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从无衰退粗放到无衰退集约?——全球经济视野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粗放论文,集约论文,中国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全球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08-0049-08
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一个没有先例的战略预期
转变增长方式与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是“后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的核心议题，也是高层提出的一种新的增长战略预期。这个议题及其所引出的预期实施的成败，直接关系我国经济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经济体之列。
逻辑上推断，以转变增长方式为政策着力点，不断创造或挖掘新的增长动因，就能推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这个推断引申到产业层面，就成了以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这也是时下各级政府的流行提法。进一步地，若置于中国近年经济演进轨迹与背景之下，便会发现这个推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预期，这便是无衰退的产业转型升级。就中国经济与产业发展现实来看，自1992年迄今的整整20年间，经济的确经历了长期的无衰退增长，但却未有明显的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发展完全采取了一种粗放式扩张的路径，主要依赖“三廉价要素”(廉价土地、廉价劳工及廉价环境)拓展，看不到代表产业升级的要素生产率以及产业价值链提升的明显迹象。实际上即便在金融危机到“后危机”以降的最近时段，即便在各方都已认识到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的背景下，依然看不到产业与企业层面转型升级的实质性进展，看到的要么是企业“转行”，要么是民企投资的乱局。
我们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在经历多年无衰退的快速粗放式增长之后，能否在不发生衰退甚至不怎么降低经济增速的前提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进入集约式增长轨道?进而，这种思路与预期若有某些现实基础的话，则需要采取怎样的战略措施，才有望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在一个以互联网和现代物流体系联系的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大小企业几乎都有相同的机会参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最大的中低端制造业中心以及外资离岸业务最高的经济体等现实，意味着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有一种全球经济与产业的空间视野。而中国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全球主要产业区之间的要素互动中已经形成并且正在增长着的重要性，则意味着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当属空间经济学。
略微翻翻先行工业化国家相关经济史，便会发现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这种战略预期是没有先例的，说得具体点，无衰退的产业转型升级在先行工业化经济史中找不到先例。
美国、欧洲及东亚新老工业化经济体以往经济增长史显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工业化完成或接近完成之后产业层面大的调整或曰转型与升级，往往是由一两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促发的。无衰退的转型升级是没有先例的。无论是大规模的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小规模的行业转型升级，概莫能外。这些经济的高速增长都以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为“休止符”，而每一次经济衰退过后，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产业调整与升级。实际上，周期性经济衰退强化了市场竞争机制，加速了市场优胜劣汰进程，抽紧了企业与产业扩张的约束条件，迫使企业乃至整个产业去寻找新的增长点。
客观来说，探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可行路径不能仅以先行国家的经济史为参照，须置于中国经济目前发展所处的全球经济环境之下，同时考虑中国的制度特征。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有许多不同之处，最明显的不同至少有三：其一是极高的对外依存度，在同类收入水平的大经济体中，产品市场(外贸)与要素市场(原材料、中间产品、技术和外资等)对外依存度最高；其二是巨大的经历了农业社会长期开发与最近30年快速工业化发展的内陆地区；其三是政府在经济与产业发展中的主宰地位，这种地位又因一个庞大的国企系统而得以强化。寻找转型升级的“中国路径”，探讨“无衰退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行性，必须综合考虑这些背景因素。
二、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一个“泛”核心—外围视野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中心、第一大出口国和跨国公司“离岸制造”最多的东道国的现实以及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产业技术的对外高度依赖性，都意味着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不能无视“后危机期”全球经济与产业调整的大环境，考察中国式“无衰退产业升级”的可行性尤其是理清这种预期的现实基础及其主要约束条件，必须具有一种全球经济与产业空间互动的视野，置于全球与大区域范围主要经济与产业区互动的大框架下。这样一种视野，当首推空间经济学视野。
空间经济学之最新发展NEG(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核心—外围模式，核心居于支配地位，外围处在依附地位；另一个是集聚(agglomeration)，“恰如太阳系物质集中在极其有限数目的星体(行星及其卫星)那样，经济生活集中于有限的人类集居地域(城市和集群)”。①这是该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对这个“关键词”的经典诠释。
沿着NEG视野考察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可以一种“泛核心—外围”范式分出多个空间层面的“核心”，其中两个层面首先值得予以关注，也最为明显：
第一个是全球经济总体层面的核心—外围分野。这是NEG的一个拓展视点，最简便的做法就是考察与比较全球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由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大体上代表着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强度，因此可以GDP全球空间分布为基本线索。按照这个线索，从“前危机”到“后危机”以降，世界经济有三个明确的“内核”：其一是北美经济，以美国经济为重头。金融危机爆发前十余年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加总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最高为1／3左右，最低也在1／4以上。其二为欧盟经济。同一时段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30％至1／3之间。其三是东亚。这个核心在“前危机”的大部分时期由日本独占，外加呈散点分布的东亚“四小”。后来随着中国和东盟等国的迅速崛起，形成了一个菱形架构，②即“两大两小”博弈的区域架构。“两大”分别为中国和日本，“两小”分别为东盟和韩国。目前这块变化的集聚内核加总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不小于22％。
三大“内核”加总的名义GDP占全球总量的70％至77％，是全球经济的主宰者，其余地区处在外围境地。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三大核心相对分量的影响。按照最新统计数据计算，从“前危机”到“后危机”最近的统计时段，亦即2007—2010年，北美(美国与加拿大)加总的名义GDP占全球的比重由27％左右降为25％左右，相对经济规模萎缩了大约2个多百分点；欧盟经济的全球份额由约30％降为约26％，相对规模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东亚“两大两小”加总的 GDP占全球比重由不足19％上升到22％以上，相对规模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③第二个是全球经济三大核心内部的空间架构。进一步就全球经济这三个核心各自来审视，便会发现其内部也有一种明确的核心—外围分野。其中北美经济的核心在美国，主要位于美国沿东西两大洋分布的都市区域。欧盟经济的核心在“三大”和“三小”形成的带状区域。“三大”即德、法、英，“三小”即卢、比、荷。其中德国经济则是欧盟“核心中的内核”。东亚经济的核心在中、日、韩带状区域，其中中国主要在沿海带状区域。这个带状区域的要素市场与产业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其中日本的研发及知识产权、韩国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与“中国制造”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任何分割都会损害整体的区域竞争优势，主要是集聚优势。
综合两个空间层面动态地来看，两个趋向颇为明显：其一，金融危机在总体上未能改变世界经济早先形成的核心—外围格局，所改变的仅仅是程度，只是强化了“前危机”时段业已显露或存在的一些演化。其中两个层面的演化最为明显：一个是东亚核心内部格局的变化，由“前危机”早期的日本独大，变为中、日、韩三国分享。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名义GDP取代日本而居全球第二和东亚第一，由此加速了东亚核心内部的“聚变”，中、日、韩分享格局最终成型。其二，无论在哪个空间层面，中国挤进全球与区域经济核心的实力主要靠经济活动强度，亦即GDP总量，而非经济的活动的密度。若以经济活动空间密度衡量，则中国难以与上述所有核心区域的经济体相比。这方面最明确而无情的数据，无疑是人均GNI的巨大差距。按照最新数据计算，北美核心经济的人均GNI约为4.6万美金，东亚从日、韩到“四小”由2.3万(韩国)到3.9万(日本)美金不等。中国目前人均0.4万多美金的GNI和0.5万美金左右的GDP，与这些核心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层次上的巨大差异。这个差异的空间经济学涵义是：要素的“向心力”相对较低。按照“标准”的NEG模型，区域间人均国民收入差异因而工资水平的差异，是决定区域对于劳动及其关联要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因而是产业与经济活动空间移动与重构的基本动因。就这个视点推断，较低的人均GNI与同样低下的工资水平，意味着中国经济作为全球核心经济的地位极不稳定。
全球经济与东亚区域经济两个空间层次视野下中国经济的上述地位，亦即不稳定的核心地位，意味着中国难以承受衰退促发的产业转型升级。由于中国的核心地位主要靠经济活动强度(总量)而非密度(人均)，如若沿袭工业化先行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常规路径”，即以一场衰退为产业调整创造硬约束条件，则可能导致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空间重构，失去刚获得的全球与区域经济核心地位。
三、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一个产业异质性视野
进一步地，若沿着NEG之产业集聚视野深入下去审视全球经济三大内核所集聚的产业，便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现象，这便是集聚产业的异质性。何为产业异质性?说具体点，就是全球经济三大核心所积聚的产业并非划一的，而是彼此有别的。对于这种产业异质性，至少可以四个线索予以评判：
第一个是金融业相对规模。若以金融业产出占国民总产出比重衡量，则美国最高，欧盟其次，东亚最低。最新统计数据(2008年)显示，即便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窄口径”的金融业产出依然占总产出的8.3％，明显高于欧盟(7％)和日本(6.9％)，远高于中国(4.7％)。若按照“宽口径”的金融统计计算，则美国与其他集聚内核间比重的差距还要大。④
第二个是研发资源集聚度。若以研发支出占全球份额作为衡量研发资源集聚度的指标，则美国所占份额多年位居全球之首，欧盟其次，东亚也最低。统计数据显示，金融危机爆发前11年(1996年至2007年)美国一国年度研发支出占全球比重，最低为33.3％，最高达38.5％，欧盟27国占比在23％至30.5％之间，整个东亚国家加总占比也不足25％。其中日本一国就占13％以上。⑤中国最近的统计时段(2007年)也仅占全球研发的9％，这和中国经济全球份额大体相当。
第三个是产业技术层次。可以四种KTI产业(知识密集型及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化程度来衡量。四种KTI产业分别为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commercial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高技术制造业(high-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信息与通信技术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services)以及公共知识密集型服务业(public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研究显示，这方面的排序与研发资源集聚度排序完全一致，在世界经济三大“内核”中，美国产业的KTI化程度最高。最新统计(2007年)数据揭示，美国一国的KTI产业产出就占了全球产出的1／3以上，欧盟27国加总占了将近1／3，东亚的中、日加总占13.1％，其中中国占4.7％(见表1)。同年美国的KTI产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大约接近38％，欧盟为30％，日本占28％，中国约占23％，仅比1992年(21％)提高2个百分点。
第四个是制造业相对规模因而所形成的潜在与现实的规模经济优势。与美国金融、研发以及KTI产业独大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东亚和欧盟在制造业方面的相对集聚优势。按照有关统计数据计算，目前东亚已经超越别的地区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中心。2010年中、日、韩加总的制造业产出约为4.5万亿美元，超过欧盟(4.4万亿美元)而远大于美国(3.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若以制造业占GDP比重衡量制造业相对规模，东亚也高居全球三个经济内核之首：2010年美国制造业／GDP比重约为22％，欧盟约为27％，中、日、韩三国加权平均比重高达39％。⑥其中中国超过45％，韩国超过39％。与制造业相对规模一致的，则是制造业专利数量。世界知识产权局(WIPO)最新研究报告揭示，2007年全球工业设计注册数(industrial design registrations)大约为51.2万项，其中26.2％可归于东亚。同年日本、韩国和中国获准的工业专利分别位列全球第1、第5和第17名，三国加总的专利数达10.4万件，超过美国(6.5万)和欧盟核心国(6万多)两大核心。⑦
这样不难看到，不仅在全球空间层面，而且在东亚空间层面，经济核心所集聚的产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这种异质性后面及其所引申的是产业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与集聚外部性(externalities of agglomeration)的差异。从全球空间层面来看，美国金融与研发集聚优势因而规模经济大于制造业，东亚制造业集聚优势因而规模集聚大于金融与研发，欧盟正常情形下这两个产业的优势介于美国和东亚之间：制造业集聚优势强于美国而弱于东亚，金融与研发及KTI产业集聚优势强于东亚而弱于美国。东亚空间层面来看，日本研发与KTI产业高居“东亚核心”之首，韩国其次，中国最低。实际上，中国作为东亚核心的最新而不稳定的一员，迄今所形成并具有较强集聚优势的产业还是制造业，且以规模取胜。
全球与东亚两个空间层面的中国产业异质特征意味着，中国产业升级重头在于制造业，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议题，在于保持其总体集聚优势的同时，实现内部主要行业的技术升级与效率提升。
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一个FDI异质性视点
同样以空间经济学视野来看，全球范围内的FDI(对外直接投资，此处亦定义为跨区域直接投资)流动是企业区位重置(relocation)与产业空间重构(spatial restructuring)的基础动因。空间经济学视野的FDI流动有个暗含的假定条件，这便是FDI的同质性。然而现实世界的情形并非如此，现实世界的情形是，空间上流动的FDI具有强烈的异质性特征。表面上看似无差异的两笔FDI实则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既可从投资主体差异引出，也可自FDI有形与无形载体自身的特征分辨出。早先有研究(比如Betschinger，Marie-Ann，2008⑧)已经注意到这种异质性，但要么强调FDI规模(size)异质性和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方面的差异，要么以企业异质性视点将企业规模大小和生产率与FDI类型挂钩，进而分出FDI异质性(如G
rg et al)。⑨客观来说，除了此类异质性而外，还可从别的视点切入引出FDI之异质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视点是投资主体产业偏好差异。
按照FDI投资主体或所有者对于投资东道地产业选择偏好来判断，即便企业规模与FDI数额不相上下，两股源自不同国家或不同产业的FDI之间依然会有明显的差异。一笔FDI或许偏好制造业，另一笔FDI或许偏好研发与金融业。这种差异看似投资主体“自选择”(self-selection)的结果，然而若深入分析下去便会发现，在FDI此种差异后面，存在两个深层的原因：一个是投资者所持有的以有形资产(机器设备等)或无形的知识(知识产权、商业秘诀及人力资本等)形式存在的那部分FDI产业属性；另一个是FDI预期东道地产业的显性与潜在比较优势。其中前者多半源自由这些FDI形成的母体产业异质性，后者则与东道地已有异质性优势产业的向心力联系在一起。
前已论及，全球经济三大核心所集聚的产业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美国以金融与研发见长，全球集聚程度最高，KTI产业优势也最高；东亚以制造业见长，制造业集聚程度最高，但KTI产业优势最低；欧盟居中，正常情形(未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情形)下兼具金融、研发与制造优势，KTI产业优势远高于东亚。我们知道，以德、法、意为代表的欧盟制造业长期占据着全球高端制成品的生产与供应高地，东亚除日本外其余地区的制造业，多半居于中低端位置。由此可将全球三大核心各自所集聚的产业分为四个类别：(1)金融偏重型，记作F；(2)研发偏重型，记作R&D；(3)高端制造偏重型，记作
；(4)中低端制造偏重型，记作
。
相应地按照投资主体产业选择偏好异质性，全球范围内流动的FDI也可分为四种类型：(1)金融资产寻求型，记作F-seeking；(2)研发寻求型，记作R&D-seeking；(3)高端制造寻求型，记作 -seeking；(4)中低端制造寻求型，记作-seeking。⑩
按照上述产业异质性分类线索考察全球经济三大“核心”之间的FDI互动，便不难发现如下倾向：-seeking型FDI，倾向于流往东亚尤其是中国；-seeking型FDI青睐欧盟制造业中心；F-seeking与 R&D-seeking型FDI则多半青睐美国，正常年份也青睐欧盟。具体而言，北美甚至欧盟核心国家的研发成果一旦形成专利与设计，需要借助大批量制造业付诸实施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东亚尤其是中国。因为只有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才能找到“性价比”较优的制造业投入—产出函数，造出性价比一流因而市场竞争一流的产品。另一方面，那些已经由东亚尤其是“中国制造”获得可观利润且形成货币形式资本沉淀的投资者，则倾向于将资本与美国的金融与研发或者欧洲的高端制造业链接，因为那里的这些产业最具全球集聚优势。
这样，若以空间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分析下去，则在前述全球经济“三大内核”之间，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异质性FDI”往复循环的“对流”。其全球空间动态过程可做如下描述：东亚投资者自制造业积累的利润一旦沉淀到足够大的规模，便会在全球范围寻找投资机会，产生金融、研发与高端制造偏好，因此多半会流向北美尤其是美国，少半则会流向欧盟尤其是英、法、德等欧盟“核心国家”。与此相对应，在美国和欧盟两大核心，也有一些“异质性投资”倾向于流往东亚尤其是中国。此类投资多半属于低端制造寻求型的。
主导与加速上述FDI对流循环的机理主要有二：一是金融与研发合力催生的成果尤其是制造业技术专利价值转化的要求。美国与欧盟集聚的金融与研发所合力催生的最主要产品，无疑是各种技术与专利，这些技术专利的价值实现与变现需要借助制造业，由此促成了制造业寻求型投资的涌动。此类投资最佳目的地，无疑是东亚，尤其是中国，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将其变成性价比最优的制造品。二是空间经济学意义上的“拥挤成本”机制。美国与欧盟内部制造业寻求型投资(M-seeking)及其关联要素持有者，一旦受到内部集聚过密因而“拥挤成本”的挤压，则会倾向于流往东亚。
进一步就东亚空间视野来看，在中日韩之间也存在类似的FDI流动格局，但带有强烈的“非对称”特点。具体说，日本的研发与高端制造业形成的知识产权与大规模制造需求，韩国国内商业文化催生的超常规企业家才能以及本土中高端制造业的海外扩张需求，都需借助外向FDI实现，此类 FDI当首选中国。但和美、欧相比较弱的金融集聚度和较为封闭的研发业，则意味着日、韩此类产业的向心力较弱，因而对中国单纯金融—研发与服务寻求型FDI吸引力不大。由此存在事实上的“非对称FDI对流”，日韩两国面向中国的制造寻求型FDI远多于中国面向日韩的金融与研发寻求型FDI。
全球与东亚两个空间层面的经济核心之间“异质性FDI”互动格局，可用一张简图予以刻画：
中国视点的两个空间层面的异质性FDI互动格局的现实寓意是，正常环境下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异质性资本“对流”：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利润所沉淀的FDI，多半倾向于流往美国及欧洲的非制造业(金融、研发与服务)，小部分青睐欧洲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美国与欧洲以知识产权为载体的制造寻求型FDI，则倾向于投往东亚尤其是中国。类似地，在东亚内部，中国与日韩之间存在异质性FDI的“非对称对流”。
全球与东亚两个空间层面的经济核心之异质性FDI互动图
说明：箭头方向代表FDI流向，线条粗细代表 FDI流量大小。
从这个视点来看，保持与稳定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欧盟外加日韩之间这种异质性FDI的对流，当有利于中国实施无衰退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任何对这种异质性FDI“对流”的削弱甚至逆转，都可能损害业已形成的稳定性，进而损害中国产业技术升级。
五、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一个综合视野
产业转型升级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迈过的一道坎，也是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人类任何选择都是有约束条件的。就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来看，前面的分析可导出一系列约束条件，其中以下几个约束条件最为明显而关键：(1)产业转型升级须在保持经济总量继续增长的前提下推进；(2)产业转型升级须在维持业已形成的集聚产业优势抑或“向心力”的同时推进；(3)产业转型升级须在保持两个空间层面业已形成的中国与别的经济核心间异质性FDI“对流”平衡——有利于中国产业的前提下推进。
上述第一个约束条件的逻辑，源自中国在全球经济和东亚经济两个空间层面上新近获得的“核心”地位的不稳固性。前已论及，中国挤进这两个空间层面经济核心的实力，主要在于经济与贸易活动强度(总量)而非密度(人均)。按照空间经济学NEG之“离心力”与“向心力”范式判断，任何对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的削弱，都可能削弱中国经济的向心力。因此，中国无法沿袭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常规路径”，借助周期性衰退为产业调整创造硬的约束条件。
不仅如此，作为制度转轨的经济体，制度改革的未完成意味着制度的不稳定性，进而意味着任何导致经济总量收缩的衰退，即便是轻微的负增长，都可能引发物质资本与高端人力资本的双重流失，从而引发产业不利于中国的空间重构甚至灾难性的“崩盘”效应。就这个视点来看，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在保持经济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推进。因此，从“无衰退的粗放”到“无衰退的集约”，当是中国唯一的低风险选择。
第二个约束条件的逻辑，源自两个空间层面经济核心产业异质性分析。我们的分析业已揭示，在全球空间经济层面的三大经济核心中，美国最具集聚优势的产业是金融与研发，东亚的优势产业是制造，欧盟兼具两个产业的优势，但金融与研发不及美国，制造不及东亚。在东亚空间层面，日、韩制造业规模经济都不及中国。产业异质性此种空间格局意味着，作为东亚核心重要一员的中国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当以强化制造业集聚优势为第一要义。
第三个约束条件的逻辑，源自两个空间层面的FDI异质性分析。我们已经看到，若考虑FDI异质性特征，则无论在全球还是东亚空间层面，中国都占据着重要一环：一方面是在两个空间层面上占据着“制造寻求型”FDI的首选东道地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新兴快速成长的金融、研发及高端制造及服务寻求型FDI的原发地。中国制度转型的艰难性与长期性，意味着在中短期内中国的金融、研发及高端服务业难以与发达经济体相提并论，因为此类产业属于强制度依赖型产业，对于制度质的依赖很强。(11)由此意味着中国在中短期内不可能形成堪与北美相匹敌的金融向心力与研发实力。从这个视点来判断，中国制造业沉淀的金融与研发寻求型资本量及其外向投资量将会越来越大，由此必须面对的挑战是，保持外向与内向FDI流量的适度平衡。产业转型升级当以保持这种平衡为约束条件，否则将会因资本外流过速而引致紊乱。
上述约束条件中，第三个条件最值得关注。这个条件不仅可作为中国产业“向心力”强化或弱化的风向标，而且可作为政府推动“无衰退式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客观地来说， FDI流出与流入势头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以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与产业现状及前景判断为转移，就中国产业转型与升级要素供给来看，保持内外向异质性FDI流动的数量平衡至关重要。目前中国虽然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占据有利地位，内外储蓄相对丰裕，但人均资本存量依然难以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无论与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宽泛的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资本供给相比都不算多，加之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存在先天性制度障碍，存在资本外逃的现实风险。因此防止过度资本输出与保持国内资本供给的充裕依然是第一要义。全球产业与FDI对接视点的政府政策的着力点，须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保持人民币一定的升值预期，以利于吸引M-寻求型资本的继续流入。
就中国经济与产业现实来看，追求无衰退的产业升级有两个重要空间：一个是作为大国经济的内部空间回旋余地。若以前述空间经济学之“泛”核心-外围的视点来看，作为一个地域与人口双重意义的大国，中国经济本身也是由多个空间层次构成的，每一个空间层次的经济都有核心与外围之分。(12)若沿着全球和东亚两个空间层面看下去，则中国本身还存在一个足够大的空间分野，这便是沿海与内地的空间分野。其中沿海是核心，内地是外围。判断这种分野，可借助一系列指标，其中与我们的主题联系最紧密的，当首推四组指标。分别为经济总量、工业、外资与外贸。所有这些指标中，除了人口而外，东部都占大头(参见表2)，因此是中国经济的真正核心。
中国经济与产业内部空间分布上的核心—外围结构，意味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头在沿海地区。由此可取国内空间上非平衡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在沿海地区强化产业升级约束，而在内陆地区强化增长，借以实现经济增长与产业转型的兼顾。
另一个是作为转型经济体的制度本身的特征，以及政府战略作为。源自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制度的一大特征，在于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宰地位，政府战略及其相应政策措施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超强。这样一种体制的弊端虽很多，但以往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表明，政府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有研究认为，20世纪70—80年代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因而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13个经济体的五个“惊人的相似”之一，便是“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13)。
中国以往30年快速发展的经验表明，与“政绩”挂钩的“考核指标”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导向作用。由此可否这样设想：出于无衰退转型升级需要，在沿海与内地实施区域有别的经济考核指标：沿海强化产业转型升级综合指标考核而淡化GDP增长指标，内地则兼顾两个指标。
注释：
①Fujita,M.,Thisse,J-F.,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ization,and Regional Grow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O02,p.1.
②早先研究提出东亚“菱形架构”说，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格局，由一大主导的‘雁形模式’变为‘两大+两小’之‘菱形构架’”。赵伟：《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中国因素：多视野的分析与判断》，《当代亚太》2009年第2期。
③参见World Bank Databank(related years)。
④“窄口径”金融仅含“金融中介”，宽口径金融包括房地产、租赁及相关融资商务活动。参见World Bank Databank(related years)。
⑤U.S.National Science Board，2010 Science＆Engineering Indicators，2011，Chpt 2.
⑥参见UN Statistics Division.National Account(2012)。
⑦参见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2009,p.38,http://www,wipo.int/freepublications/en/intproperty/941/wipo_ pub_941.pdf。
⑧Betschinger,Marie-An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FDI Heterogeneity:Industry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Discussing Paper,Hi-Stat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2008.
⑨Holger Grg,Henning Mühlen and Peter Nunnenkamp,Firm Heterogeneity,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FDI:The Case of German FDI in the Czech Republic,Kiel Working Paper,No.1544,August 2009.
⑩这种分类反映了对外直接投资本身的某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而与管理学家们所说的企业竞争所仰仗的“异质性资源”(Heterogeneous Resource)不同。管理学之“资源基础论”者所说的“异质性资源”，强调企业已经形成的与众不同的那些非金融资源。参见Hoopes，D.G et al，“Guest Editors’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Why Is There a Resource-Based View? Toward a Theory of Competitive Heterogeneit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24，2003，pp.889-902。
(11)这方面分析参见赵伟：《制度依赖型产业》，《浙江经济》2011年第8期。
(12)早先的研究曾提出一个“多层次区域格局说”，将中国内地经济分出五个区域科层。赵伟：《中国区域经济开放：多层次多视点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
(13)别的四个“相似之处”是：(1)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2)维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3)保持了高储蓄率；(4)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参见林重庚、斯宾塞：《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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