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实践理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性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学问，是图书馆经验和技术的理论抽象，肩负着引导和促进图书馆实践的使命。从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发展的轨迹看，图书馆学的每一个突破和创新都依随着图书馆实践的变更与发展，而作为理论向实践过渡的中间环节——实践理性，是实践掌握方式的超前反应和建构[1]。事实证明，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而实践理性在整合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图书馆学产生初期的特征——应用与方法的总结
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是“图书馆学”一词的首创者，也是图书馆学创建初期对于图书馆应用与方法进行总结概括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2]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整理，我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含义即是图书整理，表现为目录学的研究与实践。我国最早的分类编目著述《七略》就是此类思想的代表作。
产生于19世纪末的西方近代图书馆学推动了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的诞生。美国人杜威从解决图书分类问题入手，创立了经验图书馆学，其理论非常重视实用性。杜威所编撰的《十进分类法》，从指导原则上就不追求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设法解决实际问题，直接目的只是在于能轻而易举地排列图书和卡片，以及时对这些文献进行标引。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最早是从日本、美国传入的，其内容主要是一种图书馆工作经验的刻画。如我国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要素说”——从陶述先的书籍、馆员、读者三要素和杜定友书、法、人三要素，到刘国钧图书、人员、设备、方法四要素，再到刘国钧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和设备、工作方法五要素[3]，多是对当时图书馆工作方法的具体描述和总结。图书馆工作之所以产生了总结描述工作流程的图书馆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当时的图书馆刚刚从古代藏书楼式的封闭服务中脱胎出来，成为为大众服务的开放式机构，这已经是图书馆界划时代的突破，图书馆理论潜心于图书馆工作的研究总结，在当时不无积极意义。这种对图书馆方法与经验描述性的传统作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主流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1981年由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联合编撰的《图书馆学基础》，大量篇幅还是肤浅地涉及图书馆的藏书、目录、读者服务、业务辅导等实际工作环节的描述[4]。可见，早期的图书馆学偏重于实用性，缺乏理论性；偏重于特殊性，缺乏普遍性；止于经验水平上，缺乏科学系统性。体现了当时的图书馆工作内容和层次，反映出图书馆学研究的层次位于对图书馆工作的表象的具体的认识的水平。
在图书馆发展的早期，严格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实质上就是实践理性对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引导与超前构建，为理论理性——即图书馆学——的建立打下了实践认知层面的基础。
2 图书馆学发展过程的特征——技术与技能的学问
随着新技术浪潮的到来，信息科学风行世界，此时，图书馆工作也由原来对图书的借借还还发展到深层次的文献信息服务，如二次、三次文献的制作，定题服务和跟踪服务工作的开展，服务的层次由以“本”为单位深入到以“篇”和“条”为单位，信息传播也由原来一对一的原始借阅发展到多元化传播和联机网络形式。这时，知识交流说应运而生。
早在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巴特勒认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图书馆则是将其移入个人意识中的社会机构。谢拉认为，图书馆不仅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且是交流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图书馆界吸收了这些思想，提出了知识交流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是198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召开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讨论会上宓浩提交的论文《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文章说，图书馆收集、存贮、整理、组织、传递和利用知识信息的活动其本质是人类知识交流，图书馆实质上是社会知识交流的工具，社会交流应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起点。知识交流说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的假说，动摇了旧的理论体系，是图书馆学理论向学科本质层面的探究深入了一步，进入了本质规律的认识阶段[2]。
图书馆学向理性方位的迈进，植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图书馆工作手段的更新，使现代图书馆学呈现出技术技能型实践理性的特征。其要素有二：
其一，产生了明确的技术目的。一般地，技术应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动地改造客体和利用客体。对图书馆而言，技术应用的客体就是图书馆服务与管理，技术应用的直接目的是把图书馆员以前要亲自执行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转移或物化到机器中去，把技术引入图书馆工作过程，用机器代替人的部分体力劳动：
·以纸为载体的图书订购方式逐渐被淘汰，代之以电子方式传递订购信息，实行联机采访。
·建设并享用书目信息利用共同体，文献保障从重分工转向重存取，形成“存取、拥有、传送”三位一体的新格局。
·构建实体形式的联机联合目录，形成网上套录数据为主的编目信息源。
·建立一个以类号和主题词为检索入口的数据库——电子版分类法，并有效地类分图书。
·以科学的信息处理为基础，进行网上信息导航。
·以读者为本，提供个性化信息，进行网上参考咨询服务。
·通过馆际互借、联机检索及多种现代化文件传递方式提供文献全文。
·进行图书馆机构重组，实行科学而有效的管理。
其二，获得了基本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技术能力包括人们提出技术原理和技术设计的思维能力，研制和制作的实践理性能力；技术知识包括为实现某种技术目的所运用的原理和方法。在现代图书馆，包括：
·计算机操作的知识和技巧。
·文献信息检索的原理、方法和技能，如各种检索途径（篇名、责任者、关键词等）的熟悉掌握、各种检索方法（如布尔逻辑检索、截词检索等）的应用。
·外语知识的熟练和运用。
·文献信息资源交流原理的理解和掌握。
·图书馆业务管理的运作经验、技巧和理论的掌握。
技术技能型实践理性不仅推进了图书馆工作的高效率运行，也为图书馆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之向着更加成熟的路径奔驶。
3 图书馆学研究现状与前景——技术与人文研究的整合理论
新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馆工作的面貌，信息存贮数字化与信息传输网络化动摇了传统图书馆活动基础；商业化信息服务机构在现代信息服务体系中崛起，随之而来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对图书馆管理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5]。新技术不断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同时，网络这个巨大的信息存取空间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压力，现代化与人文理念的冲突也开始凸现，因此，图书馆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大变革的局面。
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图书馆对象的研究在日益发达的信息环境下有了新的突破，催生了“资源说”的形成。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这也是图书馆的实质所在[2]。原因是：其一，信息资源体系应对于用户需求而存在；其二，信息资源体系本身是图书馆的代名词，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系统结构；其三，信息资源体系是图书馆工作的核心；其四，信息资源体系是动态发展的有机体。
现代人类实践理性的特点决定了图书馆学研究的趋向必然是技术与人文研究的并重。现代人类实践理性的特点是[1]：
·全面控制自然、社会、人自身的技术理性。
·全球化的交往理性。
·人类中心论的发展理性。
在三个特点中，人文领域占据了两个，而图书馆由偏重技术研究向技术与人文并重的趋势与现代人类整体实践理性的特点正好吻合。原因在于：
第一，图书馆学重视信息技术的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时，图书馆技术是作为社会生产力在图书馆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图书馆形态的演变是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广泛应用的结果，技术直接促成了以传统印刷型资源为支撑的图书馆形态演变到以数字化、网络化资源存取和业务运作为支撑的数字图书馆形态。
·图书馆功能的演变是技术影响的结果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网上信息导航、联机信息检索、计算机书目查询等功能的出现直接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
·技术的进步必然伴随着观念的转变，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个性化服务等新观念的出现。
第二，图书馆学人文研究的兴起是图书馆实践和学科本身发展的要求，同时，技术这一履行图书馆职能的手段须借助图书馆的人文关怀才能实现。
·就服务这一人文关怀的主要途径而言，信息技术对服务的人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许多服务通过机器就能实现，人文关怀就显得尤为重要。
·信息技术还对图书馆服务理念产生了很大冲击。服务的公益性与技术的商品性产生矛盾。要求更要高扬人文旗帜，增强对人的关爱[6]。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科学精神的图书馆精神是一种没有生机的、落后的图书馆精神；而缺乏人文精神的图书馆精神，则是一种少了人情味的、冰冷的图书馆精神”[7]。技术研究和人文研究目的的一致性和内容的相通，迫使图书馆学研究要超越传统视野，实现两种研究的整合和内在统一。
图书馆学在走过了自己的以应用与方法的总结为特征的幼年、技术与技能的学问为特征的青年，最后走向了自己成熟的壮年时期——技术与人文研究的整合阶段，走向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此间，实践理性，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调节者，也在随着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不断地趋于合理化。从主体上说，应真实反映实践主体的内在尺度——这是对实践主体人的彻底关怀，读者满意和员工发展是根本，关心读者的利益，关注员工的发展应该成为图书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从工具上说，应真切了解实践的方法尺度——关注技术的进步和与实践需要的应用与匹配，避免脱节；从综合效果上说，应全面反映实践活动的社会尺度——信息知识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要关注让信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社会和人类进步作出贡献。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文图书馆学方兴未艾，正在走出单纯重视技术研究的误区，图书馆学技术传统与人文传统之间正在走向互补与整合，图书馆学研究已经步入生机勃勃的大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