的统计和解释都可能发生分歧。但该图数据能大体反应将由国家承担的粮食财务损失的变动趋势。亏损额在80年代前半期很低，80年代后半期上升，到90年代初达到第一个高峰，年均200亿元左右。1992／93年粮改使亏损下降，但是1995 年以后又急剧上升。尤其是1996年到1998年第一季度两年多，亏损接近一千亿元，形成空前的亏损高峰（图1）。
图1 国有粮食部门亏损挂帐额
（1981年—1998年）
年份／季度：（1998年是1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陈红旗“粮食政策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审计”，1997年第7期。
实质问题在于；为什么近两三年亏损额异乎寻常地激增？“鼠患”和低效率不足以提供满意解释。因为这两点不是新问题，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说明这些问题近两年发生了可以和亏损额上升幅度成比例的恶化。事实上，90年代初亏损第一个高峰曾引起决策层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严厉要求粮食部门把经营性和政策性业务分开，减员增效，不准再有新挂帐，并在3—5年内消化掉老挂帐。这些政策对于转变粮食企业行为并非完全无效，因而单从粮食企业来说，亏损问题应有所好转。可是几年过去了，老亏损未能消化，新亏损急剧上升。问题在哪里？
对此显然需要深层思考。经验表明，对问题的根源认识不到位，对策有效性便没有保证，甚至可能出现已有问题严重程度进一步发展的情况。
粮价周期和收购政策
理解粮食亏损原因，必须考虑粮价变动周期和粮价收购政策。市场粮价变动通常具有周期性规律。图2显示了1980 年以来我国真实市场粮价（即粮价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变动情况。1980—1995年间我国粮价已经大体经历了两个完整的变动周期。随着1995／1996年粮价下跌进入第三个周期，如果没有特殊外部因素影响，1998年应当是该周期的谷底或止跌回升阶段（图2）。
图2 我国粮食市场价格周期变动
（1978年不变价格，元／公斤）
年份（1998年为1—5月）
资料来源：名义价格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粮食流通研究组数据，笔者用物价指数把数据调整为真实价格。图中细线是趋势线。
这个简单数据图包含的信息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极为重要。设想两点情况：第一，政府在粮价高位运行阶段的1995—1996年用与市场价相当的高价格敞开收购粮食；第二，产量和农户存粮足以使农民向国家提供远远超出国家供给义务所需要的粮食。给定粮价变动周期和这两点假设，必然会发生以下结果：第一，农民赢利动机使他们踊跃向国家出售余粮；第二，国家粮库会出现超过过量库存；第三，由于仓容能力不足，粮食企业将增加粮食销售，第三，随着市场粮价急速走低，释放库存会由于高进低出而发生大量亏损。
仔细观察近年粮食经济和政策走势，与上述假设情形大体吻合。从国内供给看，在1995年粮价高峰和省长责任制双重刺激下，1996年粮食产量在前1992年增产2152万吨基础上，又增长3792万吨，达到一万亿斤以上（这是2000年的计划产量），两年增产幅度近13%。1997年仍是丰收年。粮食供给超过有效需求，出现80年代以来第三次粮食相对过剩。集中表现在粮价1995年以后猛烈下跌，真实粮价到1998年上半年跌至过去二十年来最低点。另一方面，农户粮食库存量很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年农户存粮在人均500公斤左右， 其中约一半左右估计是可出售余粮，总量约在2亿吨之巨。
从粮食流通政策看，1992／1993 年进行了市场化改革， 但改革在1994年出现反复，此后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其中对粮食亏损影响最大的几项包括：（1）1994年和1996年两次提高粮食定购价， 提升幅度都在40%以上，结果定购价从1996年至今一直超过市场价。（2 ）从1996年开始大范围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官方确定的保护价水平与定购价相差不多，显著高于均衡价。（3）1994年决定大量进口粮食， 1995年净进口达到创纪录的近2000万吨。
用很高的收购价敞开收购粮食，果然有效地刺激了农民售粮积极性。据统计，特大丰收的1996年，年末农户人均粮食库存反而狂泻43公斤，是自有该项统计以来减少最多的一年。这说明农民看好当时的价格，增加了库存释放量。这一因素大约使市场粮食出售量平添了640亿斤； 加上当年产量增长740亿斤和1995年净进口近400亿斤粮食，仅此三项就应使国家粮食库存量比正常水平增加了近1800亿斤。到1997年底，国有粮食库存达到4000亿斤的创纪录水平，估计至少有2000亿斤是过量库存。
上述政策可持续性最先面临的挑战来自仓容危机。国家粮食仓容能力在1500亿斤左右，对于实际周转及储备需要来说缺口不大，但无法容纳4000亿斤库存。即便有正常仓容条件，粮食库存自然损耗和经营成本也很高，缺乏适宜粮仓的存粮损耗率更高，损失更大。在仓容压力紧逼下，粮食企业会增加销售；而在粮价急速走低形势下，出售粮食无法满足顺价销售条件而导致亏损。
保护的代价
由此可见，近年粮食亏损激增的主要原因是粮食相对过剩。它与政府政策至少有两点联系：第一，高价位的保护价和省长责任制加剧了周期性过剩；第二，敞开收购把过剩损失背到财政上，表现为亏损挂帐激增。
如果不是从财政角度而是从社会范围看，粮食亏损也不都是打水飘了。因为毕竟有一部分亏损（虽然可能仅是较小部分）通过价格一收入转移机制为粮农增加了收入。但它确实造成了两方面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通过价格转移收入（无论是通过剪刀差价格剥夺农民还是通过保护价给予农民特别优惠）缺乏效率，会产生资源浪费；二是政府财政出了一个大窟窿，使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困难，从而对改革和发展大局造成了不利影响。
那么，为什么要实行刺激生产（加剧过剩）和敞开收购（导致亏损）的政策呢？一个可能解释是农业保护主义考虑。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实行农业保护主义政策，粮食保护通常是其主要内容。一个基本手段是政府实施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保护价收购政策。这个政策有广泛影响，是因为它可收一石二鸟的效果：刺激本国粮食生产，并向粮农转移收入。但不好的是效率低，资源浪费大，并且政府通常要承担很大财政成本。由此产生的相对过剩粮食，通过政府补贴在国内销售或向国外出口。在保护主义盛行的国家和地区，补贴占到粮食等农产品价值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以上，政府财政发生巨额粮食亏损当然不是稀奇事。
用农业保护主义解释我国近年粮食亏损既适用又不完全适用。适用，是因为近年很多学者和官员倡导农业保护主义，政府公开承诺用价格手段保护粮农利益，把定购价和保护价定得显著高于长期均衡价，并大张旗鼓地实施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即便是在农业保护主义政策上走得较远的国家，在实施保护价收购时仍通常事先限定数量，我国近年则是无限制敞开收购。这无疑是政策信号极强的保护主义措施。由于保护主义通常需要财政支持，所以用它解释近年粮食亏损激增是顺理成章的。
但有一点重要不足。遍观国外农业保护政策实践，政府都很清楚它的财政成本并准备支付这个成本，政府还会依据财政支持能力来考虑保护政策的范围和力度。我国情形不同：保护政策实际力度很强，但决策部门对它连带的财务成本似乎并无心理准备。从上上下下近来对粮食亏空审计结果的反应来看，大家普遍对这个损失感到意外，没有意识到它和保护政策的联系。这使我们有理由推论，如果事先知道财政成本这么高，政府也许不会把保护价定得那么高，或者对刺激粮食无条件稳定增长的政策会持更为谨慎的态度。由此可见，从客观效果上看，保护主义政策是亏损的主要根源，但对设计和实施这一政策的主观意图和预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除了保护主义原则的一般影响，还有什么更为现实的因素构成了强大压力，使得政府认为必须紧急实施高强度的刺激生产和高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呢？前几年我国经济运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93年底后粮价一度急速上涨，二是宏观经济面临通货膨胀严重压力。对这两件事因果联系的一种主流解释观点，为实行上述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理念和逻辑上的支持。
粮价上涨：“软着陆”的一场遭遇战
1992年新一轮高速谱长启动不久就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到1993年抑制通货膨胀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1993 年11月份部分南方城市粮食市场价格迅速上升，两个月平均涨幅约16%。1994年初粮价相对平静，但三月份以后重新上涨；6 月份比2 月上升了25.7%，12月又比6月上涨31.8%。1995年粮价仍在攀升，全年上升19.3%。同期通货膨胀更趋严重：1994年通胀率为24%， 1995年仍高达17%。
粮价上涨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很快成为决策层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政策研究人员提出了可称为“双推论”的两个重要分析观点。
一是“稻谷产量下降造成粮食价格上升”。其核心是把生产不足看作粮价上涨的决定因素。1993年粮食产量445.1亿吨，比上年增长3.12%，是丰收年，因而难以从总量上推论生产不足造成粮价猛涨，然而，1993年粮食总产上升同时，稻谷减产8.7万吨，降幅4.7%。因而，研究人员认为稻谷产量下降导致粮价上升。
二是“粮价上升造成通货膨胀”。认为物价上涨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上升，而食品价格上升主要原因是粮食生产低速增长和粮价上升，因而粮价上升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这一分析与当时较有影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改革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理论等有暗合之处，因而成为不少宏观经济学家深信不疑的观点。
这个“双推论”对近年粮食政策走势影响极大。90年代前期发生第二次粮食相对过剩，1993年尚未完全从过剩形势中走出来，这从真实粮价仍处于低谷的事实中可以看出。然而，依据“双推论”分析，市场机制对稻谷供求调节作用微乎其微，稻谷产量几个百分点下降就能导致粮价猛涨，并且引发改革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无论从保障粮食安全还是宏观经济稳定目标上看，都无疑应当采取非常措施（包括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实施粮食省长责任制等）刺激粮食生产，无疑应当强化国有主渠道以实现对粮食流通的高度控制，而在粮食大幅度增长导致粮食再次过剩之后仍应用高保护价敞开收购，以避免粮食生产滑坡引发粮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因而，在近年强调粮食无条件稳定憎长政策的背后，不难看出“双推论”分析逻辑的影响力和决策者对粮食安全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的忧思。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通货膨胀与粮食安全问题有所不同，它具有短期紧迫性，并影响经济全局，需要果断的非常对策。因而，如果“双推论”真确无误，则应充分肯定近年粮食政策强化行政干预的必要性，即便有较大财务损失也应承担，因为它是“软着陆”成功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代价。
因此，必须仔细推敲“双推论”。
稻谷减产导致粮价上涨？
“双推论”影响很大，说明它有一定道理。但略加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在方法和事实两方面都存在问题，有必要重新思考和评价。
首先看稻谷减产导致粮价上涨命题。它的基本分析思路是：由于土地不可移动性以及气候等自然条件，我国稻谷生产90%以上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市场机制对稻谷供求调节作用微乎其微；北方增产的粮食与南方减少的粮食不是相同的品种，它们之间的替代性很差，前者不能弥补后者，所以稻谷减产会导致粮价陡涨。还有学者更简单地从稻谷减产与粮价上升的前后时间次序上提出因果关系结论。
对此，可以提出以下几方面分析和质疑。首先，替代性差是一个模糊而无法证伪的说法。理论上说，任何商品都存在边际替代性：粮食与非粮食产品之间边际替代性较小，而不同粮食品种之间边际替代性较高。多高？这需要实证性研究来回答。没做实证研究，却用替代性差的模糊说法作为一个重要因果关系判断的前提，显然不够妥当。如果稻谷和其它粮食替代性真的很差，并且1993年底稻谷因短缺涨价，则其它粮食不应出现连带价格上涨情况；但事实恰恰是各种粮食涨价相关性很强。这说明替代性差观点本身有问题。
其次，认为南方减产稻谷不能被北方粮食增长弥补也要商榷。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我国北方难以成为全国范围内稻谷主产区。但这不等于说北方稻谷在边际意义上无增长能力，或注定不能弥补南方稻谷边际产量下降。1983—1994年我国大米产量平均上升了4%， 但东北上升了91%，西北50%，华北15%，均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为此对照，南部省份大米产量下降，东部与西南部增速低干全国平均水平。上述结构变化的基本原因，在于消费者随着收入提高对北方质量较高的大米发生较大需求，从而使北方米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部分南方低质米。如果需求增长足够大，北方米在边际意义上还可能显著增长。脱离需求条件，认定南方减产稻谷不能被北方粮食增产所弥补，也是过于简单了。
再次，不应忽视粮食需求结构变动情况。通常情况下，饲料粮需求收入弹性极大（因为畜产品收入弹性较高），其次是小麦，稻谷最低，并且大米消费在收入上升到一定水平后会出现与收入增长负相关的转折。因而，在工业化过程中，粮食消费结构（包括直接和间接消费）会发生大米被小麦和粗粮替代的过程。国际粮食经济研究文献表明，这一现象普遍发生在传统稻作区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我国台湾省等）的工业化过程中。 据调查， 我国南方农村大米人均消费至迟到90年代已经历负增长的转变，估计一些城市早已发生这类转变。因而，1993年稻谷产量下降应是生产对需求结构变动趋势的合理反应。这一背景下，产量下降引发的米价上升压力，应当与需求下降产生的米价下降压力发生抵消性作用。忽视需求变化，认定稻谷产量下降必然导致粮价上升不适当。
又次，不应忽视粮价周期回升性这一关键因素。由于第二次粮食过剩，1992年粮价已降至显著低于长期均衡水平。然而，由于90年代初经济紧缩及其滞后作用的影响，1993年粮食生产仍然获得大丰收，把年均真实粮价进一步拉到周期性谷底（见图2）。如同被按至水底的气球， 按得越深，向水面反弹回升力越大；过剩把价格压得离均衡水平越远，市场调节机制赋予它的反弹回升力也越大，粮食供求周期规律决定了当时市场粮价蓄势待发。1994年农民主动大量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就是生产调节机制的一个具体表现，预示粮价不久将止跌回升。忽视这个趋势性背景，对粮价上升解释势必有很大局限性。
1993年粮价回升较猛，除周期因素以外，还有其它特殊原因在起作用。两方面因素具有关键意义。一方面是国际市场变动和人民市汇率政策改革。1993年10月（即国内米价猛涨前一个月）国际市场米价急剧上涨，由每吨206美元上升到257美元，一个月内上升近四分之一。当时国内准备在1994年初汇率并轨，实际上有人民币贬值效果。这两点大幅度提升了某些地方进口大米的预期人民币价格，导致部分地方大米进口需求转变为国内需求，引发国内米价和其它粮价急速上升。另一方面是高通货膨胀形势对农户和粮食企业行为的影响。高通货膨胀背景下人们对未来通胀预期一般也比较高。为了抵御预期高通胀侵蚀自有资产价值，人们通常会增加粮食这一真实资产存量，表现为农户“惜售”倾向和粮食企业调高合理库存量行为。这一资产选择行为与市场价格预期相互作用，可能在短期形成“自我实现”效应，推动粮价急速上涨。
综上所述，粮价周期变动规律决定了1994年真实粮价会上升；高通胀背景、国际市场变动和汇率政策改革等外部原因可能加快了市场粮价止跌回升的时间表，加剧了1993年底开始的粮价上行的猛烈程度。这一分析并非完全否认稻谷减产也会在上述背景下对粮价上涨发生某种作用，但通盘考虑，稻谷减产影响较为次要，更不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上面分析的条件，稻谷产量下降不应导致粮价猛烈上涨；换个说法，即便1993 年稻谷不减产，1994年真实粮价止跌回升也在所难免。
粮价上升造成通货膨胀？
这个分析同样有问题。从理论上说，由于粮食和以粮食为原料的食物以及其它产品构成社会商品总量的一部分，因而粮价在其均衡水平以上增长会一定程度导致物价总水平上升。这一定义性关系是成立的。然而，主观选取一个时间截点，依据粮价上升在前和通货膨胀在后的观察以及“在此之后，因此之故”的逻辑，认定粮价上升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这样推论有方法论问题。这一方法对于判断两个经济变量的因果联系在理论上不能成立。道理极为简单：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通常有或长或短的滞后期：即便二者存在因果联系，发生在前的变量不一定是发生在后变量的原因，因为二者的真实关系也许是后者通过一个滞后期导致前者。忽视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滞后性，“在此之后，因此之故”的简单推论可能导致错误判断。
只要对90年代前期有关基本事实略加观察，就会明白上述滞后期问题对判断粮价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是重要的。1992／1993年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并很快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然而，当时粮食市场周期正处在价格下行阶段。1993年11月之前长达三、四年时间里，通货膨胀率一直高于粮价水平，因而，一直在部分吸收通货膨胀，即通货膨胀造成日后粮价上涨的压力。直到1993年11月以后，粮食价格上升才高于通货膨胀。因而，至少从九十年代以来情况看，真实关系是通货膨胀在前，粮价上涨在后；是先有通货膨胀导致粮价上涨，然后才是粮价上涨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还应指出，即便粮食名义价格上升速度高于通货膨胀（即真实粮价开始上升），仍不能肯定粮价上升造成通货膨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真实粮价对于均衡价格的相对水平。从理论上说，只有真实粮价在均衡水平以上增长才必然构成通货膨胀原因。因为真实粮价低于均衡水平意味着粮食对于非粮食产品的相对价格被压低了，这时假如没有其它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在起作用，至少在理论上应当肯定粮价回升只会造成其它非粮食产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而不会引发物价水平的一般上升即通货膨胀。据估计，市场真实粮价直到1994年7月才超过均衡水平，并于1996 年底以后降到均衡水平以下。也就是说，只是在1994年7月—1996年12 月期间才存在粮价上涨推动通货膨胀问题。当然，不应忘记，前面近四年内通货膨胀持续给市场粮价注入上升压力。
这里没有探讨当时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也没有全面分析粮价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上述分析仅说明，主流观点对于粮价上涨原因的解释偏误较大，对通货膨胀与粮价上涨关系的解释也有片面之处。现在讨论其政策影响。
政策是一柄双刃剑
理论上可以把经济运行稳定作为政府政策目标之一。为了控制粮价急速增长造成的不稳定效果，1994年5月开始， 政府采取干预力度较大的政策，其立意和动机应当肯定。至于政策效果，则不仅取决于动机，而且要看政策分析是否合理，政策内容是否合乎经济规律，政策手段是否运用得当。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粮价上涨并决定是否干预，何时干预和怎样干预。即便撇开“粮价上升造成通货膨胀”论的片面之处，认定粮价上升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这些问题仍是直接关系对策成效的关键问题。
对于粮价上涨，政府在采取对策之前起码要做两点分析。一是在粮价上涨原因上区分短期（主要由预期诱致），中期（实际生产不足）和长期（由技术原因决定的生产能力不足）。二是区分粮价是在向长期均衡水平回升，还是在均衡水平以上攀升。第二个区分的政策涵义很简单：如果粮价是在向均衡水平回升，则应基本肯定其经济合理性，一般不应采取积极活跃的政策干硕。如果属于后者，则应保持警觉，并在粮价攀升过高时适时适度地采用与市场机制兼容的手段来控制过度调节。第一个区分的政策涵义复杂一些，简化地说是三句话：短期调节靠储备和外贸手段，中期调节靠市场价格机制，长期调节靠科技进步。政府的适当干预对于短期调节（储备和贸易政策工具）和长期调节（科技政策工具）可能而且应当发挥积极作用，但政府通常不应直接干预农户和地方生产决策。
1993年底发生的粮价上涨属于什么类型？首先看它不是什么。可以排除两点：第一不是长期生产能力不足问题（即布朗先生的分析结论是误导的，没有“敲警钟”的正面意义），也不是生产严重紧缺的问题。危机论缺乏依据，直接干预生产政策更不必要。再看它是什么。通观粮价上行全过程，预期因素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前期粮价上涨是向均衡水平回升，1994年7月以后在均衡水平以上攀升，1995 年发生了过度调节问题。
预期因素诱致粮价猛涨形势下，政府对策选择对于调整预期因而对于粮价上涨速度具有不可忽视影响。在人们预期夸大紧缺，“惜售”“囤积”心理显著的背景下，政府如果对市场加强行政性控制，甚至实行行政干预生产的政策，会产生两方面效果：一是这些政策本身缺乏效率，会造成损失，二是会强化市场严重紧缺甚至危机的不真实预期，加剧农民和企业“惜售”和“囤积”心理，使周期性价格上涨更猛，发生更为严重的过度调节。
粮价上涨最初半年间政府判断经历了重大变化。1993年12月全国平抑。粮油价格工作会议上，政府认为“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就局部来看，可能存在粮源不足，库存下降，调运不及时等因素。但从全国来看，主要是由心理，投机因素等暂时因素推动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有不足。抓住短期因素的影响是敏锐和正确的。不足之处在于对粮价上涨周期性背景缺乏认识，因而对粮价在一个时期的上行趋势缺乏心理准备。由于粮价未能很快回落，政府到1994年4—5月间已改变看法，转而认为生产不足危机是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并以发布“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通知”为标志，着重通过行政控制流通和干预生产的政策来应对粮价上涨。“双推论”为这一政策提供了理论上支持，结果出现粮食政策行政干预反弹的局面。
这些对策对提高粮食产量确实起到了作用，在此意义上有成功之处，然而，由此产生了三方面问题。第一，行政干预政策一方面缩短了粮价变动周期，另一方面强化了有关粮食紧张的市场预期，从而使粮价在较为缩短的上行阶段上涨更快。把粮价变动第二个周期上行段（1994—1995年）与前一周期上行段（1985—1990）比较，清楚可见粮价1995年峰值高于1990年，并且上行时间长度不到前期的一半（见图2）。
第二是亏损。粮价上涨与下跌的过度调节通常是对称的，过度上涨通常会继之以过度下跌。部分由于政策作用，1994—1995年粮价以空前未有的速度上涨：从1996年开始又以空前未有的速度下跌，到1998年上半年真实粮价已跌至历史最低点（见图2）。 国家在粮价很高时敞开购进的过量库存，或者锁定在过量库存的困境中，通过自然损耗和库存经营成本实现亏损，或者通过在较低的市场价位上销售出去实现亏损。
第三是不适当的行政政策干预带来的困难导致更为强势的行政干预政策。巨额亏损结果浮现出来了，但这不等于其真实根源会自然地呈现出来。实际上，我们仍不大理解巨额亏损与保护政策的关系，仍不大清楚“双推论”的偏误及其认识后果，仍不大情愿从粮食政策背后潜在的一系列基本假定上去反思问题的深层根源。相反，问题被比较简单化地归结为粮食企业的工作失误和个别人违法乱纪行为。由于传统思维定式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加上减少亏损目标具有紧迫性，1998年出台了一些具有更强干预力度的粮食流通政策，使我们与粮食市场化改革目标离得更远。政策目的在于消除亏损，无疑是好的。然而，本文讨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动机和意愿。政策是一柄双刃剑。
粮食政策研究不宜轻率违背经济学常识
政策研究的目的是寻求更有效率的政策。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讨论对策问题；本文专门分析粮食流通政策问题的深层根源。最后，有必要从我国粮食政策研究方法和体制方面对本文题目做进一步探讨。
回到亏损原因。如果上千亿亏损确实与粮价变动周期以及政府收购政策有关，那么一个逻辑的结论就是：图2 显示的真实粮价信息含义对政策选择具有极为重要意义，如果在仔细研究这个简单图形所包含信息的基础上制订前几年粮价上涨应对政策，上千亿亏损的很大一部分应是可以避免的。
我国政府部门内部有一个庞大的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支持系统。忽视这个重要性可用天价比喻的系列数据信息，显然是这个支持系统的工作疏漏。其直接原因与粮食政策研究缺乏真实价格概念和忽视基本价格数据有关，进一步观察则是不够重视现代经济学常识和方法的结果。因而，本文分析思路暗含了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命题：科学地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于提高粮食政策研究效率极为重要。
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分析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做了大量努力，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总起来看，粮食政策研究的规范性和经济分析水平仍比较低，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经济下粮食和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方法上存在的某些问题反而出现发展的势头。突出表现是出现了不少轻率违背经济学常识的观点，并在较长时期未能通过学术批评机制得到应有的讨论和澄清。例如，否认或回避我国发生粮食相对过剩的现实可能性，因而忽视粮食无条件稳定增长政策的财政成本；认为粮食作为一个特殊商品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从而为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政策提供理论支持；用有无分析代替边际分析方法，过分强调粮食生产政治含义的泛政治化倾向；对粮食供求的短期与中长期问题缺乏概念区分，对真实粮价数据和粮价变动规律的重要性缺乏了解；对1994—1995年粮价上涨原因及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片面解释；用高于长期均衡价的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而又对粮食亏损感到不可思议等等，无不反映粮食政策研究在经济学分析方法上存在不足。因而，对粮食亏损原因以及流通政策问题的分析，应当与对现行政策研究方法和体制问题的分析结合起来。后者是前者的题中应有之意。
粮食政策的效率水平，在研究上取决于了解客观对象情况和正确运用方法两方面条件。我国粮食流通问题具有套用任何一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矛盾，粮食政策研究必须深入了解国情，详细占有事实资料，向实际学习。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既然是一种科学分析活动，粮食政策研究必然有一个运用正确方法的问题。即便拥有现实对象的丰富具体信息。如果分析方法违背科学原理，仍会形成效率低下的政策，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笔者认为，这里的科学方法主要是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经济学是人类理性几百年来对经济生活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规律的总结。虽然科学方法也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但对于市场经济下的粮食政策研究，经济学理论是基本的、不可替代的分析方法。事实证明，在粮食政策研究中轻率地违背经济学常识，很可能会得出违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分析结论，导致许多始料末及的困难和损失。从我国粮食政策研究的现状来看，目前突出问题是轻率地违背经济学常识，分析方法亟待改进。
至少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从体制上看，我国粮食政策研究机构大都与政府存在隶属或准隶属的关系。这种贴近决策过程的研究体制有它的优点，如重视了解实际情况，讨论问题针对性强等等。但也有一个弱点，就是研究问题和发表意见，除了考虑分析的科学性和解释事实的合理性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部门利益以及领导人看法的制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探索性研究与解释宣传现行政策混同起来。于是，在已有政策以及领导人意见由于种种原因发生某些偏差时，以论证政策为原则的政策研究就可能发生违背经济学常识的问题。
其次，对经济学分析常识重视不够。随着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普及，研究人员经济学知识普遍有了提高，但在经济学方法对于政策研究的分析价值问题上还有深刻认识分歧。大量发表的粮食政策研究文献从经验和直观角度讨论问题较多，对强调概念的清晰和可证伪性，对不违背经济学常识，对分析推论的经济学逻辑则不够重视。不少论文用调查报告，见闻描述代替科学分析。另外，也有少数研究人员缺少最基本经济学训练，基本概念不清楚。
再次，学术评价机制不够健全，研究规范化水平有待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政策研究和学术性刊物数量很多，但通常不实行编辑人员以外的专家审稿制度。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局限，直按或间接地助长了粮食政策研究违背经济学常识的问题。在学术评价机制不够健全的背景下，很多正式发表的文献既无数据也无理论，观点很多而鲜有论证，缺乏对已有研究文献的介绍和评价，引用数据和资料不加文献出处说明，或说明也因不够规范而无从索查。轻率违背经济学常识的观点得以发表，或发表以后得不到及时讨论批评而发生很大影响，都和这种不够完善的学术研究环境有关。
因而，在改进完善粮食政策同时，还应考虑一个“务虚”性工作，即改进完善现有粮食政策研究方法和体制。方向应当是：在认识上更加重视经济学方法，不宜轻率违背经济学常识。在体制上政府政策研究机构可转变职能，由直接研究政策问题逐步转变到主要利用具有学术独立性的研究力量进行委托专题研究。在学术评价方法上应当改进经济学类杂志审稿方式，使学术研究更好地发挥积累和增添专门知识信息的功能，从而为政策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