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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化史上，再也没有哪两种文化有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关系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来自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汲取。郭沫若曾经指出：“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外族蹂躏，古代的衣冠人物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是因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及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被保存着。例如唐代的宫庭音乐和舞蹈，在中国是失传了的，而在日本却还有保存。有些乐谱被改成五线谱，并灌入了胶片，日本人竟把这些乐舞视为‘国粹’，用来招待外宾”。[1] 以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惊呼：“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2]
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海绵般吸收的特性，主要得力于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最明显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是世界上受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最深的国度。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称“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3] 这个观点虽然夸张了一点，但它道出了中日儒家文化的渊源关系。
据《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16年，百济人王仁担任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随身携带《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 但据历史学家考证，儒家文化传入日本的确切时期在6世纪初。公元513年6月， 百济派五经[4]博士段杨尔赴日讲学，三年后， 又派五经博士汉高茂来替代他。当时，百济五经博士轮番赴日讲授儒学。真正以儒家文化来辅助政治的当推圣德太子。6世纪末到7世纪初，在大和朝廷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其中物部氏和苏我氏两派势力最大。最后，这两派由政治斗争激化为军事冲突。公元593年，20 岁的厩户皇子被立为女帝推古天皇的太子，史称圣德太子。圣德太子被天皇委以摄政之权，他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史称“推古朝改革”。
作为一个政治家，圣德太子深感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他给后世留下了最有影响的大事，就是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
所谓“冠位十二阶”，是圣德太子依据儒家思想建立的官僚制度。他用6种颜色的帽子来区别官位的高低。 以儒家伦理中的德目来称呼官衔，即在儒家“仁、礼、信、义、智”的五常之上冠以“德”，再各分大小，从而组合成12级官衔。具体地说是“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从中可以看出，圣德太子是希望官吏能恪守儒家伦理的各种规范。
公元604年，圣德太子又主持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其中， 大量引用了《礼记》、《论语》、《尚书》、《汉书》、《孝经》、《周礼》、《文选》、《左传》、《孟子》、《老子》、《毛诗》、《史记》、《孙子》等典籍中的语句。如第一条“以和为贵”出自《礼记·儒行》篇，第三条“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句，出自《礼记·中庸》篇；第四条中“其治民之本，要在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强调了礼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九条中强调了“信”的作用：“信是义本，每事必信。其善恶成败，要在于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不信，万事悉败”。在强调中央集权方面，圣德太子引用《诗经·小雅》中“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第十一条“明察功过，赏罚必当”出于《韩非子·用人》的“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
从《宪法十七条》的丰富内涵来看，可以断定是有汉学家为圣德太子起草的。
公元645年，日本政治领域中又掀起重大的波澜——大化改革。 可以说，儒家思想对这次改革运动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像改革派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均从南渊清安学《周礼》[5]。 而南渊清安则是留隋学生，在我国居留二三十年，对儒学有较深的造诣。中大兄与中臣镰足则是大化改革的关键人物，大化改新全面模仿隋唐的封建体制。孝德天皇在给大臣阿倍仓山万侣和苏我石川万侣的诏书中说“当遵上古圣王之迹而治天下。复当有信可治天下”。[6]在实行钟匮之制时， 也说明此种制度是黄帝、尧、舜等“圣帝明王”所实行过的。[7]
与中国法律“以礼入法”的特色一样，日本的政治思想中也贯彻着“礼”的成分。按照儒家社会秩序中有贵贱、上下之分，作为规范人的行为的刑律法令，很自然地注入礼的成分。举例而言，魏律中的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宪的“八议”，即来自《周礼》中的“八辞”。日本的大宝律令主要抄袭了唐之律令。像《养老令·选叙令》就规定任免官吏要把德行的考察放在首位，必须德才兼备。
在古代日本，儒学教条贯穿渗透到日本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759年6月，淳仁天皇发布的敕令中，就有仁、义、礼、智、 信的详细内容：
一、不滥杀生，能矜贫苦为仁。
二、断诸邪恶，修诸善行为义。
三、事上尽忠，抚下有兹为礼。
四、遍知庶事，断决是非为智。
五、与物不妄，触事智正为信。[8]
日本许多天皇也有儒家教义的言论，像“夫礼者，天地经义，人伦熔范也。道德仁义，因礼而弘；教训正俗，待礼而成”。[9] “思布仁恩，用政安稳。”[10]“安土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11]
日本对儒家文化的摄取，大大丰富了日本文化。从此儒家文化渗透到日本政治、道德意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宋代以后，中国儒家伦理演变为程朱理学。一些入宋僧不遗余力地把宋儒经典带往日本。像高僧圆尔、兰溪道隆、大休正念、无学祖元、一山一宁都为理学在日本的流布作出过贡献，义堂周信以新注为足利义满讲述《论语》和《中庸》。
江户时代后，日本儒学开始走上独立的道路，形成日本特色的儒学， 而藤原惺窝（1563 —1619）无疑是值得一提的人物。 藤原惺窝于1596年找算赴明深造，但受风浪之阻而未成行，恰逢在丰臣秀吉侵朝时被俘的朝鲜朱子学者姜沆。在姜沆的指导下，藤原惺窝注释了四书五经，编成《四书五经倭训》。他终身研习儒家经典，桃李满天下，其中林罗山、那波活所、崛杏奄、松永尺五被称为“藤门四天王”。
林罗山（（1583—1657）的功绩在于把儒家学说、特别是朱子学说官学化。他先后服务于德川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进讲朱子学说，撰写重要文书。从此，林家朱子学说在岛内大肆流行。据一些日本学者统计，从1630年至1871年的200多年间， 在各藩校担任教授的1912人中，属朱子学派的有1388人，而出自林家学塾的竟达541人[12]。
林罗山之后，朱子学说发生了分化，一派以山崎闇斋为代表，这一派发展了朱子学说中唯心主义因素，把儒与神道调和起来。除山崎外，佐藤直方、浅见絅斋和三宅尚斋被称为“崎门三杰。”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儒学则注意经世之学，具有唯物主义色彩。
以山鹿素行（1622—1685年）为代表的“古学派”不同意朱子“穷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教条，他主张“义”和“利”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只要合于道德。朱子之学并不是真正的儒学，只有“直览周公、孔子之书，以为规范，或可正学问之道”。[13]山鹿素行的思想对武士道的影响很大。
与山鹿素行同时代的另一古学者是荻生租徕。他认为古代儒家思想被后人全盘歪曲了，凡子思、孟子以后的儒学多有主观谬说。他推崇《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另外，他把传统儒家政治与伦理学割裂开来，把“修身”与“齐天下”当作毫不相关的两码事。儒学的当务之急在于明先王之礼乐刑政，而非研究安民之术。[14]
儒家文化在日本的不同命运
儒家文化在近代日本遭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一方面，全盘西化者千方百计要以西方文化观念的科学思想来涤除儒学对国民的精神禁锢。另一方面，一批以皇权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则把自己的国粹主义情绪加诸于儒学身上。
对儒学从根本上进行批判，是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率公卿祭祀神祇，宣读《五条誓文》， 其中便有“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口号。由此看来，必须从根本上对儒家学说进行批判，追求新知识已成为当时历史潮流。
最早用西方思潮来批判儒学的要数西周（1829—1897年）。这位留学荷兰的学者本身有极好的儒学修养。特别是他在接受了英国约翰·米尔功利主义哲学和法国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后，更对儒学产生了怀疑。他以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来批判传统儒学的伦理观念是“桎梏性情而求人道于穷苦贫寒之中”（《译利学说》），“所论虽穷精微，毕竟事涉凿空摸索，与夫易象，空观何择焉”？（《译利学说》）至于应该如何处世？西周提出了他著名的“人生三宝说”，即健康、知识、富有是达到人生最大最大幸福的三大纲领。若失去三宝，那遭受的将是“疾病”、“愚痴”、“贫乏”，会苦不堪言，西周“三宝说”，与儒家思想是尖锐对立。
继西周之后，另一位留学荷兰的留学生津田真道（1829—1903年）也猛烈抨击了儒学。他认为：“所有学问，大别之有两种。高谈空洞理论是虚无寂灭，五行性理，良知良能等说的是虚学。根据实象，专论实理，如近代西洋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哲学等是实学。此种实学如能普遍流传国内，明达各种道理，就可以说是真正的文明。”[15]
中江兆民（1847—1901年）被称之为“东方的卢梭”。这位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家认为，“我常常觉得中国的诗文，到了宋朝以后，不值一读。毕竟脱不掉古人的窠臼……生在古人以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以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韩退之《答李翱书》所谓‘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正是指这一点说的。假使沿袭古人的思想，也就是如果在古人的田地里面播种和收获，那就只是剽窃，又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呢？”而“本居宜长和平田笃胤这些人，只是发掘古代陵墓，茫茫然不懂得宇宙和人生的道理，伊藤仁斋和获生租徕这些人，有时也就经书的注解，提出了意见，而归根结底只能够算是经学家”。而“没有自己独创的哲学”[16]的日本，仅仅沿袭儒学，其民族劣根性是很难避免的。
福泽谕吉（1834—1901年）是对儒学批判最为激烈的一位，他以西方的科技对儒学进行抨击，指出西洋各国学者“利用热、光、电、气等无形的作用，应用于人类的实业，开发了物产工业的道路”，而“东洋的土君子，数十年满足于阴阳五行之说，不曾思念进步。如一切工业制作，皆以为下等社会之所为而弃之……纵读今老儒万卷之书，其拙劣可与做饭之家庭妇女相比”。[17]
这种批判嘲讽是极其辛辣的。在1875年发表的著名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认为：“儒学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慧，恶人和愚者愈来愈多，一代一代相传到末世的今天，简直要变成禽兽的世界”，而“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相传敷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此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这种对儒学的批判，最终导致了他“脱亚论”这种极端主义思想。
与维新派相反，国粹主义者则竭力维护儒学的权威。国粹主义是由江户时代那种的“敬神尊皇”为核心观念的“国学”演变而来的，在明治时期表现为强烈的排外情绪。他们起草宣言：“如身在帝国之籍，而其心欲化异邦之俗，则为国家盗贼。皇国臣民欲尽之本份，惟遵神之皇道，明报本反始之大义”。“而日本精神，在于神儒佛之三道，三道并行，则国体愈益尊严，世道愈举清平，故调和合一三教，以恢复我完美无缺之国教，以挡击外国之教法”。[18]从皇权出发，排挤西洋民主思想，恐怕是国粹主义者的真正目的，而离开儒学的支持，国粹主义也就失去了主要理论武器。我们只要看一看明治时代著名汉学家三岛中洲创立的东京二松学舍的设置课程，就知道儒家思想在国粹主义者心目中的位置了。
第一学年
论语、大学、中庸
孟子、左传、史记
韩非子、唐诗选
唐八大家文、题跋
序记、绝句、中国
文学史、中国时文
第二学年
礼记、书经、诗经、易经
老子、庄子、荀子、近思录、
传录、序记、题跋、
论说、绝句、律诗、
古诗、唐诗选、中国时文。
这些课程设置，可以说与江户时代名儒广濑淡窗（1782—1856年）经营的私塾“咸宜园”课程一脉相承。[19]
一级：论语、孝经、中庸、大学。
二级：礼记、春秋、小学、孟子。
三级：国史、孝经、易经、诗经、书经。
四级：蒙求、中庸、大学、十八史略。
五级：孔子家语、孟子、国史、论语、日本外史。
六级：国语、左传。
七级：远思楼诗、书经、史记。
八级：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世说、荀子、庄子。
在国粹主义一片“引入欧风，将道德沦丧”[20]的鼓噪声中，作为日本最高权力象征的天皇不缄默了。1826年，明治天皇在东京帝大作了一次演讲，认为西方科学技术进步很快，但没有修身科目。而修身的学问，是第一位的。天皇意图旨在扼止日本传统价值观念的崩坏。1890年，明治天皇又颁发了著名的《教育敕语》，其中说道：“朕惟吾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吾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吾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此。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扩大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
《教育敕语》发表后，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为之作了《教育敕语衍义》，以阐发其精要。《衍义》指出：“我至仁慈之天皇陛下，尤以教育为轸念之所，降下《敕语》，嘱文部大臣颁之于全国，以为学生生徒之所钤式。余谨捧读，为所以修孝悌忠信之德行，培养共同爱国之心，谕示恳切。此其裨益于众遮者极为广大，而结合民心者最为适切。我邦之人，由今之后，将应永久以此为国民教育之基础。”
天皇借哲学家之口，提出了规范国民的伦理要求，阐述了儒学复兴的观念。其实，天皇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借复学儒学，来振兴皇权。这样，便导致了儒学的复兴。连废弃已久的“孔子祭”（最早是从中世纪开始的）也恢复了。另外，日本国粹主义者为抗击欧化风潮，还联合各种儒学组织，组建统一的“斯文会”，实现全日本儒学的大联合。“斯文会”在《设立趣意书》中说道：“自明治维新以来，西洋文化流入，国民之知识技能进步，然却轻视精神文明，以至古来道德信仰渐而浅弱，以见动摇之兆。乘人喜新厌故之常情，倡诡辩之言辞，以搅乱我思想界者，则大有人在。本会以儒道鼓吹本邦固有之道德，努力振兴精神文明，以得于彼以利用厚生之关系，求物质文明之发达相陪伴”。
一些儒学家虽然反对全盘欧化，但内心也想到原封不动地利用儒家思想已不能适应日本现代化的要求。这一点，西村茂树也深有体会。他例举出儒学六大缺点，即在理论上不如洋学严密；使人倾向顽固保守，不能适应今天的进步形势；有过度尊奉上司的毛病；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过于重太古而轻现代；不以理为师，而以人为师等。但这些缺点显然可以通过其自我更新，即以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来弥补。[21]
综上所述，虽然儒家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多有波折，但一直是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今天日本国民的伦理观念仍是以儒学思想为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本学校修身教科书中所列举的道德项目中看出来。（如右表）
道德项目课数 道德项目课数
勤勉勤学 23慈善
8
孝行
23友爱
8
忠义忠君 23谢恩
8
公益
21忍怨
7
诚实正真 19沉着
7
勤学知识 17德行
7
勇气
14尊行
7
守法守纪 13 振兴产业 6
独立生活 12
进取心 6
度量宽大 12祖先
6
友谊
12健康
6
节俭勤俭 10博爱
6
中日儒家伦理价值取向比较
儒家文化传入日本，并不是中国儒学的翻版，而是传入伊始便进行了选择和改造，“在一个地球位置与另国隔离的日本国中，中国的儒教要以一种未经改造的形式传播是不可能的”。[22]中国的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的伦理道德，强调的是“仁”与“孝”，而日本儒学作为武士阶段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忠君”思想，正如森岛通夫所言：“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23]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仁”是摆在第一位的。这种“仁”，是以“孝”为基础和核心内容。“五刑之属三千，而罪大莫于不孝。”“孝，民之本也。”[24]可见，孝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当然，中国封建文化并不是不强调“忠”，只是这个“忠”字只有依靠“孝亲”的伦理才能实现，所谓“君子之事孝亲，故忠可移于君”，“忠臣必出孝子门”。“学者所以事君也”。[25]当忠与孝发生矛盾时， 人们往往会在道德践履中作出“舍忠全孝”的抉择。
儒家的“孝道”，日本政府也大力倡导。如孝谦天皇下诏“治民安国必以孝经”，让全国每户百姓都购置《孝经》一本，以便“精勤诵读，倍加教授”。[26]把《孝经》作为日本大学寮的教科书，要求学生背诵，深刻理解，直到今天，那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道思想，仍被日本人公认为伦理规范。不过，“在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无‘孝’的观念。”[27]就拿日本最早记述神话传说的《古事记》（712年成书）来说，根本没有孝的规范。著名英雄素戋鸣尊不从父命，却被日本人奉为退瘟疫、保国家的神灵。神武天皇之子多艺志美美命，娶母神武为妻，杀三个同父异母兄弟，但《古事记》在记载这段故事时，丝毫没有把它看作大逆不道的事情。14世纪以后，日本的“血缘关系超出了家庭以外，就不起什么作用了。”[28]虽然到大化革新时，孝的观念得到推广，但它未能成为日本儒学的伦理核心。
儒学伦理日本化的结果是“忠”的思想被推崇到极致。早在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中就有“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君言臣承，上行下靡”之规定。这里，天皇被认定为日本国独一无二的最高首领。日本学者在吸取中国儒学时，并非纠缠于思辩，而是直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像林罗山强调忠的重要性，认为忠为公，孝为私，孝轻于忠，“二者不可得兼也，舍轻而取重可也。”[29]即两者不能同时做到时，则取忠而舍孝也。正如赖肖尔所说：“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对统治者效忠的观念是重要的，但对于家族的效忠往往超过对统治者的效忠。事实上，五种基本的儒家伦理关系中，三种涉及孝道和对家族的效忠。在日本，对领主效忠比起来更处于整个体系的中心位置，超过对家族的效忠，虽然家族也是重要的。因此，超家族的集体很早就在日本形成，其重要性超过了家族本身”。[30]
注释：
[1]郭沫若《日本民族发展概况》，见《沫若文集》，第12卷，第154—155页。
[2]本尼迪克特《菊与剑》（中译本），第41页。
[3]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页。
[4]五经指《尚书》、《周易》、《诗经》、《春秋》、《礼记》。
[5]《日本书纪》皇极天皇三年。
[6]《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大化元年七月。
[7]《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大化二年二月。
[8]《续日本纪》天平宝年三年六月丙辰。
[9]《续日本纪》庆云三年三月丁已，文武天皇言论。
[10]《续日本纪》养老七月二月己酉，桓武天皇言。
[11]《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元年八月己亥，淳仁天皇言。
[12]田村圆澄《日本思想史基础知识》，有斐阁，1974年版，第280页。
[13]《日本思想大系、山鹿素行》，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335页。
[14]宇野精一编《东洋思想之日本展开》《讲座东洋思想》10，东京大学出版社，第269页。
[15]《明文杂志》第二期《论促进开化之方法》。
[16]《一年有半》，《无神无灵魂》。
[17]《劝学篇》。
[18]参见严绍
《日本现代化肇始期的文化冲突》，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5期，本文对该文多有参考。
[19]见《大道丛书·趣意书》。
[20][21]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
[22][23]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第1页。
[24][25]《孝经》。
[26]《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元年四月辛已。
[27]王家骅《儒学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
[28]中曾根千枝《日本社会》，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29]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164页。
[30]赖肖尔《日本人》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