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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进入20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进入全面的停滞以至衰退阶段，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降，出现普遍而长期持续的微增长甚至负增长。面对世界形势的一片低迷，中国经济一支独秀，在80-90年代呈现出快速且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1979年到1998年20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7％，世界银行提供1978年到1995年期间的数字是8.2％[1]，即便是8％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也是不同寻常的。因此，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热点。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笔者就以上问题，对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现状进行了探讨。
二、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研究
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GDP的数据，以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经济学教授RAWSKI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RAWSKI教授根据能源数据估计中国GDP增长数据在1998年为-2.0/+2.0[3]。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L.R.Klein）教授发表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为从新颖的视角（Fresh angle）研究中国的GDP，并采用独立的信息测试中国GDP的一致性”，他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15个实物指标（包括electricity，coal，oil，steel，freight，civil aviation，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alls，employment share of tertiary sector，grain output，exports，imports，government spending，real wage，inflation rate，livestock products）与GDP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这些指标覆盖了能源、交通、通讯、劳力、农业、商业、公共部门、工资、通货膨胀因素，具有供方、需方及市场机制的特点。其结论是，前三个主成分占总变异的60.8％，回归估计的GDP百分比变化的结果如下：
其中每一个主成分都是上述15个指标变量的线性组合，每个变量都是以每年的百分比变化表达的，各种统计检验都令人满意，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实物统计数据能够很好地与GDP数据一致。
克莱因教授文中声明：“总的来讲，主成分分析反映了15个从不同资源独立得到的广泛基础上衡量中国经济的指标的运动，这些总体指标（即主成分）的变动同官方估计的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动是一致的，无法就此声称我们已证明官方测度的GDP[，t]的增长率是正确的，没有人知道正确的估计：总的观点表明，这些估计的可能结果取决于计算方法的不同而不同，世界范围都是如此。”
而YOUNG则在接受中国统计局所有统计数字的前提下，采用了一些手法，对统计局的数字进行了系统调整，如采用中国统计局（SSB）GDPdeflator的价格指数计算，总产出增长率由7.8％减少到6.1％，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劳均产出由6.9％降为5.2％，剔除农业部分对GDP的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到3.6％，考虑老年人及劳动力受教育因素，将此数据又降为2.6％[5]。表1中表示了单位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数值（见表1）。
表1 Table XXVI：Gold into Base Metals（Chinese growth rates，1978-98）
Official
Adjusted
Aggregate
Output per Capita 7.8
6.1
Output per Worker 6.9
5.2
Non-Agricultural
Output per Worker 6.1
3.6
Output per Effective Worker
5.0
2.6
Output per Unit of Capital1.4
0.4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3.0
1.4
“表XXVI表示了事后估计的资本-产出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每年1.4％，因没有资本深化，这个结果同东亚的高速增长相似：劳动深化（labour-deepening）（劳动参与率提高，从农业转移劳力及提高教育）及非资本深化（not capital-deepening）是东亚在中等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高速经济增长及人均生活水平获得特别提高的关键动力。”
为准确度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拉迪（Lardy）采用两个比GDP数据更容易度量、也更为可靠的统计数据，一是进口数据，二是财政收入数据进行度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是可以信赖的[6]。
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结构，尽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数据因各种原因无法十分精确，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增长研究的历史进展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研究，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新古典主义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作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索罗1956年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中提出索罗模型，1957年，在另一篇文章《技术改变与总生产函数》中，他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将产出的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增长之和，将技术进步用扣除资本和劳动的残值表示，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指出技术进步是对经济增长长期起作用的持续性要素，是产出增长的源泉[7]。
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模型，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发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人力资本的规模及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根据转型动态理论，一个国家的收入越低于稳定状态，增长就越快；如果基础性的改革把经济体中的激励机制从鼓励转移向鼓励生产性活动，就可以起到鼓励投资、技能积累、技术转变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上来。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经济长期的稳定状态，转型型动态原理，因而产生了增长的奇迹”[1]。
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一种提供适当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外，结构主义等非正统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从20年前一个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农业国，到如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的经济强国，中国经济增长具备典型的转型动态特征，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混合型的，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既要靠总量的扩张，又要靠结构的支撑，制度变迁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转轨理论
Sachs和Woo将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现象的学者归于两个学派[2]：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和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
1.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
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是由于允许其经济制度趋同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结构是其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Sachs和Woo认为中国的制度事实上正逐渐向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敛，特别是向东亚制度靠拢。为表明这种收敛的特点，其学派称为“收敛学派”。
Sachs和Woo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中国在改革初始时的经济结构条件是中国经济转轨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密度很高，并且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低收入的农业部门，而这有利于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再现东南亚经济模式）。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迅速向生产力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转移。而在原有体制外突破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可以在中国顺利推行，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有部门所雇佣的劳力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较小，占经济比例很高的国有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职工享受比较高的社会福利，意味着新兴非国有部门很难从国有部门吸收到劳动力，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
他们同时认为，即使对于中国而言，改革中出现的所谓“渐进主义”改革路线，也未必是最优的，而其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支持市场化改革者和支持计划主义者共同掌握着权力，导致在具体改革方案上缺乏一致而妥协的结果[2]。中国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一些特殊现象（如产权不明晰的乡镇企业）主要是对中国特殊政治环境、而不是经济环境的一种反应，但如果没有这些政治约束，一开始就建立私营的部门，就没有必要日后再进行成本高昂的企业转制。
收敛学派认为：
第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于以激进改革（如农村和沿海城市），而不是以渐进改革为特点之处（如国有企业），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是中国能够获得快速增长原因；
第二，由于经济结构的根本差异，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不可移植于东欧及前苏联（EEFSU）；
第三，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制度实验正在农业、乡镇工业及国有工业上证明是不成功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向更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方向改革；
第四，中国正渐渐同那些东亚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相调和[2]。
2.实验主义学派
Barry Naughtor，Thomas Rawski，Peter Nolan及 Robert Ash等一批学者，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改革的渐进性、实验性的及递增性特点，被Sachs等划归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相当成功地摸索出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型，主要表现为中国领导人对市场改革目标的不断变化的特色上。（见表2）
表2 中国改革目标的演进
时期改革的期望目标
1979年前
交换价值规律下的计划经济
1979年-1984年10月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4年10月-1987年10月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10月-1989年6月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
1989年6月-1991年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经济
1992年-现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实验主义学派认为，实验可以减少改革的社会冲突、不稳定性，产生更好的经济政策。
实验主义学派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四个基本的建议：
a.在改革中，渐进主义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关键；
b.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可以移植到其他从中央计划转轨的经济体；
c.中国在农业、乡镇企业（TVEs）及国有企业（SOEs）等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验是成功的；
d.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是实验主义者的政策设计结果。
为使政策实验失败的成本最小化，实验主义学派希望中国继续以实验的、递增的方式进行自由化和创新。从以上分析看出，实验学派倾向于稳妥渐进的方法，反对前苏联采用的“休克疗法”原理。
表3 两学派的关键区别
项目实验主义学派收敛学派
转轨经济的理想速度 连续试错法 迅速而全面的自由化，使私有制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
中国实际改革速度连续试错法 激进与渐进改革的混合，农业及沿海城市的国际贸易激进，国有企业及内地企业、所有权渐进
渐进主义（增量主义）的原因 经济实验政治折衷
快速增长的源泉 无意的良性循环及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的东亚模式
政策大改变的混乱
国企的产出 生产效率的实质性提高 几乎没有技术进步；国有企业的超量补贴和超投资削弱了财政状况
未来改革方向及步调 随物质条件的演变及持续
将中国推向类似于其他东亚国家的正常私有化市场经济体制
的实验改变政策
萨克斯等对中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初始经济结构差异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确无法忽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及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初始条件构成经济平稳转型的充分条件。在相当程度上，萨克斯等低估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11]。
3.转型理论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先生在对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转型实践的对比中，把中国的改革视为转型成功的范例。他认为，10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结果是灾难性的，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以简单化的教科书模式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而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国家那样的大衰退和大动荡，保证了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因此，他认为改革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首先是要建立一种竞争环境[7]。
相比之下中国比前苏联改革的初始条件要差得多，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成功的基础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保护和扩大了社会和组织资本。这个基础使得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资本积累、生产要素再分配的分散决策、效率和产出的提高）相当好地发挥了作用。
斯蒂格利茨高度评价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农业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为什么会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TVEs）。他指出，尚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工业化方面能达到中国目前这样的规模和程度，而且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排挤个体企业，相反，它为个体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4.渐进主义观点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对改革过程的性质及其绩效作了大量的研究，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的改革道路具有渐进性质，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8]。
从时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广过程，即改革需要逐步到位。从空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这种增量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给定旧体制不变，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比如乡镇企业的兴起就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外制度创新。第二，在旧体制内，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打破现状，常见的有改变分配契约，允许农民和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或者改变雇佣契约，允许“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第三，试点改革，即政府允许某些地方、部门或企业试验一些新制度，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总结，形成一个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例如，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试行就是一种试点改革。第四，计划权利的赎买。新制度的资源需求和旧体制的资源控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计划特权的定价机制，利用特权寻租必然要浪费稀缺的资源，为避免这种浪费，对官僚阶层手中的权利进行赎买，对普通社会成员的特权赎买被称为“补贴改革”，例如，当放开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时，同时对城市居民进行价格补贴就是一种“补贴改革”。
四、对中国经济转轨理论的分析和评价
根据系统原理，所有自然形成的系统，从生态到人类组织，都有其成长的最适当增长率，一个运作速度原本就较为迟缓的系统，积极而急切的行动反而产生不稳定的后果。如果不幸又牵连上一些“增强环路”，使情况愈演愈烈，反应会更强烈而过度，有可能震垮整个系统[12]。一旦察觉面对的是这种系统，短期而言，一定要耐心而缓和渐进地调整，待经验累积到一个程度，找到系统的稳定点，沉稳地坚守该点，决不过度反应。改革的效果与行动之间有个时间滞延过程，因此采用增量改革的渐进方案，有利于总结经验，防止反应过度，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多样性，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太快，改革的步伐也不可能迈得太快，苏联的“休克疗法”追求一步到位的产权改革，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使国家陷于长期经济衰退，国民经济迅速崩溃的局面。
图1 时间滞延的系统基模
收敛理论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初始阶段的经济状况，认为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步到位的改革才是最为有效的改革。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的确在向私有化迈进，但并非一蹴而就，改革的顺序至关重要，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堪称改革转轨的成功典范，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是遵循了系统思考方法，全面权衡了各方关系和利益，渐进、增量式的改革取得的成功。
五、结束语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和分析，尽管分析的水平不同，观点各异，至少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复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从某一因素研究，无异于瞎子摸象。东欧及前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理想化，简单化，而中国改革的成功及复杂性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