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产业结构的偏差及其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偏差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2）01—0034—07
一定的产业结构是由相应的投资结构决定的，因此要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从调整投资结构入手，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的变换。中国目前的投资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只有纠正这些偏差，借鉴国际追赶型投资产业结构的经验教训，才能选择科学的投资产业结构策略，实现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一、中国投资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偏差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我国曾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投资产业政策，在一段时间内虽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由于投资结构违背了先农业后工业，先轻工业后重化工业的一般规律，因而导致了投资产业结构的“虚拟高度化”，农业、轻工业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国家调整了投资结构，逐步增加了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额。国有经济三次产业的投资比例呈现如下态势：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由升到降，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总的呈上升趋势，特别是90年代后上升较快，1998年比重达到67 ％（见表1），8年间上升幅度高达27.3个百分点。显然， 国有经济投资结构从90年代以来明显向第三产业倾斜，并对全社会投资产业结构变动产生了很大的拉动作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逐年增加的同时，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 第二产业比重先降后升，第三产业比重先升后降，1998年后又开始回升（见表2）。 与此同时，轻、重工业的产值结构也由1978年的43.1 ％、 56.9 ％变为1999年的49.2％和50.8％（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M］.中国统计年鉴1995［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1995.），农业、轻工业发展滞后的状况有所改变，投资产业结构趋于好转。
注：1996年括号内数据和1997年、1998年数据为国家统计局调整的新口径数据（即除房地产投资外，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其他固定投资统计的起点由5万元提高到50万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统计年鉴》（1997～1999年）有关数据计算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出版，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编：《中国第三产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出版。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产业结构明显好转，但与表3 列出的国际一般模式及表4展示的亚洲国家投资产业结构变动进程相比， 中国在相近发展条件下投资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变动仍存在较大偏差。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
注：①为钱纳里、埃尔金顿和西姆斯模式。②为赛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
表4 部分亚洲国家的三次产业GDP结构变动情况（％）
注：日本为国民生产净值中的三次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6年，第106—107页；1998年，第108—109页。罗肇鸿、王金存、史清琪编：《国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国计划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投资比重下降过快，不利于有效纠正建国初期农业发展滞后的不良状况，也不利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第一产业绝对值的持续增长，其结果必将制约中国工业化进程，阻碍投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表1的数据说明， 第一产业投资比重下降过快，与国际一般投资结构的变动有较大差异。以追赶型发展获得成功的日本为例（见表5），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60—1975年间，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相对稳定，保持在5％以上， 第二产业投资比重由43.4％下降到22.4％，第三产业投资比重则由51.1％上升到72.2％。与之相比，中国第一产业投资比重下降幅度过大。不仅如此，表1 显示的仅是国有经济的投资结构变动状况，若从社会总投资来分析，其投资比重下降幅度更大。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对农业的投资比例逐步缩小，而个体经济、外资投资于农业的比例更低。据统计，城乡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自1981年以来有很大变动，对农业的投资由1981年的29.5％下降到1995年的6.3％。1979—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不足3％（注：郭克莎.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第一产业投资比重的过快下降，必然妨碍对农业的科技投入，难以改变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率低下的现状，最终将导致第一产业产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过快， 从而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年）第394页有关资料计算整理。
第二产业的产出比重升幅过大。 这种偏差随着投资结构的调整在80年代有所改善。但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又迅速上升，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变动趋势。1996—1998年，我国第二产业的年平均比重为49.3％，与相近收入水平国家的一般模式相比高出10—20个百分点，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在相近发展阶段的一般情况相比大概也是这样（见表2和表4）。印度1985年人均GNP为280美元，等于中国1980年的人均GNP，但1980 年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却比印度1985年高出20.4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1990 年人均GNP为620美元，与中国1995年的人均GNP相等，但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却比印度尼西亚高9.4个百分点；泰国1980年人均GNP为720美元， 与中国1996年的750美元相当，而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却高于相近条件下的泰国20.8个百分点；韩国1970年人均GNP为270 美元， 与中国1980年的280美元相当，但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却高于韩国19.8个百分点，甚至比韩国1995年人均GNP已达到9650美元时还高5.2个百分点（注：张塞主编.国际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与日本相比也是如此。而其中主要是工业所占比重过高。1998年，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当年价格比重为42.2％。 第二产业产出比重的上升与投资直接相关，尽管从表1的数据来看， 国有经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逐年下降，但国有经济成分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中所占比重是持续下降的，国有工业的比重由1990年的54.6％下降到1997年的25.5％，而集体工业、个体工业及其他类型工业的比重却分别由35.6％、5.4％、4.4％上升为48.3％、18.9％、19.9％。（注：郭克莎.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城乡集体经济在1985年以来，其固定资产投资的55％以上投资于第二产业，1979—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中，第二产业占60.3％（注：郭克莎.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因而从全社会总投资及发展趋势来看，第二产业的实际总投资比重下降幅度是很小的；此外，第二产业产出比重的大幅上升还在于投资主体结构的多元化所导致的竞争加剧，由此推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但因内部投资结构严重扭曲，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投资增长不协调，导致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和产品比重过低。80年代末90年代初，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投资有所增加，但受利益驱使，低水平的一般加工工业投资又迅速增长，于是导致重复建设、盲目扩张，这样，一方面形成能源、原材料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加工工业产品又严重过剩，形成产品积压和能力闲置。正是投资产业结构的偏差导致结构性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经济持续增长缺乏动力。
与国际投资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相比，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太小。80 年代第三产业比重的较快上升使这种偏差有所好转，但自1993年始，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持续下降，到1998年才有所回升。1996—1998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年均为31％， 比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一般模式大概也要低10—20个百分点。与发展中国家90年代的情况相比也是如此，1994年，除中国和印度外的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比重为39％，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服务业比重为49 ％， 可见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低的偏差很突出。尽管表1表明，第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在90年代后升幅较大，但产出占GDP 的比重却并未随投资比重的增加而持续上升。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第三产业投资主体垄断经营。这样，一方面，全社会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并不象表1所显示的比重上升那样快， 另一方面，由于第三产业开放度低，又导致产业竞争不足，生产率改进缓慢，内部结构低下，因而产出自1993年后，不仅没有随投资结构调整的变化而增加，却反而下降。
从投资质态结构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优势，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有一定程度地发展，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很少。这种投资产业结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当代，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垂直分工的不利地位，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
二、调整投资结构的思考
针对中国目前投资产业结构存在的偏差，我国应当以增量投资扩大和存量投资调整为手段，重点加强第一产业、基础设施、支柱产业、第三产业及科技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通过政府引导，使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动态发展的方向一致，提高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首先，加大第一产业投资，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
投资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表明，农业产业的弱化有其客观必然性。但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投资产业结构的发展进程中对农产品的需求在相当时间内其数量都是庞大的。因而第一产业投资比重的过快下降既不利于矫正产业偏差，也必将影响投资产业结构的变换速度。对农业投资的增加，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而且农业投资收益率的提高有利于吸引民间投资，形成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进而促进竞争，推动农业的发展。要确保农业投资比重适度增加，在加大政府投资的同时，应利用财政、金融、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金及外资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以改变我国农业投资收益率过低的现状，形成农业投资收益的良性循环。
其次，降低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的投资结构，促进工业结构的高度化。
由于社会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投资倾斜，导致第二产业的产出比重过高。但因第一、三产业投资比重过低，必然制约第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且第二产业内部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从发展来看，投资的高收益率也难以维持。因而我国应在适当减少对第二产业投入的同时，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的投资结构，限制低水平加工工业的投资增长，加大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投资，并通过增量投资引导存量调整。将高新技术嫁接于中国的支柱产业，促进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高度化，使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有效扩大内需，避免结构性过剩现象的再度发生。
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已有较大幅度增加，因而其“瓶颈”制约已得到很大缓解，但还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以过去近20年的经验推算，如果GDP年均增长9％左右，基础产品中原煤、原油和能源总量实际年均增长率应分别达到6.8％、6.8％、 7.1％，但1986—1990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只有4.4％、2.1％和4.0％， 1991—1995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7％、1.6％和4.4％， 而同期能源消费总量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2％、5.9％，（注：邱华炳，孙健夫.中外宏观投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9.）可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供给仍然不足。要有效解决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的增长，国家在继续保证财政投资增长的，应出台金融、税收等倾斜政策，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为产业结构的变换、升级创造条件。
投资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各国投资产业结构演进的共同规律。投资产业结构非均衡协调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支配产业的发展来带动从属产业的发展；以“瓶颈”产业的发展来带动被制约产业的发展；以主导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因而我国第二产业的投资重点之二应当是目前我国政府确定的机械、电子、石化、汽车、建筑五大支柱产业。重点解决五大产业的重复布点、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现象。借鉴日本的经验，将有限的资金用于五大支柱产业的某些部分、某些企业、甚至某几项产品上，通过重点扶持，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仿效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模式，重点扶持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建立健全相应的投融资机制，加快支柱产业发展，在将银行间接融资作为企业筹资渠道的同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给予优先安排，并允许少数大型企业集团在条件具备时成立财务公司，对某些低盈利的重要基础性产品和新技术、新产品等的研究和开发，国家在资金上予以支持，鼓励企业利用外资。
第二产业投资重点之三应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主要包括轻工、纺织、机械等行业，这些产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效益普遍较差，因而要加大技术改造投资以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重现活力。国家在投资产业政策上，要鼓励传统产业改造的技术投入，控制新项目上马，对技术改造项目也应制定出差别政策，通过利益机制的引导，防止低水平、非经济规模项目上马，使有限的资金集中于影响大、效益高的重点技改项目上。实现投资的良性循环，更多吸纳民间投资于技术改造项目，通过充分竞争进一步提高产业生产率。
再次，向非国有经济开放第三产业，加大第三产业投资，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投资主体结构的多元化，同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但当第一、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离不开第三产业的推动。目前要调整三次产业的投资产业结构，修正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偏差，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调整三次产业的投资结构，继续提高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相应降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投资比重，使三次产业的投资结构趋于合理。这就要求在继续提高国有经济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的同时，减少以至消除国有企业进入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体制障碍和人为限制，并制定相应的金融、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国内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合理进入第三产业，有效提高全社会投资于第三产业的比重。
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生产率的调整促使投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在投资比重下降的条件下产出比重大幅度上升，而第三产业却在投资比重上升的条件下产出比重下降，其基本原因在于产业相对生产率的差距，工业的相对生产率提高，而第三产业的相对生产率却下降，为此，应当提高第三产业的相对生产率，相应降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相对生产率，使三次产业的相对生产率差距趋于缩小，这也是世界发达国家投资产业结构变化的共同特征。要提高第三产业的相对生产率，在增加投资的同时，必须改变目前多数第三产业由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加入WTO， 对外国资本和企业开放是必然趋势，应先对本国的民间资本和民间企业开放第三产业，尽快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产业生产率，增加国内第三产业的竞争力，缩小三次产业间相对生产率的差距。
此外，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赖于其内部结构的合理化。第三产业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适度增加对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教育事业和公用事业等基础行业的投资，以稳步发展和加速改造这些行业。二是稳步增加对商业、物资供销业、旅游业、仓储业、社会服务业、餐饮业等的投资，促进竞争，提高质量。三是加大对金融保险业、科研、信息咨询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因为这些行业属于新兴行业，目前发展相对不足，它们的发展有助于改变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低下的现状，促进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高度化。
最后，投资产业变化的内在动因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源泉又是人力资本，因而我国应适当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改变长期以来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的现象，扩大人力资本存量，协调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同时又不能过多、过快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且还应注意人力资本投资的内部投资结构的科学性，这样才能最终达到跨越式发展之目的。
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不足，目前人力资本供不应求，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因而应适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其中重点增加教育和科技研发投资。在适当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要尤其注重内部投资结构的优化。以教育为例，人力资本形成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应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动态发展相适应，才能加快产业结构的变换率，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因而当前我国应在普及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职业性中等教育，同时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学校所学的旧技能会迅速贬值，因而还必须加强职业培训，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当然，因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滞后，还应适当发展高等教育，但高等教育的投资应注意专业分布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避免因学非所用，导致人力资本外流，从而无法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在本国的高收益率。
另一方面，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又不宜过多、过快地投资于人力资本。因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表明，技术进步投资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机制在发达国家与实施追赶型发展战略的落后国家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是通过本国人力资本的量的积累和质的提高来实现的，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了节约资金和时间，首先应通过引进大量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来达到技术进步之目的，而技术设备的引进实际上是物质资本投资的范畴。中国在应用、吸收引进技术的过程中，还可通过知识的“外溢效应”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以达到间接投资人力资本之目的。
由此可见，要促进我国投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既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又要根据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注意协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使这两种投资相适应，其边际效率基本相等，这样才会以集约方式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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