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产业升级方向，政府需擦亮眼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升级论文,方向论文,眼睛论文,政府论文,林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做得过多或过少，都不好。总结起来，就是要发挥市场的基本作用，但是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没有政府不行。要采取因势利导的策略，‘发展行政’要有参考系，否则会做超出比较优势的事，造成坏的效果。”
8月18日，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的思路，以期解决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他说，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会经历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差距不断加大、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带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一般观点认为，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才能保证公平分配，推动财富增长，给其他人和社会带来好处。
可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却证明了过去的种种影响主流政策制定者的思潮所带来的效果并不佳。从新古典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结构主义，从重工业化道路到休克疗法，众多国家经历了“手术”之后的长期阵痛。
而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主义”，就是要重视政府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连续过程，通过经济发展可以实现收入分配的持续改善。
错的理论会导致错的政策
林毅夫说，自离开北京大学到世界银行上任这一年来，他去过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很多国家，当地百姓对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有很强烈的期盼，但是世界银行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当地百姓的期盼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二战之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当时许多国家面临重建的任务，还有很多国家刚刚摆脱殖民主义获得独立，这些国家的发展促成了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思潮的诞生与发展。
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时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国内在各方面都存在垄断，价格信号不明显。其次是农民对价格的反应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结论不一致，提高价格反而会导致他们工作时间的减少。第三是生产要素不可移动，要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有不可克服的障碍。
确实，资源配置需要市场来解决，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需要政府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这一阶段，宏观经济学上出现了凯恩斯主义。面临投资增加导致信贷增加，从而导致储蓄增加，而需求下降的时候，市场出现了失灵，需要政府出面配置资源。
结构主义给出的政策药方是必须在政府的指导下，克服以上的缺点，政府把生产要素从落后部门配置到工业部门。20世纪60年代他们提出了进口替代战略和重工业化战略，都符合这一认识。
这些战略的推行是二战后的普遍潮流，但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差距反而扩大，收入分配关系也在恶化，并且危机不断。
从此，西方主流思潮开始反思。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出现，认为政府失灵，应该让市场来解决问题。这个理论总结为华盛顿共识，认为政府只需要维持预算平衡就足够，应该全面退出资源配置领域。这一时期出现了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和拉美与苏东国家的改革。
很多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方法来推行市场化和自由化政策，可是推行的结果却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这些国家的80年代与60、70年代相比，甚至经济增长率更低，宏观经济更不稳定。
林毅夫说，世界银行里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学家们，也受到了不同时期这些理论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欧洲的战后重建时期，世界银行的工作重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60年代则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重点放在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发展，受到资金和外汇缺口的影响，很多项目投资的方式就是现代化和重工业的项目，这些被认为对发展经济是必要的。那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研究的就是工业化的类型。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盛行时，世行的工作导向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推动项目贷款，而是发放结构调整的贷款，只给政府提供预算支持，让政府进行结构化改革，推行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到了90年代则是推动教育、卫生、环境等方面的改革。
“虽然世行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实际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只有少数产生经济发展奇迹的国家例外，比如日本和韩国。他们不仅发展得快，而且收入分配也很成功，出口在GDP中占了很大比重。”
林毅夫说，上述国家的政府推行的不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角色，进口替代也很强。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进口替代战略是错误的，但是实践证明是对的。
新结构主义：政府要大力提供正外部性设施
市场和政府应该分别在什么地方发挥作用？作为新结构主义理论，林毅夫提出3个假说。
首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经济最优结构不同。
其次，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制度、金融机构也不相同。但是这些阶段是连续的，而不是发达和发展中这样简单的区分，或只有低收入和高收入之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使用的技术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同阶段的国家的最优产业、金融机构也可能完全不同。
第三，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配置作用，而政府在结构转变上则要发挥积极性，因势利导。在产业升级、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光靠市场竞争并不够，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林毅夫认为，电信、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金融、市场监管、法律体系、社会网络，这些软和硬的基础设施，以及该国家的要素禀赋，是决定企业经营的基位成本多少、投资跟进效应多少的因素。
这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改变，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外部性。
他举例，非洲道路非常拥挤，基础设施建设很差，电力严重不足，企业要自备发电机，电力成本高，资本投入高。而在软设施方面，中小企业要在非正规市场借钱，当地大银行金融体系不适用于中小企业；社会网络做得不好，影响交易中及时得到信息，影响企业的边际效益。
“市场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大，但是这些供给不可能由企业来提供。不能让农民为了运东西而自己修一条马路。基础设施作为外部环境不是微观企业能够决定的。”林毅夫说。
产业升级成功会让全社会都得到好处，而产业升级失败企业要承担损失，所以政府要对产业升级中的外部性进行补偿。包括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体系、法制体系等方面，要政府出面进行协调。
从低到高：阶段连续性的必要
林毅夫说，从低到高的经济发展过程，是连续的，而不是割裂的，这对政府应该施加何种外部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常情况下，经济规模小，资金风险就小，企业经营者有能力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去筹集资金，个人沟通就可以完成融资的小金融机构就能存在，就会出现地区性的小银行，这样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就比较小，对法制的要求也不一样。
而到了高级阶段，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产业升级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新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在市场上更易被接受，需要有更为合适的金融安排，大银行、股票市场出现，市场监管方式也变得不一样，生产规模在扩大，市场范围由本地变成全国和国外市场，对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也升级了。
林毅夫认为，从低到高的过程中，在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上，要按市场竞争中最有竞争力的优势来做。当随着资本积累，原来的优势不再是最优，就要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其他所有基础设施都要跟着改变，政府要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他强调，企业的产业和技术创新这样有相当大外部性的事情，不可能由企业完全来承担成本，应该交由政府集全社会之力来完成。
他说，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在全世界是最先进的，但他们也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也要产业升级。但发达国家的政府并不是无为而治，把创新都交给企业的研发部门去完成。事实上，基础研究是政府用公共资金让科研机构来做研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外部性因素。例如让企业申请专利，就是借助行政力量来创造必要的垄断。
“发达国家的政府在产业技术创新方面给予了企业大量补贴，对于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虽然这部分资金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仅占GDP的2.5％～3％，但却是这些国家能够不断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所在。”林毅夫说。
寻找新的比较优势：别忘了旧路径
“在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候，要素结构在升级，产业结构在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时有同样的密集度的产业和产品无数多，向哪个方向去，哪个更适合自己的比较优势就是必须要考虑的。”
林毅夫说，要考虑升级的产品有多大的市场规模，周边的国家在做什么。他认为产业升级有路径依赖，如果能和过去的产业保持一致，就能充分利用原有的社会、营销、资金网络。
他认为，有些国家产业政策的失败，源于这些国家违背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失败的原因不外是做得太多或做得太少。
他举例，有些非洲国家的产业升级是从0到1的变化，要克服的困难令人难以想象。“从0到1，要形成一个产业，需要从各种地方组织设备和人力，组织要素加工成为最终产品，批量生产，产生存货，为此要计算卖到市场上的商品数量。做一个产业对知识的需求与做一个农民或仅仅贸易零售不一样，要懂得采购原料和培训工人等很多事。”他说。
“所有这一切，靠市场来做往往事倍功半。政府需要鼓励招商引资，鼓励企业雇佣当地的工人，政府要去孵化企业和技术，建立工业园区，把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好。”林毅夫分析说。
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赶超型产业，生产的产品超越了它的产业发展阶段；制度上也进行赶超，把发达国家作为先进去模仿，对地区性的中小银行直接进行抑制，不让他们生存。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政府干预不足，比如普遍滞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协调以及创新的外部补偿，又做得不够多。
事实上，我国在目前面临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时刻，也需要反思林毅夫所提出来的产业选择和政府抉择问题。在出口和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即使仅剩下投资，甚至大部分是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时候，政府也应该更多考虑向什么方向投资，才能获得更大的外部性，引导市场进行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