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我所论文,认识到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说“我所认识到的”，是因为我谈到的面比较窄，对整个问题缺乏研究，多半只是我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可能挂一漏万。所以，就谈“我所认识到的”吧。
20世纪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的联系，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49年以前；二、50年代到70年代末；三、80年代以后。
一
1920年，李大钊写了一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关于唯物史观的史学著作了。随后国民革命军北伐。这次革命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但在整个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的灵魂。随后出版的周佛海著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和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都可以说是在唯物史观引导下的产物。可悲的是这两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后来都堕落为汪精卫伪组织的汉奸官。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前后出现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唯物史观进入中国，在中国史学发展中产生影响的一个高潮。
在这次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对中国社会史的认识是五花八门的。这种情况应该说是正常的，是可以想像到的。唯物史观刚刚进入中国，参加论战的人又大多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缺少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意见、认识，自然是见仁见智，各有独到之处的。各有独到之见，凑到一块便是五花八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旧的老牌书店，如商务，如中华，都一时黯然无色。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如胡适等，一时都只能退避三舍。
其后，陶希圣创办中国社会史专刊《食货》半月刊，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余绪。陶希圣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果不经过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这话是合乎辩证法的。
《食货》的出版，从时代形势上看，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反思。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对中国社会史发展形式，热烈地争论了一番，但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论战者对中国社会史料掌握得不多，多半是只有一些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在手。争来争去，只是理论之争；对中国社会史，争不出名堂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大家心目中便产生了读中国书，搜集中国史料的愿望。
因此，《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它的出刊，是顺应当时史学发展形势演变的潮流的，是人心所思。陶希圣抓住了这个机遇而已。
二
解放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大时代对每个中国人的要求。学习唯物史观，是对每个历史工作者的必然要求。对史学工作者说，这是思想改造、是任务。
随着唯物史观的输入，教条主义也就跟着进来。学习唯物史观的范本，主要的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在苏联已是教条，到中国也被当作教条。五种生产方式就是五种生产方式，不准有变动。雷海宗教授就因为说中国没有奴隶社会，成了右派。
在50年代到70年代末漫长的岁月里，唯物史观的发展也出现两次小高潮。一是5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一是70年代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5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号召下出现的。论战大体是一面倒的，是在“西周封建说”领导下进行的。虽然也有杂音，但声音不大。我大胆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但是战战兢兢的，生怕招来麻烦。
三
长春的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讨论会是在“四人帮”彻底垮台之后召开的，政治气氛宽松多了。当时分期说的主导思想是郭老“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但“汉魏之际封建说”也敢发言。我就在会上作了关于“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有位学者在会下就说：“这次会是西周封建说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可见这次会的宽松气氛。这位率直的好友，现在已不在人世了。
但大气候在变化。改革开放后，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不断涌向中国来，同时人文社会科学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内，一下开开门窗，看到外面一片新天地，什么都是新的。大家贪婪地吸收新东西。
我最早闻到的是新三论、旧三论。我没有深学过三论，我当时的感觉是：三论的内涵并没有超出辩证法。但我也感觉到我是不是对新思想、新东西不能接受了，落后于时代了。
今年4月3日在《光明日报》“史学版”读到对《中国社会史论》一书出版座谈会纪要的整版报道，大标题是：“拓宽社会史领域，深化社会史研究”。读后非常高兴，高兴到非常兴奋而又多有感慨。我是学中国社会史的，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新硕果、新成就的问世，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队伍的壮大，自然高兴、兴奋。这也是很自然的。
但读后回思，又略有失落、失望之感。我逐渐意识到：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变了，研究内容的重点变了!辩证唯物史观不见了，法国年鉴派兴起了。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宗教，家庭，风俗习惯等的研究多起来了，而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研究萎缩了。
我不反对社会史研究要包括社会生活、宗教、家庭、风俗习惯等等，但我认为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应该是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我也不反对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因为它的理论、方法有些也符合辩证法。但我认为研究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方法应当是辩证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史的主要方面应当是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
我在今年4月7日南开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以“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的主流”为题，讲了如下的话：“我完全理解，也完全同意，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我总认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规律的。掌握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走，这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动性，为改造世界作贡献。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是最大的学问。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社会经济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是主要方面，是主。内容可以广；主，却不能丢。”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说过：“在我看来，辩证唯物史观，乃是当代历史理论、历史方法论的最高水平。辩证唯物史观一点也不轻视精神、思想、心态等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辩证唯物史观只是强调一点：物是‘根’，是第一义的。离开这个根，便不能深入认识历史客观实际。如此而已。现代西方历史理论，如年鉴学派、政治文化学派等，如我所知，最好的观点，是对历史要作总体的研究，重视历史各种现象，政治、文化、思想等相互关联和交叉关系的研究。但这些不过是辩证法从整体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宏观、微观观点的实际应用。它们都包含在辩证法之内，而没有超出辩证法。”
现在，我还坚持这些认识。
但80年代以后，思想解放了，唯物史观却有点不时兴了，不被重视了。西方的新思想、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来了。大家抢先去吸收。
现在是新世纪刚刚开始的年代，那么展望一下，唯物史观在21世纪、在今后的命运将如何呢?我的认识是：
(一)在近期，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涌入，中国现代化向深处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会在中国更发展，更为多数人所执持。我说近期，这个“近期”，时间有多长，不好预料，不好说。
(二)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人类社会历史实际认识的深入，辩证唯物史观会再次回来，为史学家所接受。
真理，在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前，是打不倒的。因为它有生命力。换言之，有生命力的理论是打不倒的。
“五四”时代，提出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的缺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分析。打倒“孔家店”，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笔抹煞。这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不公正、不合理，就不会成功。
“文化大革命”挖了孔子的坟墓，推倒孔子的塑像，但打不倒人心中的孔子。孔子思想中有合理的成分，这是孔子思想的有生命力处。对孔子思想中的优良传统部分不予分析、扬弃、吸取、保留，是不对的。孔子是打不倒的。
我相信，21世纪之初，西方史学理论和思想方法，还要兴盛一时。过了一个热闹时期，辩证唯物史观会受到反思，起来争地位。过后，会复兴，为史学家再接受。
江泽民同志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我拥护这段话。这段话，鼓舞我作了上面的发言。
最后，我希望研讨辩证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的会，以后要多开。
本文是作者2001年11月25日在“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