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研究——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现代史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民族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本位主义，它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内容不尽相同，具有两重性。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中华民族固有生存方式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思想工具而被提倡和认同的。它在救亡图存、恢复民族的自尊自信以及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等方面，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一、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思想根源
1.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在中华民族固有生存方式受到严重威胁的状态下产生的，它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
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和压迫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面临着文化生存意义上之“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意识日深一日。然而，基于生存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危机意识成为全民族共同的心理感受，还是自甲午战争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引起的。甲午战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强烈的亡国忧患已成为当时思想家们共同的心理感受，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最紧迫的任务。
其次，各国亡国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流传，强烈地刺激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近代爱国者从本民族的现实处境出发，都特别关注世界各国亡国惨史的研究和介绍，力图以此为鉴，告诫国人，激发人们的救亡意识。他们大声疾呼中国“正处在东狼西虎，南弓北矢的时代，正是千钧一发、呼吸存亡”的时刻，中国应奋起自强，否则，恐怕数十年后将步埃及、波兰、印度、朝鲜亡国的后尘，“有人抹着泪眼儿替中国编亡国史”〔1〕。 总之，各国亡国史的介绍不仅加深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而且还对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
复次，对近代国际关系的深刻认识以及救亡图存的需要，是促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直接原因。近代思想家普遍地认识到近代世界已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2〕。“危乎，危乎，今日之时代， 帝国主义最发达之时代也”〔3〕。而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强权主义，就是侵略主义， 就是强盗主义〔4〕。既然帝国主义列强的本性若此，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适当此磐涡之中心点”，已成为列强竞争的中心，中国若想生存，只有兴起民族主义，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梁启超就认为“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5〕。 杨笃生也说，“帝国主义实以民族主义为根柢”，“故欲横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如泛挑梗于洪涛之上而已矣”〔6〕。 邓实更认为：“非以我国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能扼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也”〔7〕。显然，近代爱国者从祖国存亡现实需要出发， 普遍认识到民族主义作为救亡图存思想武器的重要性，而这一思想恰恰是在爱国者们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患中，在对近代世界格局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
2.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还有着深厚的理论背景。其理论直接来源于中国固有的华夷观，间接地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
首先，固有的华夷观念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排满革命“光复旧物”思想，就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华夷之辨”或“攘夷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就直接仿效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而其渊源于中国传统的“春秋大义”。此外，陈天华的“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8〕的呐喊， 无不渗透着传统的华夷思想。应当看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类的排满革命口号，无论充满了怎样的种族主义气息，有着怎样的历史局限性，然而，把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引伸到驱逐异族、恢复中华这一民族主义主题上来，在当年确曾起到了发动民众革命的巨大作用。
其次，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例如，严复就曾创造性地吸收了进化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两个基本观点，将其改造成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的自强保种的民族主义思想。梁启超明确指出进化论“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9〕。总之，近代思想家们吸收了西方近代论中的合理内核， 把它变成了倡导民族自强自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理论武器。
复次，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吸收了西方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学说。近代思想家们普遍地把自由平等学说看成是“民族主义之原动力”，认定近代的中国尚处于争民族自由的时代，他们认为，自由平等不仅是18、19世纪欧美诸国的立国之本，而且也是近代中国争取国家自由平等的思想武器。欧洲启蒙时代的天赋人权思想，特别是卢梭的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学说，本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是使人民从封建制度的人身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这一理论在近代中国却具有了双重意义，变成了中华民族向帝国主义列强争取国家平等自由独立的思想武器。
此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还借鉴并吸收了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理论。 伯伦知理（Bluntschili）关于民族建国及国家主权说的理论；洛克关于各民族都有“至尊不息”的“自卫权”，有权“以强力对付强力”的理论；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东西”，独立自由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荣誉”的观点，都由于符合中华民族反抗异族压迫、寻求独立富强的时代要求而成为宣传、介绍和吸收的内容，被作为抵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而接纳。
近代中国对西方政治学说还处于了解和介绍阶段，但思想家们已尽可能地在自己视野的范围内按照中国的现实需要进行选择和改造，为已所用，使之成为近代中国反抗西方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
二、近代民族主义的构成内容
近代民族主义的构成内容极其丰富，它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恢复民族自强自信的内容。恢复对中华固有文化的自信，可以说是近代民族主义最重要的表现。在近代民族主义者们看来，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民族主义的源头活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10〕。因此，必须利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来激发民族主义思想，“尽吸纳民族中所固有的精神势力”，“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11〕。孙中山也强调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恢复中国的固有文化固有道德：“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12〕。当然，孙先生完全是从新的意义上谈恢复和继承的。孙中山强调要恢复中国传统旧道德的见解，实际上是要把传统文化的尊严和民族自信都一齐恢复过来，归结到一点是强调恢复民族的自强自信的问题。这也代表着近代爱国者们的共同心愿。
2.陶铸国魂，培养人民尚武精神的内容。近代民族主义者们鉴于中国积贫积弱、屡受列强欺辱，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以其泱泱大国竟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之手的现实，认识到在近代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世界上，“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如果没有“尚武的人民”，行“铁血之主义”，那么“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那也无法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而近代中国沦为“东亚病夫”，恰恰是由于“以文弱闻于天下”、中国文化中缺乏武士道精神以及“百忍成金”、“唾面自干”等古训成为中国人的人生信条所致。因此，在中国处于“群盗入室，白刃环门”的危迫处境中，如果不迅速改变文弱旧习，培养人民的尚武精神，增强国力，就难免陷于被吞噬的境地。陶铸国魂、培养人民的尚武精神已成为近代爱国者的共识。
近代爱国者们无不强调“国魂”作为一个民族存亡之本的重要性，认为“国魂者国民之生源也。国丧其魂，则民气不生，民之不生，国将焉存”〔13〕。认定陶铸国魂是近代最紧迫的任务。陶铸国魂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重铸民族精神的问题。国魂，实际上就是誓死以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个古老伟大民族觉醒的中华之魂，正是仁人志士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奔走呼号于慷慨悲歌、于血洒疆场的抗争中构筑的。
近代民族主义者们亦认识到人民是否具有“尚武精神”与国家的兴亡关系巨大，“民质能尚武，则其国强，强则存；民质不尚武，则其国弱，弱则亡”〔14〕。对于尚武精神的提倡、呼唤和寻求，使他们不仅把目光投注异域，从斯巴达精神、日尔曼文化和大和文化中汲取尚武精神的营养，而且，他们还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本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根。梁启超特著《中国武士道》一书，弘扬先秦汉初的尚武侠风；《直隶白话报》的作者亦号召直隶人民继承先民“燕赵悲歌”的尚武精神和粗犷气质，以扫荡积弱已久的“柔弱的风气”〔15〕。1906年成立的苏州商会体育会亦以“尚武好侠”的“三吴古风”激励会员们。总之，被深埋已久的尚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掘出来，获得了新的生命。
总之，近代尚武精神主要体现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文化内涵。即在“体力”、“体魄”方面具有“坚壮不拔之体魄”、“壮健力”、“坚忍力”和“精勤力”，强调废除早婚、缠足陋习，强健人民体魄。在精神方面培养人民“百折不屈的精神”，即具有“临事而不惧，好谋而成，沉雄强毅，不屈不挠，小敌不侮，大敌不惧，有冒险进取之性质，独立不羁之气概”〔16〕。使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实现从尚文尚柔到尚武尚力、从儒到侠、从退隐不争到冒险、竞争、进取的转变。
3.群体至上的国家主义内容。近代爱国者无不强调“公德”、“合群”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强调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最具特色的理论内核。康有为认为“在万国竞争公德合群之时”，中国如果不讲求公德、合群等强国之法，必将难以自立于世界之上，强调“夫求强在合群”，在“合一国之群”〔17〕。梁启超也认为，在列强以民族帝国主义的方式的冲击面前，中国“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18〕。他强调中国欲行民族主义于中国，最关键就是要有具备公德意识和合群观念的新国民。在他看来，所谓公德意识就是个体对群体尽义务的“利群”意识，就是视国事如己事的意识；所谓“合群”观念，就是个人对于群体“常肯绌身而就群”，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19〕的观念。只有这样，当外敌入侵之时，才能够“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20〕。而且合群的力量愈坚愈大，就“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21〕。严复也强调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近代世界上，“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22〕。蔡元培也认为，合群就是谋取公共利益，个人要生存首先要保证群的生存，所以作为个人都应有“舍己为群之义务”〔23〕。总之，在近代爱国者那里，群体至上的国家主义是共同认同的价值取向，在这一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西方的独立、自由、平等学说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意义。具体讲就是，重国家的独立自由胜于个人的独立与自由。
近代爱国者承认个人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前提，梁启超就有“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24〕的认识，陈独秀也强调“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25〕。但同时，近代爱国者更强调独立的责任性，即是“各尽其对于团体之责任”强调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承担责任是独立的重要内容。很显然，他们的着眼点还是在国家的独立上。在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那里都有重视群体自由、国家自由的倾向。严复鉴于近代中国的危迫处境，强调指出中国最急迫的任务是争国群自由而不是小己自由。在梁启超那里，他提倡自由的真正用意是在内“用之向上以求宪法”，在外“用之以伸国权”，把群体自由作为内争民权，外争国权的手段。这是梁氏对自由的民族主义解释。孙中山尤为强调争取群体自由和国家自由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争取国家自由，不仅能解决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而且也是外争国权，建设一个强大富强的民族国家的手段之一。他说：“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就要集合自由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这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能自由”〔26〕。总之，强调独立的责任意识，重视群体的自由和国家的自由，这是近代思想家关于国民道德建设中最具民族主义的主流观点之一，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形成民族国家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服务的。
4.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反帝爱国内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随着腐败的清王朝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有关涉及危害中国主权的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也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王韬、薛福成、郑观应、曾纪泽等人都曾强烈要求废除外国的特权，维护中国在司法上与外国的同等地位，重订税则，收回利权，“守我利权，富我商民”，维护中国关税自主权。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公开向西方世界宣称“中国业已醒来”〔27〕。从而代表了中国人民自尊自强的呼声。
近代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反对清政府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拒约运动而进入一个新阶段。20世纪初爱国者曾领导了多次具有较大规模和声势的抵制外货运动。如1905年以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要求废止和修改禁约为导火索，在国内十多个省市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1908年因日轮“二辰丸”私运军火事件而在南方各省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同年在青岛又发生了抵制德货运动。
20世纪初年的保路运动和收回矿权运动也集中地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爱国内容。近代爱国者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管理权以及矿山开采权对中国的危害，“铁路、矿山半归外人之手，国命不绝如缕”。外国垄断了经济命脉是使中国主权丧失、经济贫困的根源之一。基于这一认识，爱国人士积极倡仪自筹股款兴修铁路，以“挽回利权”。如苏杭爱国绅商为了不让英国夺取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阴谋得逞，召开保路集股大会，表示不但要集股筑成苏杭甬路，还要赎回沪宁路〔28〕。此外，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声势浩大。在开展收回路权运动的同时，近代爱国者也展开了收回矿权的运动。如山西爱国绅商创设的“保晋矿务公司”，山东倡立“保矿会”，安徽绅商争回铜官山矿等等的收回矿权运动，都可以看成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内容。
除上述内容外，其他诸如反洋教运动、反侵略斗争等，也毫无疑问属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反帝爱国运动内容。笔者认为，站在主张国家平等主权独立的理性高度而采取的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言行，更能反映近代民族主义的本质。
5.全面赶超西方的内容。中华民族危机意识的不断加深，势必催发其强烈的赶超意识。而当着近代人愈深刻地认识到“不如夷”之时，这种赶超意识也就愈加强烈。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可以说是甲午战争之前最具民族主义的赶超意识的表达方式。他强调只要中国向西方学习，达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之时，就会出现“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29〕的局面。对中华民族赶超西方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心。
甲午战争后，全面赶超意识更内化为近代民族主义者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师日风潮”的兴起以及以日本为楷模而进行的维新变法运动。
笔者认为，全面赶超西方的意识在近代民族主义者那里已成为他们对中西社会发展程度比较基础上的理性思考。梁启超认为，西方文化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已经达到“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学为之”的程度，中国社会若想取得跳跃性的进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他提出赶超西方的具体办法是，通过“译西书”，选择西方有用之书译成中文；借道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借道日本可以大大缩短吸收消化西方文化的时间，“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30〕。最终达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目的
孙中山也认识到仅仅恢复“国粹”还远远不够，主张“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还是要退后”〔31〕。学习外国就是要迎头赶上，并不是跟在他人的后头亦步亦趋，而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就要学习中国没有的东西。在他看来，外国的长处是科学。他赞扬西方“因为这种科学的进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夺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到”〔32〕。近代科学已经发展到电气文明时代，作为赶超战略，起步就应先从最先进的电气动力开始，只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习外国的长处，就可以学得比外国还要好。他指出，日本是“后来居上”的榜样，日本学习欧美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他相信凭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全力赶超，一定会取得比日本还要大的成绩。
蔡元培也提出赶超西方的问题。他认为学习西方必须选择捷径。连日本学习西方“行之且五十年，未敢曰与欧人达同等之地位”〔33〕中国如不奋起直追，不仅差距会日渐拉大，而且还有被世界淘汰之虑。总之，全面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意识，已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独有的内容之一。
三、近代民族主义之评价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救亡图存主义。对内反抗封建专制压迫，否定清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国家的自强自立，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表现形式。以上定义是笔者对其进行评价的基本出发点。
1.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确立于辛亥革命前十年之间。在甲午战争之前上溯到鸦片战争期间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之为“前近代民族主义”。其主要表现为在汉人承认满人做皇帝的清王朝为合法正统的前提下，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抗拒。其所依据的理论基本上是传统的华夷观。例如，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说就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华夷观，他虽然主张学习外洋技艺，但仍然将西洋人以“夷狄”视之。至冯桂芬渐有把中华民族看做世界诸民族中的一员的新民族意识，王韬更明确地对传统的“内华外夷之说”进行了改造，但所依据的理论仍然是传统的华夷观念。
之所以说近代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是因为经过甲午战争的巨创，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能够客观冷静地看待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现状，已经认识到中国为“天朝上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人已较少称外人为“夷狄”，转而以“洋人”相称，这是作为由传统民族观中的“夷夏观”转向近代民族主义的一种表征，也是一种标志。
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另一个标志是其价值层面融进了大量西方近代政治思想。近代民族主义者们把西方启蒙时代的天赋人权观念、自由平等学说和民族理论加以变形和改造，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此外，近代民族主义者们还试图通过建立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形式，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
企图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内争民权外争国权，这也应当看成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和确立的基本标志。
2.关于维新派和革命派两种民族观的评价问题。本文所论述的内容主要是指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空内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尽管每个民族主义者的有关思想都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最为明显的是存在着维新派和革命派两种民族观的差异。
维新派的民族观是以满汉合一，满汉平等为特征的，即是一种“满汉一体”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同外国列强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为了抵抗外国列强的侵略以御外侮，“宜合举国之民心，以为对外之政策，不宜于一国民之内示有异同”，更不宜有满汉之分。康有为的基本主张是“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而一人心”〔34〕。把政治观和民族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梁启超也提出要维新自强必先使满汉民族处于平等地位。叶恩也认为“今满汉也，皆黄种也，同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则宜团为一体，不宜歧视”〔35〕。此外，黄遵宪、杨度等人都有强调消除满汉民族差别，“合举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以抵抗外来民族侵略的言论。
革命派的民族观是以排满反帝为特征的，即对内反对少数民族满族对多数民族汉族的压迫与歧视，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威胁，这是革命派“双重革命”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近代爱国者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看到清王朝出卖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事实，认识到清王朝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走狗，依靠腐败、卖国的清王朝已不可能挽救中华民族危机，渐知“欲求自存，非先除去满人不可”〔36〕。“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革命”〔37〕。排满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自然成为革命派共同认同和遵循的民族主义行动纲领。他们揭露了清朝投降卖国的种种事实和在国内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十一条罪状，用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思想来否定清王朝的正统性，认定满汉之间的矛值是不可调和的，号召人民在反满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奋起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
从上述来看，维新派与革命派民族观的主要差别在于要不要“排满”的问题，至于在形成近代民族国家、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等方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笔者认为，他们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决不能用谁进步、谁落后这一简单的判断形式加以定论。对这两种民族观进行评价必须将其放在近代特定的历史时空和独特的环境中加以考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年间，清王朝日趋腐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志士对依靠清王朝变法自强维护民族独立的期望破灭，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王朝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全然堕落为“洋人的朝廷”之后，它的正统地位在国人心中彻底丧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派提出推翻清王朝、排满反帝的观点就比那些继续坚持依靠清王朝去维护国家独立的迂腐观点要进步的多。当然，革命派有人强调满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主张排斥一切满人的极端观点，显然也是非常错误的。笔者认为，随着中华民族存亡问题的日趋严重，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民族观的差异也日渐缩小，而主张消弥满汉矛盾，在以中华民族为整体的旗帜下一致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民族主义观点成为共识。维新派中有许多人就主张合全国人民之群力以抵抗外国列强的侵略。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既承认满汉民族差别，同时又主张国内矛盾必须从属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具体办法就是通过散籍贯、通婚姻、并官缺、广生计的办法“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38〕。总之，提倡“合本部属部之诸族”去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民族主义”是维新派的主流观点。
革命派的民族观也有很大变化，作为鼓吹种族革命、反满急先锋的章太炎曾强调他排满的目的“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孙中山在解释民族主义时曾反复强调说：“有最紧要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们民族的政权”，“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族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39〕”可见，革命派民族观主流意义上的“排满”观点，就是要否定已成为洋人朝廷的清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实现五族共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近代民族国家。
由此可见，无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是把民族主义作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手段来加以使用的，尽管他们有政见的不同，存在着实现方式的差异，但在救亡图存的意义上有异曲同工之效。
3.关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问题。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为本位的，民族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民族生存利益至上主义；爱国主义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它的本质是一种国家利益至上主义，这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区别。但当着一国的国民是由一个民族所构成之时，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就不存在区别了。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有同体异名之实，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以建立独立自主的近代民族国家为目的，而近代爱国主义则是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忠诚和热爱的对象的。民族国家是爱国主义的基石，从这种意义上讲，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也就是爱国主义滋长壮大的过程。
中国在近代以前也有所谓爱国主义，但只能称为“前近代爱国主义”。因为那时中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按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当着人民以天下为国家、以朝廷为国家、以皇帝为自己主人的情况下所生发出的“爱国主义”，只能是只含义务不含权利的“忠君爱国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所谓民族主义，那也只能称之为“古典民族主义”，因为它的理论基础仅是以文化上的优劣来划分内外、具有强烈排外色彩的华夷观念，还谈不上具有视天下民族为人格平等民族看待的理性意识。一旦当外来势力威胁到传统生活方式或外来文化观念与本地文化观念发生冲突之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排外色彩。在笔者看来，近代的反洋教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虽具有反帝爱国的色彩，但都不是近代理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原因即在于此。近代民族主义和近代爱国主义几乎是相辅相成的。近代民族意识的产生也标志着近代爱国观念的产生。民族主义最终都将外化为爱国主义。近代爱国主义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国民对国家利益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行为。
近代民族主义者同时也都是爱国者。民族主义者们无不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理性思考和自觉行为，在他们身上，既保留有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又有虚心向外国学习的求知精神。这也正是先进中国人既能认同于传统文化，又能赶超世界先进文化的思想前提。
4.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问题。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民族本位主义，具有两重性，即有积极性又有消积性，即有进步性也有反动性。当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民族利益、意志和价值尺度强加到其他民族头上，对其他民族采取侵略和压迫行为时，则不管它打着什么旗号如何标榜，从人类整体发展的大义上看它都是狭隘的、利己的、反动的。相反，当民族主义作为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争取国家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武器之时，它就是正义的；当一个民族在民族自我认同的前提下仍能对其他民族采取平等和尊重的态度，我们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就是进步的。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救亡图存主义，它的主流是进步的正义的。如果说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的话，那么近代民族主义就是这种救亡图存的具体体现。它在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营养、恢复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方面，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以及加速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体现着民族主义发展的进步方向。
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曾是中华民族抵御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是凝聚全国人民为一体的粘合剂。在反侵略的年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中的优秀儿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去抵挡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暴野蛮、肆无忌惮的侵略，维护祖国母亲的尊严，靠的就是这种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和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既使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民族主义也并没失去其存在价值，它仍然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有人认为，今天的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似乎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错觉。笔者认为，当今的时代仍然是民族主义的时代仍然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我们姑且称之为“后民族主义时代”，虽然，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的集团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向日渐明显，但不要忘了，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仍然是以民族国家的利益本位为前提的，世界竞争的主体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虽然竞争的形式与近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其竞争的本质并没有变，各国之间还存在着经济上、资源上、文化上各方面的生存竞争关系。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需要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因此，合理地开发利用民族主义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杭州白话报》15期，1903年。
〔2〕〔4〕《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界之前途》，《开智录》1901年。
〔3〕《帝国》，《新世界学报》第10号。
〔5〕《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5页。
〔6〕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32页。
〔7〕《政治通议外篇·帝国主义》，《政艺通报》1902年。
〔8〕《陈天华·邹容集》第39页。
〔9〕《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4页。〔10〕《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6页。
〔11〕章太炎《东京留学生会演说词》，《民报》第6号。
〔12〕《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49页。
〔13〕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1907年第1期。
〔14〕〔16〕《论尚武主义》，《东方杂志》第2卷，第5号。
〔15〕绍炎《劝直隶人普及军国民教育》，《直隶白话报》1905年第6期。
〔17〕《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第456页。
〔18〕《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页。
〔19〕〔20〕〔21〕〔24〕《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五，第44页。
〔22〕《严复集》第5册，第1347页。
〔23〕〔25〕〔33〕《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21、181、338页。
〔25〕《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2页。
〔26〕《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90页。
〔27〕伦敦《亚洲季刊》1887年1月号。
〔28〕《苏州商会档案》卷297。
〔29〕《海国图志》卷2。
〔30〕《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1页。
〔31〕〔32〕《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57、658页。
〔34〕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戊戌变法》（二），第238页。
〔35〕叶恩《上振贝子书》，《新民丛报》第15号。
〔36〕《陶成章集》卷5，第32页。
〔37〕《吴樾遗书》，《辛亥革命》（二），第381页。
〔38〕《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6页。
〔39〕《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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