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可疑论文,班主任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程光炜 李杨
一、文学史写作：《班主任》尴尬处境和背后的问题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刘心武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今天的语境下重新讨论这个作品，是试图对“新时期”的开端做一个重构；显然，《班主任》在“新时期”文学史上有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新时期”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在一九七七年八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很快文学界就自觉地把“文革”后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班主任》发表在这次政治命名的三个月以后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很自然地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它被视为“三只报春的燕子”之一①，并通常被看作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
然而，这一开端的尴尬性在八十年代后期就以“拒绝的承认”的方式展露出来，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写作当中。文学史都做这样一分为二的处理：把它视为一个先声而肯定它的思想史上的意义；同时指责它艺术上的粗糙而不对它做过多“文学性”的分析。新近的一本文学史写作则更进一步，明确表示由于这一类小说“多少留有社会政治一体化年代固有的写作模式和套路”，因而认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小说的真正‘裂变’是从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开始的”②。
这种轻率的否定暴露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文学性这一观念并非如我们所想的连贯、一统，从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热到中后期的先锋浪潮再到九十年代呼唤现实主义的回归，各个时期都在处理一系列的格格不入，而试图把所谓的新文学统一起来的是一种新的话语力量，这一统一性所针对的是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的异质性，更进一步说，这个话语以相对于五十—七十年代的“不连贯”来表达一种衔接五四的连贯性。然而这样一种一统观念的造成并非易事，《班主任》正在这个意义上被看作一个“尴尬的开端”而蒙昧不清。
聪明的文学史都在坚持这种“断裂——连贯”说，它们当然会对某一些“历史文物”熟视无睹或语焉不详，一旦讨论伤痕、反思，它们总是避重就轻，将其纳入一种颇为顺畅的宏大叙述：以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开端，开始背离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并从它的“政治性”下逃脱出来，走向“艺术性”的康庄大道。而《班主任》这样的作品就仿佛是一个“历史中间物”，它有着旧时代的污垢（与政治的勾结），又点燃新时代的火种。这些火种，在陈思和的表述中是“知识分子精英化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在洪子诚那里则是对个人的关注和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③。
正因如此，我选择了《班主任》这个“可疑的开端”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这里的“可疑”并不意味着我试图说明《班主任》是不正宗的源头，并企图寻找另一新的源流。事实上，我不以为存在一个源头，在那里新时期的文学性如同一个被久久压抑着的地下河忽然浮出地表，一个真理的火种终于被重新点燃；我恰恰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一系列断裂、排斥、拒绝、重现等形成的一个话语形构，我试图将《班主任》作为考古学中的一个“文物”来看待，我要做的工作是寻找这一文物形成的各个错综复杂的踪迹，并试图追踪这些踪迹背后的权力。这样，我的讨论势必在于攻击一种将“文学性”本质化的叙述，不管它是以“真理复归”还是以“人的觉悟”的面貌出现。同时，我也不想做一个简单的文化政治分析，比如断定新时期是“走资派”重新掌权的时代，而《班主任》的被重视是因为它凸现出来的“个人话语”对“集体话语”的重新启蒙完全符合了这种权力诉求。我以为，在转折的年代这一历史的最生动之处，各种关系有着复杂的敌视、结盟和背叛，将其简化，将会陷入二元对立的陷阱之中（比如给集体话语做翻案文章）。我在本文中想呈现的是这个生动的历史复杂性，在“新时期文学”的观念形成之前，寻找一个复杂的话语衍生系统，也就是福柯意义上的“历史前提”。
具体而言，我接下来所要探讨的是《班主任》的主体是在何种权力语境下产生和自我调节的；它又是如何被不同的社会层面界定和改写的，这些界定又经过怎样的斗争被组织进一个叙事策略。
二、作家身份与作家姿态：《班主任》的声明主体分析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班主任》是反抗五十—七十年代一体化，表达知识分子主体觉醒的作品，而刘心武如抵抗黑暗的勇士一般作为一个中学老师勇敢投稿；作品从而发出对集权政治的控诉和知识分子启蒙呼喊的声音（救救孩子）。
尽管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对这个开端的一种惯常的“记忆”，但在我们接下来的对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很快会发现这一说法错漏百出。这一记忆是为一种更宏大的叙述服务的，而它本身也是被建构出来的。事实上，《班主任》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宣言并不是在任何时空都可以出现的，而这个宣言发言的主体也许并不仅仅是刘心武这个个体，这个宣言与发言主体的身份、主体在整个形势中的位置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作家和当时政治的关系，也就是发表宣言的时空问题。其实，就连刘心武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体制内作家的身份，他在十年后的回忆文章里这样谈到：
当时面对中国从沙漠上重新抽枝的文学，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民众，达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蜜月”的状态，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因此，倘若像我这样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完完全全归于群众所赐，便太矫情了。④
在刘心武的说法里，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文学界是合谋的，这在八十年代初期恐怕没有谁会对此提出疑义。然而在后来的历史里，知识分子既然已经和官方“离婚”，又有谁愿意重温这段蜜月呢，把官方书写为一种反抗自由写作的负面力量便显得是很轻易的事情。
其实“官方”在当时的身份并不清晰，不过它肯定不是我们往往误解的一体化的政治：“四人帮”或者极左派；它恰恰是“四人帮”的敌人，也就是在“文革”结束后分裂成的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和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混合体。很多证据表明，刘心武及其创作是作为“改革派”的战士而进入了历史的现场，以下我整理了他的《班主任》及其他伤痕文学作品创作的前后活动和当时的政治事件的对应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
以上时间表很巧妙地显示出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派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政治松动使得这些几乎可以被称为“暴露文学”的作品得以张扬，另一方面，它们的发言正是以控诉“四人帮”从而表达一种新的历史书写为目的的。更进一步说，改革派同时否定“四人帮”和“文革”，“凡是”派否定“四人帮”而肯定“文革”，伤痕文学则是通过对“四人帮”的控诉而表达对阶级斗争的厌恶，暗中攻击着凡是派的保守政策。这种以与改革派结盟为标志的政治性，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最重要的特性⑤。
我们如此强调新时期的这个“开端”的政治性，自然针对着认为新时期文学具有“去政治化”倾向的一种常见的文学史叙述，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伤痕文学”等一批作品就是以“改革派”为代表的新当权者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利用的一套新的意识形态。我接下来要强调的“政治”并不简单地指认为集权政治或政府行为，它更接近“历史”的含义，它包括一个具体的时空，一套确定对象、发表声明、形成观念和完成话语选择的装置。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当时的历史空间做一个更为精细的分层。
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作品的“作者”问题，即声明发出的主体问题。我们要追问到底是谁在发言，他们以怎样的位置（身份、场所）在发言？
当时另外两个很有影响的伤痕小说是《伤痕》和《神圣的使命》。《伤痕》的作者卢新华，他的身份是一个有军人经历的大学生，而《神圣的使命》的作者则是一个司法部门的基层工作者王亚平，然而在他们自己的身后，却都有着另外一个发言角色——重要杂志、报刊的编辑。资深编辑涂光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道：当时编辑们让王亚平多次改写《神圣的使命》，却因作品的幼稚和反应问题的敏感而不被入用，最后，是编辑部几乎组织了一个新的创作组替作家重写了作品；而王亚平也表示“信赖、感谢编辑们对他的作品所做的努力”⑥。而卢新华在一次题为《我为什么离开文学》的演讲中也谈到自己创作《伤痕》的经过，他的作品写成后无人搭理，只在复旦大学的墙报上发表，同班同学陈思和看到后写了一篇精彩的评论文章才得到学生们的关注。恰巧，这一事件引起了《文汇报》编辑的注意，作品忽然就被发掘出来，引起了作者根本无法预计的轰动⑦。
刘心武的《班主任》作品尽管所做的改动并不明显，但也是在《人民文学》的编辑授意下投稿的④。此外，我们必须澄清的是当时作家作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身份，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我们必须关注这一幕后的主体——这一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角色——编辑的身份和它所处的重要杂志和报刊的场所决定了这一主体至少以下三个特征：一、它是国家政策的传达者，意识形态的发布者，它带有国家权威的光环；二、它是作家群体的裁定者、指导者和批评者，作家只有通过它才能实现自己写作的权力；三、它是人民群众的教育者，它提供建议和设置禁忌——根本的，在共和国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它是知识生产和认证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我们或许还可以注意一下另外一个历史细节：广播编辑在那个时代的权威。刘心武介绍过这样一段回忆文字：
谷文娟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连续编录了我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当时还不能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四人帮”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有那样的听众后来见到我，跟我细说当时情况。那时农村里安装着很多的高音喇叭，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在“四人帮”倒台以前，那些高音喇叭里充斥着诸如“批孔”、“批邓”的肃杀之声，一九七七年里的声音里虽然多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却仍在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时兴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大，传出的声浪在广袤的田野上滚动弥散，遇到丘陵山谷还会发出轰隆的回音，透过听觉给人心灵的震撼是无可遁逃的。⑨
特别是从最后一句里，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声音在场”的力量，通过田头广播的“扩音器”的作用，编辑这一发言主体的权威得到了最大能量的显现，正如刘心武自己回忆的，谷文娟几乎成了当时文坛的命运女神，很多人在她面前阿谀奉承以期获得赏识。而这样一种编辑的权威，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却渐渐消散，这与市场的介入，政权形式的变更，意识形态共同体的瓦解，以及媒体内部的新的变动，比如电视的兴起，港台文化的侵入都密切相关。今天，我们以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去阅读作品，并从“文学主体性”的角度去考察作家刘心武的启蒙立场时，显然忘却了当时的一整套发言装置，从而被纳入一套叙事中而不自觉。
这样一种“编辑”的权威固然保证了《班主任》作为一个重要声明而发表，我也不能很草率地抛弃“作家”在创作作品时的权力。难道不是刘心武那真诚的“救救孩子”的呐喊让我们心潮澎湃，我们真能无视作家本人的存在么？
接下来我将着重讨论作为“作家”的刘心武的创作姿态的问题，但是我在考察“作家”时要将其带上引号。我不是要关注刘心武个人的才能和激情，我所要注意的是“作家”这个特殊的主体身份上纠集的一组制度关系。
或许有一个小的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刘心武在一九七五年写过并出版了一个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在这个少年儿童读物中，我们发现小说中的主人公“方旗”——一个领导一群孩子和流氓教唆犯斗争的“小神仙”似的人物，和《班主任》中的谢惠敏是如此相似，然而前者是作家肯定和歌颂的人物，后者却是需要改造和挽救的靶子。作者对同一形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如果不从制度环境上考虑实在很难得到完满的解释⑩。
当然，我并不是要指责刘心武的反复无常，或者质疑创作《班主任》时的真诚，事实上像贾平凹、路遥、汪曾祺等一大批作家在“文革”末期都有作品发表，我只是想要打破一种将刘心武视为盗火者的神话表达，并且提出一种“历史的同情”的态度。而我更想说明的是，至少在刘心武《班主任》的时代以及稍后的不短的时间内，作家身份和作家状态与五六十年代并没有大的本质性的变更，事实上，当时恰恰是要努力恢复被“文革”破坏的制度，包括作协的重组，作家身份的恢复，文艺批评力量的重建等。而这些恢复工作的目的正在于“使文联和各协会成为具有新面貌、新作风的战斗的文艺团体，成为党在文艺战线上的有力助手”，具体而言，当前的任务之一就是“继续揭批‘四人帮’，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打碎‘文艺黑线专政’论等精神枷锁，消除‘四人帮’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和思想流毒”(11)。在这些方面，《班主任》不能不说是针对“四人帮”的匕首和投枪，刘心武也因此在不久以后的一九七九年就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任《人民文学》主编。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作家就是体制的产物，作家有创作的冲动，但更要受到体制的规训，并按照规训来调整自我的状态，同时他也能从体制给予的位置中获得便利(12)。
然而，除了一个体制所给予的身份，在作为作家的刘心武身上，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另一个更内在化的身份——“教师”的身份，在某一个无意识的层次上，或许是这一身份决定了一种“姿态”，这一姿态所标明的一种声明方式，则与“启蒙叙事”密切相关。
从较浅的层面上看，刘心武有十余年的中学教师经历，这对于他创作《班主任》无疑产生了影响。《班主任》中两个人物“宋宝琦”和“谢惠敏”的原型完全来源于作者的教育工作经验(13)。而《班主任》也完全可以作为教育小说来读，看作一个老师教育学生好好读书的故事；或者看成一篇在教育战线中揭批“四人帮”的文章。正如《文艺报》座谈会上得出的结论：《班主任》是粉碎“四人帮”对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破坏所带来的严重恶果，提出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青少年的教育问题(14)。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刘心武是以建筑工人或者体育运动员这样的身份来写作，作品的内在效能就无法焕发出来，恰恰因为教师这个职业与启蒙主义的兴起同根而生，并与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忧戚相关，它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身体上的姿态。正如早在刘心武一九六二年写作的散文《播种》一文中，这一年轻的人民教师就不无矫情地写下：
我意识到自己在播种着最宝贵、最重要的种子，这种子会在他们的心上开出最艳丽、最珍贵的花朵……同时，严肃地再鞭策自己一次：你只能播下纯洁健壮的种子，你要对播下的每一粒种子负完全的责任，只有这样，你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播种者，你才能真正领会到播种的快乐与幸福！(15)
我们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教师的自觉感情流露来读，却同时也可以看成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宣言书，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一种责任在肩的道德自省，一种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他我意识的尽情显露。而从形象学上来描绘，这样一种教师形象是一种昂首挺身、俯视民众并真理在握的姿势，而它很可能在无意识的层面参与了《班主任》这样的作品深层情感的形成。我在下面将提到，这样一种身体姿势很轻易地就被一种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叙事策略所吸纳，这恐怕正是《班主任》在主体姿态上的最大的政治无意识(16)。
三、文本的暧昧——对《班主任》的三种有意味的评判
在上面一部分，我们分析了《班主任》作为一个声明形成时的历史空间，着重从它的主体的身份和姿态入手；而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则要重点考虑对这个对象的各个阶层的评判，也就是它在当时如何被承认、排斥，而又在后来被重述的情况。不同的利益群体对这个暧昧的文本做出了在自己视域里的误读和曲解，而事实上每一个评判都可看成福柯的话语理论中的“衍射点”，它们应具有相同的地位却又互相排斥，提供了各种的可能性，但最后却只有一种呈现，一种被权力话语的策略所安排。我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从被掩盖、遗忘的故纸堆里发掘其他的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更是希望观察到对象怎样被转录、重写和提炼成最后的话语策略，以及它后面又是一种怎样的权力关系(17)。
第一个评定的群体是青年群众。
首先要说明一个事实，《班主任》得到了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刘心武曾不无兴奋地这样描述：
刚刚开始发行的第二天就马上有读者来信——他是寄到《人民文学》然后转给我的。然后沿着铁路线下去，来信非常准确，《人民文学》到了无锡，无锡就有人来信，到了常州、苏州、上海……就有来信。(18)
连同刘心武后来的《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刘心武共收到的信件有五千封之多，这一现象和五十—七十年代形成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渠道有关。文艺一直被意识形态特别强调，而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当期头条的作品本身就显示出其重要性和正确性，而老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也都会对《人民文学》有着特殊的感情。不过，如此热烈的反响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它迎合了青年对政治教化的厌恶心态。
在刘心武收到的信件中，相当一部分信件把目光集中在“谢惠敏”这个人物上。有趣的是，这样的“谢惠敏”往往以一个犯了左倾幼稚病的团干部形象在现实中出现，在一封来自北京某工厂工人群众的信上，工人要求转告给刘心武一句话：“我们当中，不少人就是小说里的谢惠敏”。而一封来自广西的一个女工的来信则从另一层面转述了同一个问题，信中说她妹妹就是一个谢惠敏式的人物。在“文革”结束后期，她对现实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青年人开始谈论衣着和食品，在厂里工作要用工资来作为激励手段——最后她自杀了(19)。
这个姑娘的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显示了现实的权力政治中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在那个时代，很多青年读者对谢惠敏式的可以监督他们、批判他们的先进青年极度不满，而在《班主任》中，他们看到了一种否定的声音，正如朱寨在一篇评论中归纳的：
她视野狭窄，是非模糊，热情而盲从，真诚而糊涂，把自己禁锢起来，又去禁锢别人。人们并不喜欢这种人，但又不敢断然否定她，甚至还得遵从她，因为浸透了她整个灵魂的那一套极左的东西，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林彪、“四人帮”鼓吹成最革命，深受“四人帮”毒害的谢惠敏这样的人物便成了青少年学生的“标兵”。(20)
不管是排斥还是惋惜，我们从上文中读到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将谢惠敏她们界定为不合法，而在这个过程中，带着国家权力和真理光环的《班主任》就成为一个标尺。所以很自然，被界定的这一类“红色”青年就会不满了。刘心武谈到有两个这样的青年在其他部门告状，据说差点让他背上政治错误的罪名，这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斗争的现实性。而事实可能是，这样的革命青年并非头脑简单，或者不通人情，他们可能占据了一定的教育青年的形势位置，但显然对抗一种个人主义的消极的去革命化的青年倾向。
“文革”后期社会形态已经相当涣散，而青年的精神世界已经走向颓败，意识形态话语显然成为了心照不宣的谎言。青年中普遍产生一种对虚假的政治说教的厌恶感，同时也萌发出对日常生活的迫切渴望。对青年们来说，《班主任》对“四人帮”毒害青年这一事实的提出，被看成一种对辖制他们思想、干涉他们生活的政治力量的否定，但他们从来没有认同过“张老师”，他们并不需要被教导或启蒙。然而这一种在当时相当重要的理解，在后来的解释中完全被涂抹和替代了，因为这一代“宋宝琦”式的青年就从来没有被选为历史的书写者。
第二个评定群体是新时期以改革派为主体的官方政治，它的评定中也充满了矛盾和复杂。
官方对《班主任》等一批伤痕文学作品的一次权威的肯定，发表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在“揭露林彪、‘四人帮’余毒，并受到人民群众肯定”这个意义上肯定了这个小说(21)。不过，在这篇文章里，否定了认为“这批作品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一错误认识，相反的，认为它用一种革命的方式拥护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太容易被一种成见误导了，当我走近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历史比我们想象得远为复杂。
刘心武《班主任》这个作品巧妙地避开了对“文革”的否定，在这个作品里“号角诗”、“抓纲治国”等语汇透露出其假惺惺的对当时华国锋政治的谄媚之处。不过，妙就妙在《班主任》却在另一层面上调动人民去反思“四人帮”，甚至反思“文革”。《班主任》的写作明显不同于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写作。在那些作品里，往往是将“四人帮”时期小说中的人物颠倒：走资派成了老干部；年轻的政治积极分子成了“四人帮”的爪牙。这些小说秉承一种安全的策略，以简单的重复意识形态话语为职责，和《班主任》发表同期的《四书记》就是一个例证。当时文学创作的另一种安全策略就是继续实行“无冲突论”，同样发表在本期的贾平凹的一篇作品就是无关痛痒地歌颂社会主义好人好事。《班主任》是一篇敢于批判现实，暴露社会问题的小说(22)，并且没有预言粉碎了“四人帮”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问题被提出而不解决，小说成了一个开放的文本，小说义正辞严地指出问题关乎民族危亡，并且用现实主义的人物和细节触动当时的社会神经，这样引起政治上的作用就足够了：既然像谢惠敏式的政治人物已被否定，那么继续搞过左的无产阶级专政还会得到人民的同意吗？难道我们原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不应该改革吗？《班主任》对“文革”的否定策略上颇显高明，作为一个艺术文本，它可能被指认为粗陋不堪，但作为一个政治化写作，小说却是煞费苦心。
几乎当时所有的官方评论都在否认这个作品是“暴露文学”，是“写真实论”，同时又都赞赏这个小说写出了社会的问题，生活的真实(23)。这其实是一次心照不宣的语词游戏。因为“暴露文学”在五七年被否定和批判，所以不可说；而正如上文所讲，这一类作品恰恰被视为“解冻文学”或者“干预生活”的作品来得到改革派的肯定并参与政治斗争。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班主任》到底在什么程度上否定了现实？这种否定是否会危及到合法的意识形态？
在这一点上《班主任》做得相当完美。小说里的“张老师”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四化建设完全接受“文革”前世界观的人民教师形象，小说特意避免了“张老师”与“谢惠敏”关于世界观的交锋，因为要确有分寸地处理这一交锋是很困难的。小说中使用了“书”这个武器作为教育工具，然而这些书籍恰恰是在十七年文学中合法的知识。刘心武几乎是自觉地和改革派走到了一起。
所以，官方对《班主任》的肯定是建立在把它看作一个揭批林彪、“四人帮”用封建的愚民政策毒害青少年的小说的意义上的。作品揭露了社会问题，但饱含社会主义信仰，更因为它得到人民群众的赞同，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斗争的工具。然而在知识分子与官方决裂以后，这个小说作为干预现实、参与政治的特性就不断在被所有人遮盖和掩埋，正如同样地去遮蔽和掩埋百花文学的政治性一样。
第三个群体是知识分子。
这是本文最后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知识分子的接受成为了一种权力话语并被当做了真理形式，新时期以来，他们建构了一个主流文学观并成为了当今文学界的主流话语。而在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视域中，《班主任》在一开始就被认定为是一部揭露左倾政治对青少年的毒害，提醒人们关注青少年成长，表达了艺术家承担社会的责任和揭露黑暗的勇气，同时呼唤着教师引导青年成长的作品。总之，它被视作一个典型的启蒙的文本(24)。
在这样一种误读中，无论是“宋宝琦”还是“谢惠敏”，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体格健壮而愚昧无知并且对班主任充满尊敬——他们是理想的被启蒙者；他们还是“孩子”，因为“四人帮”的毒害而被愚弄，所以他们亟需引导和教育，需要有人去启迪他们而使他们真正觉悟。而这个启迪者，正是小说中正面歌颂的知识分子——班主任“张老师”。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张老师只觉得心里的火苗扑腾扑腾往上蹿，一种无形的力量冲击着他的喉头，他几乎要喊出来——
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25)
很久以来，作为“盗火者”和“拯救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从文学作品中剔除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班主任》成为第一次热情歌颂知识分子的作品，在其后的以《歌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中则正式开始为知识分子正名。事实上，这样一种话语评定的形成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大规模的为知识分子平反的运动密切相关，“这种调整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提升知识群体在社会体制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则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把‘知识’看作是现代‘科技生产力’，以唤起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26)。随着“文革”中受迫害的老知识分子的平反、右派摘帽运动、知青回城和恢复高考，一大批知识分子重新在体制中找到了位置，并且开始打起了一场翻身仗。这场翻身仗所针对的正是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或者人民的小学生的局面，正如贺桂梅谈到的：“五十—七十年代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直接投身社会革命。多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思想领域的革命’，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知识群体在社会中地位和形象有所贬低，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被驱逐到社会体制的底层”(27)。
从“小学生”到“张老师”，知识分子首先要改变的是一种形象、角色和姿态。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了刘心武的教师身份所暗中带来的一个“启蒙者”的形象，这正是那些一开始还老老实实、战战兢兢的知识者所心向往之的，所以他们最先强烈地表达了一种“疗救”的愿望，这就是这个作品中明显有暗示意味的重提“救救孩子”。
“救救孩子”的呼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两次“救救孩子”，两次新的文学的开端，一种对五四的想象性的重唤和调用就成型了。
六十年前，鲁迅在忧忿深广的《狂人日记》里呐喊一声“救救孩子”，为的是提醒疗救者的注意，把无辜的一代从吃人的旧礼教里解救出来。“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也是礼教，是吃人的筵席。为了孩子，必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把宋宝琦们改造过来，把谢惠敏们搭救出来。(28)
阎纲的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七八年，一年以后，一次大规模的对五四的召唤运动开始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周扬的《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在这篇文章里，周扬颇为大胆地把五四传统和“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联系起来，为文艺民主化要求张目。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求公开否定“文革”，但在知识分子那里却很显然地跳过了建国后的十七年，与五四直接对接。这在周扬的这篇文章里便很有意味，他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运动解释为对王明教条主义束缚的解放，而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避而不谈。事实上，延安整风正启示着五四运动作为“共产主义”或“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种理解，但在此时此刻却不必谈起。
这种回避显然是策略性的，这也是一九七九年开始的对五四运动的重写的普遍倾向，一方面，刚刚走上权力舞台的新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对五四的追述确证自己的革命历史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们要借用五四建构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是一种既可以摆脱“政治”和“体制”的束缚，同时又具有强烈社会参与意识的“自由的国家知识分子”的悖论性形象。在五四时期缺乏一种整合性的统一的政治力量造就了五四知识分子的活性，而七八十年代转型时造成的一种政治权力的空缺也恰好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对应，所以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也就依靠这种想象的方式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班主任》这个作品不仅具有先知般的预言力量，更具有现实的宣言似的鼓舞效应。
他感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我们亲爱的祖国。想到她的未来，想到她的光明前景，想到本世纪结束、下世纪开始时，“四化”初具规模的迷人境界，他便产生了一种不容任何人凌辱、戏弄祖国，不许任何人扼杀、窒息祖国未来的强烈感情！他想到自己的职责——人民教师，班主任，他所培养的，不要说只是一些学生、一些花朵，那分明就是祖国的未来，就是使中华民族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强盛地延伸下去，发展下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29)
不仅可以重新成为拯救者和言说者，同时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重新思考和参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合法性，当久久被压抑的知识分子，读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很难不产生共鸣，并参与到这种时代潮流中去。知识分子正是在疗救社会、疗救谢惠敏们的过程中重建了自己和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恢复了启蒙者的崇高感，从而疗救了被打压到底层的自己。
福柯在谈到话语策略的形成时，还强调了话语策略形成的第三个构成要素——“欲望”的力量。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在讨论《班主任》时注意到了更深入的层次，除了“疗救意识”之外，之所以批评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对“谢惠敏”谴责上，这恐怕和知识分子积攒了多年的“怨恨”情绪分不开。
谢惠敏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典型，她的性格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重压下扭曲、变形，灵魂的活力被窒息，这是值得悲哀的，这种扭曲和窒息发展到了她本身并不感到痛苦和苦闷的程度，这是第二重的悲哀；然而，当她反过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压抑扼杀另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时，这就进入更深层的悲哀了。(30)
在《班主任》那里，谢惠敏还是无辜的，她也是受害者，历史的悲剧不需要她负责，因为自有“四人帮”来负责；然而在刘再复这篇写于一九八五年的评论中，“谢惠敏”成为国民性批判中的一个“奴隶的主子”的形象，她自身必须为自身的过失负责了。恰恰是因为这时候知识分子已经重登历史舞台，他们不再需要谦虚谨慎了，这时候的“谢惠敏”在知识分子的理解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幽灵”，一个可恶的“红卫（小）兵”。
回到五六年前，刘心武在一次谈创作中，谈到他当时对“谢惠敏”的创作得到了他妻子的支持，因为“这样的人最可恨”。原型中的谢惠敏，是一个得到“工宣队”信任的人，作者也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她的厌恶。然而在创作《班主任》的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没有废除，这种厌恶情绪不能被表达出来，“张老师”是一个可亲近的和蔼的引导者的形象，事实上，这同样是一个不计前嫌、道德高尚的伪善者的形象。
这一伪善者的形象与认同他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心底的呼应，为什么大家都关注“谢惠敏”，可能更隐秘的原因是联系到知识分子自身在“文革”中一些创伤的事实。谢惠敏可能就是当年揪斗他们甚至毒打他们的“红卫（小）兵”。对于他们知识分子所带有的恐惧和怨恨在以后的书写中越来越清晰。一个明显的作品就是冯骥才在一九七九年发表的《铺花的歧路》。
和谢惠敏的形象相似，小说里的主人公“白慧”也是一个斗志昂扬、心地单纯的女学生，但重要的区别之处，白慧已经是一位造反的红卫兵，她在一出场就拷问着知识分子，让这些神气的人在她们面前低头认罪，遇到死不悔改者就予以毒打。小说里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一次打击：
白慧挤在这几个人中间，朝敌人狠狠一砸。这一刹那，她感到身后有人拉了一下她的胳膊，但没起作用。木枪头打在女教师的头上，位置在左耳朵上，靠近太阳穴的地方。几乎同时，一股红色的刺眼的鲜血从头发里涌出来，沿面颊疾流而下……
这次打击成了白慧的原罪，白慧在后来尽管“改邪归正”却一次次不能得到原谅。这甚至于把她逼向死路，她写下一封绝笔信，“我知道你现在仍然不能原谅我，我也决不请你原谅我了！”“等我明白过来、甚至早在我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是一种罪过时，就已经晚了，不可挽救了”。这里的“你”是他爱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和启蒙者，在小说的结尾白慧终于获得原谅，于是她面前就出现了一条“充满光，无限宽广的路”(31)。
知识分子的怨恨情绪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九七九年，随着平反的深入，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尊贵感，他们自然亟需一种道歉。这就使得“谢慧敏”成了那个祈求原谅的“白慧”。特别有意思的是，冯骥才的这个作品，是在巴金先生热情的帮助下才得到发表机会的，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在巴金著名的《回忆萧珊》中描述的“拿着皮带抽人”的红卫兵形象，我们便不能不油然一笑了。
在最深处的体验中，“红卫兵”形象以及他们所携带的阶级话语成为知识分子的梦魇。所以在新的权力秩序中，谢惠敏们自然继“四人帮”之后成为新的替罪羊。通过对“谢惠敏”们的发泄，知识分子疏解了对“国”的怨恨，也疏解了对“自己”的怨恨。于是他们重新愿意不计前嫌地拯救蒙昧的谢惠敏们，但当谢惠敏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却表示她们不需要拯救也绝不忏悔。这是另外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32)。
注释：
①吴秀明主编：《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第152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②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6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③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第18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④刘心武：《十年琐忆》，《刘心武文集》第8卷，第120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⑤陈思和先生在他的《当代文学教程》中谈到过这个问题，见《教程》189页。改革派和文化界的结盟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单民主墙”。在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表达人民的呼声，在西单设立民主墙张贴大字报，最初的大字报多为要求给“天安门运动”翻案，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在1979年开始西单民主墙出现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中共领导人的文字，1979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下令撤除西单民主墙。见关海庭《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中国当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⑥⑦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250、24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⑧http://www.wentan.com/html/renwu/wrierstory/2005-10/27/28324.html
⑨刘心武：《心灵体操》，第228～23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
⑩〔日〕漱户宏：《试论刘心武——到〈班主任〉止》，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第32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1)《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人民日报》，1978年6月8日。
(12)刘心武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借用作家谢鲲的话道出了成长在“文革”时期青年的苦衷，也道出了另外一个体制的规训力量：人生是一桩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点，尤其不能挑种族，不能挑遗传基因，你就那么落生了。如果你有才华，那么你的才华就只能在限定着你的那么个环境里寻找发挥的机会。有的人在“文革”前就已经开放了他们的文学才华，他们发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声，“文革”当中他们挨批斗，他们不与“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们合作，他们再不发表作品，他们无憾，但是，像你我这一代人，“文革”前我们还小，轮不到我们施展，“文革”十年正是我们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最紧要的人生岁月，我们要么甘于埋没，要么就只能在那种最荒谬的人文环境里寻找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乎我们到头来也投稿，也想发表作品……
(13)刘心武：《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刘心武研究专辑》，第22-31页。
(14)张炯：《一曲人民教师的动人赞歌——读小说〈班主任〉》、《为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记〈班主任〉座谈会》，《刘心武研究专辑》，第388-393、397页。
(15)刘心武：《垂柳集·播种》，转引自陈墨《刘心武论》，第4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16)有一个插曲很有意思，刘心武在1974年创作《多么好的阳光》的时候，接受编辑部的建议去采访当时的小英雄黄帅。黄帅是当时的一个典型，作为一个小学生她写作了主要表达了对教师不满的《黄帅日记》。刘心武在采访时被黄帅怠慢，这使他心情沮丧而放弃了对作品的继续修改，他的作品在当时也就没有发表出来。这里头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可以被看成福柯式的规训和反抗的关系，在《班主任》里张老师和谢慧敏的关系可以看作这种关系的变种，往深里说自然就是启蒙与被启蒙者，教育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刘心武的创作初衷是有一种不自觉的启蒙意识的。那个被压抑的他者（黄帅或谢惠敏）和80年代“五七”族知识分子叙事压抑的红卫兵话语似乎有一种同构关系。
(17)最终掌握文字书写权力的是权力书写者，而我只能从形形色色的文本中寻找蛛丝马迹。一个问题是，这些文本中都经历了权力的遴选，它们都是一种不可靠的在场者，在一片静谧的以假乱真的指控里，我们又怎么去寻找当时的众声喧哗呢？我也充分地感觉到了我在下面的被转录被翻译的文本中重新解码的勉为其难。
(18)(19)刘心武：《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第32、33页。
(20)朱寨：《对生活的思考——谈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四篇小说》，《刘心武研究专集》，第267页。
(21)《人民日报》评论员：《努力写好革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人民日报》1978年10月31日。
(22)〔日〕獭户宏：《试论刘心武——到〈班主任〉止》。
(23)当年的《人民文学》的主编张光年在决定是否刊发《班主任》时这样表态道：主要看揭露的问题是不是确实是生活中的，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的话，越尖锐就应当越好，怎么尖锐倒成了缺点？《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第31-32页。
(24)见朱寨《对生活的思考——谈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四篇小说》，阎纲《谨防灵魂被锈损——兼评〈班主任〉》，张炯《一曲人民教师的动人赞歌——读小说〈班主任〉》，西来、蔡葵《艺术家的责任和勇气——从〈班主任〉谈起》，《为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记〈班主任〉座谈会》等一批最初的评论文章，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25)刘心武：《班主任》，《刘心武文集》第4卷，第17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26)(27)贺桂梅：《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第33、27页，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
(28)阎纲：《谨防灵魂被锈损——兼评〈班主任〉》，《刘心武研究专集》，第385页。
(29)刘心武：《班主任》。
(30)刘再复：《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刘心武研究专集》，第385页。
(31)冯骥才：《铺花的歧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2)从郑义的《枫》到金河的《重逢》，再到张承志的作品里，红卫兵愈来愈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这与另外一种权力力量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参与到新时期话语的分裂和整合中来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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