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个问题_民族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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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有力地开展这项工作,需要对一些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笔者想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定义和内涵问题

何谓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是必须首先弄清楚的问题。在界定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问题则需要先讨论清楚。这就是民族精神中是否只有好的内容而没有不好的内容。毛泽东曾经说过:“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毛泽东文集》第7卷,41页)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辩证法的。毛泽东是就民族的整体而言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如果从民族的精神方面来看,每个民族也有其所长和有其所短,这样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要弘扬和培育的民族精神是不是也既包括民族在精神方面的长处又包括民族在精神方面的短处?怎样才能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呢?我认为需要提出和区分“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这样两个概念。“民族意识”是民族存在的反映,有什么样的民族存在,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意识。民族存在是先进与落后共存,那么反映这种存在的民族意识自然就是精华与糟粕同在。民族意识包括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意识中先进部分和精华部分的总和,它不包括民族意识中的落后部分和糟粕部分。我们弘扬和培育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意识中的精华。只有这样认识,我们才能理解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也才能理解胡锦涛同志所说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竭动力”。否则,如果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还包括落后部分、糟粕部分的话,那么这样的“民族精神”就谈不上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和“不竭动力”。讨论到此,我们可以为中华民族精神给出这样一个定义: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支撑其走向进步、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的思想、观念、伦理、品格、气质、心理等精神因素的总称。中华民族精神既是已经形成了的,因此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还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因此需要培育。

那么,中华民族精神都包含哪些内容呢?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和基本思想的高度凝炼和概括,为我们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正确指南。但是,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我们要以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上述论述为根本指针和崭新起点,在认真学习、准确领会、努力实践的基础上,把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推向深入,并且把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同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它的核心内容或者说基本思想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此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敬老尊贤的伦理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等,都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的思想材料。中华民族精神犹如民族思想脉动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情况下会形成或悲壮慷慨或昂扬激越的不同乐章。例如民主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等。这些不同乐章既是中华民族精神主旋律的具体表现,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二、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本民族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二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世界各民族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先来讨论中华民族精神在本民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即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起反作用,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起反作用,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起反作用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发展。物质方面的发展在民族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因此,要实现民族的发展必须首先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为民族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只有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因此还必须有相应的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民族发展创造必要的精神条件。既注重物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注重精神生产力的反作用,努力实现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协调发展,才能使民族发展走上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从生活需要的角度来分析,任何有作为的民族都需要和追求不断充裕的物质生活和不断丰富的精神生活并为此而不懈奋斗,同时在这种奋斗的过程中实现着民族的繁衍和壮大。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同民族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过程。在合作与竞争中,没有掌握先进物质生产力的民族就不会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品格的民族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充分肯定物质因素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地位和决定作用的同时,必须充分肯定精神因素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地位和能动作用。民族精神属于文化范畴,在民族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民族文化先进与否、强劲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文化前进发展的灵魂。与此相联系的是,衡量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必须既看它的物质力量又看它的精神力量,包括其民族精神。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549页,人民出版社,2000)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充分肯定精神活动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进程中的能动作用。民族精神在综合国力的发展中,乃至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首先是凝聚作用。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要由这种共同的民族精神来维系;各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由这种共同的民族精神来凝聚。其次是支撑作用。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特别是当民族生存的物质条件遇到困难、前进发展遭受挫折的时候,这种支撑作用更为重要和明显。第三是激励作用。民族精神是鼓舞民族前进的号角,是激发民族活力的动力,是校正民族志向的标尺,是滋养民族品格的食粮。总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推动民族前进的物质力量。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民族物质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具有崇高精神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世界各民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阳光包含七种颜色,世界融汇多个民族。多极化、多样性既是世界各民族的现实存在又是世界各民族合乎逻辑的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古代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毛泽东文集》第6卷,364页)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当今时代,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是各民族的一致愿望。在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以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精神而著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有作为的一员。中华民族在努力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的同时,也在努力促进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和共同发展。以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和灵魂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和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100页,学习出版社,2003)中华民族有疆域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和悠久的历史,应该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鼓舞下努力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作出贡献。

三、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问题

五千多年来,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有对中华民族争取进步发展斗争实践的总结,也有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有对其他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汲取,更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民族精神的凝炼、升华和创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培育和形成自己民族精神的主体。民族中的精英包括历代贤者、志士、仁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袖在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先锋和表率作用。

中华民族追求民族进步发展的实践是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生命力和进取心极强的民族。尽管历经劫难,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减弱过、放弃过、停止过对民族进步发展的追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懈奋斗的精神。为了改善民族的生存条件、实现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中华民族在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并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改变民族落伍、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状态,进行了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今日仍然在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存在决定意识,实践产生思想,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为实现民族进步发展的伟大实践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伟大中华民族精神。这种实践仍在继续,这样的精神也一定会发展。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母体。中华民族精神不但博大精深而且源远流长,它积数千年中华文化之精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其精华部分的核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仔细分析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其中每一部分内容都可以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思想来源。例如爱国主义精神、团结统一精神,就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紧密相联。而这种整体主义思想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我们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必须正确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要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其次对其民主性的精华也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加以廓清、充实或更新,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要剔除隐含在“君子”一词中的封建主义色彩,而将此作为整个民族的一种自尊、自信、自强的进取精神的写照。

其他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是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中华民族精神是个开放的、包容的体系,在它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但融汇和整合了汉民族同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精神;而且还汲取和借鉴了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作为丰富自己的养料。例如,20世纪初叶中华民族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汲取和借鉴了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使中华民族原来曾有的但后来被封建统治长期阻滞、压抑了的这两种精神得到空前发展,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精神在汲取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精神作为养料的时候,不是生吞活剥而是消化吸收使之转化成自己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实现了中国化和中华民族化。如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一样,世界各民族的民族精神也是多样的。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的长处,不仅在落后的时候要学习,即便是先进了,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中华民族是一个乐于学习、善于学习的民族,坚持和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并且博采众长丰富和发展这个传统,是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正确途径。

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产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创造,起到了凝炼、升华、推进和创新的作用。首先,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非但没有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生“断裂”、“变异”,相反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上最先进和最科学的思想体系结合起来,走上了蓬勃发展和不断创新之路。在这个结合过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相生,都得到了发展。比如,实事求是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其次,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复兴的道路。当今世界,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随着民族自身处境和在国际上地位的正向变化,民族心态、民族精神也在振奋和昂扬起来。而且,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批判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思想,形成为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调动和凝聚各族人民积极性、创造性的强大精神力量。第三,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中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振兴的核心力量。作为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不但继承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而且在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同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以及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中,凝炼、升华和创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但从最高形式上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而且对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创新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特别是其代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身体力行地为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既善于从实践中对体现民族精神的思想和言行进行提炼和概括,以丰富民族精神的宝库;又总是和人民群众一起在实践中展现和创新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四、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渐进性与突变性问题

中华民族精神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无规律可循?这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民族精神与民族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生活富裕程度的关系问题;二是民族精神与民族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民族精神在民族发展进程中的渐进性和突变性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精神生产是从人的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因此,从总体来看,从发展趋势来看,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水平越高、生活越富裕,其民族精神应该越振奋、越高昂。但中外发展的历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先进的物质生产水平和富裕的物质生活非但没有产生昂扬的民族精神使民族走向更加先进,相反却滋长了奢摩之风、自大之风、不思进取之风,结果造成民族的衰退甚至灾难。这又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观点,就是精神生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既同物质生产有联系,又同物质生产有区别,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具有不平衡的关系,二者的发展是不成比例的。正是这种不平衡性解释了一部跌宕起伏的朝代更替、大国兴衰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在世界各民族前进发展的过程中,物质条件占有优势的民族不能自恃其强而忘乎所以,物质条件处于劣势的民族也不能自甘落后而无所作为。在当今世界各民族之间激烈的竞争中,凡是不甘落后而要有所作为的民族,都应当在努力改善物质条件的同时,振奋和弘扬其民族精神,使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在实现民族进步乃至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地发挥出来。两强相争勇者胜。强弱相争也不一定是强者胜。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精神因素的能动作用。正是这种不平衡性、不成比例性才使发展中国家赶上或超越发达国家成为可能。根据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相适应又不完全相适应的情况,我们在弘扬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首先要抓好物质生产和物质文明建设,但又不能只抓这种生产和这种建设,还必须同时抓好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种生产和建设不可或缺也不可相互替代,必须同样重视和使之协调发展。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强调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他既强调物质文明的重要性,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又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在1992年视察我国南方时,他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既不能轻物质重精神,也不能重物质轻精神或者以物质代精神。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固然重要,但面对这种改善可能产生两种精神状态:一种是继续艰苦奋斗,一种是从此好逸恶劳,这就需要精神方面的建设和引导。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必须牢记“两个务必”,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关于第二个问题。如前所述,民族精神是民族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民族精神是否高昂、强烈、振奋同民族物质生活条件是否确有保证和得到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二者并不能简单地构成正比。在同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既有物质生产力发展较快、物质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的时期,或者说“顺境”;也有物质生产力发展较慢甚至受到破坏、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匮乏的时期,或者说“逆境”。那么,在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民族精神是不是一定就表现为前者振奋、后者萎靡呢?其实不尽然。在民族发展的“顺境”和“逆境”当中,民族成就、民族灾难或者危机都可以从正面或反面激发起高昂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精神空前高昂,并且化为建设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力量。伴随大庆油田开发成功而形成的大庆精神,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成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和外部封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面对洪水泛滥、非典肆虐的严重灾难,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精神逆发出来、显现出来,成为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战胜困难和艰险的强大精神支柱。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多难兴邦,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战胜灾难的奋斗中和在民族的进步中得到补偿。其所以能够如此,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族精神在起作用。民族精神在发展进程中,既有比较平稳的状态亦即渐进的状态,也有出现起伏的状态亦即突变的状态。从总体上来看,民族精神是一个长期传承、积淀和更新的过程,是渐进的;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因民族的“大喜”或“大悲”而使民族精神的变化打破常态。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根据民族精神的渐进性坚持持之以恒,长抓不懈;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民族精神的突变性,注意在民族取得伟大成就和遇到巨大灾难的时候加强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民族取得成就时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固然重要,在民族遇到危机、灾难、挫折的时候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则更为要紧。因为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总是在物质生产和生活遇到障碍时才更加需要和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司马迁曾说过:“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说的是人在遭遇厄运、物质条件匮乏时由于其发愤而使精神生产大放异彩。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在于“发愤”,在于不向厄运低头。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不喜欢顺境和成就而喜欢逆境和灾难。顺境、成就同逆境、灾难都是客观存在并且总是相倚相伏、相随相生的,并不以我们主观上的好恶而转移。问题在于我们往往缺乏忧患意识。在我们民族前进的征途中机遇和风险同在,我们不但要增强机遇意识,而且要增强忧患意识。只有充分估计到风险,并且提高战胜风险的预见性,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变逆为顺。这个过程既是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也是有力地促进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注意抓住抓好。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过程中,顺境和成就是机遇,逆境和灾难也是机遇。我们既要抓住民族的“大喜”又要抓住民族的“大悲”,善于在民族的顺境与逆境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五、关于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重点工作和重点人群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把“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之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的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的基础上,必须大力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抓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工作,把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纳入到国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说,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到学校教育,从学前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到继续教育,都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德育工作中更要突出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内化到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中,成为人生的灵魂和指南。二是抓好以思想道德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同加强民族思想道德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道德建设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教育和建设。思想道德水准的提高就意味着民族素质和民族精神的增强。三是抓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建设的成果促进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中国共产党是民族进步和振兴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精神状态不仅是民族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而且是带动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特别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将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起到示范和促进作用。我们党只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同全国各族人民心连心,党的执政基础就坚如磐石,党所领导的事业就繁荣兴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振奋昂扬。

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工作。我们整个民族即是这项工作的主体又是这项工作的客体。我们民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自觉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特别是党员干部和青少年更是这项工作中的重点人群。党员干部是我们民族中的优秀分子,是承载民族使命的脊梁。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对民族精神具有重要影响。要坚持用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教育党员干部,使他们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身作则地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出贡献。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中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任务。针对青少年年岁较轻、涉世不深的情况,要注意对他们进行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教育,使他们了解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民族;同时针对青少年富于开拓精神的情况,注意引导他们正确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精神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民族精神。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兴则民族兴。对青年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学生来说,更要成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大学生作为一个最容易感受因而也往往是最先感受这种发展变化的群体,他们对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态度和作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方的文化资本、文化产品、价值观念扑面而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更加开放、更加难以“设防”的情况下,如何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如何使民族精神在青少年中尤其是在大学生身上得以延续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艰巨而又极为重要的课题。我们应当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个课题作出探索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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