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或“自为”：中产阶级与阶级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阶级论文,阶级论文,自在论文,自为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1-0018-11
西方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预设为：中产阶级是历经西方工商业和市民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心理特征以及有市场能力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因此在市场取向和社会秩序稳定与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来考量，中产阶级从客观阶级、认同阶级发展到行动阶级缺乏社会基础与条件；从某种视角来看，中产与阶级似乎形成一种悖论。因此，对中产阶级的分析与解读还必须有一种新思维。
一
在现代西方社会研究中，阶级分析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学者无论是试图以多元分层理论代替马克思的以生产资料划分阶级理论，还是创立一种知识价值理论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其中阶级分析都是解释社会经济差异现象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模式。而阶级意识作为阶级地位和利益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无论在冲突理论还是功能理论中，都是研究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以及阶级认同、冲突与变革等问题的枢纽和关键，并且学界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共识：阶级意识是阶级形成的主要标志。我们从阶级意识与阶级责任的视角，旨在说明由于市场经济的多元化，西方中产阶级自身具有模糊性、异质性、复杂性与矛盾性，从而难以形成政治上成熟的阶级，倘若没有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与互构，没有其他阶级的合作共赢，其难以成为现代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系统。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指出：“当具有共同经验（无论是继承的还是共享的）的人们，感受到并表达他们之间利益的认同，以及感受到并表达与那些和他们利益相异（通常是相对抗）的人们的差异，这时阶级就产生了。”[1]汤普森认为阶级从“存在”到“形成”，阶级意识是必要条件，工人阶级正是在共同的“经历”中形成了对共同利益和为这种利益展开斗争的共识，从而形成了本阶级的阶级意识。而在阶级多元理论流派中的阶级意识，则被称为阶级认识(class awareness)、阶级认同(class identity)；阶级意识存在与否，往往都是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和阶级排他(class exclusion)的标志。因此，对阶级意识的分析主要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其一，可以从马克思对“自在”与“自为”阶级的理论分析来考量。马克思曾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指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了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2]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和“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实际上是论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从自发状况向自觉状况发展的两个阶段，也是指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两个阶段。在初期阶段，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分散的、自发的，没有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具有独立政治力量的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当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获得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进入到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阶段，当阶级意识紧密地与阶级行动结合在一起，并通过一致的阶级行动去维护和争取共同的阶级利益，这时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才可能成为政治上成熟的阶级——自为阶级。由此可知，只有处于自觉阶级意识状况的阶级才能称为自为阶级。
其二，可以从政治学、社会学各流派对阶级意识的阐论来解读。在现代政治社会学理论中，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以外，其他各有关阶级或阶层理论对阶级意识的研究都占有显著地位，如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曾界定：“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考或感觉的东西的总合，也不是其平均数。而且整个阶级在历史上有意义的活动，最终是由这种意识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这些行动只能根据这种意识来理解。”[3]51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阶级认识并不表明阶级成员有能动的自我群体的认同以及有排他的倾向，它是阶级成员间因共同生活背景而自然产生出相似性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而阶级意识则是有明确的共同体的心理边界，是必须区分“我们”和“他们”的。[4]而麦克尔·曼也曾在《西方工人阶级的意识与行动》中认为，成熟的阶级意识包含递进发展的四个要素：阶级认同——阶级对抗——阶级总体性（个人处于的整体社会环境）——替代社会（指人们伴随着对抗和斗争走向的目标）。而真正的革命意识是这四个要素的总和。[5]米尔斯则认为：“阶级意识应当包括(1)对本阶级利益的理性认识；(2)对其他阶级不合理性的认识及有意识的反对；(3)对运用集体政治手段达到集体政治目的以实现自己利益的认识，及随时行动的准备。”[6]363-364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吉尔伯特和约瑟夫·A·卡尔则指出：“阶级意识是指一种由生产关系规定的对某个群体成员资格的知觉，一种对于这一共同身份产生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感觉，以及一种为谋求阶级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一个群体，只有当其成员感受到这样一种意识时，才能被定义为一个阶级”。阶级意识导致阶级冲突，“这些经历反过来会产生一种政治信念或意识形态，他们能解释世界，并能为增强阶级利益提出适当的组织行动形式。”[7]从上述卢卡奇到吉尔伯特对阶级意识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观念：即明确的阶级意识是对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有充分认识，并因而有为捍卫本阶级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一种“自为”的意识；只有共同的阶级意识才能促动与保证一个阶级能团结起来发挥其社会功能、实现其社会角色感的政治作用，同时这个阶级也就成为政治上成熟的阶级。
其三，可以从阶级意识与社会力量的相互联系来思辨。一个阶级只有具有了阶级意识，才能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而存在。然而阶级意识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是否有阶级行动的空间以塑造其共同体概念，取决于是否有明确的阶级成员意识，而且还依赖于是否有组织化的资源以达成阶级行动，依赖于是否有为阶级行动提供的理论支持、阶级理念传播的机制和代理者。[8]所以，阶级意识不仅是对客观地位的自觉，而且是对作为一个整体之阶级的价值自觉。仅有一般的阶级意识还不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因为从上述各流派对阶级意识的阐论和诠释可以看到，一般阶级意识是对本阶级利益认同和捍卫的一种思想观念意识，但它是具有排他性、利己性以及本位主义的。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每个阶级都有低层次的具体要求和高层次的社会要求，而工人阶级与这两种要求相适应的阶级意识是列宁曾指出的“工联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①工联主义意识是寻求有限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而通过政党组织产生的社会主义意识才是基本完整的工人阶级意识。[9]由于一个阶级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必然要同其他阶级、阶层发生各种社会交往关系，这就促使其必须积极主动地促动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整合。因而除了一般的阶级意识外，还需要高于一般阶级意识的阶级责任。
其四，可以从阶级意识与阶级责任的辩证关系来诠解。阶级责任就是指阶级的社会责任，是一般阶级意识向高度与深度的发展，是一种超越本阶级的利他主义的、参与和维护社会整体的社会使命意识。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意识，以及当代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思想”，就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更高层次和更高境界的阶级自觉意识和社会使命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奥索夫斯基在《社会意识中的阶级和阶级结构》中所阐述的社会阶级理论认为，革命的意识必须以共产党领导，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鼓动工人阶级才能形成。这就是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资本主义的贫乏和极限，从而将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作为本阶级的社会责任。因此，只有将阶级意识提升到阶级的社会责任，以及两者的结合，才能促使阶级在提炼内涵中塑造与升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履行其社会角色，并“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
二
从阶级意识的理论阐释来审视现代中产阶级，其是否具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责任？其是否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阶级？其是否能团结起来发挥其社会功能和作用？这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考量，或许可以为西方中产阶级勾勒出一个大体轮廓，其并非是政治上成熟的阶级，要成为社会“稳定器”，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与条件。
一是阶级意识的缺失，使中产阶级难以发挥其本身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10]466市民社会是人们基于私人利益的一种形式上的共同体，其中社会冲突广泛地存在着，黑格尔因此指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11]市民社会无力解决这些矛盾，因为其自身没有一种能整合与协调各种矛盾的能力。黑格尔认为，为了要使社会矛盾得到解决，使社会秩序得到维持，就必须有一种力量，并且只能到市民社会之外而又高于市民社会之上的领域去寻找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概念的、一般的、作为精神理念的“国家”。而马克思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在市民社会之外而又高于市民社会之上的领域去寻找力量，“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10]463由此可见，马克思所指的就是一个阶级必须具有阶级意识以及阶级责任，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马克思曾论述中间阶层具有摇摆性、投机性和两面性等不稳定性，还指出法国小农犹如一袋“马铃薯所集成那样”具有分散性。[12]关于这段论述，有些理论流派不一定对没有具备阶级意识就等于没有形成阶级这一论断认可，但却大多认为没有阶级意识就不可能有阶级行动和力量，就不可能是政治上成熟的、自觉的阶级，这种认识几乎都是一致的。这正如卢卡奇所指出：“意识形态因子不仅标志着阶级利益，它们不仅是旗帜和口号，它们是构成现实斗争的部分、组成因素。”[3]59
二是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上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观念与导向，严重阻碍了他们阶级意识的形成，这使作为维护阶级利益的整体阶级行动缺乏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自由主义信奉个人主义和自我利益，是18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意识形态模式，它首先考虑个人，其次才是国家和社会；认为社会目的是为了个人，国家应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以洛克、孟德斯鸠和美国杰斐逊等为代表的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高价值，是社会进步的最终源泉。P.J.Williamson认为：“自由主义打破了社会联合的纽带，它促使社会分裂，转向大众原子化形态，其中，追求自我价值的个体总是避免承担任何更高的道德责任。自由主义使人们奔向物质世界，这不是财产制度错了，而是自由主义的本质使得财产权离开了任何道德的、社会的和责任的约束。”[13]以从开辟新大陆以来即倡导个人奋斗而致个人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为例，其处于下层社会的工人阶级应该是具有阶级意识的阶级，但是由于在提倡民主反对控制、信奉个人自由主义的社会文化影响下，美国工人对以阶级团结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运动却产生出一种恐惧感乃至抵触情绪，这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14]这种思想观念在依靠个人奋斗起家、崇尚自由竞争的传统中产阶级中也很流行。如美国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中曾写道：“自由本身是美好的，而且还给我们带来富裕；可是集体主义却造成奴役和贫困。”[15]而个人自由主义信仰同实用主义思想又是不可分割的，如“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哲学传统的伟大贡献，容许政治领袖和政党特别灵活地改变政策，以吸引各种利益集团”。[16]这也使广大美国工人对生活多有实用主义倾向，“要求可以见到的和实际的结果，并且越快越好。而社会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对于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17]这种思想观念使工人阶级的意识在对待阶级行动问题上充满着矛盾，把集体主义视为实现其个人目的的工具，为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而采取行动的热情已经减退。[18]同样中产阶级中相当部分人对民主制有所怀疑，这连德国托马斯·曼这样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者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民主政治：“我不想去过问议会政治，我想要的是公正、秩序和财产，如果说这是市侩，那么，我想当一个市侩。”[19]故早在德意志帝国时代的“职员集团”，“他们的政治选择已经表现出一种无法估量的多样化，没有任何一个以阶级名义进行宣传的政党能有把握地赢得他们的支持”。[20]由于社会角色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往往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致使中产阶级人士会同政府唱对台戏。如美国一些科学家、教授们即称“9.11”是个大阴谋，认为是美国政府炸毁世贸大楼。2006年约500名“志同道合”的科学家教授们为此聚集在芝加哥举办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寻找9.11真相的学者”组织。
在现代西方社会，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造成了一种社会矛盾分散化的效应；另一方面，市场社会的多元化和市场经济竞争的利益导向，促使个人主义化趋势也日益增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称之为“围绕着金色的自我跳舞”。在这种趋势下，西欧社会正在转为一个个性张扬的利己主义社会，“在依然享受福利的三分之二居民中，特别是在新中间等级内部，在所谓‘雅皮士’中间，这种趋势尤为强烈，——他们以自己的利己主义行为方式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21]为此，德国政治学教授沃尔夫冈·贝格多尔夫指出：“与20年前相比，今天每个人都更加努力加强他们的自我意识，并以此为出发点谋求自我发展。至于自我约束和履行义务的愿望正在急剧下降。”[22]32而1994年社会心理学家霍尔斯特·埃伯哈德·利希特尔依据调查说：“特别是那些受过很高教育的人，正在走上弱肉强食社会的道路。与十年前相比，他们更热衷于自我满足，更有野心，更有行动能力，而更少考虑社会。”[22]33对此，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沃尔夫冈·绍布勒在《未来的变化》一书中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今天如此广泛流行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实现自我的思想已经威胁到人们履行为人父母的应尽义务与责任。”在美国同样如此，为了实行全民医疗保障的改革（现惠及5000万下层人民），从罗斯福、杜鲁门、克林顿到奥巴马历经半个多世纪，对此问题至今都争论不休、阻力重重，遭到自认利益受损的医疗协会、医生协会等中产阶级以及药品企业、商业保险公司的激烈反对。由此可见，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价值倾向，孕育着中产阶级成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目的的自利主义者，加剧了他们的不公平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社会内部的分化以及社会整合的危机。贝克在《风险社会》中认为，现代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个体主义文化偏离既有的阶级文化。[23]当代西方许多学者常用“碎片化”(fragmentation)概念分析西方社会在社会分层和观念、意识层面的新变化。[24]尽管这是当代社会人们价值观、社会态度和个体行为选择的一种新趋向，然而这对从客观阶级、认同阶级转化到行动阶级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人们的阶级行动和冲突意识往往局限于物质性原因，而不是阶级化、社会化、政治化的价值性原因。
三是中产阶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使其没有团结一致采取整体阶级行动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利益集团政治却是其现实走向。由于新中产阶级主要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因此缺乏稳固的客观基础和社会团结。由于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在保持现有制度乃是保持其地位状况的前提下，新中产阶级既无整体行动的明确目标和政治斗争的迫切需要，也无组织政党的必然需求；在其地位利益不受威胁时，他们也不会积极寻找政治上的代理者和代言人。而斗争性的弱化和阶级意识的淡化，使他们缺乏对客观地位的自觉和对作为一个整体之阶级的价值自觉，这不得不使人怀疑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认识的必要性。同时，他们中的错综复杂的多元利益主体和多元价值取向，使他们也没有形成行动阶级的现实基础；在现代社会只能以利益群体和社会问题集团的面目出现，与不同的群体力量暂时联合，开展超阶级、跨阶级的新社会运动。在不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时，左翼知识分子也能够代表中产阶级下层发出声音，但并不能推动整个中产阶级运动。如果说中产阶级有特别要关心的，那就是要尽量避免向下的社会流动风险。米尔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没有任何主要政党专门为他们服务”；“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中产阶级。正因为他们既不团结也无机会，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性很强的独立的集团或是形成独立的党”。[6]394至今美国中产政治面目依旧，在英国也是如此。而在欧洲多党制的政治社会中，或有政党宣称代表中产阶级的部分利益，但那只是选举政治中为了积极争取“中间选民”的一种政治策略。实际情形是，没有一个政党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利益方面完全代表他们；也没有一个政党愿意仅仅只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同时，资产阶级和政客们也没有诚意在社会的政治舞台上自愿给他们预留足够的空间和地位。
四是资本主义是倡导优胜劣汰、自由竞争的社会，新中产阶级作为由许多利益互相矛盾的职业群体组合而成的中间阶层，其不但有来自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稳定的“恐慌”和“焦虑”感，而且同时更有来自内部的“阶级”斗争。例如美国的中小企业每年开业60万家，但在“商场如战场”的激烈竞争中倒闭兼并的就有25万家。而日本中小企业年开业率为7%，年停业率也达5%。[25]因此，在企业与企业的生存发展中，企业和行业内部的竞争、生产和商业的竞争、人事和职业的竞争、知识和技术的竞争、利益和价值的竞争以及人才竞争等等，使中产阶级之间也充斥着利益矛盾和冲突。故市场社会多元化已使中产阶级分裂成无数个利益群体。同时，中产阶级“向上爬”的愿望和害怕“向下跌”、被无产阶级化的心态以及失业阴影，使其成员不得不为保住工作位置而拼命苦干并积极参与市场和职场的博弈。尤其是游离于主流社会和价值的中产下层心理取向上的相对剥夺感、挫折感以及不满程度等往往是形成结构性怨恨与“系统故障”的动因。这种现实状况，使得中产阶级组织成团结一致的联盟几乎是天方夜谭，故不能不使人发出有“中产”而无“阶级”的感叹！
五是现代社会流动的加快影响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育。马克思曾经指出，阶级流动有碍于经济行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透过阶级流动，统治阶级能将被统治阶级出身的最优秀人才纳入自己的阵营，而有稳固的、反革命的效果。[26]达伦多夫认为，频繁的社会流动，造成团体内的团结无法产生，减弱阶级间的冲突，个人之间的竞争会取代集团的阶级间的冲突。[27]吉登斯则指出，阶级不流动提供了传承共同生活经验的基础，以及经验的同质性，这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类似的报酬，阶级流动的封闭性促进了可认同的阶级的形成。[28]这些论述提供了一个观点，即现代社会流动将会妨碍处于社会结构中流动最频繁的中间阶层的共同的阶级利益、自觉的阶级意识和组织化阶级行动的形成。此外，移民社会也是一个原因。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美国总劳动人口的15%在美国以外出生，这些移民占科学和工程类工作者中有学士学位的15%、硕士学位的29%、博士学位的39%。目前美国1/5医生、2/5医学科学家、1/5计算机专家、1/4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和材料科学家、1/6生物学家出生在美国外，这种比例仍呈上升趋势。不同的民族种族、传统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显然也是阶级意识形成的障碍。那么，如果一个阶级缺乏阶级意识的话，阶级行动难道不会退化吗？
三
2005年夏季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等主流报刊开展阶级问题讨论，有学者指出，阶级与阶级学说与其说是关于生活方式或消费时尚，不如说是事关“谁有权作决定”的问题；阶级是重要的，阶级意识也同样重要，必须认识到，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是阶级问题的关键。[29]从社会结构角度而论，有市场能力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应是现代社会趋向成熟的过程。但是现代社会应是“组织社会”。一个阶级的力量，不在人数的多少，而在这个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权和组织化力量以及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势话语权。这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奴隶主、地主贵族、资产阶级都是少数，而被统治阶级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都是绝大多数的社会历史状况中就可以找到答案。同样，中产阶级的真正壮大，不在于人数的增长而应在于有组织的阶级力量的发展，在于他是“组织人”。然而，中产阶级在社会形式方面是多样的，在具体利益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歧异的，他们之中难以存在一个共同政治运动的基础与共识。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指出：“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同时他还认为“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30]因此，一个阶级不仅必须具有阶级意识并组织起来才会有社会行动方向，而且一个阶级团结一致的组织化程度决定了其阶级行动的力量和目的。而“社会和政治的根本改变来自人的有目的的行动”。[31]
从阶级特征而论，尽管中产阶级有获取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能力，与其他阶层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但其往往不仅缺乏下层阶级的斗争激情，而且也缺少上层阶级的内聚力。尤其是新中产阶级，其依附性质和工具人格在不断增强，而民主精神或社会平等公正意识则不断失落。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表演，往往更多地以利益驱动来决定角色，他们在与各阶层的对立与妥协、斗争与合作的周旋中，在社会政治的进退取舍中，都是坚持以功利权益为准则，以功利权益的转移来调整目标，来“理性”选择朋友或对手。一旦谁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如法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民主正在走向异化，有媒体称其为“黑手党化”的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的骨架”中产阶级和民众的压力下，国家不断丧失对自身体制进行调整的能力。近年来，法国公务员、教师、医疗界等工会，因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动辄对政府改革进行要挟与大罢工，以致社会失序，国家瘫痪。如1995-1996年法国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案，使500多万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罢工示威，致经济长期瘫痪，引发社会危机。2007年11月因法国总统萨科奇修改退休金制度，激起公务员、教师、大学生以及邮政业、电信业专业人员等连续两个月的全国性大罢工。由此可见，中产阶层的社会张力往往会对政府构成冲突与挑战，影响社会稳定秩序。同时，他们的阶级意识常常落后于他们的客观存在，以及对财富和名利的追求欲望，使他们对政治普遍冷漠与疏离，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现象。尽管有时中产阶级的复杂性和分离性会被贫困化、社会化以及功利化等问题的脆弱一致性或统一性所取代，但这仅仅是暂时的；他们在“认同感政治”的非阶级集体行动中，可能同某一阶层或利益群体组成联盟，然而却不能持久，一旦达到目的就会解散；他们所面临的往往更多的是如何对付社会角色多重性和角色变换方面的选择困惑。在市场经济多元化促发的利益主体多元化、政治诉求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分属不同利益群体的中产阶级的功能是分化与紊乱的，其“矛盾地位”、“矛盾性格”不仅在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意识与行为取向是一个复杂的变数，而且其对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他们的诉求与取向在风险社会中构成一种冲突与挑战力量。如2008年12月希腊首都雅典等主要城市发生以中产阶级占主要力量的大骚乱。他们利用法律赋予的避难权，占据了大学校园，最后，骚乱升级为全国性的反政府示威，使欧盟社会受到极大震动，被视为“经济风暴引发的第一波社会大动荡”。
F·帕金曾认为，阶级意识是动态发展的，阶级本身也是会转化的。然而不管如何发展变化，很显然，倘若中产阶级由于蜕变而缺乏阶级意识，缺乏统一的意志，虽然不可能形成社会大规模的阶级对抗和冲突，但是也难以成为政治上成熟的阶级。而以各自为政的个体组合成的一袋“马铃薯”式的阶级或阶层，不仅在阶级认同和行为选择上易产生分化和疲态，而且很难以组织资源和话语资源来抵抗社会控制的支配结构。尤其在当前不断增强的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导致控制全球生产、市场和金融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的条件下，仅靠缺乏资源、在价值取向上又难以统一的非政府组织(NGO)作为组织资源，中产阶级是难以抗衡跨国资本的，从而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在资本为自己强行开辟道路的格局中，追求市场地位、“碎片化”的中产阶级难以摆脱附庸。总而言之，以个人价值和利益为中心的中产，既然不具有阶级觉悟、也不能在政治上组织自己，那么其在现实存在中也只能以优先考虑自身狭隘经济利益的、分散的职业群体或集团的面貌出现。故尽管历史经验表明中产阶级曾经是有政治力量的，但他们不仅要成为经济人、文化人，而且还必须促使自己成为组织人、制度人。为此，今天他们更需要证明自己的是：能否明确自己的阶级责任，能否具有自觉阶级意识的组织行动和政治行动，而不是仅仅属于原子化状态的市场社会，也不仅仅属于某个利益集团。如果现代中产阶级既难以成为政治上成熟的阶级，又难以构建社会利益共同体的价值观，那么他就难以成为现代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系统。同时，从现代政治发展态势以及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而论，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稳定关系，不仅仅在于其市场能力，还取决于他们是否赢得其他社会阶层广泛合作与支持的能力，取决于其是否有参与和推动政治民主的能力，取决于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制度资源、制度空间以及制度构架对公平、正义、价值和政治文明的体现。因此，中产阶级要想“化蛹为蝶”、实现一个主导性阶级的“光荣与梦想”，确实任重道远！或许应该这样理解：“中产阶级”并非是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并列的、具有严格意义的客观阶级，而是一个存在于社会理论构建和假设中的理论阶级，抑或是一个阶级分析的动态概念；是文化学者、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时尚的文化符号，抑或是一种话语建构的产物。故对中产阶级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方法来诠解与解读。
收稿日期：2009-10-09
注释：
①列宁曾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参见列宁《怎么办》一文，该文载于《列宁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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