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学生失去“自我”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内容论文,自我论文,思想论文,学生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开始就非常关注教育，并在实践中研究教育。在他诸多著述中，对教育问题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寓意深刻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更显现出这些思想的巨大价值。尽管有些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骄枉过正之瑕，但瑕不掩玉，并不影响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邃灿烂及对现实的巨大指导意义。毛泽东关于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学生个性，学生要把握自我，不失自我，以保证生动活泼地学习，德智体全面发展，以便真正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就是其中闪光的思想之一。
一、尊重学生人格才能生动活泼地学习
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让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在毛泽东看来，学生不是简单的学习机器，学生也不应是完全没有主动权和个体人格的被教育者。学生要有自己的主动精神和独立人格。毛泽东最早主张不唯书，不唯上。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更应解放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1921年秋，他痛切地历数旧学校的坏处：“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授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回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新生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作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他对无视学生自由和人格的现象深恶痛绝。1920年11月25日在给罗敖阶的信中激愤地说：“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点希望：一个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另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毛泽东这些激烈的言词充分反映了对当时教育状况的憎恨，和对青年学生不失自我的希寄。毛泽东并非排斥一切教育家，相反对那些有民主思想又热爱学生、诱导学生长进的教师如杨昌济等推崇备至。只是希望在学生尊重老师的同时，学校和老师也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同时也主张学生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在学习中要充分施展自己的主动精神，“养成独立健全的人格”。他在少年时期敢于在课堂上读诸如《水浒传》、《西游记》之类反抗性的小说，还敢于对自己不喜欢的科目和课程敷衍了事。老师所讲，他从不生吞活剥，而是主动思考，有取有舍，有褒有贬，有同有异，决不违心随俗，以致于他的言词和提问，每每使老师瞠目结舌或刮目相看。毛泽东的这些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说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专制文化和腐朽教育模式的一种反叛，是和目光远大、站在中国社会发展前列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教育思想合拍的。李大钊深刻地批判“牺牲个性”的教育，提倡“精神解放”；孙中山先生提出“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蔡元培提倡教育“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以“发扬学生自动精神”；朱无善讲得更透彻：“处兹生活维艰之时代，尤宜尊视个性，因材施教，以发挥种种异样之特彩：使个人得尽其一长一善之花，以自立于社会。如百药之灿烂，异色同妍，各适所用。则社会国家之进步，胥在是己”。
毛泽东的这些教育思想特别和其同时代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不谋而合。如恽代英也看出了当时教育的种种弊端，批判束缚个性的教育的言词同样激烈。恽代英认为，学生被“八股教育”压得透不过气来，使学生找不到时间学习做人和做公民的学问。同时现行的注入式教学方法，“只有教师的活动，而没有学生的活动”，所以，这种方法不是什么教学方法，只是“教书匠”混饭吃的伎俩而已。此外，恽代英坚决反对当时学校盛行的体罚制度，认为儿童的天性就是自由活泼的生长，生长过程中也难免有过错，但由此采用体罚来威胁压服学生，不仅“杀死了儿童生长的天机”，而且因为“惩恶不能使人改过，只能使人隐匿过失”，从而在教育上也是无效的。这说明早期具有民主倾向的人士和觉悟的青年都看到蔑视学生主体的教育的严重危害。只是毛泽东的思想更激烈，并且还在于他提出了革新的办法：在学习内容上，他认为应扩展知识面，把书本知识与社会知识联系起来，以整个社会为内容；在学习方法上，认为应把学与用结合起来，参加社会实践，把课堂读书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
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极为反对教育脱离实际，把学生禁锢在课堂和学校之内，反对读死书。他尖锐指出：“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相隔相疑，乃成三弊：一为学生不能得职业于社会，学生近之，社会远之，学生亲之，社会离之，永无联结契合之日。一则社会不遣子弟入学校，学校之不善亦为一因，而社会不悉学校内容，则为最大因。”“学校之人与社会之人，自来不通情愫，不相告语，虽有良校。彼何由知乎？”毛泽东极力主张应面向社会学习，参加实践。他在青年时期征友互学，和同学们利用假期去“游学”。他提出“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早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他就提出“游之为益大矣哉”，认为游览，阅历是人格主体“养气”、“益气”的重要途径，更是了解社会、丰富知识、积累素材、增长见识、扩展见闻的机会。他下决心说：“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浸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6岁时的毛泽东，走出韶山冲，有一种摆脱了空间和心理上的局限的轻松和亢奋，有一种“学不成名执不还”的追求和信心。他和同学相携探索新的人生和新知识，兴致勃勃地投身到故乡和家庭以外更广阔的实践世界。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己挑水、捡柴、做饭。1926年春，他又积极参加“上海互助团”的筹备工作，共同起草了《简章》和《募捐启事》。《启事》指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他认为教育与劳动相脱离，也是社会愚昧落后的原因，由于教育与劳动相脱离，教育成了贵族、资本家的特权利益，“于是生出了智愚阶级”。由于学生囿于书本和课堂而不接触社会实际，所以学生心中天地亦小，自觉地社会之责任亦小，学习之动源亦轻，难成大器。毛泽东早期对学习规律的这一洞察，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但坚持下来，而且还不断发扬光大。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都坚持这一思想。抗日战争中，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抗战服务，强调“伟大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提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要求学习要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思想*
我们党执政过程中一直是突出强调的。他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首先这样要求，提出不要追求分数，而重实际能力，学习马列主义不在于书本上的东西，而是应用马列主义说明中国的现实问题，“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你的成绩就越大”。毛泽东强调学生要在实践中学习，不仅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哲学观点，而且是反映了教学的规律。因为只有在实践中学生才能启动其思维进行主动思索，才能发挥才智延伸书本和课堂上的教学内容，才能真正独立自主地进行学习，同时才能用事实证明和检验书本的结论和思想的正误。这样的知识不但能在头脑中打上深刻的印痕而真正学有所进，而且还能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为社会发展进步作出贡献。实践反复证明，社会越进步，个人的自由度就越大，个人的发展也就越充分；社会越发展，教育的机会也就越均等，受教育的人更少受等级模式的限制，个体权利更受到尊重；社会的繁荣与对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容忍，使个人更有选择的自由，更趋于多样化，更具有个人的独特性；个人的创造性和活力越发展，发展的余地越大，社会也就更容易从多个人的力量中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二、学生不失自我才能德智体全面发展
毛泽东在幼年时代受过封建教育，以后又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当时这些教育中封建主义气息十分浓重，障碍学生的全面发展。毛泽东以其切身体会，痛切感受旧制度的危害。他言词激烈地批判旧教育制度割裂德智体，奴役学生，使学生畸形发展的现象。他认为这时的学校只要学生读书，不重视学生新道德的培养和体育锻炼，迫着学生守着书本“不许动”，以致学生失去自我和人格，变得“呆板”、“萎缩”、“不活泼”，得了“神经衰弱症”、“僵死症”。学校的这种教育使学生思想守旧，偏于一私，无宏志，使“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的痛苦，精神苦而身体亦苦矣”。毛泽东主张，芸芸学生当自立大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抗拒这种摧残，使自己德智体全面发展。早在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说道：“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令之教育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他把古与今，三达德与三育联系了起来。1917年4月又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的思想。“夫知识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耳。”“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以此耳。”“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为了实现三育并重，他认为通过讲课可以“教授”知识技能，养成发达的智力；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可以“训练”学生之道德，养成优良的品性；通过体育卫生等活动，可以“养护”学生之身体，增强其体质。
毛泽东认为，学生必须全面发展。而全面发展的障碍是学校的“专制”，使学生失去“人格”和“自我”。学校多以智为重，“德”的内容又十分腐朽。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但要注入新的内容，而且必须还学生自由，只有学生自我把握机会，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学习、去修身、去锻炼体魂。毛泽东在对旧教育制度猛烈批判的同时，也带头自由思想，保持个性，阐明他对德、智、体的认识。
关于德育。毛泽东在杨昌济先生的思想薰陶下，提出通过德育达到改造伦理思想、变化民质的目的。他说：“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指出，改造哲学和改造伦理学是变换全国思想的关键。他曾将杨老师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书稿，工工整整地抄了7大本。对杨老师所讲授的《伦理学原理》更是精心研读，作了将近于12000字的批语。这些批语所使用的语言，如“实现自我”、“精神之个人主义”等等，比较晦涩玄虚，但它的中心思想却很明白，就是要针对旧思想和旧道德，发动一场思想和道德领域的革命，以个性解放来否定封建的三纲五常，努力把学生从传统的道德观念中解放出来。
关于智育。毛泽东认为学生是“修学储能”的时代，要有自己的宏志，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不能昏昏噩噩跟着旧学儒师跑，要多读经世致用之学，博采百家。力求“积文成学”。而成学又有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如何做到由普通而进于专门，由博而返于约呢？毛泽东强调：“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言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一科；于一科之中，复剖析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焉，固未可以祈其精矣。”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他极力推荐斯宾塞尔《群学疑言》中的《缮性篇》，认为此篇深得“为学之道”，“作百科之疑言观可也。”“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
关于体育。青年学生时代毛泽东不仅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而且他还总结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以“二十八画生”署名，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对国民体质孱弱，深怀隐忧。当时的许多学校课程设置繁多，学生负担过重，而又不注意体育锻炼，以至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这样的文弱书生，纵令像古代的贾谊、王勃、卢照邻等人一样有绝世的才华，一旦身之不存，一切便都归枉然！他极力称颂尚武的先贤：“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人者，皆可师者也。”他号召大家学习这些大师们的榜样，确认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他强调通过重视体育来巩固德育和智育的物质基础；通过加强体育锻炼，来达到强筋骨、增认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多重作用，以进于“身心皆适，是谓俱泰”的境界。
毛泽东早年的这些论述，在以后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全国解放后进一发步挥，形成了明确的思想，1957年他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且不止一次的为贯彻这一方针要求确定学生的地位，不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奴隶，他在1964年3月10日对北京铁路二中校长来信所作批示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在毛泽东看来，学生的人格必须得到尊重，在学习中只有自觉而不是强迫，只有按其成长规律前进而不是相挟或揠苗助长，只有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单靠外界的压制才能保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现在我国智育第一的倾向已非常明显，万马奔腾过独木桥——考大学的现象长期以来没有克服，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学生对“自我”的把握已无从谈起。家庭、社会、学校都不断给学生施加压力——上大学。读不完的书、作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上不完的辅导班，使学生叫苦不休，中小学校这个倾向已成通病。学校一俊遮百丑，即智好代替一切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完相背道而驰。现在国家教育部和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这一问题，教育部已下达文件纠正这些办学偏向，同时通过改革教育，改革考试，改革招生办法等克服这种倾向。以便使我国的教育能够健康发展。这无疑是对毛泽东正确的教育思想的一种回归。
三、重注个人独创精神才能真正培养有用之财
毛泽东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发掘人的心智、体能和才能，造就人才。为达此目的，必须提倡学生自觉学习、自由研究、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和独创性。
个性的核心是个人的创造精神。一个人有无个性，或个性的强弱，是以他有无创造的精神和创造精神的高低为标志的。创造精神是追求、探索，追求负责任的、理智的自主。我国当代教育专家丁证霖博士说：“鼓励了这种自主便鼓励了个性的发展，抑制了这种自主就阻碍了个性的发展。而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严格控制人的欲望和冲动的社会或保守的社会，其教育无视学生的正当权利，在令人窒息的学校氛围中把学生培养成失去独立人格的人，这样的人少有创造，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个性发展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指引教育摆脱压抑创造精神的模式并建立有利于培养创造精神的模式，就是要培养出独立自主的，有创造精神的人。”
中国古代教育，有两种体制，一种是官办的庠序学校，两千年前的《学记》说：“古之教育，家有塾，家有庠，乡有序，国有学。”历史上似乎曾经有过一套自下而上的完整的教育体制。后来庠序凋落，科举制度代之而起。特别是明清两代从私塾起就鼓励人们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读四书五经，练习作八股文，培养出来的是一些专门应付科举考试的儒生，他们走的是读书——应举——做官的道路。另一种是书院。书院是由藏书、校书、研究学术发展而成为教育机关的。书院之设，始于唐代，至宋代而称鼎盛，多由知名学者创办或主持。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主讲人热心教席，耐心启发学生的思维，因此，赢得生徒的爱戴，师生关系比较融洽。此外，书院还建立了“讲会”制度，对不同流派“兼容并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对古代书院的讲学与研究风气，毛泽东心向往之。1920年6月7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决定不再进学校。”1920年11月给罗章龙的信又说：“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维幼稚（沈仲九的话），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以思想，也没有自觉的想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幼稚呢？”从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他所以恨极了当时的学校制度和教育界的一些人物，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束缚了学生，使学生的个性和才能得不到发展，有碍人才的出露和发展。
当时，湖南的中学和师范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要算是比较发达的。毛泽东进过的湖南第一师范，无论就师资、设备、经费以及学生质量来说，都属上乘，但由于当时的政权掌握在军阀手里，第一师范的“校章”虽提出以“民本主义”的方针，事实上却无论在办学方向，教学方法以至管理工作方面都保留着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色彩。如对学生提出一系列“不得”：“不得经管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不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不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置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如此等等，一共28个“不得”，像28个根绳索一样捆在学生身上，使他们动弹不得。为了打破这种束缚，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公开号召：“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寇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要讲求自救，卢梭发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我们尽可结合同志，自己研究。”在这里，他一方面尽情的控诉了束缚学生的奴隶式教育；另一方面，又从积极方面提出了学生自决和“结合同志，自己研究”进行“自教育”的主张。
除了用数不尽的的清规戒律来束缚学生以外，许多学校还用繁重的课程把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第一师范比一般学校课程更多，共达30多门，一个学期要学20门左右。毛泽东当时就痛责过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钺莫能举，况未成的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育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是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饴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比所谓贼夫人之子欤！”这些话，充分地表达了他对填鸭式教育的不满情绪，并奠定了他以后提出课程“少而精”方针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十分向往的是中国古代书院将讲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学风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倡导的“自教育”。卢梭在他的名著《爱弥儿》中强调对学生“要先让他的性格的种子自由自地地表现出来，不要对他有任何束缚。”毛泽东也自称“性不好束缚”，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路，他宁愿减少一些课程，把自学当作主课，通过自学来探寻真理，在探讨中增长见识。
从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就读五年半，可是实际上，他一直在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读书计划，进行“自教育”。他把自学的重点放在文、史、哲方面。《近思录》、《仁学》、《资治通鉴》、《读史有舆纪要》、《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等古籍，他都细思深读，得其要旨；介绍西方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新青年》等刊物，更是爱不释手，奉为指南。而对自然科学和其他课程，则无心钻研。有一些课他不去上，更不顾及其考试成绩，例如有一次图画考试，他随手画了一个椭圆形，表明那是一个蛋，就交卷了事。甚至学校当局因为他缺上一些课而要开除他。
提供“自教育”和“自由研究”，反对奴隶式和填鸭式的教育以及惩罚性的考试制度，是毛泽东坚持最切的主张。在五四前后，他与友人的通信中曾多次提出要组织“自由研究社”“结合同志，自由研究”。1921年建党以后，他立即着手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在所拟“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指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助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校，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为‘湖南自修大学’。因而招生只凭学历，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责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这一段话比较充分地表达了毛泽东提倡自助学习，自由研究的教育思想。以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演进，但是重视发展个性和自由研究这一基本点是始终坚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同王海蓉等人的谈话，仍然极力鼓励青年人要敢于打破某些规章和考试制度的束缚，放开手脚走自己的路。认为这是人才成长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认为，培养人才和接班人是学校的任务，为达此目的，要鼓励学生敢想敢说敢做，提倡学生根据自己所学，悟出独立的见解，有真知灼见，而不是人云亦云。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考试时十道题都答对了，但答得都很一般，不能得满分；如果有一道题答得有创见，虽然其他题答得不好，也可以得满分。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好学生的标准，也是真正培养人才的方法，这其中最主要的思想是学生要保持自我的独立，这种“自我”的保持不但是一个人主动学习的基础，而且是“柱长天大本”的条件。毛泽东的这些教育思想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仍然有着重大指导意义。虽然他晚年由于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在教育改革的某些方面走上了极端，也犯过一些错误，甚至“文革”中有些关于教育的言论也有悖于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但必须把它们同整体的毛泽东教育思想区别开来。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特别目前教育现状与新形势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更应该很好地研究和发掘毛泽东关于学生保持个性不失自我的教育观点。同时与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与邓小平教育理论结合起来，改革我们目前的教育，以使教育更好地按教育规律办事，培养出更多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