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律令关系试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令论文,秦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律令作为中国古代律令法系的核心，其重要作用及意义可谓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学界对律、令多是分而论之，很少考虑律、令的关系问题；即使是论及律与令之关系，多数情况下也是只言片语带过①，专门讨论此问题的论述可谓少之又少②。而且，学界对秦汉律令关系的考察，主要是基于与魏晋律令的比较③。随着秦汉律令文献不断公布，学界对此问题的考察日渐增多④。学者述及律令关系的依据(程树德、贝塚茂树、冨谷至)，或是杜周“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⑤之语，或是杜预“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⑥之言，或是《唐六典》所载之“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⑦，且又以后两者居多。以杜周所言论秦汉律尚可，但能否以杜预所言论秦汉律令⑧，恐怕就要审慎些了：以魏晋以后的律令特征来泛论秦汉，正是研究中多多少少都存在的缺陷之一。在秦汉律令简牍陆续整理、公布的今天，笔者拟充分结合文献及简牍所见，从“律令转化”、“律主令辅”、“律令分途”三个方面，或是检验旧说，或是补充例证，或是提出新知，以期推动秦汉律令关系之研究。
一、律令转化
律令转化⑨，本文所论有三层含义：第一，秦及汉初的律文中，留存有令的痕迹，律是由令转化而来的。第二，以律的主旨为基础，以令的形式进行阐发，令作为律的细化出现。第三，随着律、令内涵价值的新界定，许多律篇内容都归入令篇，以令篇的形式重新出现。第一层含义主要在早期律令发展过程中留有痕迹，第二层含义可视为两汉时代的通行惯例，在魏晋以来尤其是唐代的律典、令典中有突出表现⑩，第三层含义在魏晋律令分途发展中表现突出。这是问题的三个层面，第三层含义后文有专论；此处围绕前两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后文兼有论及)，展开论述。
先看第一点，即律中留存令的痕迹，律是由令转化而来的(11)。先秦时期，各国成文法名称并不统一，或称“刑”，或称“法”，或称“宪”；用以表达法律意义的，或以“法”、“令”，或以“法令”、“号令”，或以“诏令”、“宪令”。这其中又以“令”的使用为普遍。“令”字的本意是“集众人而命令之”(12)，亦即《说文》“令，发号也”(13)。沈家本汇总古书对“令”的记载，说道：“令者，上敕下之词，命令、教令、号令，其义同。法令则著之书策，奉而行之，令甲、令乙是也。”(14)“令”不一定是王者之命，上命下亦可称为“令”。从法律意义来说，王者之令才是法律的渊源之一，故《管子》曰：“令者，人主之大宝也。”又言：“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15)与其他国家成文法或常法相比，“令”具有极大的随意性、灵活性，它既可以作为一时之政而宣告、颁行，也可作为国家常制而载入典章之中。但无论如何，或多或少都带有以下特征：口语色彩严重，训告意味甚浓，篇幅也不很大。与“令”相比，“律”作为法律载体的称谓，出现年代是比较晚的。“律”字在先秦典籍中频繁出现，多指音律、约束、纪律、效法，而非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法律之律(16)。战国中后期以降，“律”字凭借自身的优越性，逐渐取代其他而成为通用的称谓。然而，法律意义上的“律”虽出现，却是以“令”为其表达形式。换言之，早期“律”所表达的是“令”的内容。这听起来奇怪，仔细想来似亦不难理解：当“律”取代其他词汇而成为法律称谓时，表达或叙述的是此前其他词汇所涵盖的内容，其中又以王者之命(或令)形式出现的法律为主。所以，与汉代以后的“律”不同，秦及汉初的“律”所表达的，并非都是相对稳定少变的内容，可能也包含着诏令性质的规定。
睡虎地简所附“魏户律”就是如此：
[1]●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壻某叟之乃(仍)孙。(17)
律文后缀有“魏户律”字样，故视之为“律”应无大碍。这是战国魏安釐王发布的“律”，以上告下的“令”(或“命”)形式出现(18)，与秦汉以后“律”的面貌不尽相同。此条律文与“魏奔命律”，以及青川木牍秦“为田律”，都可视为早期“律”的雏形。对此，祝总斌一语中的地指出：“这当是一种‘律’的原始形式，或最早的单行律文，名虽为‘律’，实和殷周以来君主发布的诰令、单行法令在形式上颇为相似。”(19)故而，与其否认“魏户律”等这些“律”作律文出现，倒不如说它们是以“王命”形式表达“律”的内容。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睡虎地《秦律十八种》及单篇《效律》简，不论是形式上，还是语言上，抑或是内容上，与“魏户律”等早期的“律”相比，可以说已经有了质的不同。虽如此，还要承认这一点：秦律乃至汉初的律篇中，多少仍留存有“令”的痕迹。譬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简的“某
禾若干石，仓啬夫某、佐某、史某、稟人某”、“某出禾若干石，其余禾若干石”等记载(20)，正如同“魏户律”的“乃(仍)署其籍曰”一样，也是以口语形式表达出来的。这无疑说明早期的“律”，不仅是战国末期的秦律文，甚至是汉初的律文中，仍然留存有“令”的教导意义。这与后代的“律”明显不同。
以“令”来表达“律”的内容，“律”中难免存有“令”的痕迹。早期律及秦律的情形已如上述，现在来看一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中有这样的律文：
[2]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诸侯王子、内孙耳孙，徹侯子、内孙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
[3]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21)
[2]是对吕氏外戚宗族以及对诸侯王、徹侯子孙的优待，这些人一旦犯罪，比照“上造、上造妻以上”处置，亦即按简[3]律文规定处置：拥有上造、上造以上爵位的人及其妻子，以及宗室、外戚孙辈等阶层的人犯罪，应当受刑罚或处以城旦舂刑时，都会被减轻刑罚而耐为鬼薪白粲。[2]简是吕后时特意增加的条文。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对《二年律令》年代的认识(22)。此条律文明显是以王命或王命之诏颁布(23)，稍加修饰或者根本不加修饰而直接入律。实际上，不仅这条律文如此，简[3]律文亦如此。惠帝即位之初颁行的诏书中，就有与之相似的文字记载：
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24)
其中，“上造”至“鬼薪白粲”句，内容基本同于[3]；“民年七十以上”句，与《具律》它条律文对应：
[4]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25)
[4]是对行为及责任年龄的规定，公士、公士妻及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或者是未到责任年龄的，一旦有罪免除肉刑但要受完刑。[4]、[3]两简文字，与《惠帝纪》记载存在差异，很难判定对错(26)；但从整体上看，律文内容与《惠帝纪》记载无实质差异。显然，惠帝即位诏书颁行在先，后被收录于律文之中：正因为汉律篇中不存在此类条文，故作为新主登基之仁政而颁行天下。
问题随之而来：因为“令”或“诏”的内容，存在被载入“律”的可能，又加之早期“律”表达“令”的内容，故律、令的称谓并不是很严格，至少在秦及汉初时期如此。对此，先来看以下简文：
[5]金布律曰：官府为作务市，受钱及受赍租、质它稍入钱，皆官为缿，谨为缿空，媭毋令钱能出，以令丞印封缿而入，与人钱者叁辨券之，辄入钱缿中，令入钱者见其入。月壹输缿钱，及上券中辨其县廷；月未尽而缿盈之，辄输入。不如律，赀一甲。
[6]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
[6]在《秦律十八种》中，归于“关市”名下(27)；[5]为岳麓秦简“金布律”条文，其内容与[6]大同小异(似可据此窥见当时人摘抄律令之一斑)。故陈松长认为睡虎地秦简所见“关市”名误，其律名本为“金布律”(28)。对我们来说，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划横线之处：一为不如律，一为不从令。如此，似可印证上述话语：早期律令称谓似不严。再来看以下简文：
[7]百姓居田舍者毋敢
(酤)酉(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
[8]入顷刍槀，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槀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槀，县各度一岁用刍槀，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槀。刍一石当十五钱，槀一石当五钱。(29)
[6]、[7]、[8]简文有个共同特征，即下划线处“不从令者”之字样。针对[6]、[7]“不从令者”的记载，学者或提出这样的观点：它们不是“律”文而是“令”文，其后所缀的“田律”、“关市”等字样，可能是表示其归属的部门法属性(30)。结合《二年律令》来看，这种看法似乎有问题。[8]所见汉《田律》之文，与睡虎地秦律大致相近，“入顷刍槀，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槀二石”(31)。仔细对比两条律文，承袭关系是很明显的：汉初仅针对上郡的情形，对律文稍加变通而已。睡虎地此简缀有“田律”，与[8]归属《田律》相同。显然，简[8]不是作为补充“律”的“令”或其他法规。秦简中含“不从令”或“不如令”的条文，虽未必能在汉律中找出对应律条，但将它们视为令文恐需更多例证支持。
既然说它们是“律”文而非“令”文，则这样的质疑也就无法回避了：为什么“律”文中会出现“不从令”的记载呢？对此，还是要从律文的分析入手。[6]是说从事手工业及为官府卖物品，收钱后必须投入钱缿中，并且一定要让买者看到，“不从令者赀一甲”。这恐是秦汉时期的常制之一，《二年律令》中也有类似条文(32)。[7]是说严禁在田舍居住的百姓卖酒，田啬夫等官吏应严加禁止，“不从令者有罪”。[8]是缴纳刍槀的规定。各地情况不同，缴纳数量也不相同。收入刍槀时，县官要预算官府一年使用刍槀的数量，在征收足够的刍槀实物后，其余刍槀均折算成货币，要百姓上缴货币以当刍槀税。“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句，大概是说各地都要缴纳刍槀税，因地域差异而缴纳其他也是可以的，不缴纳者要罚金四两。这三条简文的表述方式基本相同：先作出必须遵守的规定或要求，一旦违犯则受到相应的惩罚。凡是出现“不从令者”，都是对触犯律文规定的惩罚，亦即对违反律文规定的惩处。所谓的“不从令者”，实际同于“不从律者”，正如[5]、[6]两简所示。从这个角度看，“律”与“令”的称谓虽不同，但起初分别并不是很严格的。这似源于早期“律”、“令”的性质，即“律”中留存有“令”的遗迹。
以上主要围绕律令转化说的第一层含义展开，下面来简单看一下律令转化的第二层含义：以律的主旨为基础，令作为律的具体化出现。如论者所言，令作为律的补充，扩大调整对象与范围；令作为比律更灵活甚至随意的法律载体，统治者的意志可随时通过不定时的令得以实现，故相对于律的稳定性而言，汉代对法律补充大量是在令的范畴中进行(33)。简言之，亦即上引杜周的那句话，“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对此，可以月令时忌类律文为例，观察令的细化是如何实现的。
[9]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进〈壅〉隄水泉，燔草为灰，取产
(麛)卵
(鷇)；毋杀其绳重者，毋毒鱼。(34)
[9]是说在春夏时节，禁止民众伐木，壅塞水泉，燔烧草木为灰，猎取幼兽，猎杀待产的动物，以及不要毒杀鱼。此条律文与月令时忌有关，与睡虎地秦简《田律》相类：
[10]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
(卵)鷇，毋□□□□□□毒鱼鳖，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槨)者，是不用时。(35)
对比上引秦、汉简《田律》律文，可知汉简《田律》亦源自于秦律，月令时忌入律的时间似可追溯至秦。那么，张家山汉简《田律》此条内容，是否在被文帝、景帝以后的皇帝延续呢？事实上，这条律文不仅被延续，且以令的形式具体化。宣帝元康三年(前63)，颁行过这样的诏书：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36)
因有祥瑞出现，故宣帝诏禁三辅在春夏时节毁坏鸟巢、拾取鸟卵，不准用弓箭等工具射杀飞鸟。这条令未超出简[9]律文的规定，但“具为令”使其亦具法律效力(37)。从某种情况而言，此诏书更多的是重复律文规定，而不是对律文的进一步细化。对上引月令律文的细化，敦煌悬泉诏条最具代表性：
·敬授民时，曰：扬谷，咸趋南亩。
·禁止伐木。 ·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毋擿勦。·谓勦空实皆不得擿也。空勦尽夏，实者四时常禁。
·毋杀□蟲。 ·谓幼少之蟲、不为人害者，尽九[月]。
·毋杀孡。·谓禽兽、六畜怀任有孡者也，尽十二月常禁。
·毋夭蜚鸟。 ·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
·毋麑。 ·谓四足……及畜幼少未安者也，尽九月。
·毋卵。 ·谓蜚鸟及雞□卵之属也，尽九月。
·毋聚大众。 ·谓聚民缮治也，尤急事若(？)追索□捕盗贼之属也，□下……追捕盗贼，尽夏。其城郭宫室坏败尤甚者，得缮补□。
·毋筑城郭。 ·谓毋筑起城郭也，……三月得筑，从四月尽七月不得筑城郭。
·瘗骼貍骴。 ·骼谓鸟兽之□也，其有肉者为骴，尽夏。
·右孟春月令十一条。(38)
这里引用的悬泉月令诏条(本质上仍是“令”，不过是以分条列举的形式出现)孟春月令十一条，各条月令文字对应的律文内容基本清楚。如将中春、季春、孟夏及中夏的条文亦引出，则令作为律的具体化观点更可形象说明，但似乎没必要再占用大量篇幅引述了。这些诏条如同律令一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汉简中常见的“犯四时禁”等记载，可证明此类法律规定的实际效用(39)。从月令时忌类的律文与诏条的例证可看出，律文尽可以简练、浓缩，但令作为律的细化，则相当详尽、细密。作为杜周话语的例证之一，此例显然是具有说服力的。这也在无形中为律主令辅说提供了一重例证。
二、律主令辅
顾名思义，律主令辅是说：律比令更重要，令是律的辅助。陈顾远虽提到秦汉时“令以辅律”，但并没有充分的论证或史料支持；从堀敏一的研究看，晋律令至少是这样的(张建国所论与堀敏一不同)。综览秦汉之律令文献，情况大体亦如此。除去上述考察外(即令作为律的细化出现)，还可从以下角度进行观察。
第一，从律、令规范范围及内容来看，律所规定的涉及社会各个方面，至于令，如中田薰、大庭脩(40)所言，主要是作为律的补充或“副法”出现。以《津关令》为例，稍加说明。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抄有二十条令文，令文以“津关”为主题而涉及诸多方面。不论是日常出入关，还是马匹、禁物出入关，令文都会针对具体情形作出规定，追捕盗贼出入关塞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比如，有令文规定：
[11]□、相国、御史请缘关塞县道群盗、盗贼及亡人越关、垣离(篱)、格堑、封刊，出入塞界，吏卒追逐者得随出入服迹穷追捕。令将吏为吏卒出入者名籍，伍人阅具，上籍副县廷。事已，得道出入所。出入盈五日不反(返)，伍人弗言将吏，将吏弗劾，皆以越塞令论之。
[12]一、御史言，越塞阑关，论未有□，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丞、令史罚金四两。智(知)其请(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传，以阑出入者，与同罪。非其所□为□而擅为传出入津关，以□传令阑令论，及所为传者。县邑塞，及备塞都尉、关吏、官属、军吏卒乘塞者□其□□□□□日□□牧□□塞邮、门亭行书者得符出入。·制曰：可。
[11]是对追捕盗贼越塞的规定，[12]是对越塞阑关的规定。一般情况下，不能随意出入关塞，这不仅见诸令文，而且律文也有规定：
[13]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除。
[14]捕罪人及县官事征召人，所征召、捕越邑里、官市院垣，追捕、征者得随迹出入。(41)
[13]、[14]两简，是律文对翻越邑里、官市院垣的一般规定：前者是禁止随意翻越院墙，后者是对追捕罪人时的特许。《襍律》中的这两条律文，若权且将之视为原则性规定(汉律中或许有关于越塞阑关的律文)，令文则可视为针对越塞阑关的具体规定。
简[11]的令文，不仅是对[12]越塞阑关令文的补充规定，何尝又不是对[13]、[14]两律文的补充呢？追捕罪人时可能翻越的不仅是邑里、关市院垣，还有可能穿越边塞地区的塞口关隘。至少，边塞地区官府追捕罪人时，越塞阑关是相当常见的(42)。那么，追捕罪人出关是不是要有些限制？一旦以追捕为藉口而出关，可能会随之产生诸多变故，或是出入关人数不符，或者是长时间出入关塞。如此，作出一些具体的约束性规定，应会有利于对此类行为的控制。如此，令文不仅可弥补简[13]律文规定之不详，也可以弥补[14]简律文的粗疏处(即可能会生发诸多变故)。所以，令的功能之一是弥补律的不足或缺陷，作为律的副法或补充法出现(中田薰、大庭脩)，笔者认为是可以成立的论断。
第二，从司法实践及司法文书来看，定刑量罪的依据多为律而非令，此点与上述所言令的属性有关。《奏谳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15]··河东守
(谳)：邮人官大夫内留书八日，
(诈)更其徼(檄)书辟(避)留，疑罪。·廷报：内当以为伪书论。(43)
这是河东太守上奏的谳狱。邮人官大夫内将公文书滞留八日，为了逃避罪责而更改檄书日期。一般的滞留文书罪，律文中有规定的，按规定行事即可(44)。此处将之视为疑狱，关键在于官大夫内不仅仅滞留文书，且为逃避罪责而篡改文书日期。所以，上级认定官大夫内犯伪书罪：
[16]为伪书者，黥为城旦舂。(45)
[16]是汉《贼律》律文，规定“为伪书论”的刑罚。定罪判刑是以律文为据，正可显见律的重要性。《奏谳书》“为伪书”罪案例还有三个，定罪判刑的依据均是律文[16]。而且，《奏谳书》中其他疑狱定罪量刑的依据，大多可在《二年律令》中找出对应律文(46)。
与令相比，律还有这样的特征：律不仅可规定制度、礼仪，而且还是罪名、刑制的渊薮。通常习见的那些法律用语，如贼伤、斗伤等，又如过失、斗殴等，都可从《二年律令》中找出对应律条。这些内容载之于律而非令，古人的训释或可说明，“律，常也，法也”(47)。所以，与冨谷至所论稍有不同(冨谷至认为律、令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内容上并不存在刑罚法规与非刑罚法规之别)，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在内容上，令更多的是事类性的具体规定，尽管部分令文有刑罚性质，但多数情况下属于行政性法规。
或言，此例之所以以律文定罪，是没有令文的缘故所致。当意识到没有相应的令文时，是否可窥见律、令内容的差异？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再来看一条令文：
[17]令：所取荆州新地多群盗，吏所兴与群盗遇，去北，以儋乏不斗律论。(48)
[17]是《奏谳书》收录秦国案例的令文。荆州等新占领地区多有群盗发生，官吏所征发的人员如与群盗相遇而败北逃亡，则要按照“儋乏不斗律”论处。显然，令文的刑罚性规定，是比附律文而来，“律：儋乏不斗，斩”。由此来看，令文虽也与刑罚相关，但系比附律文来制裁，这恐怕才是问题的核心。这似亦可旁证量刑定罪之依据多为律而非令。
律主令辅定罪典型的例证，是高帝七年(前200)醴阳令恢盗县官米案。醴阳令恢伙同属下盗卖官米得金六斤三两、钱万五千五十。法吏一方面据《盗律》“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律文，一方面又据“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令文，“以此当恢”(49)。律是定罪的根本依凭，令则是量刑时的参照，两者结合来确立醴阳令的罪与刑。从这个例子来看，当律与令同时存在时，仍是以律为主、令为辅，令作为律的补充性规定。此时，睡虎地秦简《语书》“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句(50)，似可从官方角度进一步确认此原则(51)。故而，说律是定罪量刑的根本，与司法实践比较是契合的。
以上，从不同角度来审视律与令的主次关系，来说明律主令辅的观点大体可以成立。这仅仅是针对普遍情况而言，当然不能忽略那些特殊事例。之所以说是普遍情况，就是因为某些令文也带有刑罚性质(52)，而且谁也无法否认这种情况：某些定罪量刑的依据，确实是以令为据而非律。陈宠“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53)之语，虽说是泛论律令，但将令与刑联系起来，看来也是基于事实：“令”并非全然与刑无涉。《奏谳书》所载高帝八年(前199)“狱史平舍匿无名数大男子种”一案，法吏们判罪的依据就是一条令文：
[18]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54)
[18]令文是对自占名数(即户口登记)的规定，是说没有自占名数的亡人，要在三十日内到官府自书名数，否则将被耐为隶臣妾，大概不能出仕做官，也不能以爵位、购赏抵偿免罪，藏匿无名数者将被处以同样的刑罚。法吏以此令文为据而定狱史平应受之刑。这个例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律文中不存在相关规定时，此时令文可以独立面貌出现。
这些带有刑罚性质的令文例证，似不足以驳倒律主令辅观点。毕竟，此类令文不占多数。从对张家山汉简《津关令》的观察可知，虽有极少数条文带有刑罚性质，但多数与刑罚无关是可以断定的。故而，高明士所言“汉‘令’具有刑法性质，也就是相当于律的性质”，“汉代的律、令，基本上可说是现行的刑法”，似与现今所见汉律、令不合。而且，不论是程树德辑佚的汉令遗文(55)，抑或是出土简牍所见秦汉令(56)，还是魏晋时代所修订的令典中，令也并非完全与刑罚无关(57)，有些令条依然附带着刑罚规定。但从整体来看，令中不含刑罚已成为魏晋及以后令典的一个根本特征(堀敏一、高明士)。这种趋势在汉代似已显现出来。《九朝律考》中所辑佚的汉令文遗文，约有四分之三的令文与刑罚无涉，显然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直接依据。律与令显然有各自的约束对象，虽然有时约束对象是相同的，但在性质方面有本质不同，这在唐律、令中表现尤为突出(58)。如从断罪量刑看，令在多数情况下次于律似更可断定。实际上，汉令本来呈现出驳杂的特点，刑罚与非刑罚杂糅，以至于律、令的区别不甚清晰(相对于魏晋以后的令而言)(59)。故而，才会有魏晋时代令的“纯化”，律令分途发展之历史大趋势。
三、律令分途
律令分途，或称律令分野，或称律令分离。概言之，是说律、令价值内涵的新界定：律与刑罚挂钩、成为“刑”的同义语，令则专门或主要作为事制规定出现；与之相呼应，是律、令在形式上实现单一化，律典、令典约束对象更为明确。对此问题，中外学者观点较相近。譬如，程树德就说“魏晋以后，律令之别极严，而汉则否”，指出汉律令与魏晋(及以后)律令的不同(60)，从侧面反映出律、令在秦汉、魏晋时代之别；中田薰亦曾专门讨论，指出晋时“惩正法”与“教喻法”全然独立(笔者按：指律与令的全然分离)，具有大书特书的划时代意义；堀敏一、高明士对晋泰始律令予以高度评价，原因之一便是律、令对等分工关系的确立及律、令内涵性质的转化。尤其是中田薰，以其开阔的研究视野，动态审视律令的发展，深入把握问题的根本，精辟之论充溢于其间。
然而，如从“刑”的内涵剖析入手，或仍可提出不同的新见解。长久以来，对律性质认定是与“刑”联系起来的，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是以“刑”为核心的(61)。这种观念的产生与正史所见《刑法志》或《刑罚志》有关，但更多的是近代以来以西方法律为背景参照的产物：梅因“文明国家民法发达、落后国家刑法发达”的论断，经过国内外学者的演绎，几成为定性中国古代法律的最根本理论依据。这不仅成为中华法系的特征之一，也成为法史著作的不变基调。近来也有学者基于某种方法或现实认知的考虑，时常以此为论调而不断加以阐发。问题在于，基于中西差异而勾勒出的法律影像，无疑具有浓厚的先入之见的色彩。这种对比研究的结果，能否正确叙述古代法律，是需要审慎考虑的。隋唐以前的法律典籍虽多亡佚，学者却依然会通过相关文献记载，对之作出诸如刑律的主观定性：后代如此，以流溯源，此前当无二异。时至今日，这种论断仍不绝于耳。
实则，章太炎很早就针对“西京之时，刑律而外，遂无制度法式之书邪”的疑问，依据汉律遗文提出“汉律有官制”、“汉律有驿传法式”、“汉律有度数章程”等观点，并据此说道：“汉律之所包络，国典官令无所不具，非独刑法而已也。”(62)在面对、接触秦汉律令篇章的今天，“律”即“刑”的认识观念更是要彻底破除。从律字本意看，律本身与刑罚并无甚关系，前引祝总斌文对此已有叙说。从目前所见律令材料看，不仅早期律如此，秦及汉初亦如此：
[19]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民臂(僻)，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寽(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寽(埒)，正疆(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隄，利津樑，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63)
[20]县、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属，以十二月朔日免除，尽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夬(缺)者，为补之，毋须时。
[21]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其有爵者，自官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燤(糲)米半斗；仆，少半斗。(64)
[22]赐衣者六丈四尺、缘五尺、絮三斤，襦二丈二尺、缘丈、絮二斤，绔(袴)二丈一尺、絮一斤半，衾五丈二尺、缘二丈六尺、絮十一斤。五大夫以上锦表，公乘以下缦表，皆帛里；司寇以下布表、里。二月尽八月赐衣、襦，勿予里、絮。二千石吏不起病者，赐衣襦、棺及官衣常(裳)。郡尉，赐衣襦、棺及官衣常(裳)。千石至六百石吏死官者，居县赐棺及官衣。五百石以下至丞、尉死官者，居县赐棺。
[23]一邮十二室。长安广邮廿四室，敬(警)事邮十八室。有物故、去，辄代者有其田宅。有息，户勿减。令邮人行制书、急书，复，勿令为它事。畏害及近边不可置邮者，令门亭卒、捕盗行之。北地、上、陇西，卅里一邮；地险陕不可邮者，得进退就便处。邮各具席，设井磨。吏有县官事而无仆者，邮为炊；有仆者，叚(假)器，皆给水浆。(65)
上引五条简文中，[19]简是秦武公二年(前309)的记载，主要是对田制及除道修桥的规定；[20]、[21]两简，是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的律文，前者是《置吏律》律文，后者是《传食律》；[22]、[23]两简，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律文，前者是《赐律》条文，后者是《行书律》。除[19]简属于王命形式的规定(或单行律)外，其余均为秦汉律篇条文之一。这些律文规定的内容不同，但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与刑罚无任何关系。而且，此特征延续时间是相当长的，至少在汉初律令中仍是如此。
实际上，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律篇中，完全或基本不以刑罚为主的律篇，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除《内史杂》、《尉杂》、《属邦》、《工人程》、《均工》等篇外，睡虎地秦简中不以刑罚规定为主的律篇，有《田律》、《仓律》、《金布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等篇；《廐苑律》、《工律》、《司空律》等律篇，大体上刑罚与非刑罚规定各居其半；《关市律》、《军爵律》、《徭律》等三篇，抄录律条极少，内容以刑罚为主或全为刑罚条文。张家山《二年律令》简中，完全不带有刑罚性质的，主要有《赐律》、《傅律》、《秩律》三篇；以非刑罚规定为主的律篇，有《史律》、《置后律》、《户律》、《传食律》、《置吏律》等；刑罚、非刑罚各居其半者，有《田律》、《行书律》、《金布律》等；《复律》、《均属律》抄录条文不多，与刑罚并无关联；其余诸如《盗律》、《贼律》等律篇，完全或主要是以刑罚为内容。这些律篇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或是对国家机构组成之重要规定(如《秩律》、《置吏律》等)，或是政权运行之必要保障(如《传食律》、《行书律》等)，或是统治基层社会的关键手段(如《户律》、《傅律》等)，或是维护、巩固社会秩序的法律依据(如《置后律》等)。虽然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均属抄录性质，所摘录律文多数不是国家律令的原貌，但正如冨谷至、徐世虹(66)所言：秦及汉初的律篇不能简单称之为刑律，当时律篇的内容可以说是相当驳杂，“律”也还没有魏晋时“正罪名”的价值界定。
早期律篇异常驳杂，确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如仍以后来“律”即“刑”的观念来审视早期法律，那么，对历史的误解也将一仍既往地延续下去。学者对古代中国法律的叙述，动辄围绕“法经”等展开，很少注意其他方面。李悝“法经”真伪及存在与否可暂毋论，萧何是否作律“九章”也暂且毋论，这“六篇”、“九章”的内容是不是太过粗疏？毕竟，春秋战国之时，不仅是变法纷争的年代，也是国家渐趋统一的年代。伴随着国家机器的不断完善，也伴随着统一的进程及统治需要，以法律形式对相关事务作出规定，不仅是必要的，也完全是可能的。如此，作为刑罚性的规定，如通常所说的那些盗、贼等律篇，确具有维护秩序的重要意义，但并不能代替其他方面：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及日常事务，也需要作出文字性规定。正因为此，诸如《行书律》、《传食律》、《效律》、《仓律》等律篇，如同《盗律》、《贼律》、《捕律》等刑律一般，以“律”的名义出现。虽然在社会实践中，这些律篇与刑法、司法的关系并不密切，但作为制度性的规定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律”视为“刑”的观念，显然忽略了法律的其他方面：律也可以作为事制性的法律规定出现。唐代是律令法体系最发达、最典型的阶段，“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齐备。但这些法律载体所记录的内容在秦汉(甚者是先秦)时代，亦即律令法体系发展的早期阶段，实际上是以“律”的面貌出现：不仅是后代的典制体史书(如“典”、“会要”等)，即便是那些礼仪性质的规定，在秦汉时也多载录于“律”中。质言之，秦汉时代的“律”是以广义的面目出现的，它不仅包括狭义的刑律内容，还包括事制性、礼仪性的律篇；随着历史发展而“律”渐成为狭义“刑”律时，早期律的许多内容都被其他法律载体所收容、包含了。对此变化之大趋势，章太炎很精辟地说道：
周世书籍既广，六典举其凡目，礼与刑书次之，而通号以《周礼》。汉世一切箸之于律。后世复以官制仪法与律分治，故晋有《新定仪注》、《百官阶次》诸书，而诸书仪杂礼，公私间作。讫唐，有《六典》、《开元礼》。由是律始专为刑书，不统宪典之纲矣。上稽皇汉，则不然也。(67)
中田薰也切中肯綮地指出：“汉律本身蕴藏着在以后发展为非刑罚法——令的诸多种子。”
考察清楚早期“律”的包含内容后，也就为认识律令分途问题提供便利。笔者认为律令分途问题，一方面是律的转化问题，以令或其他形式出现(68)；一方面是令的纯化，令成为制度性或规范性的法律，刑罚性的内容基本被剔除。隋唐以前诸令篇多残损不全(汉令辑佚见于沈家本、程树德，晋令见张鹏一《晋令辑存》)，故为说明问题起见，以秦汉律与唐宋令为对比，来看一下律与令的转变。
例一：
诸杂畜有孕，皆不得杀。仲春不得采捕鸟兽雏卵之类。
春夏不得伐木。必临时要须，不可废阙者，不用此令。(69)
“诸杂畜有孕”及“春夏不得伐木”条，是宋天圣令《营缮令》的令文，可与[10]、[9]秦、汉《田律》律文相参照。律令主题相同，文字表达也相似，属于月令时忌类。
例二：
诸窑底皆铺槀(槀)，厚五尺。次铺大稕，两重，又週迴看(着)稕。凡大用稕，皆以小稕揜缝。着稕讫，并加苫覆，然后贮粟。凿塼铭，记斛数、年月及同受官人姓名，置之粟上，以苫覆之。加槀(槀)五尺，大稕两重。筑土高七尺，并竖木牌，长三尺，方四寸，书记如塼铭。仓屋户上，以版题牓如牌式。其麦窑用槀(槀)及籧[篨]。
诸出仓窑，稕、草、苫、橛等物仍堪用者，还依旧用。(70)
[24]禾、刍槀徹(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勿用，复以荐盖。
[25]入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籍之曰：“其
禾若干石，仓啬夫某、佐某、史某、稟人某。”是县入之，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封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稟者各一户，以气(饩)人。其出禾，有(又)书其出者，如入禾然。(71)
第一、二条是天圣令《仓库令》令文。第一条是对窑藏仓储制度的规定：既有对仓窑基础设施的规定，又有对贮藏粮粟数量、经手人等规定。第二条令文是对仓窑杂物的处理，可以继续使用者则使用。令文的内容及精神，可与[24]简睡虎地《田律》、[25]简睡虎地《效律》相参照。[25]简是对禾出入仓的规定，[24]简可从侧面反映出仓窑的基础设施，主要有储藏粮草的仓所用的木材、草垫(72)。不论是对仓窑基础设施的规定，还是对出入禾粟粮食的规定，与秦汉律文是相吻合的，虽说文字表述不尽相同。
例三：
诸田广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为顷。
诸津桥道路，每年起九月半，当界修理，十月使讫。若有院、渠、井、穴，并立标记。其要路陷坏、停水，交废行旅者，不拘时月，量差人夫修理。非当司能办者，申请。(73)
[26]田广一步，袤二百册步，为畛，亩二畛，一佰(陌)道；百亩为顷，十顷一千(阡)道，道广二丈。恒以秋七月除千(阡)佰(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阪险；十月为桥，脩波(陂)堤，利津梁。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74)
第一条是天圣令《田令》条文，规定亩、顷之制；第二条是天圣令《营缮令》令文，是对修整道路津桥的法律规定。[26]简是汉《田律》律文，规定有二：第一句规定田制，涉及畛、亩、顷及阡陌之制；第二、三句是对修整道路津陂的规定，修整时间大体上都是在九、十月；在非除道时间而道路陷败者，则可随时修整以便行人。汉律中此项规定仍是延续秦律，前引[19]简中就有类似规定。秦汉律与唐宋令的关系，也可由此窥其一斑。
从以上三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同类内容在后代是以“令”的形式出现，在秦汉时期却是以“律”为表述载体。诸如此类律与令可对照的例子，从目前资料看并不多见；如充分关注到内容的话，则此类例子还可以找到许多。比如，汉《秩律》所反映的内容，晋时多见于《官品令》、《俸廪令》及《吏员令》，唐则见于《官品令》、《职员令》；汉《葬律》所反映的内容(75)，晋时多见于《丧葬令》，唐则见于《丧葬令》及礼典中。一旦张家山三三六汉墓竹简、睡虎地七七汉墓竹简整理出版(76)，汉律的种类和数量肯定会有一个大的飞跃，将会大有益于秦汉律与唐宋令的对比研究。
之所以会有律令分途发展，大致与以下因素有关联。第一，与律、令在司法实践的地位、作用有关。律所规范的范围及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是主要以事制规定为主的令所不能比拟的。故而，在司法实践中倚重律而非令，使律、令的分别日渐趋于明显。第二，与汉代人对律、令价值认识有关。如前所述，秦汉律所涵盖的范围是后代无法想象的。随着律令学的兴起，以刑律为主的“九章律”出现，律的含义缩小，被锁定为刑律。与之同时，对律、令价值内涵的新界定已显露端倪。这应该说是重新认识律、令价值的观念变化因素。第三，社会中已然存在的同名律篇、令篇，一方面说明律的内容可以转化为令，一方面又可表明律令分类编纂、并存的事实。虽然同名律篇、令篇的内容已不详，但这种同名或名近的对应关系，很可能意味着律、令的转化及功能的区分。
律令分途发展始于汉代或西汉中后期。前文对第一、第二点多少都有提及，这里试以《秩律》为例，针对第三点作些说明。张家山汉简《秩律》主要规定各级官吏的秩禄。与之相类的材料，主要有《汉官六种》与《品令》、《秩禄令》。叙述汉代官制仪典的《汉官六种》，除应劭《汉仪》(又称《汉官仪》)曾奏上朝廷外，其余著作多出于私人之手，或作为童蒙之书出现(如《汉官解诂》，又称《小学汉官篇》)，或是后来人追记汉制(如吴太史令丁孚的《汉仪》)，似不能视为朝廷官方的记载(77)。唯一可视为汉官秩禄的官方文书，大概只有史注所见《品令》、《秩禄令》。如淳注《汉书·百官公卿表》“若卢”时，说道：“若卢，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卢郎中二十人，主弩射。”(78)臣瓒在注“薄姬”时，说道：“《汉秩禄令》及《茂陵书》：姬，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79)
这里所见的《品令》、《秩禄令》令篇，似同于《津关令》等令篇，是由朝廷颁行的法令。两汉时代官品尚未出现，《品令》之名是比较特别。“品”作为汉代法律载体之一种，有法式的义项，也有划分等级标准的功能(80)。那么，如《品令》真是汉令之一种的话，则它的出现似乎也不足为奇。它的内容恐与魏晋官品有异，可能更强调等级划分，似与叔孙通“制作仪品”(81)相类。《秩禄令》似容易理解。从《秩禄令》引文来看，它大概是规定官职秩禄的令文，与《秩律》记载的内容性质最吻合。从《汉书》所载后宫嫔妃来看(82)，姬秩比二千石，位低于婕妤，《秩禄令》反映的汉代情形应可信。两者出现时间有先后之别，但在内容方面相类。那么，《秩禄令》与《秩律》的关系，也就需要好好考虑了。
除《秩禄令》与《秩律》外，汉代还有《田令》与《田律》、《户律》与《户令》、《祠律》与《祠令》、《金布律》与《金布令》(83)，岳麓书院秦简中的《行书律》与令(84)，同名律篇与令篇的出现，或可说明这样的问题：当律或令的约束对象相同或相近时，大概是基于某种分类标准划分的产物，故各自从不同方面分别加以规定。如果说此现象在汉代显露头角的话，那么，到魏晋修订律令时已然蔚为大观：晋律令中，《户律》与《户令》、《宫卫律》与《宫卫令》、《关市律》与《关市令》、《杂律》与《杂令》，均为篇名相同的律篇与令篇；《捕律》、《毁亡律》可能与《捕亡令》相对应，《断狱律》、《系讯律》似与《狱官令》、《鞭杖令》相对应。考虑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的话语，似可对同名律篇、令篇作如下断语：同名律篇、令篇的出现，是律令分途的表现，也是分途发展的结果，但分途之初则始于汉律令：不仅律、令价值界定始于汉，而且在实际中也存在此现象。这一分途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汉代律学兴盛有莫大关系。
综上所述，律令转化，首先是说早期律表达的是令的内容，是由王者之令转化过来的，留存有令的痕迹在其中；其次是说以律的表达内容为主旨，令作为律的阐发或细化规定出现。律主令辅，主要就律与令孰轻孰重展开探讨。从简牍律令资料来看，律规定的内容、范围要比令广泛，是定罪量刑的根本依据；令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可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但多数情况下是以律的补充法出现。律令分途说是律令转化说的延伸。以论述早期律的内容为切入点，否定律即为“刑”的提法，指出秦及汉初的律并不限于刑律，还包括一些事制性的律篇，而这些律篇在后代多是以令的形式出现。当同名(或相近)汉律篇、令篇出现时，亦即律、令价值内涵界定的前奏出现时，视汉代律令分途发展之始而晋代为分途发展之终结，应该说是契合历史发展的轨迹。汉魏之际的改朝换代以及魏晋律令的制定，最终确立并巩固了律令分途发展的大趋势。
注释：
①代表性的论著，多为中国法制史教本，参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附《历代律令名称考》)，台北：正中书局，1953年，第136页；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第3页；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第68页。
②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参见[日]贝塚茂树：《汉律略考》(1930)，《贝塚茂树著作集》第三卷《殷周古代史の再構成》，东京：中央公论社，1977年，第297-307页；中田薰：《〈中国律令法系の発達について〉补考》(1953)，《法制史研究》第3号，中译本见蔡玫译：《汉律令》，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24页。按：《〈中国律令法系の発達について〉补考》全译本，由中国政法大学蔡玫同学提供，谨此致谢。
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参见[日]堀敏一：《晋泰始律令的制定》，杨一凡总主编，冈也诚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二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程维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82-301页；张建国：《魏晋律令法典比较研究》(1995)，《帝制时代的中国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13-126页。
④[日]冨谷至：《晋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秦汉の律と令》(2000)、《晋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二部魏晋の律と令》(2001)，《东方学报》第72、73册；高明士：《从律令制的演变看唐宋间的变革》(2003)，《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后收入氏著：《中国中古政治的探索》，台北：五南图书，2006年，第228-251页；高明士：《法文化的定型：礼主刑辅原理的确立》，柳立言主编：《中国史新论：法律史分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第51-101页；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杨振红：《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⑤《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53页。
⑥《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刑法部四·律令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59页。
⑦《大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第136页。
⑧冨谷至在《晋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秦汉の律と令》一文中，据前人引述律令关系之资料总结出两种看法：一是律为基本法(正法)，令是单行、追加法；一是律为刑罚法规，令是非刑罚的行政法规。他还指出在文献中总能找出与之相反的例证。
⑨中田薰曾论述过“律令的转换”问题，他认为律令转换就是“令变为律”，典型事例是《金布令》变为《金布律》。“律令的转换”的这一提法，与笔者所说的“律令转化”，在名称上有相近之处，内涵却有根本差异。而且，对于《金布令》与《金布律》，笔者认为是同名律篇、令篇，两者同时并存而非由令转换为律。
⑩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考》根据天一阁藏明钞本宋《天圣令》复原唐《田令》，并据此个案讨论唐代的律令关系，且不论其令是唐代法律主体的论断是否成立，但令作为律的具体化或铺陈是可以确定的，且这种铺陈关系在令与式中也可找见。《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霍存福：《唐式辑佚》，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续编》第八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3-54页。
(11)孟彦弘据青川木牍、睡虎地秦简所附魏律及张家山汉简《津关令》说道：“由诏令变为令、令变为律，或诏令直接变为律条，表现在司法实践上，反映的就是律、令之间的关系，即‘令’是对‘律’的补充、修订或说明。这是汉代律、令关系的实质所在。”又，杨振红也据睡虎地秦简所附魏律说道：“律本来就是作为编辑加工后的稳定的令而出现的，它来源于令，这才是律的本质。”就律、令转化而言，他们与笔者所论有一定相似处，论证的详略与否暂且不论，彼此具体所论是有所不同的。
(12)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令”条引罗振玉语，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66页。按：姚孝遂有云：“令孳乳从口为命，古本同源。西周以后，始出现从口之命字。”
(1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九篇上“令”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30页。
(14)沈家本著，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律令一》“令”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12页。
(15)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六《法法第十六》、卷五《重令第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9、284页。
(16)祝总斌：《“律”字新释》、《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05-412、326-327页。按：祝氏认为律可能是聿的繁文，演化或引申出规矩、行列等意，但本义与法律意义的“律”不同。又，高明士《法文化的定型：礼主刑辅原理的确立》一文中，对祝氏关于“律”的相关解说表达了不同看法。
(1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74页。
(18)[日]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页。按：大庭脩据“魏户律”说道，“王命原封不动地成为律文”；指出“魏户律”及“奔命律”，“具有教令的性质”。又，戴炎辉论及先秦法源时，也说周末秦初，除刑书外，又有令或教，即所谓教命书。虽仅据传世典籍立论，但青川木牍及睡虎地秦简证明其所言不误。
(19)祝总斌：《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上》，第333页。按：祝氏认为作为法律、成文法意义上的“律”字，其使用不可能始于比商鞅变法略晚的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而应当始于更晚的公元前260年左右，大概比魏户律或奔命律早一点。
(20)《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第73页。按：“某若干石”，《秦律十八种·效律》作“其禾若干石”。
(21)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46、145页。
(22)参见拙文《〈二年律令〉年代问题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3)古人对王命或王命之诏的解说，文繁不赘引。综观古人之论，秦汉“命”有策书、制书、诏书、戒敕之别，但本质上仍是“令”(或“命”)的延续，故此处仍笼统称为“令”或“王命”。参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第236-237页；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叙说》(《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合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12页；刘勰著，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卷四《诏策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页。
(24)《汉书》卷二《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5页。
(25)《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二四七号墓]，第146页。
(26)徐世虹：《汉律中有关行为及责任年龄用语考述》，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2004》，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5-216页。
(27)《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2页。
(28)陈松长：《睡虎地秦简“关市律”辨正》，《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按：“金布律”条文也据陈文释文录入。又，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及日本学者冨谷至，注意到《二年律令·金布律》的部分条文，在睡虎地秦简中载入《关市》；岳麓秦简所见，律名清楚，知睡虎地秦简很可能抄写有误。
(29)《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第22、42页；《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二四七号墓]，第165页。
(30)张建国：《秦令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关问题略析》，《帝制时代的中国法》，第18-32页。
(31)《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第21页。
(32)《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二四七号墓]，第190页。
(33)张晋藩总主编，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二卷《战国秦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58页。
(34)《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二四七号墓]，第167页。
(35)《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第20页。
(36)《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8页。
(37)“具为令”的意义，简言之，皇帝制诏将载入令典中，成为具有效力的条文。沈家本、中田薰及陈梦家均曾关注著令用语，但大庭脩的研究最为缜密、细致。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律令》，第879页；陈梦家：《西汉施行诏书目录》，《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8页；[日]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185-189页。
(38)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释文》第4-5页及《注释》第13-16页。
(39)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李均明、刘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二册《汉代屯戍遗简法律志》，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23-324页。
(40)[日]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10页。
(41)《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二四七号墓]，第206、205、157页。
(42)居延、敦煌简中有很多“阑越塞”、“持禁物阑越塞”、“失阑”等记载。此类记载之所以常见，与地理位置关系密切：西北边地，关、塞设置较内地为多。
(43)《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二四七号墓]，第218页。
(44)《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二四七号墓]，第170页。按：律文规定，“发致及有传送，若诸有期会而失期，乏事，罚金二两。非乏事也，及书已具，留弗行，行书而留过旬，皆盈一日罚金二两”。
(45)《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二四七号墓]，第135页。
(46)参见拙文：《〈二年律令〉年代问题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47)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诂》，郝懿行、王念孙、钱绎、王先谦等著：《〈尔雅〉、〈广雅〉、〈方言〉、〈释名〉清疏四种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48)《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二四七号墓]，第224页。按：岳麓秦简中似与此相关的条文，参见于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49)《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二四七号墓]，第219页。按：此案引用的律文，见于《盗律》，“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钱，耐为隶臣妾。不盈百一十到廿二钱，罚金四两。不盈廿二钱到一钱，罚金一两”。参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二四七号墓]，第141页。
(50)《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第13页。
(51)唐律规定：“律、令义殊，不可破律从令。”参见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第六《名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页。
(52)《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二四七号墓]，第205-206页。
(53)《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54页。
(54)《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二四七号墓]，第218-219页。
(55)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1-28页。
(56)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02-222页。
(57)张建国：《魏晋律令法典比较研究》，《帝制时代的中国法》，第119-122页。
(58)黄正建：《〈天圣令〉中的律令格式敕》，《唐研究》第十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67页。按：黄氏所言可视为杜预之语的阐释，“从《令》与《律》的关系看，二者是两种各自独立的法律体系。《令》的重点在‘事’；《律》的重点在‘罪’。在《令》中很少有‘依律’如何处理的表现。在《律》中也很少有‘依令’如何处理的条文。《律》、《令》各有其发挥效力的范围，是唐代法律体系的主体”。
(59)沈家本认为秦汉律、令有时混淆难辨，“诸书所引律、令往往相淆，盖由各律中本各有令，引之者遂不尽别白”，难以详加区别。程树德所论大体同于沈家本，认为秦汉时律、令分别不严，难以分辨。按：沈、程之所以有此种认识，既有文献记载亡佚不全的缘故，似亦源于秦汉律、令的特殊性，即并未如同魏晋及此后律令一般，内容、功能及性质方面有明确分工。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第1366页；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第11页。
(60)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第11页。按：程氏所据事例有二，一是“钱律”与“盗铸钱令”，一是“金布律”与“金布令”。程氏似仅着眼于表面，亦即名称上的混用不分，对律、令内涵的差别关注不多。对程氏所列举的例证，中田薰提出不同看法。虽如此，程氏的上述论断仍然值得注意。
(6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61页。
(62)章太炎：《检论》卷三《原法》“附汉律考”，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7-438页。
(63)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1页；又见《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一册《甲骨文金文简牍法律文献》，第369页。
(64)《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第56、60页。
(65)《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二四七号墓]，第172、169页。
(66)徐世虹：《汉代社会中的非刑罚法律机制》，柳立言主编：《传统中国法律的理念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第320页。按：徐氏在文中依据刑罚与非刑罚规定归类，将《二年律令》分为三类：一是基本属于刑罚规定，二是刑罚与非刑罚兼有，三是基本不涉刑罚。她还据《二年律令》说道：“就律的机能而言，在汉代并非仅限于刑罚，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事法规的相关内容，在当时也通过‘律’来规范。换言之，‘律’既可以是刑罚的载体，也可以是民事、行政、经济法规的表现形式。”
(67)章太炎：《检论》卷三《原法》“附汉律考”，《章太炎全集》(三)，第438页。
(68)在律令分途发展中，“令”并不是“律”转化的惟一形式，还存在转化为其他形式的可能。东汉末，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揭示出律令有向礼嬗变之一面。此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引文见《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传》，第1612页；《晋书》卷三十《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0页。
(69)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69、343页。
(70)《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第277、279页。
(71)《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第21、58页。
(72)睡虎地秦简整理者认为“荐”是垫在粮草下面的草垫，但从宋令需用苫覆盖在粮储上的记载来看，整理小组的这个解释似有不妥处：荐可以用来垫在粮草之下，也可用来覆盖于粮粟之上，“荐盖”一词似能说明问题。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第21页。
(73)《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第253、348页。
(74)《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二四七号墓]，第166页。
(75)彭浩：《读云梦睡虎地M77汉简〈葬律〉》，《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按：彭氏依据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所附《葬律》的部分图版，作出释文，并推论汉《葬律》是按爵位高低分别规定用礼的隆、杀。
(76)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9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77)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说明》第1-6页。
(78)《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上》“如淳注”，第732页。
(79)《汉书》卷四《文帝纪》“臣瓒注”，第105页。
(80)徐世虹：《汉代法律载体考述》，杨一凡总主编、高旭晨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三卷《历代刑制考·两汉魏晋南北朝法制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1-175页；《中国法制通史》第二卷《战国秦汉》，第282-287页。
(81)《汉书》卷六十七《梅福传》，第2917页。
(82)《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3935页。
(83)关于同名律篇与令篇的资料，参见徐世虹：《汉代社会中的非刑罚法律机制》，《传统中国法律的理念与实践》，第321页。
(84)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行书律令初论》，《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