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诗金匮举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诗金论文,匮举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诗固然沉郁顿挫，李诗亦是兴寄遥深。沉郁顿挫者，气象肃穆，人不敢等闲视之；兴寄遥深者，辞面浅近，人不免掉以轻心。故读李诗者，多得其皮毛，甚至有买椟还珠之失。拙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以下简称“拙编”）（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初版，即将再版。）曾有此病。兹以《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以下简称《上哥舒》）一诗为例，实行自我解剖。其所以从此开刀者，一则因此诗与李白生平重要事迹有甚大之关系，二则因此诗在貌似寻常之字面下有甚深之蕴藏，三则因此诗问题悬而未解，已达千年之久。可作买椟还珠之典型，堪为掉以轻心之殷鉴。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于是，知人论世，尚友古人，遂成为诠释诗章必由之途，与近世科学方法亦不谋而合。任何作者及其作品皆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之产物，势必从其所属之背景与环境考察之。虽不能如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言：“重建过去与当时发生时一样”，亦难以如陈寅恪所言：“与古人同一境界”，但应努力竭泽而渔，多方探索，以期达其堂奥。李白其人及其诗虽然家喻户晓，然千年以来误解亦殊多，直至最近某报刊上还出现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李白”，“一生写了许多无卿的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笔者于瞠目结舌之余，只能就我所知道的李白作一简介。
我所知道的李白，不是神，不是仙，但也不是一生只知狂醉于花前月下，即使国难当头，苍生社稷也不曾系其心胸之人。而是恰恰相反，其为国为民之志与忧国忧民之心皆不亚于杜甫，加以其素习纵横之学，特慕鲁仲连之为人，欲以奇伟之画策，建盖世之功勋，故屡有履险犯难之事，虽九死其犹未悔。仅就与《上哥舒》一诗有密切关系者而言，即前有幽州之行，后有三入长安之行。
幽州之行，始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冬，李白时年五十一岁。 是时安禄山已身兼三镇（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拥有全国兵力之半，遂决心作乱，而其蓄谋则已达十年之久。皆因玄宗长期穷兵黩武，有以致之。是年秋，安禄山曾派人至内地邀聘名士入幕，李白、高适皆是其首选对象。高适未入彀中，洁身引退；李白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意欲探明禄山反迹上报朝廷，以期防祸乱于未发，挽狂澜于将倒，而遂其平生立功报国之素志。因沿途考察，须耗时日，亦因欲待禄山入朝，便于行事，故至次年十月始抵幽州（范阳郡）。果然危机严重，祸在眉睫。除当时有诗多首纪行言怀外，后又有诗忆其事云：“十月到幽州，戈鋋如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李白忧心如焚，揽涕呼天。遂于十一载岁梢，或十二载早春，返至河南，随即又有三入长安之行（注：幽州之行、三入长安之行，拙著《我读李太白》一书皆有专文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出版。）。
李白一生曾经三次入长安。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 李白三十岁，为寻求政治出路，由其岳家所在之安陆启程，取道南阳，西入长安，是为“初入”；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四十二岁， 因玉真公主之推荐，得以奉召入朝，并待诏翰林，是为“再入”；天宝十二载（公元 753年），李白五十三岁，在上年幽州之行探明安禄山谋反迹象后，为向朝廷陈献济时之策，此年早春又有一次长安之行，是为“三入”。此三次长安之行中，“再入”已属尽人皆知，自不必说；“初入”是八十年代新发现，已大体成为定论，亦可按下不表；唯“三入”一说，虽有李从军倡之于前，又有胥树人继之于后，但皆以证据不足，知难而退。唯有笔者，既愚且顽，却偏为“三入”之具有挑战性，颇值一搏，于是十有余年，锲而不舍。《上哥舒》诗，即我“三入”说之首要证据。虽然此后尚有十余首皆可证，但以此首为关键，也最受怀疑。故我必须检查前此之失误，决心将此“黑匣子”凿开看看。
《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全诗如下：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初版，即将再版。）。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谩作大将军（注：幽州之行、三入长安之行，拙著《我读李太白》一书皆有专文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出版。），白起真成一竖子（注：据史传记载，并参考（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哥舒，本是部落名，后以为姓氏，其先为突骑施之首领。突骑施为西突厥之一部，世居伊犁河流域，七世纪末强盛时曾进据碎叶城。突厥马为唐朝所用马之主要来源，自武德以来，突厥贡马，史不绝书，动辄千匹。即以其体魄健壮，善走致远。李白《天马歌》曰：“天马来，月支窟。”月支，又作月氏，汉时西域国名。原在祁连之野，后为匈奴攻破，其一部迁至伊犁河上游，称大月氏。突骑施所居，即大月氏故地，“天马”之故乡也。李白拟哥舒翰为骏马，其比兴既源于其名讳，亦源于其氏族。）。
“拙编”当年所作题解及系年如下：
“哥舒大夫”即哥舒翰。据两《唐书·哥舒翰传》，其人天宝初年仅是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王忠嗣衙将，受玄宗重用是在忠嗣被罪以后。天宝六载，玄宗命忠嗣取石堡，忠嗣以石堡一地取之无益于国，不取无损于国，主张持重安边，不愿兴师动众，遂以“阻挠军功”获罪。至是，哥舒始受召入朝，拜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为陇右节度使。天宝八载，玄宗用哥舒以死伤巨万代价终克石堡，录其功，拜特进，加摄御史大夫（是时节镇以带台长头衔为荣）。天宝十一载，加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加此衔，不仅手握兵权，镇守一方，而且可以参预军国大事）。此诗既称翰为“哥舒大夫”，并加以高度颂扬，则当作于哥舒任陇右节度使，并加“大夫”衔，特别是在加“开府仪同三司”以后。若系初入长安或再入长安，皆不得称之为“大夫”，亦不得如此颂扬。又据《通鉴·唐纪》载，天宝十一载冬，哥舒翰与安禄山俱入朝。十二载五月，翰出击吐蕃，拔洪济等城，悉收黄河九曲，可见哥舒翰十一载冬及十二载春均在朝中。十二载早春，李白已自幽州南返。故此诗当是天宝十二载春，亦即三入长安上哥舒翰之作。
“拙编”当年所作注释如下：
①森森，茂密貌。灵台，谓心。《庄子·庚桑楚》：“不可内于灵台。”郭象注：“灵台，心也。”
②卫青，汉武帝时名将，前后七次出击匈奴，屡立战功，官至大将军。《史记》、《汉书》皆有传。以言相欺曰谩。谩作，虚作之意。
③白起，秦昭王时名将，战胜攻取凡七十余城，封武安君。《史记》有传。竖子，谓卑贱之人，詈人语。《史记·平原君传》：“毛遂按剑而前曰：‘白起，小竖子耳。’”末二句，谓秦汉名将皆不足与哥舒相较。
“拙编”当年摘录前人诸说如下：
王琦云：“刘世教曰：按此诗，述德有之，而无陈情之辞，疑有阙文。胡震亨以为上大帅只此数言，亦太潦草，不如杜之长律为得体者，非也。”（《李太白文集》）
瞿、朱云：“朱谏《李诗辨疑》云：‘述德则有之，无有陈情之辞，疑当有阙文。’不知投赠即是陈情，此疑所不必疑也。”（《李白集校注》）
最后，“拙编”当年所加按语如下：
（按语前半部分申述此诗系年理由，辞冗而无力，略。后半部分对上述诸家议论曾有以下意见）：杜甫本年或次年亦有《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前十五韵述翰之德，后五韵陈己之情，末二句结出投赠之意，欲入哥舒戎幕。李白本篇并无入幕之意，亦无求荐之语，则白欲陈之情或为幽州之事欲得翰之鼎助欤？
以上摘录“拙编”关于《上哥舒》一诗题解、系年、注释、评笺、按语既毕，今日返顾似乎仍属大体尚可。因为迄今亦无他人对此诗作出更高明之解释，给以更准确之系年。比我高明之处，就在于注而不释，议而不断，站在岸上不下水。我则不测深浅而贸然下水，自以为“既济”，实则“未济”，且“濡其尾”。其所以如此，即病在“大体尚可”，病在仅得皮毛，病在掉以轻心，而其症结在第三、四两句：“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飞雷。”失注。其所以当注而未注，是由于当初看它们都是些寻常字句，似乎可以不注，谁知正是在此等寻常字句之下，大有文章！探索既久，忽然顿悟。不揣固陋，试说如下：
“拙编”旧注，在首二句下曾以为“森森矛戟拥灵台”意谓“哥舒胸中富于韬略”，其实此处，只不过胸有甲兵巨万之意。第三句“浩荡深谋喷江海”始言及韬略或谋略。此句出自《后汉书·马援传》。马援以薏苡一案蒙受冤枉，其同郡人朱勃诣阙上书为洗雪，书中言及援之边功云：“援奉诏西使，镇慰边众。乃招集豪杰，晓诱羌戎。谋如涌泉，势如转规，遂救倒悬之急，存几亡之城……”。“浩荡”句显系从“谋如涌泉”变化发展而来，自有以伏波将军比喻哥舒之意。但哥舒虽是骁勇过人，未尝以谋略著称，誉之为“浩荡深喷江海”，以其谋略犹在马援之上，似有揄扬过当之嫌。李白固然献策心切，然哥舒鼎助岂是吹捧即可赢得？故此句不能视为夸张之颂辞，而是意在以此相期许，希望哥舒不仅有攻城略地之勇，亦应效马援足智多谋，且有以上之。
第四句“纵横逸气走风雷”，初看也似寻常，实则更是深沉。古汉语皆有多义，不可任执一义，而应在山言山，在水言水，就其所在而释之，方可无虞。此处“纵横”应作驰骋解，因整句皆言马也。
“逸气”亦是如此。“逸”字亦有多义，而其本义为脱兔，见《说文》。脱免必疾，故“逸”字训疾，其他则皆为引申义或派生义。此诗中之“逸”倒是本义，用之于鸟，则为迅飞；用之于马，则为疾驰。故鸟有“逸羽”之称，马有“逸足”之名。又有“逸翰”一词，两者皆可用之。“翰”字，本为天鸡，从羽倝（gàn）声；另有“
”字，为长毛马，从马倝（gàn）声。二字皆见《说文》。因同音假借，其用亦同，而且由来已久。《易·中孚》：“翰音登于天”。注：“翰，高飞也。”又《易·贲》：“白马翰如”。疏：“鲜洁其马，其色翰如。”于是，“翰”又可作马或白马解。《礼记·檀弓上》：“殷人尚白，……戎事乘翰。”注：“翰，白色马也，……又作。”段玉裁云：“马毛长者名也，多借翰为之，翰行而废矣。”“”字近世虽废，然其与“翰”字通而为马之义，唐时固未废也。哥舒之名翰，其取义于《易·贲》与《礼·檀弓》可知。哥舒翰者，哥舒氏之骏马也（注：据史传记载，并参考（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哥舒，本是部落名，后以为姓氏，其先为突骑施之首领。突骑施为西突厥之一部，世居伊犁河流域，七世纪末强盛时曾进据碎叶城。突厥马为唐朝所用马之主要来源，自武德以来，突厥贡马，史不绝书，动辄千匹。即以其体魄健壮，善走致远。李白《天马歌》曰：“天马来，月支窟。”月支，又作月氏，汉时西域国名。原在祁连之野，后为匈奴攻破，其一部迁至伊犁河上游，称大月氏。突骑施所居，即大月氏故地，“天马”之故乡也。李白拟哥舒翰为骏马，其比兴既源于其名讳，亦源于其氏族。）。
李集中曾四次用“逸翰”，两次于用高飞之鸟，两次用于奔驰之马，前两次是明用，后两次是暗用：一见于《大鹏赋》：“运逸翰以旁击”；二见于《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逸翰凌长风”；三见于《天马歌》：“逸气棱棱凌九区”；四见于本篇。前两例自不必说。后两例之所以并未出现“翰”之字面者，《天马歌》题中已见马字，“逸气”自是“逸翰”之气势。本篇中则由于“翰”字既是哥舒之名讳，而且由于句中有难言之隐，更是有意避之。字面虽未出现“翰”字，但“纵横逸气”四字已是骏马“所向无空阔”之意，“棱棱凌九区”之意，故其下接以“走风雷”。
此“走”字亦有讲究。古人谓马驰，多言“走”，盖因“走”字本是疾趋之意。《说文》：“走，趋也。”又：“趋，走也。”《诗·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玉篇》走部：“走马”作“趣马”，即“趋马”，言“早且疾也。”李白《天马歌》：“兰筋权奇走灭没”。“兰筋权奇”，千里马之貌。“灭没”，言其奔驰之际如闪电。亦可证“走”为疾趋之义，且惯用于马。杜甫写马亦惯用“走”字。《天育骠骑图歌》：“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又《高都护骢马行》：“走过掣电倾城知”。
“风雷”二字更不可轻易放过。《易·说卦》：“震为雷，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疏：“为善鸣者，取其象雷声之远鸣也；为馵足者，马后足白为馵（zhù），取其动而见也；为作足者，取其行而健也。”总之，“纵横逸气走风雷”七字，无一字不言马，始终言马，言马之驰骋，而意在哥舒。哥舒虽已驰骋疆场多年，主要是边功，在玄宗穷兵黩武政策驱使之下，其为功几许？为过几许？尚难言也。石堡之役，李杜皆有诗抨击之，李白更是指名道姓以刺之。此处“走风雷”，绝非颂其边功，乃是暗用《易·屯》。其彖辞云：“屯，难也。刚柔始交而难生。”其象辞云：“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其注疏云：“言君子法此屯象，以经纶天下。”质言之，即示意哥舒：当此屯难之世应起而安邦定国。
三、四句至此，其深意方见端倪。原来此二句，似是揄扬，实是期许；似谓已然，实谓将然；似为颂德，实为陈情。但仍未达到陈寅恪所谓：“探河穷源”，“剥蕉至心”程度（注：见《柳如是别传》第一章。）。
此诗第四句中不仅暗用“逸翰”一词，而且深藏“逸翰”一事。此即《南齐书·丘巨源传》中致尚书令袁粲书所谓：“帝择逸翰，为罻罗之会也。”
南北朝时期，刘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夏四月， 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反。左卫将军萧道成（后受禅为齐高帝）等众将领，或出新亭，或屯白下，或戍石头，或卫殿廷。布署既毕，叛军随至，众即聚而歼之。五月乱即平。见《南史·宋本纪》，并见《宋书》与《齐书》有关纪传。丘巨源《书》中所谓“罻罗之会”即指此事。“罻罗”，捕捉鸟兽之网也；“罻罗之会”者，平定叛乱之役也。至此，始可谓“探河穷源”，“剥蕉至心”矣。再按陈寅恪既释“古典”，又释“今典”之法（注：既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又释“今典”，即当时之人事。同上。），便知此二句乃是：既用马援“谋如涌泉”以激励之，又用萧道成“罻罗之会”以策动之。激励并策动哥舒翰运筹帷幄，速定大计，聚歼叛贼安禄山，以救国家而安天下。
第三、四两句之注释，至此始毕其功，于是以下四句亦当随之改弦更张。皆非谓已然，乃谓将然。犹言哥舒诚能如是：登高一呼，得道多助，必为众望所归。似此，则功在社稷，泽及苍生，彼卫青、白起之流，徒知攻城掠地耳，自然望尘莫及矣。
返观“拙编”当年注释，何其皮相乃尔！竟将太白之苦心孤诣视作一味吹捧，以致亦感莫名其妙，不知何以有述德而无陈情。虽然在最后按语中曾作如此解释：“其欲陈之情，或冀翰之鼎助欤？”实则心中无数，仅属猜测，是己犹昏昏而欲使人昭昭也。
今启其匮而发其覆，昔日之误解遂云收雾散。全诗虽仅八句，而洋洋盈耳者，唯有对哥舒翰殷殷之厚望，切切之重托，频频之呼吁，而太白之忧心如焚可知矣，当时之危急形势亦可知矣。此诗非天宝十二载春三入长安之作而何？
或有昧于当时某种情况而犹疑之者：李白既是出于忧国忧民之心，陈献济时之策，何不径向玄宗上书，而向哥舒翰上诗何为？
李白之所以不走玄宗之前门，而走哥舒之后门，盖不得已也。且不说“君之堂兮千里，君之门兮九重”，只看当时玄宗已昏聩到何种程度：天宝季叶以来，凡言禄山有异志者，玄宗皆不听，反而益发庞信之。十载以后，“有言禄山欲反者，上皆缚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见《通鉴·唐纪》，两《唐书·安禄山传》记载略同。杜甫已形之于吟咏：“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见《后出塞五首》其四。故知李白当时若上书朝廷，无异自取灭亡，且立取灭亡。即使李白甘以身殉，也是白搭。
或又有昧于哥舒之为人而疑之者：李白此诗既是如此曲折幽深，哥舒以一介武夫如何懂得？即使懂得，李白岂非授人以柄？不怕哥舒借此以报当年一箭之仇？
史称哥舒能读左氏春秋，通大义。“大义”，非大意，大概，大略。《汉书·刘歆传》：“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衰。”微言与大义并举，故知“通大义”者，即能通《春秋》寓褒贬，别善恶之微言大义也。史又称，忠嗣获罪，翰被召入朝，受封已毕，极言忠嗣之冤，涕泣而道，玄宗感悟而宽之。忠嗣未陷极刑，翰之力也，故朝廷皆称其义。皆见两《唐书·哥舒翰传》。李白必是有鉴于此，故以兴寄遥深之诗上之，又以微言大义感之。是时朝野上下皆知幽州危机日亟，哥舒素与禄山有隙，岂能不加注意。李白上诗之日，亦是哥舒注目幽州之时。故可断言，此诗之沉思翰藻对于哥舒非若后世之难解，“逸翰”之语，“罻罗之会”在开、天之世，亦非僻典。至于诗上不报，当系因哥舒深知幽州之事难于回天，而自度亦非回天之人。若按诗人之性格，徒凭一时热情行事，自玄宗视之，他安禄山未反，你哥舒翰先倒反了。况哥舒此时已老而且病，次年即以风疾归休。至于当年一箭之仇，哥舒毕竟非斗筲之人。后二年，安史乱作，哥舒败降，终死于叛贼之手，亦可谓死于昏君奸臣之手。故当时人士虽诟其不能死国难，而后世史臣以其势非得已，未加深责。
综观李集，其比兴之富，实实不可忽。不仅古风、乐府之类，多切类指事，依微拟议，即登临之什、酬赠之什、闺情之什、游仙之什亦多有曲尽其意之处。甚至其上将帅述德陈情之诗，竟亦深曲如此！故李诗反复致意之处，辞意隐约之处，用事异常之处，皆须谛视，恐有言外之意；虚实难辨之处，反言若正之处，已然将然之处，不可含糊，恐有难言之情。诚如陈沆《诗比兴笺》所云：“洄洑之下，必有渊潭。傥眇之词，端非浅寄。屈宋枚阮，古辙可寻。得其肯綮，理解斯砉。夫古人亦何取以无谓之词迷缪后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