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产阶级论文,我们党论文,关系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的人类社会不是无阶级社会，而是有阶级社会。
当前人类社会的基本阶级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社会一切阶级、阶层、集团相互关系的轴心。这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规定和影响着其他阶级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当代社会阶级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请注意这里所说的主要矛盾的范围）。
既然如此，那么，不论工人阶级是否掌握政权，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就始终是工人阶级需要关注、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即使不是工人阶级要关注、研究和解决的主要课题，也是工人阶级要关注、研究和解决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对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相互关系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制定政治路线，制定战略、策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历史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就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来的。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胜利和失败，前进和后退，扩大和缩小，都是与党同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相联系着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就是包含着处理同资产阶级相互关系这个重要内容的政治路线。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我国曾经一度在经济上消灭了作为实体的民族资产阶级，此后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虽然还存在，但是已不存在同实体性国内（台湾等地除外）资产阶级的关系，经验也不是处理同实体性国内资产阶级关系的经验。因而此后的情况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
现在，为了适应我国多种生产力并存的状况，经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经恢复了私有经济成分的存在，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格局。与私营经济成分相应的分子已经重新产生。这样，在国内处理同他们的关系的问题就出现了。
根据我国社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同私营经济相应的分子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因此，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正视和研究他们的情况，正确认识和处理同他们的关系问题。能否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关系着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能否顺利发展，党的领导能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能否维护，社会主义方向能否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和借鉴我们党处理同国内资产阶级关系的基本历史经验，其中特别是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认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资产阶级是同工人阶级根本对立的阶级，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但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建立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没有完成。压迫工人阶级的主要还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中国的部分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势力。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特殊之处，工人阶级对它的态度也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完全一样。
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我们党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大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又称民族资产阶级，早年，毛泽东还曾把它称为中产阶级。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虽然在某些特殊场合，例如当他们所依附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矛盾尖锐化，中国革命主要反对其中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表现出两面性，但是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其他场合，则主要表现出一面性，即反动性。在经济上，他们基本上不掌握近代工业技术知识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主要靠超经济的权力和掠夺性经营发财；在政治上他们依附于国际资产阶级，并与封建势力勾结，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打倒这部分资产阶级，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地具有与一般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新的性质（因为打倒资产阶级——即使只是其中一部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这个阶级在我国大陆就不再存在。
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与大资产阶级不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和我国社会生产力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或两重性。
民族资产阶级掌握着近代工业技术知识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靠占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生，并想升为大资产阶级。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他们却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因而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同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又在经济上有联系，因此，他们既不想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又不想彻底推翻封建主义。这种情况决定，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对革命敌人妥协性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和中间派的立场，决定了它在革命与妥协这二者之间的动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上升为国内阶级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再是中间阶级，而是国内主要阶级矛盾中的一方。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它则是革命的主要对象。
我们党认为，即使在这种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也仍然具有两面性。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的两面性的具体内容及两面各占的比例会发生变化，但是两面性依然存在。决定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曾经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其他部分也大多在革命中采取了参加或者中立的立场，在工人阶级取得全国政权后，他们仍然有同我们继续合作的基础和可能。决定这种情况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上的，这就是我国生产力落后，多种生产力并存，民族资产阶级依以生存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尚能适合我国部分生产力的性质，因而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反动阶级，还要看到它在经济建设中可能的积极作用。建国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与在民主革命时期所不同的，主要是一方面剥削工人取得利润，另一方面又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逐步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个阶级作为实体就从经济上消灭了。
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又利用又限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依以生存的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我们党对官僚买办资本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则采取保护的政策，通过保护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进入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曾把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我们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用这个提法是为了同国家资本主义相区别）的基本方针是又利用又限制，同时，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在这个时期内，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同时，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方面给予限制。
我们采取这个方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对于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尚有积极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经济上必要的。
另外，并不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具体形式和所有方面都对国计民生有利，都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此时，我国已有一部分社会化的生产力，要求着社会化的占有方式。我们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而建立的国有经济形式就适合着这一部分生产力，它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只能以这种经济形式为基础，而不能以私有经济形式为基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具有无限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会导致它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争市场、争原料、争资金、争劳力，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阻碍、排挤甚至破坏的作用。如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受限制地过分发展，就会使我国多种成分（其中既有社会主义成分、又有资本主义成分和其他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资本主义，实质上是回到外国资本附庸的地位上去。因此，我们不应该对各种经济成分同等看待，而应该使国有经济处于领导地位，而使尚可利用的私有经济处于被领导地位；使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处于主体地位，而使其他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于国计民生有利的部分处于补充地位（于国计民生不利的部分要取缔和禁止存在）。为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于国计民生有利的部分处于补充地位，就要从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以及金融、外贸等各个方面给予限制。另外，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具有最大限度占取剩余价值的趋向，如不适当抑制，不对资本家的剥削有所限制，就会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动摇或削弱我们国家的阶级基础。因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也要求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
利用和限制是一对矛盾。这两个方面既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互相依存。限制以利用为前提，不想利用，就谈不到限制。利用是一种以我为主的行为，如果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限制，就谈不到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从而没有能力领导和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因此，限制是利用的保证。只有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加以限制，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利用甚至吞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利用和限制是相辅相成的。
利用不是无限发展。限制也不是消灭。既然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对它的限制就应该以使它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为限度，使它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它的限制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利用它的目的。限制规定着利用的度，利用也规定着限制的度。
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限制方针，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方式上和各种程度上的反抗。毛泽东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2页；第5卷第93页）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方面、市场价格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的条件方面、工人的劳动条件方面，反复地进行了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直到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一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才停止。
只要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没有从整体上完全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我们就有在一定范围内利用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必要。只要我们允许它存在，它就必然要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斗争，力求由补充地位转为主体地位，由从属地位转为领导地位，并营造出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人员被腐蚀的经济环境。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同它斗争即对它限制。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将贯穿于我国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中。
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
资产阶级同现代工人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本来是对立与斗争，然而，中国的国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具体条件却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不能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束缚，因而可以参加这场革命或者中立，所以我们有可能去联合他们。
同时，因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以，要想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联合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起革命的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就属于我们应该争取和团结的同盟者之一。毛泽东强调，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我们都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即使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向反革命那一方摇摆，也要坚定不移地对它实行在政治上争取和在经济上保护的方针，“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同上书，第1289页）
然而，民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又使它不能成为这场革命的基本动力。以革命态度和人数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都是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只是我们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者。没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就不来，没有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就不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9—110页）。因此，只有在我们同农民建立了坚固联盟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工农联盟是基本联盟，是第一位的，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非基本联盟，是第二位的。资产阶级虽是团结对象，但不是依靠对象。
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我们党制订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治方针，有时，毛泽东又把它称为革命的两面政策。具体说来，就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方面，依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实行团结的政策，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性方面，依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实行批评或者斗争的政策，以便尽可能地坚定他们的革命性，克服他们的动摇性，使他们同我们建立联盟，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我们党的经验证明，如果忽视他们的革命性一面，不在这方面对他们实行团结的政策，就不能争取他们；如果忽视他们的妥协性一面，不在这方面对他们实行批评或者斗争的政策，也会助长他们的动摇，同样不能达到争取他们的目的。同时，我们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这种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时候，还应该针对他们内部左、中、右三派的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
这种两面方针中的两个基本点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其中，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对立面的斗争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是统一的条件，是团结的必要手段，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因而，毛泽东指出，对于资产阶级，“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同上书，第2卷第783页）。也就是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同上书，第745页）。
然而，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同于对革命敌人的斗争。毛泽东提出，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斗争要适可而止。斗争要有道理，要有胜利的把握，取得适当胜利的时候要有节制。“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同上书，第4卷第1154页）
毛泽东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内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不应该抛弃我们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同盟者，而且因为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需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于国计民生有利的部分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既然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所依存的那种经济成分，那么在政治上就不能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此外，这样做，还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利于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改造资本家及其亲属。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现在我们党同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当然，这时的团结也包含着批评或者斗争。
我们党长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实际上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只是在理论上没有加以明确而已。到了1957年初，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同上书，第5卷第365页）这样，就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人民内部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一个创造，是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
毛泽东指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固有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历史证明，我们党对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是处理得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总体上也没有拒绝我们的这个政策。
对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创造性处理使我们实现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和平改造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减少了社会对抗，加强和扩大了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
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经济建设统一战线，并不等于阶级斗争消失。我们党在团结资产阶级的同时，还必须对这个阶级固有的资本主义倾向、对我们党的“限制”方针的抵制、违反国家法律牟取暴利的行为、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和要求资产阶级民主的倾向等等进行斗争。“两个革命的历史都证明：统一战线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特殊形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一切机会主义者弄不清这一点，而把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对立起来——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要保持统一战线，只好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左’倾机会主义则把一切斗争和否认统一战线称为阶级政策。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执行了积极争取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正确地处理了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关系，成功地争取了并且已经在基本上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问题》第165—166页）
实行这种“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方针需要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辩证的思维能力，要对情况进行非常细致的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方针把握得非常准确和灵活，不但形成了一种政治艺术，而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对资产阶级思想坚持斗争
在思想领域，究竟谁影响谁，谁跟着谁走，实质上就是谁领导谁的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要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就必须通过斗争排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当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适当发展时，很可能有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在党内出现资本主义思想。因此，我们必须开展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同时，注意“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同上书， 第3 卷793页）
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党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既是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治方针中“斗争”的组成部分，又具有独立性。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毛泽东提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应当团结，另一方面对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又应该批评，而不应该和平共处，在思想上对他们投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并不妨碍我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1957年，毛泽东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虽然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工人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同上书，第5卷第417页）。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同上书，第350页）当然， 对错误思想的批评，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为了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毛泽东提出了以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六条政治标准。
因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所以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关系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在这方面，抵制资产阶级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腐蚀，抵御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反对与防止国内外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反革命和平演变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要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
在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党既发生过右的偏向，又发生过“左”的偏向。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同国民党合作北伐时，曾经出现过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倾向缺乏警惕，拱手让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使党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猝不及防，导致了这次革命的失败。在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又出现了只讲斗争不讲联合，主要是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关门主义，加上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也使革命受到了严重损失。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曾经在局部范围出现过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右倾错误，由于遵义会议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已经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党及时纠正了这个错误，才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并尽可能保持统一战线的“左”的错误。另一方面，要反对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右的错误（见上书，第2卷第607—608页）。 “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要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同上书，第5卷第310页）
在我们党实行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又利用又限制的方针时，毛泽东说，如果认为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就是右倾的错误观点。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很大很死，甚至很快消灭它，就是“左”倾的错误观点。“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那就太‘左’了。”（同上书，第5卷第208—209 页）由于我们党在实行这一方针时一开始就注意了既反右，又反“左”，所以在执行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偏差。
建国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党内外曾经出现过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观点。在资本家发生“五毒”行为，我们开展“五反”斗争时，主要表现是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只有反动性、腐朽性，没有进步性。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主要表现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同劳动人民差不多了，只有进步性，没有反动性、腐朽性，甚至连剥削性也不见了，同工人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已经不存在了，用不着再改造了。毛泽东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些错误观点，没有使它们造成危害。
建国初期，我们党曾设想，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在当时那种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气氛下和实际形势的推动下，我们却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个改造，造成了经济形式过早单一公有化的局面。以后的实践表明，我们当时对私营经济积极作用的持续时间估计不足，对尚能适合生产力性质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消灭得过早，是超越生产力当前发展阶段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恢复私营经济，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已经纠正了这种情况。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实体从经济上消灭以后，我们党虽然在指明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长期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发生了仍然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实体来看待的偏差，在缺乏经济上的依据时就把它看成政治实体，终于导致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已经根本纠正了这个失误。在纠正这些失误以后，如果我们不在思想方法上接受教训，不使自己的认识及时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到底，是仍然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的。
经验证明，在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关系破裂时期，党内容易产生只讲斗争，不讲联合，主要是拒绝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左”的倾向，因此要注意防止“左”倾。而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期，则容易产生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放弃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的右的倾向，因此要注意防止右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时期形势的特点确定反倾向斗争的重点。无论反对哪种错误倾向，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际出现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经验证明，反倾向斗争如果发生偏差，就有可能造成情况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反右时容易出现“左”的错误，反“左”时容易出现右的错误。经验还证明，在“左”倾的时候反右，在右倾的时候反“左”，危害特别严重。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同时注意可能发生的两种不同的偏向，既要注意防止在反右时犯“左”的错误，在反“左”时犯右的错误，又要注意防止在“左”倾的时候反右，在右倾的时候反“左”。
在我们同私营经济相应的社会成分共同进行经济建设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在实行允许私营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等现行政策时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注意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防止被资产阶级融化和同化，防止被资产阶级腐蚀瓦解。我们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要掌握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同资产阶级合作，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建设，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符合形势与任务的统一战线。因此，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都是我们的事业所不可缺少的。我们所说的统一战线是并且只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没有领导权，就谈不上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或者联盟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不但可以参加，而且有可能领导，因而存在着一个由谁来领导这个革命的问题。工人阶级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资产阶级也想掌握革命的领导权，领导权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取决于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除抗日战争等特殊时期作为民主革命对象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有可能争夺抗日战争领导权外，在民主革命中能同我们争领导权的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这个革命规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对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确定。新民主主义的新，就在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同理，新民主主义建设，也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在经济上，它表现为以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政治上，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意识形态上，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因此不存在对领导权的争夺问题。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当然也应该由工人阶级领导，社会各阶级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共同参加。然而，由于这场改革具有纠正五十年代超阶段偏差的因素，要吸纳当代资本主义中一些尚能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具体形式，而资产阶级分子在这方面不但自认为比我们更在行，而且比我们更积极，于是，领导权问题就重新出现了。东欧和苏联工人阶级政权倾覆的教训告诉我们，领导权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着改革的方向，最终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注意争取并牢牢地掌握住在改革进程中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怎样争取和保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呢？
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如果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正确的方针、政策。
第二，要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农民不但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联合了农民，工人阶级在力量上也就成了强者。毛泽东说，不要农民，就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只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才有可能把其它阶级团结起来，才能够保证工人阶级对整个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第三，我们要有充足的力量。具体地说，除了保持工农联盟外，还要在经济上使公有经济成分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使工人阶级牢牢地掌握住国家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确保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
第四，要尊重被领导者的正当利益，同时给予政治教育。
第五，要带领统一战线内的各阶级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对国内资产阶级右翼分子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篡夺国家政权的图谋进行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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