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职业银行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票号论文,银行家论文,山西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世纪及其以前，中国的金融业及货币兑换业基本处于完全自由发展状态，只有当铺和钱庄需要向官府登记和批准，交纳少量税收。票号的成立，长时期不受法律约束，不需要向官府登记、领执照，也不需要缴纳商税。这为我们观察自由竞争环境下，银行业的自发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
山西票号，经营存、放、汇等银行业务，从产生到消亡有100多年的历史。山西票号100年名震全球的发展史，也是一幅中国近代职业银行家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这幅画卷仍然值得21世纪的我们好好品味。
一百年前的大风流
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票号，诞生于清朝道光初年，大约1823年左右。日升昌票号的创办被认为“是一代风流人物把会票由兼营引向专营的创举”。这位风流人物就是日升昌票号的总经理（大掌柜）雷履泰。
雷履泰是山西平遥细窑村人，刚开始是山西平遥颜料商西裕成颜料庄的一名普通职员，后提升为大掌柜，为东家（资本家）李氏赚了很多钱，深受东家赏识。准确地说，此时他是一位职业经理人。由于他在经营过程中经常与同行发生赊销等形式的商业信用，同时他也观察到远距离地运送现银进行贸易已不能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他决定改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为工商界调拨资本，融通资金。经过与二、三掌柜及东家商议，达成共识，就把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了“日升昌”票号。这样，这位职业经理人顺应时代需要，催生了中国第一家经营埠际间汇兑业的银行。这位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也自然地转变成了职业银行家，也因为雷履泰在山西票号的历史功绩，他七十大寿时，平遥县的绅商们送给他书有“拔乎其萃”四个金字的大牌匾。
如果说，第一家山西票号是由工商业的职业经理人催生的话，山西票号后来的大发展则是得益于当时职业银行家的推动。日升昌票号内部经理间利益冲突，造成分裂，一些人离开日升昌，导致第二家或多家票号问世。在这个意义上，日升昌票号作为第一家山西票号，承担了培养和输送人才的任务。
在日升昌经营汇兑取得成功被社会推崇时，第一副总经理毛鸿翙认为自己创办日升昌的功劳大于总经理雷履泰，想取而代之。雷履泰与毛鸿翙出现矛盾，最终是毛鸿翙被挤出日升昌。毛鸿翙离开日升昌，一方面日升昌经理之间矛盾消除，有利于其日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别的票号创立提供了人才。毛鸿翙离开日升昌很快就投奔至另一资本家——介休北票村侯氏家族，将其绸缎庄改组为票号，后来形成“蔚字五联号”五家票号。
流动的“职业银行家”
1853年，山西票号已发展至17家之多，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主要城镇。山西票号业当时之所以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票号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并能在票号间充分流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时山西票号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职业银行家”市场，使得山西票号在用人问题上得以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所谓“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
山西票号之间存在激烈的人才竞争，某人在某票号干得不错，但该票号给他待遇不相称，就存在被别的票号高薪挖走的可能。比如曾在昌德票号做事的宋聚源，精明强干，因该票号撤庄歇业，他辞退回家，协同庆票号许以高薪把他请去做事。又比如，1908年开办的四明商业银行总经理就是源丰润票号总经理陈薰担任的，监察人丁维藩是义善源票号的总经理。可以说，山西票号借助稳定的“职业银行家”阶层，从而能够坚持任人唯贤，是其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
“顶身股”，山西票号的期权
山西票号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是有着其深厚文化与制度背景的，所谓“经商之道，首在得人，振兴各庄，端赖铺章”。山西票号实行的是无限责任制，一般是由一家或多家出资，出资人聘请大掌柜（总经理），出资人与大掌柜是一种合约关系，叫做“东掌关系”。这种合约关系是以传统的商业信用为基础的制度，即凭人办事，凭信义合作。因此，出资人聘用大掌柜往往第一位考虑的是此人能否信得过，第二位考虑的才是办事能力。这样，山西票号中“职业银行家”，的市场信誉在“东掌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这种信誉基础，山西票号还发展了一整套非常良好的激励制度。山西票号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充分分离的，票号出资人与大掌柜签订合约、制订号规，经营权便全归大掌柜负责，出资人不再干预票号的经营，连向本号推荐职业都不允许，大掌柜权力很大。同时山西票号实行总、分号的经营方式，总号一般设在山西平遥县、祁县、太谷县，分号则遍及全国主要工商城镇。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及总分号的经营方式，使得票号的号规（激励和惩罚机制）在山西票号当中显得特别重要，山西票号也正是依靠这些号规保证了“职业银行家”的稳定存在，解决了票号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号规的激励措施中最突出的可能要算顶身股制度了，即票号允许中高层管理者以人力做股份，参与票号分红。1906年，协成票号身股有17.5股，而出资人银股中有13.5股，票号一半多的利润以红利的形式分配给了中高层管理者。顶身股职工的分红额也往往是其工资额的十几至几十倍，这给予票号经营管理者以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得劳资之间建立起“同心协力”的关系。除了顶身股制外，山西票号还有明确的工资等级制度，有的票号工资等级有36级之多。同时票号还注重人才培养，奖惩严明。对于不合格的职工，即使是死了，也要给予辞退出号的名义，这也反映出当时职业银行家市场名誉机制对于管理者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所谓“商人名誉重于性命，名誉稍有动摇，基业立见倾覆”。票号号规中另一激励措施就是前面提到的任人唯贤原则，比如协同庆，其大掌柜刘庆和死后，要聘用新的经理人，“资望相当者颇不乏人，该东等独电赵君……盖素悉赵之守正不阿……”
号规中除了激励机制外，还有严格的防患机制。比如派到外面分号的管理者，上任时带的衣物要在总号留底，在外买的衣物逐一登记，回来结算。分号按月发给衣服费用。在外用钱，按年结回总号。甚至连分号职工看病吃药都有详细的规定，服汤药票号出钱，吃补药自己出钱。职工从外面分号回来，要先回总号，再回家。给家捎物要经总号转寄。职工不准吃鸦片，不准赌博嫖娼等等。一旦违反号规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另外总号每年正月初八还派人去各分号查账，考察分号用人优劣等。这些严格的防范和惩罚措施对于票号业务经营管理与培养职工的职业精神是很重要的，当时不少人把票号看做是一个学礼节长知识、陶冶年轻人的好地方。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职业银行家”阶层为山西票号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山西票号业也为其“职业银行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和制度环境。
山西票号作为中国现代银行的雏形，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环境下形成的一批“职业银行家”或者说职业经理人。山西票号的发展史已经证明职业银行家是票号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如前所述，清末职业银行家阶层得以稳定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山西票号业为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和制度环境。这文化制度环境包括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充分分离条件下良好的激励、监督机制，自由流动的银行家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