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思想解放与温州发展格局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温州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78年到1997年，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三次思想解放一次又一次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一次又一次更新了人们的观念，有力地启动了改革开放，促进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温州在三次思想解放的洗礼中，发展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迁，格外引人注目。本文通过对三次思想解放和温州发展格局变迁的分析，揭示三次思想解放的必然性和温州发展格局变迁的典型性。
一、历史必然
三次思想解放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是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分析、研究当代中国实际问题，冲破在一定时期内“左”的思想束缚的历史进程。因此，三次思想解放不是人们主观意志作用的结果，而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势必带有深刻的历史标志和时代烙印。
1.重大历史关头的启动
三次思想解放的启动，都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处于重大历史关头时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78年前后，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2年前后，第三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7年前后。这三次思想解放为什么会发生？这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现象，而是必然趋势。
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与阻碍力量势必要进行激烈较量。无论是1978年前后“真理标准”与“两个凡是的”较量，还是1992年前后姓“社”与姓“资”的较量，亦或是1997年前后姓“公”与姓“私”的较量，都直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与阻碍力量在思想路线上的直接交锋。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继续坚持在僵化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修修补补，低速发展，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发展；是继续坚持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不放，低效率运转，还是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达到高效率运转。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如何抉择，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走向，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可见，三次思想解放的启动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2.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
三次思想解放进程，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层层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60-70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西方国家产业结构开始调整，许多国家加速现代化进程。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起飞，中国却从6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大革命”而痛失良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进入了空前发展时期，同时，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空前尖税的挑战。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单靠老办法不行，必须大胆探索。这就要不断解放思想，敢闯、敢干、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各方面工作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三个有利于”标准。而不是把姓“社”还是姓“资”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更加系统地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1994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实施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的改革。1997年，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阐述，明确提出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5.29"讲话的内容。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5.29"讲话和十五大报告的一根红线。
3.格局变迁卓有成效
三次思想解放，都开创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格局，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
(1)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在指导思想上摆脱了“左”的束缚，经济生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这标志着对外开放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更有震撼力的是在思想解放大气候的鼓舞下，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冒着生命风险签订的“包产到户”立约文凭。小岗村农民的主动创造精神适逢其时，得到了邓小平、万里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包产到户”虽然也遭到“左”的势力的恐吓和阻挠，但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没过几年，“包”字就风行全国，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农业生产连年上台阶，连年获得大丰收。长期以来受压抑的农村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2)从姓“社”姓“资”中解放出来
邓小平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观念束缚，是第二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要求全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人们一旦从姓“社”姓“资”中解放出来，就把改革开放推进到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推动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772亿元，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1997年进出口总额增加到3251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到1399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加，199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51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90元。
(3)从姓“公”姓“私”中解放出来江泽民总书记在"5.29"讲话中解除了困扰人们多时的姓“公”姓“私”的疑惑，为国有企业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中央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积极稳妥地进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根据市场情况，允许一些企业上市发行股票。对国有小企业，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的步伐。在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城乡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继续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新一轮改革高潮已经拉开序幕，必将引起新一轮发展。可见，三次思想解放对当代中国发展格局变迁卓有成效，就进一步证明了三次思想解放是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典型实践
温州发展格局变迁不仅与当代中国发展格局变迁具有一致性，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典型缩影，也是三次思想解放的典型实践。三次思想解放对温州发展格局变迁具有直接影响。
1.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兴起
第一次思想解放，揭示了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的序幕，带来了温州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形成了乡村家庭工业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快速形成的发展格局。
(1)乡村家庭工业蓬勃发展
在温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经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个体、私营经济、商品经济，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温州市在1980年8月11日就转发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对个体工商业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采取措施积极引导、鼓励个体经济发展。但是，有些领导还没有从“左”的桎梏中完全解放出来。1982年初，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时，在乐清柳市抓了“八个犯罪的典型”，简称“八大王”。其实他们是温州80年代初第一批从农村改革中涌现出来的“专业户”、“重点户”的代表。如“邮电大王”，就是短途邮电服务的专业户；“目录大王”，就是广告信息专业户；“旧货大王”就是收旧利废的旧货购销户；“机电大王”，就是小型电机配件购销专业户等。这些人在流通领域赚大钱，在当时被视为投机倒把的行为。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温州市委召开了全市电话会议，宣布为“八大王”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予以归还。1985年，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关于改革管理、搞活经济的十项措施》，极大地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85年，温州市已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耕地，转向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股务业。据当时统计，家庭工业企业13.3万家，农村工农业总产值25.3亿元，其中农业占25%，家庭工商业占65.3%，使农村经济起了质的变化，初步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农村工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
(2)专业市场迅速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干部群众消除了“左”的思想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发展城乡商品经济，方便人民群众生活，加快了恢复和发展农副产品市场，相继建立起一批工业品贸易市场，各种商品市场发展迅速，生产要素市场也有所发展。1984年，温州市城乡市场发展到393个，其中专业市场135个，尤以十大专业市场闻名全国，年成交额达9.55亿元。1986年更是发展到商品市场472个，其中专业市场267个。这些专业市场，有固定的场地与摊位，实行统一管理，并设有储蓄所、托运部、寄存处、旅馆、食堂、电信、停车场等服务设施及工商、税收、治安等管理机构。这些专业市场，从专业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半成品、成品、配件、生产设备，到城乡建设用的建筑材料；从汽车、拖拉机、渔船、内河船只所需的汽油、柴油，到人民生活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到了1995年，温州市有集贸市场523个，其中214个专业市场成交额150.16亿元，占总成交额的60.47%。而且这214个专业市场当中生产资料市场86个，证券期货资金市场27个，房地产交易机构215家，劳动力市场179家，技术信息机构84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温州市场逐渐表现出专业化程度高、市场覆盖面广、机制灵活的特色。
2.全面推进温州二次创业
第二次思想解放，使温州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形成了城乡市场空前繁荣、市场建设步伐加快、对外贸易势头强劲、利用外资大幅度增长的发展格局。而温州市委、市政府在总结温州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94年1月5日正式向全市提出开展“第二次创业”。所谓温州二次创业，就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途径，以抓改革、抓管理、抓科技为动力，以促进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和加强基础设施为重点，实施科教兴市、质量兴市、依法治市、文明建市、力争到本世纪末实现第二次飞跃。
温州二次创业口号的提出，迅速成为动员群众、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巨大精神力量，把温州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开始实施二次创业的1994年，是温州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温州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17号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90多亿元，但是温州人民在二次创业精神的鼓舞下，万众一心，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可喜成绩。全市当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81亿元，增长26%，完成工业总产值525.36亿元，增长48.8%；财政收入21.7亿元，增长15.5%；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5113元，增长32.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0元，增长35.7%。1995年温州在国家实行“双紧”的宏观环境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势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07.49亿元，增长21.4%；工业总产值达748.98亿元，增长40.3%；财政总收入达26.49亿元，增长22.2%；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6732元，增长31.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801元，增长40.1%。1996年温州市国内生产总值达508亿元，增长19.3%；工业总产值达1002亿元，增长36.3%；财政总收入达32.2亿元，增长21.5%；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7378元和3220元。1997年温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达到8500元。
四年来，温州二次创业从提出到实施，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发展不动摇，凡是能发展的就不阻挡，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和温州二次创业结合起来，把加快改革、加速发展的紧迫感和求真务实的作风结合起来，才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就。
3.股份合作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体
第三次思想解放，带来了温州股份合作经济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骨干、股份合作经济为主体、个体私营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多种经济竞相发展的格局。
股份合作制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商品生产中的又一伟大创造。温州是中国股份合作经济的发源地，也是股份合作制发展最成功的地区之一。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大多从“家庭作坊”或从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过来。它源于群众的自发创造，顺应市场经济潮流，以自我集资、自我组合、自我管理为新型企业组织形式。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具有产权明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机制灵活的特点，是农村一种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
在温州，股份合作经济萌芽于70年代末期，形成于80年代中期，1987年后进入规范时期。1987年9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达《国办发[1987]6号》文件，正式批准包括温州市在内的全国10省区中14个试验区后，温州市有关部门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反复比较研究，最后制定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1月7日，由温州市人民政府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温州市也是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比较系统的行政性规定，标志着温州股份合作企业从一般乡镇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从1988年8月到1994年12月，先后又制定了六个政策性的文件与规定，有针对地解决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引导并促进了股份合作企业稳定、健康发展。至1996年，股份合作企业猛增至21328家。从业人员达53万人，企业上缴税金12.12亿元，企业自有资金达80.72亿元。在温州，长期以来形成的“小而散”、“小而低”、“小而弱”的发展格局正在被“小而专”、“小而优”、“小而强”所代替。目前，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已发展到3.6万家，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股份合作经济成为温州国民经济的主体。
三、深刻启示
三次思想解放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温州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层层深入的客观要求，也是温州改革开放层层深入的客观要求。三次思想解放与温州发展格局变迁不仅具有客观必然联系，而且给人们带来了深刻启示。
1.促进了邓小平理论与温州实际相结合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三次思想解放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成熟、发展的主要杠杆和重要标志之一。自从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来，温州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初始阶段的农村体制改革，还是后来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无论是初始阶段的市场机制创新，还是后来的第二次创业；无论是初始阶段的发展家家户户家庭工业，还是后来的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都不仅始终体现了三次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邓小平理论与温州的实际相结合。
改革开放20年来，温州发展格局变迁是一个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历史过程。从以家庭工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为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场”，到以股份合作经济为特色的“小资本、大辐射”的发展格局，从以专业市场为特色市场调节到市场经济加快发展，都是温州人民深刻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通过机制创新，发展特色经济，大胆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成功实践，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并确定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卸去了温州姓“社”姓“资”争论的沉重包袱，温州适时地作出全面实施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为核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为目的的第二次创业发展战略，并着重从企业创新、市场创新和政府职能创新入手，力促温州经济的组织形式、生产经营方式、产业结构、产品档次、市场形态、基础设施建设朝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向快速转变，营造了“小区域、大发展”的良好态势。
温州过去的发展，靠的是邓小平理论与温州实际相结合，温州未来的发展，更离不开邓小平理论与温州实际相结合。面对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温州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群策群力，大胆探索，以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为途径，重组机制新优势，重创温州新特色，将以一个集商贸、工业、港口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形象，来实现邓小平理论与温州实际相结合的再一次成功实践。
2.开拓了温州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境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次思想解放使温州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天上”回到地上，从超阶级的空想回到眼前的现实。我们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搞清楚中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温州发展格局变迁，不是从书本上找到的，也不是照搬外国模式形成的，更不是用闭门造车的办法造成的，唯一的办法是在实践中探索创造。温州发展格局变迁进一步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温州发展的速度是有效益的发展速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三次思想解放就是以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的观点为根本依据，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思想。离开生产力发展来谈社会主义，离开了中国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建设社会主义温州，必须对温州基本市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才能为温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找准出发点和立足点。为什么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对温州发展格局变迁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就是因为适应了温州基本市情，总体上证明了温州走的正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都充分体现了温州的路子走对了。三次思想解放极大地开拓了温州社会主义实践新境界，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温州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列全国地级市第5位，经济实践跃升到全国地级市第47位。
3.深化了温州人民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理解
三次思想解放，不仅是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而且也贯穿于温州发展格局变迁全过程；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在实践中深深地教育了温州人民，进一步深化了温州人民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理解。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上，列宁是第一个探索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创者，他先后制定和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随后，斯大林在探索中形成、发展和推广了苏联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在苏联模式的框框中运转的。而三次思想解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依据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否定了苏联的僵化模式。但决不是要改掉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要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事实上，三次思想解放的内容所表明的理论成果，是在否定苏联模式中，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
在温州，三次思想解放不仅解决了温州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在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邓小平理论既是一个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又是一个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而且这一科学体系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温州人民在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要在把握对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尤其要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温州人民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东方奇迹”，促进了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格局变迁进程。
总之，三次思想解放都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为了解决那些阻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最迫切和最重要的问题。而每一次思想解放都给温州带来摆脱枷锁的解放感，都给温州被压抑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带来新的活力，都有力地促进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并出现新的高潮，从而引起了温州发展格局的变迁。三次思想解放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促进邓小平理论与温州实际相结合，才能不断解决不同地区面临的新问题，开拓新境界，才能深刻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在实际运用中实现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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