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实用理性”
余秀丽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实用理性，是一种经验理性，指强调现实实践特征的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其形成，取决于中国特定历史及文化背景。本文梳理实用理性之提出以及它的内涵，概述其形成与具体表现，并试析它对中国科技发展、文化传承、民族性格等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实用理性 内涵 形成 影响
一、“实用理性”的提出及内涵
国内学界认为，李泽厚是第一个提出“实用理性”概念的学者［1］。 在《关于“实用理性”》一文中他提出：“我最先是在198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中使用‘实践理性’这一词汇的。在汉语里，它与康德‘practical reason’的中译名‘实践理性’相同。为了避免造成混乱，我后来改用‘实用理性’。 ”［2］后来他在《漫说“西体中用”》中对这一概念做出具体阐释：“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它由来久远，而以理论形态去呈现在先秦儒、道、法、墨诸主要学派中。 ”［3］由此可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实用理性，的确不同于古希腊和印度文化中的先验理性，前者注重具象与实用，后者侧重于纯粹思辨与抽象。
要之，实用理性有如下具体内涵：其一，来源于商时期巫史传统的实用理性不同于希腊与印度的高度抽象思辨的先验理性，不痴迷于未知也不厌弃世俗，而是关注民众的切实生活，重点发挥其在实际生活中的效用，解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其二，由于实用理性秉承从经验中回归到生活中去的实用理念，侧重对人的情感心理进行节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相应地外化出对人的行为要求的系列标准，主要表现在避免夸张和极度躁动等放纵情感的行为，而是应用有节制的有原则的合理的态度对待周遭事物。其三，这种理性的内涵表现在避免谈论或深究未知事物或难以改变的事情，对这种外力无法改变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事情尽可能不做无谓的思考和解释，将一切着眼于当下实际。如“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避免走向玄而又玄的神秘主义。
惩罚因子C和RBF参数g的取值会直接影响到SVM分类的准确率。惩罚因子C与数据的拟合程度成正比关系，C取值越大则数据拟合程度越高；RBF参数g则决定了线性不可分样本数据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后，过大的参数g会降低对红枣的分类效果。因此，参数值的合理选择，对于保证和提高SVM的分类性能至关重要。
从内涵看，实用理性是一种重视现实效用而非抽象思辨的思维方式。表现为不探究研讨深刻理论也不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且尽可能地对这种看似对现实无用的抽象思辨采取回避态度，而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妥善运用并获得实际效益。换言之，面对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困境及问题，及时思考出相应的解决困境及问题的对策，最终目的并非重点阐释或继续发展由此经验产生的理论本身，而是着眼于该理论的现实效用，是否有效解决目前的困境，是否为现实生活带来实际的益处。
二、“实用理性”的形成及体现
实用理性精神的形成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轴心期理论”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期”，在中国、印度和古希腊三个地区，人类意识开始觉醒，产生了传承至今的各种基本思想，并建立宗教，实现“哲学的突破”［4］。以儒家与墨家思想为例试析中国实用理性精神的形成。
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底，在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儒家文化的一种显著表征，“实用理性”着重关注真实的现实社会生活。在如何恢复“礼”这一问题上，孔子用“仁”阐释。李泽厚将构成“仁”的要素分为四点：血缘基础、心理基础、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实用理性”这一整体特征［5］。 简言之，“礼”是指外在的一套约束各等级人群行为的仪式准则，“仁”是建立在心理活动基础上，更多强调个体能够发自内心地审视自省。“仁”相比“礼”，具有更实在的生活基础，可以使普通民众有生活体验方面的感受和共鸣，这种基于实际生活运用层面的实用理性精神促进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儒学居于中国文化主流位置而存续至今。
总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是辩证统一的，“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不变”中的“量的积累”，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肯定”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新时代矛盾的转化既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结果，也是未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动力。我们要紧紧立足和依托新时代新阶段的矛盾定位、国情定位和世界定位，既要注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急于求成、盲目跨越，又要从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出发，以创新性思维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推动社会矛盾向更高层次转化和飞跃，从而达到社会有机体更高层次的动态平衡。
“一个民族的特性形成于日常生活之中，越是习惯，越是平常的东西反而越对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6］。实用理性精神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不仅仅以一个概念形式存在，而是融入国民的日常生活，存在于人们日常处事的行为模式等细节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家、社会及民族性格的各个层面。
一，从科技发展的层面看，实用理性精神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实用性。近代以前，中国曾在各个领域有丰硕的科学技术成就。这些技术发明集中在军事、农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并在很长一段时期领先西方世界。其中包括我们引以为豪的随着“丝绸之路”传入西方世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的四大发明。以军事方面为例，中国军事书籍出现早且理论成熟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战争中积累的大量经验，理论出现后又反过来在新的战争中发挥指导作用，在多次的反复经验中完善理论，而得以完善的理论进一步指导下一次的实践，处于这样一种实用理性指导下的实践循环之中。其他如农、医、数学、天文历法无一不关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其主旨是秉承从生活经验中积累而来，反过来又指导实际生活生产的实用理念。诚然，重视实用的精神促使相关领域有长足的发展，如生产工具和劳动技术的不断提高，水利工程的完善和灌溉工具的发明，形成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大幅增加农作物产量。然而，强调实用技术和实践经验的属于经验科学范畴的中国传统科技却隐含着重大问题。农业技术仅突出服务于农业生产；以往的医学重视临床经验积累而轻视理论的科学化系统化；以往的数学似乎只是为了赋税、商业等实用性行业设立，注重实用性而不鼓励抽象观念和逻辑证明及理论体系化。可见实用理性思维使古代中国的科学发展一直被限定在为具体的现实生活服务，而非上升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逻辑体系。
三、“实用理性”的影响
作为由手工业者等社会小生产劳动者所构成的墨家学派，其主张旨在保障底层劳动人民的现实利益，因而墨家思想中“实用理性”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墨家关注民生疾苦，提倡实践，提倡躬行，提倡“非攻”“节用”，提倡“非乐”，反对厚葬，其根本目的是对社会小生产劳动者现实利益的保障，包括其提倡的“兼爱”实则是建立在现实利益满足的基础之上（“兼相爱，交相利”）。“把道德要求、伦理规范放在与物质生活的直接联系之中，也就是把他们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功利基础之上”［5］。不同于儒家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心理情感、血缘纽带提倡道德规范，墨家选择用现实利益作为践行道德规范的理由和目的，这充分体现了墨家学派中的实用理性精神。
从表1可知，不同受水区水资源费差距很大，除北京、天津外，其他省征收标准都不高。河北等四省自来水厂地表水水资源费尚不到北京、天津的1/3，自备取水水资源费除北京市外也是很低的。从分类用水来看，各类地表水水资源费差距也不大，与这些地区地表水资源匮乏情况不适应。受水区已有的很多水利工程供水价格高于地表水水资源费，各类现状水源供水价格水平和价格构成存在严重不合理的问题。
二，从文化传承层面看，实用理性精神在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及延续性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元性是指中国文化是由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同时也吸收中亚、印度等异域文化；延续性是指中国文化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历经千年传承不绝的古老文化，充分体现和而不同，包容吸收，为我所用的实用理性精神。其一，就民族形成而言，纵观历史，或通过战争或经由商贸或经由外交，中华民族是通过长年不断融合羌、鲜卑、匈奴、满、回、女真等其他民族才得以形成的。其二，就跨文化交流而言，中华文化还积极吸纳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及伊斯兰文化等异质文化，并通过对其加工与创新，使之以全新面貌出现在中国社会中，并持续不断地发挥着影响。简言之，正是由于实用理性精神范畴内的“和而不同”的极强的包容性，中华文化才得以历经千年传承不绝，实现多元融合。
三，从民族性格层面看，在这种重视实用的文化心理影响，中国人形成重视实用轻视思辨，侧重具象表征不重抽象思维，重视实践“怎么做”而避免触及“是什么”的民族性格。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然而该精神有着消极的影响。由于过于注重实用导致功利化，过于强调眼下利益，缺乏对未来前瞻性的思考，忽视长远发展。书店里的畅销书区域摆满管理理财就业等方面的书籍，年轻人往往对此趋之若鹜；高中文理分科，理科以绝对优势压倒文科，很大原因在于部分人认为理科将来好考大学容易就业；高考选报志愿的出发点，更多在于所选专业毕业之后是否易于找到薪资高的工作，因此金融类、经济类、管理类相当热门，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学科却相对冷门。上述观点，或许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或多或少可看出实用理性引发的功利主义弊端。
四、结语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发端于百家争鸣时期的实用理性，是一种基于现实效用而非注重抽象思辨的思维方式。形成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实用理性精神，对中国科技发展、文化传承、民族性格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逐渐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的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交流必然不断加强，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然而必须明确，西方文化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因其建立在西方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是另一种文化模式，若原封不动地移植、盲目地跟风模仿，必然会出现问题。应看清文化现象背后的实质。在此基础上，对自我文化进行合理的提升和完善，运用实用理性对待扑面而来的外来文化；应在着眼于继承和发扬自身优秀文化的同时，注重横向学习比较，以更加系统的理论，在更高的精神层次上，合理地重新建构“实用理性”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精神。
参考文献：
［1］俞吾金.超越实用理性：拓展人文空间［J］.探索与争鸣，2002（10）.
［2］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上海：三联书店，2008：8-15.
［3］李泽厚.说中体西用［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7-18.
［4］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25.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8：241-243.
［6］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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