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私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近代论文,小说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无论是研究日本近代文学抑或中国现代文学（注：日本近代文学(1868-1945)的时间跨度差不多近八十年，与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相差四十多年，二者相近或不同的地方都很明显。），“私小说”都是一个难以忽略的话题，这首先是因为，“私小说”是近代以来日本文学中最独特的样式，它所表现出来的诸种特征直接联系着日本民族传统、文化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私小说不仅是认识日本文学的有效途径，而且是理解日本文化、日本民族精神构造的一个有效途径。其次，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历史与日本社会、文化、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其中“私小说”和“普罗文学”尤其引人注目。本世纪二十年代，以“私小说”为主的日本近代文学极大地影响了一代留日青年文学者，象郭沫若、郁达夫、陶晶孙、张资平、成仿吾等，以至在小说创作领域中形成了与之相关的流派与时尚。“普罗文学”则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确切地认识“私小说”，将有利于准确地把握中国自己的文学。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以及目前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私小说研究”）中尚有诸多探讨余地的现状，笔者试图利用数年来在日学习和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些便利条件，尽可能详尽地网罗相关历史资料，阅读日文原著，借鉴日本研究界的研究成果，力求正确把握和描述“私小说”的历史状貌，在文学与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的相互关联中，考察“私小说”的若干基本问题。
一、日本文学界有关“私小说”论争的历史
关于“私小说”这一概念，在日本研究界也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定义，归纳起来，大体上是指以下两类小说。一是以家庭和文坛交友为素材、如实描写个人私生活事实的“身边杂记小说”。二是彻底抛开日常现实生活素材，单纯描写观照人生时所浮现出来的某种心境的“心境小说”。但现在在习惯上人们往往把身边杂记小说称作私小说，与心境小说并列使用。有必要特别申明的是，所谓“私小说”，并非日本近代文学中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特定流派，而是涵盖整个日本近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小说样式，它的作者包摄了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众多小说家。对此，早在大正年间（1912-1926年），身为作家的久米正雄就说：“现在，几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在写‘私小说’”。（注：久米正雄：《“私”小说与“心境”小说》，《文艺讲座》大正14年5月，转引自《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角川书店，昭和51年8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者们回首近代文学的全过程，更明确地发现：“在现代日本作家中，无人没有写过私小说”。（注：著名的研究者濑沼茂树的意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见《现代日本文学大事典》明治书院昭和40年11月。）极端地说，日本近代小说中的半数以上者可划入“私小说”的范畴里。“私小说”的精神与方法浸透了整个日本近代文学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私小说＝日本近代小说，绝非全无道理。
自然，在“私小说”这一概念出现之前，“私小说”作品本身至少已经存在了十年。那时人们把注重事实真实、具有自传性格的小说称作“身边杂记小说”、“友人小说”、“寻常茶饭小说”、“自己小说”、“自叙小说”、“模特小说”以及“告白小说”等等。到了1920年，作家宇野浩二在有名的杂志《中央公论》九月号上发表了小说《甜蜜的世间》（注：《甜蜜世间的故事》，《宇野浩二全集·第二卷》）。在这篇小说的序中，作者将类似于自传的小说称作“‘私’小说”——“所谓‘私’即指小说的署名人”。这是目前考证的“私小说”的最早用例。与后来不同，“私小说”这一概念刚刚出现时，明显地带有嘲讽批评的意味。当时有人揶谕地评价说：“私小说”无非是“翻来复去地摆弄那点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借小说公开出来而已”（注：江口涣：《十月文坛月报》，《读卖新闻》1920年10月6日。）。不过由于“私小说”这一概念具有较强的抽象概括力，简便实用，因此很快取代了其他各种说法，为各派文人所接受，成为一个不含有价值判断、特指一种文学样式的专门用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样式和文学思潮，“私小说”很快引起了文坛的注目，进而演变为长时期的争论。刚才讲过，在“私小说”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以前，人们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评价和批评这类作品，主要是指责“私小说”过分拘泥于生活琐事、主题狭小、缺少技巧、失之浅薄等等，包括一些本身创作“私小说”的人也常常充当这样的批评者。到了大正年间后半（1919年左右到1926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和唯物论在内的各种思想思潮在日本广为流行。在这种新的背景下，文学界也开始以新的眼光和视野对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和论争。其中，尤其以“私小说”论争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也很大。
私小说论争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系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的五六年间（注：大体指1919-1925年这五六年间。），参加论争的主要有久米正雄、中村武罗夫、佐藤春夫和宇野浩二等人。这些人本身都是作家，有的还就是私小说作家。论争始于中村武罗夫，他在1942年1月发表了《本格小说与心境小说》一文，指责大正中期以后文坛上唯私小说是崇是一种不好的倾向，他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立场出发，批评私小说只偏重个人的日常生活，主张超越狭隘的个人层次，更广泛地表现社会与时代。激烈的论争由此开始，人们讨论私小说的内涵外延，评价私小说的优劣得失，并基本上形成了批判和辩护这两种格局。这次论争前后持续了五、六年之久。
第二个时期在1935年前后，参加论争的代表人物有著名的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中村光夫以及尾崎士郎等。这一时期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日见抬头，无论是前几年横领文坛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还是个人主义文学，都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压迫。在苦闷和压抑中，人们怀着危机感探讨文学的出路，私小说又一次首当其冲。1935年4月，横光在有名的《改造》杂志上发表了《纯粹小说论》，以创作方法问题为中心，展开了对私小说的批判。接着，小林在《经济往来》（同年3-5月）上发表了私小说评论史上划时代的《私小说》，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地论述了私小说的有关重要问题，意义重大。此外，中村光夫的《关于私小说》（同年《文学界》7、10期）等文也颇有分量。总之，系统全面、富于理论性和批判性，是这次论争的主要特征。
第三个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七、八年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即便是有良知的作家也几乎都不得不逃离开现实，在历史小说和私小说中默默的咀嚼自我。同样，不多的论者们大多重提大正时代的调子，肯定私小说具有“自我肯定”的功能，并且可以进行自我道德磨练。值得一提的论者有岩上顺一、伊藤信吉和山本健吉等。
第四个时期则是战后，即1945年之后。综观日本的私小说论，从大正末年昭和初年、也就是第一个时期开始，尽管对私小说有褒有贬，但私小说对日本文学的进步以负面作用居多却一直是人们的一种共识。战后的私小说论也持这种观点，但同时又对私小说能够在日本文学上长期存在的原因，以及它对日本文学的贡献进行了谨慎的探究。此外、无论是从文学史、文学理论、作品论角度的研究都比以前有了相当的进展。比较重要的论者诸如寺田透、荒正人和伊藤整等人。
有关私小说论争的漫长历史至少表明了，私小说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和思潮、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它的复杂性和存在感使它的历史成为一部论争不休的历史。这也可以说是文学史上不多见的现象。
二、私小说的产生与演变
关于私小说是何时、怎样产生的这一问题，现在日本研究界还没有确切的最后结论。一般认为，日本私小说的直接母体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文学。日本的自然主义流行于本世纪最初的五、六年间，最初它也是接受了法国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但后来却没有沿着左拉的科学主义的路子发展下去，而是发生了“变质”，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自然主义文学，而它的特质正如当时的一位自然主义文学倡导者也是实践者的小杉天外所曾宣称的那样：
自然是自然，无所谓善恶丑美，善恶丑美只不过是某一时代、某一国家的某一人抓住自然的一角，随意赋与的评价而已。
小说是一种精神性的自然，无论是对善恶还是对美丑，规定这个能写，那个不能写，都是没有道理的。小说家的任务不过是使读者象用自己的感官接触自然界的现象一样，细致明了地描写作品中的现象而已（注：《流行曲·序》，《日本近代文学大系·第57卷》。）。
他的这段话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理念：小说应该回避任何价值评判、保证描写的绝对客观性；作家只是一种媒体，一个现象的报告者。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当推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其中田山花袋于明治37年发表了著名的《露骨的描写》（注：田山花袋语，见《太阳》明治37年1月。）一文，强烈主张大胆如实地描写自然的事实，重视事实和无技巧，开启了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先河。而岛崎藤村的长篇小说《破戒》（明治39年）则被认为是日本自然主义的开山之作。田山花袋紧随其后，写出了最有代表性的自然主义作品，于1907年9月发表了轰动文坛的小说《蒲团》。这篇作品露骨地描写了男主人公对女弟子的抑制不住的情欲，他的大胆的告白和忏悔，毫不掩饰地暴露内心一切的姿态，震惊了文坛，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辞。小说刚一问世，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便著文说：
这是一篇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赤裸裸的人的忏悔录。在这一方面，早在明治小说中的二叶亭风叶藤村（即作家二叶亭四迷、永井和风、弱庚一叶与岛崎藤村）诸家的作品中所见到的端绪，到这里才被最明了、而且是有意识地呈现出来。自然派的从不写美进而到专写丑的一面，毫无遗憾地在这篇小说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所谓丑，不过是人间的野性的声音。在理性与野性的参杂中，作者将一种充满自我意识的现代性格展示给公众，赤裸裸得令人不堪正视。而这正是这部作品的生命和价值。（注：岛村抱月：《〈蒲团〉评》，《早稻田文学》明治40年10月。）
《破戒》和《蒲团》又被称为“告白小说”和“经验主义小说”，它们的诞生，基本上决定了自然主义文学的性质。众所周知，欧洲十九世纪自然主义文学除了排斥创作技巧，纯客观地、原封不动地描写现实生活之外，最大的特征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从“遗传”和“环境”的角度去把握解释人及其行动。日本的自然主义没有继承左拉的科学主义，而是发展成专门注意自己周围的生活事实，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试图从人的肉体的、生理的侧面来剔抉把握人生的真实。这种文学倾向显然含有促进以往被压抑的“性欲的解放”，通过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唤起人们对真实的兴趣以及体会真实的喜悦，以扭转旧的游戏的空想的人生观及审美观。尽管自然主义的文学家们凝视自己周边的现实，排除虚构，真挚而诚实地告白，期待着用这些获得自我的尊严自由，打破封建秩序，确立近代意义上的自我，而且他们的创作也的确通过极其日常性的生活场景，凸现了束缚近代自我的“家”与“家族制度”的存在。然而，过份地执著于自己周边的狭小的生活，过份尊崇客观，为事实所拘泥，其结果便孕育出了后来的私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田山花袋的《蒲团》看作私小说的源头。
至于心境小说，则出现于稍晚些时候。前面说过，自然主义的自我生活经验作品化开启了私小说。而私小说大部分都是以自我生活中的矛盾和纠葛为描写主题，热衷于描写绝望的人生和人的丑恶方面，不讲任何理想，也不寻求解决和超越的途径，渐渐走向对人生和现实社会的否定，将自身封闭于非社会的狭隘的自我世界中，许多作品常常伴随着浓重的危机感。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些私小说家把注意力从外部现实转向心理的现实，开始写心境小说，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深化自己的个性，来超越自然主义。因而心境小说始终谋求一种调和的世界，也就是以自己的意志和教养来面对自我生活中的矛盾，致力于缓和或减少自己与社会的摩擦冲突，并通过这一过程，创造出一个美的、调和的、观照的世界。心境小说在明治时代几乎还见不到，进入大正时期以后，逐渐繁盛起来，被人们当做具有典型日本特殊性的文学。关于私小说和心境小说的根本差别，著名研究者平野谦曾有十分中肯的分析，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他说：
总而言之，私小说和心境小说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如果说私小说是被破灭的文学，心境小说便是拯救的文学；如果说私小说是一种无可奈何、浑沌的危机的表现，心境小说就是克服和超越危机的结语；如果说前者根植于外界与自我的违和感，那后者则走向一种调和感。（注：平野谦：《艺术与实生活》，讲谈社昭和33年1月。）
因此，平野谦把前者称为“破灭型私小说家”，而将后者称之“调和型心境小说家”，的确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
三、私小说的作品世界
私小说贯穿了明治、大正、昭和时代，作家作品数量很多，但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明治、特别是大正年间的作品，故以下主要以这两个时期为中心进行检讨。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也可以说是私小说的始作俑者田山花袋和他的《蒲团》。花袋其实与中国也很有些瓜葛，比如，明治37年日俄战争爆发以后，他就作为随军战地记者到过中国，第二年出版了《第二军从军日记》，还写了反映战场上士兵命运的小说《一兵卒》。两年后，花袋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写出了《蒲团》。《蒲团》在中国已有数种译本。小说男主人公竹中时雄的模特其实就是花袋自己。竹中是个有家室的青年小说家，但一直没有机遇，为了维持生活，在出版社谋事。在平庸的生活中，新婚的快乐很快消失，陷入到孤独寂寞和倦怠中。正在这时时雄的崇拜者、女学院的学生横山芳子来信要求作时雄的弟子。于是当芳子从冈山来到东京并住到时雄家以后、时雄的孤独生活顿时一变。被年青貌美的女学生尊为老师，时雄的心不禁摇荡起来。在时雄看来，女弟子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是对自己的钟情和亲爱，他感到十分满足。可没过多久时雄知道芳子已有恋人，受到强烈冲击，但又不愿芳子离开自己。后来，得知芳子与恋人已有肉体关系时，他疑惑不解。终于，芳子离开时雄回到冈山。时雄收到芳子平安返乡的信后，便来到二楼芳子住过的房间，一头扎到芳子曾用过的被子里，拼命吮吸芳子的气息，低低悲泣。《蒲团》的大胆的自我暴露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后来又被当作私小说的源头。
岩野泡鸣(1873-1920)，也是自然主义系统的私小说家。中篇小说《耽溺》是他的重要作品。这部以作者的体验为素材的小说发表于明治42年。主人公田村义雄到国府津去写脚本，与“女艺者”吉弥相识，想把她培养成一个女演员。义雄很快地迷恋上了吉弥，并知道她已经有了男友。不顾妻室、荒唐放荡的义雄虽偶有反省、但又想“堕落、荒废、倦怠、疲劳——我干脆把在颓废中的放浪当作自己的自豪吧”。为了给吉弥赎身，义雄回到东京，把妻子的衣服送进当铺，换了钱寄到国府津。后来，回到浅草娘家的吉弥被发现患上了梅毒。义雄又一次痛感“倦怠和烦闷”，但为了寻求更强烈的刺激，她还是冷酷地抛弃了吉弥。整个小说充满了颓废、放荡、而又无奈荒凉的情调。泡鸣曾明言，这篇小说是原封不动地写了自己的实际经历。在这一点上，他与花袋是一样的。
德田秋声(1871-1943)被称为“天生的自然派”，一贯描写庶民的心，无论是私小说还是心境小说，都留下了一连串的珠玉珍品。其中，发表于1911年的中篇小说《筻》是其代表作之一。作者在作品发表前的广告里宣告，小说所描写的一对夫妇的内面生活即是作者夫妇心理的投影。女主人公更完全是以秋声夫人为模特进行描写的。这部以冷静透彻的笔致娓娓细述作者夫妇私生活的小说，被认为是在整个明治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之一，在作品主人公即作者自身这一特殊样式——私小说的确立过程中拥有重大意义。甚至有人认为，私小说的传统能够在各种新文学运动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沿续至今，也与这部小说的影响有关。从创作风格上看，秋声的冷静透彻和细腻，显然有别于花袋、泡鸣的颓废、荒唐和危机感。
葛西善藏(1887-1928)被视为破灭型私小说家的代表之一，曾师事德田秋声。他的一生在贫困疾病、离散漂泊、颓废忧郁和绝望中度过，但却一刻也未曾动摇过对艺术的绝对信念。他的小说的素材全都是自己的身边实事。1918年问世的短篇《带着孩子》中描写的是一位艺术家的悲惨生活。靠到处借债维持生活的小说家带着两个孩子寄寓人家，又因为迟迟交不上房租而屡遭催促。妻子回乡筹钱久无音信，朋友们也不再帮忙，就连唯一可以依靠的朋友K也说：“你是世间不容的人。”遇到昔日的警察老友，希望万一被房东强行驱赶的时候能给出个主意，可老友说：“你要不注意的话，就无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了。……无奈只好把仅有的财产卖掉，付了房租。带着孩子来到街上，给孩子们买了寿司，自己要了酒。最后寄寓到K的住处。想到自己这个再也涌不出灵感的艺术家的生活，更怕连累了孩子。而眼下只想休息一下已经麻木疲惫的大脑。作家兼评论家伊藤整曾高度评价这篇小说是私小说的一个顶点。
近松秋江(1876-1944)也是典型的私小说家，作品很多，象1910年的《给别妻的信》、1922年的《黑发》等等。在《黑发》中，女主人公“园”是“我”见过的女子中最喜欢的一个。和她相识后的第四年的夏天，我去京都见她，她在祗园作“游女”，尽管“我”一直从东京汇钱给她，可“园”还是没有明确地表示以后和“我”一起生活，“我感到嫉妒而不安，便向“园”的母亲借了间房，闷闷不乐地过了一个多月。一天，忽然在佛龛里看到一幅照片，上面是两个三四十岁的男人。“我”知道“园”是因为欠债而作游女，想到以往寄来的钱，一问，说是还欠一千元。等“我”再来的时候，“园”已搬了家，还听说她本人也疯了，下落不明。不久，有人说“园”住在山里静养，于是“我”到山里的各个部落去找。一天终于找到了“园”的母亲，可她死活不让“我”见“园”。后来终于找到了机会，同时也才明白了“园”原来就有情人，后来死了，现在则有另一个男人在照顾她。小说描画了坠入情痴的泥沼中的“我”的执拗与愚妄，表现了人间的烦恼，被当作私小说的典型。
至于心境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当推志贺直哉(1883-1971)。直哉的文学创作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与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同属“白桦派”，他的私小说和心境小说名篇被作为近代小说的典范文体，受到极高评价。短篇《在城崎》（1917年发表）便属直哉心境小说中的精品。综观作者的经历，在城崎的一段体验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作者观察小动物的死，由此发现了自己的存在，并深感在大自然的面前，人与动物只是等质的存在而已。志贺的创作对心境小说的影响很大，特别是他周围的作家更是如此。象龙井孝作的《虫子种种》，尾崎一郎的《赤蛙》，都是有代表性的心境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私小说、心境小说在日本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没写过私小说的作家几乎不存在，但写出优秀的心境小说的人并不太多。而且，心境小说的性质明显地带有随笔的特征，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小说的概念不太一样，通俗一点说，就是不太象小说的小说。因此，日本的研究者也承认，心境小说写不好的话，就有崩溃的危险。所以，在日本的文学史著作中，私小说的例子明显多于心境小说。这是要加以留意的。
四、私小说的产生、存在与日本的精神风土
考察私小说的作品世界，至少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取材于作者自身真实生活经验的“个人性”、“日常性”特征；二是心境小说所表现的心理性特点，即描写那种近于和歌俳句的心理境地；三是第一人称的叙事形式。自然，可以肯定地说，私小说是日本所特有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早在大正时代的私小说论争中，无论是私小说的捍卫者还是非难者都无一例外地承认这一点。作家中村武罗夫说：“正象三十一字、十七字的短诗是日本独特的艺术一样，心境小说也是日本独特的文学。”（注：中村武罗夫：《本格小说与心境小说》，《新小说》大正13年1月。）佐藤春夫也强调心境小说是“世界文学中一种特有的倾向”（注：佐藤春夫：《心境小说和本格小说》，《中央公论》昭和2年5月。）。我们自身作为外国人在阅读私小说时，更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小说形式的日本特征。然而，更为深刻的问题是，在日本的精神风土上为什么会诞生私小说？也就是说为什么日本的历史、传统、文化会培育出私小说来？
大正年间围绕私小说展开论争时，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作家佐藤春夫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进入大正时期以来，私小说和心境小说盛行的原因在于日本作家的社会环境及生活环境。具体说，那时的二十岁到三十岁作家以空想的、神经质的、内向的、内省的类型居多，他们的生活内容和范围大体上离不开学校生活及恋爱生活，还有对这种生活的浪漫空想，再加上自我反省式的心理解剖。生活内容贫乏、社会见闻狭隘的结果，使得作家只关注个人的日常生活琐事以及这种生活中的心理活动，于是，便有了私小说的兴盛（注：佐藤春夫：《心境小说和本格小说》，《中央公论》昭和2年5月。）。应该说，佐藤春夫的见解并不错，生活范围狭窄、社会体验不足的确是大正作家的一个明显问题。
不过，正如前面所言，私小说并不仅仅是大正时代所独有，也不限于某一特定流派，而是贯穿于全部日本近代文学的一种普遍性的文学现象。而且，生活范围、社会见闻的问题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作家中都会存在，但私小说却只在日本生根，并成为民族性的文学。这背后显然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可以说，归根结底还是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思维方式、把握世界的方式，即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实，佐藤春夫本人也曾意识到这一点，他用了一个比喻，“为什么这块土地上兰花这么多”，而且，他省悟到私小说所以会在日本产生，是与日本人的国民性分不开的（注：佐藤春夫：《心境小说和本格小说》，《中央公论》昭和2年5月。）。遗憾的是，他只是感觉到了这一点却未继续追究下去。
倒是私小说的捍卫者久米正雄的一段话很值得回味，他说：“说到以往所形成的感想，还是自己写自己的私小说最有安身立命之感，他人写他人的私小说的时候，当然首先要判定其真伪，只有判定其具有真实性的场合，才值得信赖、值得一读。”（注：佐藤春夫：《心境小说和本格小说》，《中央公论》昭和2年5月。）同一篇文章里，久米更明确地断言，从根本上说，伴有“间接感和虚伪构感的”作品“是不可信用的”。可以认为，这一看法并不是久米个人的什么独到发现，但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的普遍特性。即日本人与“事实、真实、实在之物”的特殊关系。日本人异常地重视事实，重视自己亲身的细致体验，而且对事实和既在的实在之物有着很好的感受力，也有相当强的处理能力。前些年，在讨论日本文化、日本人的民族性的时候、有名的学者江藤淳与国会议员石员慎太郎曾大谈所谓日本人的第二创造力。所谓第二创造力是说日本人虽不善于从无到有的理论发明，但却长于把一种发明变成实用的器物。排除这一说法中蕴含的某种“日本主义”的气味以外，大体上可以说是日本人的一个特点。所以到了文学的领域里，往往注重事实，以及自己的体验，结果造就了私小说的隆盛。
另一方面，必须说明的是，日本人的此种特性，限定了它们自身的格局，使得他们很难突破自己的世界，很难实现由无到有的创造，而注定了小家碧玉的性质。在这种视线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日本没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气魄宏大的天才之作了。说到底，还是创造力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日本人的精神特性是私小说的决定性要素，而私小说则最直接的反映着日本民族的精神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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