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鸿沟论文,中国论文,如何应对论文,数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2）03－0005－08
一、问题的提出
1995年因特网商业化后，因特网迅速在全球普及，除了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连接到因特网上，因特网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技术平台，已经成为了信息的平台、知识的平台、媒体的平台以及通信的平台，成为信息时代新的生产力代表。应当看到，因特网具有促进发展的潜力，它的广泛应用有望成为一场新的经济革命。（注：诺斯指出，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具有三方面的显著变化：社会生产潜力的变化，知识储备的本质变化，实现生产潜力的组织方面的本质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革命有望成为新的经济革命。）因此，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的普及意味着参与和发展的新机会。然而，因特网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是一种极不平衡的扩张，出现了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普及差距，即“数字鸿沟”。其本质就是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在普及和应用方面的不平衡，它意味着因特网普及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新的全球“信息革命”中面临着“知识贫困”和“信息贫困”，缺乏参与和发展的能力。
从全球来看，利用信息技术和知识创造价值的“新经济”依然是一种“富国现象”，发达国家已经登上这场网络信息革命的头班车，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知识优势”进一步创造了“竞争优势”。信息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在部分国家得到了实现，但在各发达国家的实现是不同的，并因此拉大了美国与欧洲等地的差距，其重要原因是美国大量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因此，尽管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是信息技术开发的领先国，但是由于信息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信息技术的使用而不是信息技术产品的生产，所以，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发展。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已经成为这场信息革命的“数字穷国”，处于“数字鸿沟”的另一端，不仅面临着与世界因特网普及水平的巨大差距，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差距：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和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这是信息时代我国发展的新挑战。应当看到，利用知识和信息促进发展是信息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缩小“数字鸿沟”是建立利用知识促进发展能力的重要选择，有助于推动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
二、中国面临的三大“数字鸿沟”
中国与世界、中国各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是信息时代中国所面临的三大鸿沟。从中国与世界的比较来说，中国已经成为“数字贫困”国家；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来看，东部地区有一定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基本上成为了“数字赤贫”地区；从城乡的比较来看，农村地区完全成为了“数字边缘化”地区。以下我们将对以上三类“数字鸿沟”进行描述，同时分析其形成原因。
1.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从全球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根据因特网普及水平把世界各国分为如下几种类型：领先者，是信息与通讯技术的优先受益者和主要受益者，例如美国；积极采用者，是较早受益者和主要受益者，例如OECD国家（除美国）；追赶者，是较晚受益者，很快成为重要受益者，但仍有相当部分非受益者，例如中等收入国家；落伍者，少数受益者和大部分非受益者，例如亚洲（除日本、“四小龙”之外）；边缘化者，为非受益者，例如非洲以南的撒哈拉国家。这反映了全球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以及信息技术促进发展在世界各国的不平衡，构成了信息时代新的贫富差距。根据这种分类，中国已经成为这场“数字革命”的落伍者，成为世界网络革命的“数字贫困”国家。
根据Netsizer的统计，尽管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1.15％， 但是仅仅拥有世界因特网主机数的0.13％以及因特网用户数量的6.11％，因特网的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也大大低于世界发展的平均水平。目前，中国的万人口因特网主机数极低，仅为1.30台，低于所有的大洲，甚至仅为非洲的1／3，而世界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206.90台。万人口因特网用户数也很低，目前仅为271.35户，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美国的4％。 从每台因特网主机负担的因特网用户数来看，中国的数值最高，为208.37户，而美国为2.27户，世界平均水平为4.54户。因此，中国已成为世界因特网资源使用最紧张的地区，如果以该指标来衡量一国因特网用户使用的平均成本，中国也是因特网使用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见表1）。
表1 中国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地区的因特网发展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http://www.netsizer.com/daily/TopCountry.html；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根据我们的研究，影响一国因特网普及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因素和知识发展因素，其中经济发展因素由人均收入水平（PPP）、 城市化率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以千人口电话主线数表示）3 个因素来衡量，知识发展水平由教育指数、电脑普及水平以及研究开发投入3 个因素来衡量。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无论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1998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为美国的1／10，世界平均水平的50％；城市化率仅为31.14％，不仅大大低于美国的76.76％，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6.08％；信息基础设施也存在较大的差距，1999年我国千人口电话主线数为85.8条，世界平均水平为157.34条，美国为644条。从知识发展水平来看， 尽管我国的教育指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是在电脑普及水平和研究开发投入占GNP比率这两个方面都相当落后，1999年电脑普及率仅为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的2.4％和17.8％，而1996年研究开发投入仅占GNP的0.61％，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64％和2.18％。
从发展的态势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与世界的“数字鸿沟”还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从1994－2000年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2000年美国万人口因特网主机数已经达到2419台，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了152台，而中国仅为0.7台。（注：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不同的机构，因此，同一指标可能存在数据不一致的问题。但是，这不影响指标的横向比较。）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旨在缩小“数字鸿沟”的国家战略。
2.中国各地区的差距
中国是一个地区因特网普及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家。东部地区是因特网普及的领先地区，因特网用户的普及水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7倍，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0.45倍和0.32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如果以万人口域名数来衡量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其差距就更为明显，东部地区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8倍。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结果计算，北京2000年1月万人口域名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而其人均收入水平1999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45倍；上海则分别为8.9倍和3.9倍；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这5个地区的域名数占了全国总数的64％，而其人口比例为14％，其平均万人口域名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6倍，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倍。这表明，网络发展的地区差距要大大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见表2）。
表2 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各省统计局：《2001年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1年；胡鞍钢、熊义志，2000。
我们利用表2的统计数据，对中国31个省、 市和自治区进行了横断面数据的回归分析（见表3）。 我们选取了如下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包括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率、电话普及水平和城镇家庭电脑普及水平；知识发展水平变量，包括知识创新能力（注：包括百万人专利指数、百万人国际论文指数。）、获取知识能力（注：包括人均国际三大检索收录论文数（篇／百万人口）、人均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件／百万人口）、人均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美元／人）。）、吸收知识能力（注：包括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小学入学率（％）、每万人口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万人口）、每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万人口）以及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例4个因素。 ）和人口受高等教育程度的比率；虚拟变量，包括区位变量和北京虚拟两个变量，其中区位变量把东部地区设为1，中西部地区设为0；北京虚拟把北京设为1，其他各省区设为0。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我们得出了如下四点结论：
表3 中国各地区网络发展水平的横断面分析
注：被解释变量为万人口域名数，括号内为T检验值。人均收入、城市化率、电话普及为2000年数据；知识创新、获取知识、吸收知识为1998年数据；区位变量把东部地区设为1，中西部地区设为0；北京虚拟把北京设为1，其他地区设为0。
第一，我国因特网普及具有明显的区位特征。从表3 的各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变量后，区位变量对中国各地区因特网普及具有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普及优势。
第二，北京作为因特网技术普及和扩散的中心，也是形成中国地区“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把北京排除掉，其余30个省的万人口因特网域名指数的相对差异系数由259.06％下降至177％， 而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差异系数由63.56％下降到62.91％，其差异性基本没有变化。
第三，表3的方程（1）－（4）表明，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各个地区因特网发展水平的首要原因。此外，人均收入水平也是城市化率、电话普及率和城镇家庭电脑普及率的重要解释变量。从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地区的比较来看，东部在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率、 电话普及和城镇家庭电脑普及方面都大大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从相对差异系数的比较来看，万人口因特网域名指数的相对差异系数为259.06％，也大大高于上述4项指标，它们分别为63.56％、41.93％、60.50％和76.77％。
第四，知识发展水平是影响因特网普及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回归方程（2）、（3），我们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收入变量这个影响因素后，获取知识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成为影响因特网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从方程（7）和方程（8），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区吸收知识的能力以及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重也是影响因特网普及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能够加大学校教育的投入，扩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实施知识发展战略将有力地促进因特网普及。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也是一个根本的战略。
3.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
尽管我国网络用户的增长率较高，但是网络普及和应用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农林牧副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仅占网络用户总数的0.76％，网络用户中只有0.3％的用户是农民，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率的740倍。广大农民完全处于“数字鸿沟”的另一端，成为网络革命中的“数字贫困”人口。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出，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也是解释中国与世界以及中国各地区间“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在计算除了农村人口以外的网络发展水平时我们发现，城市中的万人口因特网主机数为3.52台，但还是处于较低水平，低于非洲的3.96台；而城市万人口因特网用户数则为735.57人，超过了亚洲、非洲和南美。此外，如果排除农村人口，中国各地区的万人口因特网主机数的相对差异系数则由259.06％下降到192.56％，地区因特网发展差距有着显著的下降，但是仍大大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信息基础设施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城乡间“数字鸿沟”的基本原因。从收入水平的比较来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2000年城乡居民之间的可支配收入相差2.79倍，农村居民信息消费能力较低。从信息基础设施的比较来看，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电信业发展速度较快，但是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城乡之间的信息差距十分悬殊，且呈现逐步扩大趋势。1990年城市电话渗透率（注：电话渗透率＝本地电话用户数／人口数。）为1.78％，而农村仅为0.17％，相差1.61个百分点；到2000年，城市电话渗透率为20.31％， 而农村仅为6.40％，相差13.91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见表4）。信息基础设施落后也成为农村地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根本障碍。
表4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电话渗透率的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胡鞍钢、周绍杰，2001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新的“数字鸿沟”将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发展差距，这也反映了城乡居民获得信息公共服务机会的严重不平等性，8 亿乡村人口基本被排斥在信息化之外，成为信息时代的边缘化人群，这极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收入的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大农业与农村的信息化建设将是中国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和长期战略，应该使信息技术投入成为农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新的要素投入。
三、缩小“数字鸿沟”，实现由信息大国到信息强国的飞跃
中国信息产业和信息化正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将有力促进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型信息消费。信息产业与信息化的增长速度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以及信息产业和信息化的增长弹性。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说，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8.9％， 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种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还将随着改革和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而保持较长的时期。 从增长弹性来说， 我们对1980－2000年20年4 个“五年计划”的电信产业的增长弹性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①“六五”时期到“九五”时期，各类电信产业的增长弹性都呈现出增加的势头，例如电信业务总量“六五”时期的增长弹性为0.68，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到了“九五”时期增加到4.80，大大高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包括城市电话用户和农村电话用户在内的本地电话用户的增长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 ②各类电信产业在“九五”时期（1996－2000年）的增长弹性大大高于“八五”时期， 例如电信业务总量的增长弹性从1.59增加到4.80，本地电话用户的增长弹性从1.60增加到3.61，移动电话用户的增长从4.29增加到9.41，这说明“九五”期间是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高速增长时期。③以移动电话和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型信息消费在“九五”期间高速增长，例如移动电话的增长弹性为9.41，因特网用户的增长弹性为21.10。这表明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型消费，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消费领域。
表5 1980－2000年中国信息化的增长弹性分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信息大国。以通信产业为例，“七五”至“九五”期间的增长率平均为GDP增长率的3倍，其差距缩小的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差距缩小的速度。从电话机拥有量来看，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达到1000万部，又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达到5000万部，然后又分别用2年多的时间使电话机拥有量达到1亿部和2亿部，电话机拥有总量从1990年到2000年扩大了20倍，到2000年年底已达25604.8万部（包括移动电话）；移动电话在90年代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移动电话从发展之初到1000万户，用了10年时间，而从1000万户到1亿户，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现在中国的移动电话网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网络，发展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在通讯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也实现了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注：从通信技术发展过程来看，电信网络本地电话自动比率和长途电话自动比率从1980年的30％和10.7％发展到1998年的完全的自动交换，先后完成了从人工网到自动网、从模拟网到数字网、从单一业务网向多样化业务网的过渡，已经初步建成了由光缆及程控交换机、多媒体网等组成的一个完整、统一、先进的国家公用通信网。）并且实现了需求结构的变化。（注：1985年以前，电话业务主要是为政府和企业服务的，以后，电话逐步接入普通家庭，并且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住宅电话的增长是市内电话增长的主要动力，到1999年年底，住宅电话总数已经占市内电话总数的80％，这也是“七五”以来驱动电信业务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给中国进一步加强国民经济信息化奠定了基础，已经使中国从一个信息弱国变为一个信息大国。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信息大国，但尚未成为信息强国。这是因为：①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装备的总量很高，但是人均占有和普及水平仍很低，例如电话主线普及水平和电脑普及水平。②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很低。中国1.5万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仅有10％基本实现了信息化，中小企业则整体处于较低的阶段，企业信息技术和装备的投资不足。③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水平较差。从1998年中国信息服务业的统计情况看，中国的信息服务业产值还主要集中在系统集成以及网络服务上，而直接为商业服务的数据库服务和专业服务的比例很低，总营业额仅为15.3亿元，尤其是数据库服务的产值更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一年的数据库服务产值仅为0.9亿元， 这说明中国深度信息服务水平还处在非常低的水平，缺乏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的数据库数量占世界的1／10，而容量却只占世界的1／100，产值只占1／1000，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落后20－30年，这无疑会大大影响中国的商业竞争力和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因此，推动我国信息化建设，由信息大国走向信息强国应当成为未来中国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和战略重点。
四、结论以及政策含义
保证最低数量和基本质量的公共服务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任何形式的中断或限制供给都可能被看作是对社会发展的威胁。如果说足够的食物、良好的营养、清洁的饮用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人权的话，那么在信息时代，通信以及网络的接人、使用以及满足人们的基本信息需求也将是人类发展的基本人权。（注：电信及网络作为一种特定的基础性服务，最低消费水平往往被认为是某些用户的“生存线”，社会可以认为，即使他们无力负担费用，也不应当禁止他们使用这些设施。）因此，陷入与信息与通信技术相关的贫困陷阱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逐步建立利用知识和信息促进发展的模式是21世纪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条件，是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必须充分认识“数字鸿沟”的本质、程度；②经济发展水平和知识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各类“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因此缩小“数字鸿沟”战略不仅是一个综合战略，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③必须采取针对“数字鸿沟”的国家治理，其政策核心是促进资源流向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知识发展的领域。
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政府的作用是必须的。政府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在于政府是否掌握了有效克服“数字鸿沟”的手段，我们认为它主要包括如下4个方面：
1.政府信息化
加速政府上网工程，提高政府利用信息管理社会和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决定了政府是许多公共信息和部分商业信息的采集者、拥有者和使用者，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生产部门，同时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信息需求部门，因此，政府也必须适应这种网络化的趋势。实施政府上网工程，有助于提高企业实施上网工程的潜在收益。目前，中国政府掌握了80％的信息资源，而且绝大部分信息资源还没有让国民共享，使有限的信息资源基本上处于搁置状态，并没有充分发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因此，加速政府信息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提高信息化的社会收益，从而促进信息技术投资。目前，中国的政府上网工程仅仅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其职能仅限于信息发布，距离真正的基于服务职能的“电子政府”还差得很远，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制度障碍和人力资本障碍。
2.学校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信息化
中国是世界上计算机资源使用最紧张的国家之一，因此在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设备投入的同时，必须考虑资金投入的规模收益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大教育系统和国家创新体系的计算机普及和因特网接入不仅会提高中国学校教育的质量，同时也提高了未来劳动者对于信息技术的需求，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息化建设水平。此外，它也是中国缩小与世界“数字鸿沟”的重要选择。
3.农村的社区接入和设立普遍服务基金
大力推进农业与农村的信息化建设，强化农村电信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乡镇公用电话普及率，确保农村的各级政府机关、农业科技推广站、储蓄所、邮电局等公共服务机构实现上网，逐步实现网络在农村地区的社区普及接入。中国正处于电信产业管理体制的转型时期，普遍接入义务的实行还有一定的困难，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注：目前，发达国家对普遍服务的各项要素基本达成一致看法，即可获性，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需求，都应该有覆盖全国范围的电话服务；可接入性，无论所处地理位置、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用户在价格、服务和质量等各方面都应得到一视同仁；可购性，电话服务的定价应让大部分的用户能用得起（《1998年世界电信发展报告》）。目前，很多国家把普遍服务作为电信运营商进入电信市场的一个必要条件，规定了相应的普遍接入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口密度相对低地区的电信普及。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实行普遍接入义务的国家一般都是那些家庭电话普及率达到较高水平以后，并且开放了它们的电信服务市场，完成电信业私有化进程的国家。）基金，基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渠道：电信企业电信业务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电信企业融资的一个固定比例以及国家财政拨款。
4.加大西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宗旨是“富民为本，投资于人民”，西部开发的战略也应当从以“物”为中心的资源开发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源开发，这是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促进资源流向能够促进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增长的领域是西部大开发的核心，这就要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入，这不仅有助于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的积累，提高西部地区利用知识促进发展的能力，同时有助于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数字鸿沟”的缩小，提高西部地区利用信息技术的机会以及扩大信息技术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