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央集权” *
——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国王舒勒吉改革辨析
欧阳晓莉
内容提要 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2004年)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被视为该地区中央集权国家的典型。它的第二位国王舒勒吉(约公元前2094～2047年在位)推行了十项改革，是这一中央集权国家的真正缔造者。但至今，对舒勒吉改革的综合考察寥寥无几。通过考察舒勒吉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历史动因、结果，可以论证乌尔第三王朝中央集权的本质，即乌尔第三王朝在经济运行机制上集权，表现就是王室凭借税收政策成为全国资源流动的中心。而乌尔第三王朝经济上的集权与政治体制中的分权之间存在着张力，这一张力最终导致乌尔第三王朝作为一个统一地域国家解体。
关键词 中央集权 国王舒勒吉 改革 乌尔第三王朝税收
城邦国家，这一最古老的国家形式，于公元前三千纪早期首先出现在两河流域南部。但到公元前三千纪晚期时，原本相互独立的城邦经过征战和兼并，逐渐统一为地域国家。本文所论的乌尔第三王朝(Ur III dynasty，约公元前2112～2004年)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也是出土文献数量最多的两个时期之一①，通常被视为该地区中央集权国家(centralized state)的典型。研究该王朝的著名学者施泰因克勒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发表过经典论述：“就其资源的集中程度和政府在资源管理中实现的控制水平而言，乌尔第三王国在两河流域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两河流域后世的统治者对于绝对权力的诱惑毫无免疫力，多次试图统一巴比伦尼亚(即两河流域南部)并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但集权的程度再也没有达到如此之高。”②这一结论广为传播，以致中央集权国家几乎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的代名词。
施泰因克勒认定乌尔第三王朝第二位国王舒勒吉(Shulgi，约公元前2094～2047年在位)是这一中央集权政府的真正缔造者，主要依据是舒勒吉在位时推行的十项改革措施。时至今日，针对舒勒吉改革的综合考察尚寥寥无几，仅限于一篇书评中的部分内容③和一篇强调其植根于更早传统的论文④。与此同时，学界对于乌尔第三王朝的专题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笔者拟借力已有成果并结合自身研究心得，对舒勒吉的改革措施进行辨析，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乌尔第三王朝“中央集权”的本质实为经济集权。
国王舒勒吉的十项改革
根据施泰因克勒的总结，国王舒勒吉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十项如下⑤：
一、他于在位中期前后(不晚于其统治的第二十年)，自我神格化(self-deification)，将自己抬高至与神同等的地位；
二、创建一支常备军；
三、重组神庙组织；
四、在巴比伦尼亚的南部和北部创建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
图5为铸件收缩量．从图5可以看出，铸件整体收缩体积不大，但下部凸边处仍有一定的缩孔(图中圆圈部分)．因此，可以在此处加入溢流槽，以达到改善收缩腔的目的[4]．
五、在征收“巴拉”税(苏美尔语bala)的同时，创建一系列的再分配中心，如普茨瑞什·达干(Puzrish-Dagan)，收集、加工和分配以实物为主的国家收入；
六、创建庞大的官僚体系并建立一套学校系统，后者的目的在于提供统一的书写和行政训练，以便为官僚机构输送人才；
七、改革书写系统；
八、实施新的会计和记账程序以及归档方法；
A.借助计算器或Excel。分别逐一计算各行、各列以及条件百分比，之后根据逐项算出的数据，在原有交叉分布表的基础上制作出包含百分比的二维表。在计算γ系数时，根据已知频数分布表可知：同序对数Ns=68×(36+13+41+10)+57×(13+10)+25×(41+10)+36×10=9746；异序对数Nd=16×(25+36+34+41)+57×(25+34)+13×(34+41)+36×34=7738，于是有γ系数为可看出“身份”与“态度”两个顺序变量几乎不相关。
九、重组度量衡体系；
十、推行新的“帝国历法”(Reichskalender)，该历法后来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的官方历法。
在上述举措中，证据较为充分、学界达成共识的是第一、第五和第九这三条。第一条关于舒勒吉生前的神格化，指在他统治时流传下来的文献中，通常仅加诸神名前的苏美尔语限定符dingir(意为“神”)，也出现在国王本人的名字前⑥。他的这一行径可视为对前朝国王的效仿⑦。第九条措施关乎度量衡体系的统一，尤其是统一容积单位的使用，也已成为学界共识⑧。第五条措施涉及“巴拉”税的征收和全国性再分配中心的建立，笔者以为此是舒勒吉实现“中央集权”的核心措施，将在下文详述。
对于第六、第七和第八条，施泰因克勒没有展开具体论述，但学者韦措尔特反对把这三项措施都归功于舒勒吉⑨。韦措尔特指出，官僚系统的建立和书写系统的革新并非始于国王舒勒吉，而是始于其父乌尔纳穆在位期间(约公元前2112～2095年)。关于书吏的教育问题，舒勒吉虽然创办了两所学校，但其规模无从知晓。书吏教育在原则上仍然依靠家中父亲或富有经验的师傅来开展，并无统一标准可循。
至于第十条措施，即在全国推行“帝国日历”作为统一的官方日历，施泰因克勒同样没有展开讨论⑩。所谓的帝国日历问题可追溯到索尔贝里耶的研究。他发现，乌尔第三王国都城乌尔(Ur)使用的日历在舒勒吉在位第三十年发生了转变，该城传统的地方日历被重新启用，而且王国其他地区也沿用了这一源自乌尔的地方日历，故称之为“帝国日历”
。但韦措尔特强调，王国境内的绝大多数行省还是沿用各自的地方日历，仅在涉及跨地区的事务时才使用“帝国日历”
。科恩在其关于两河流域历法的专著中系统质疑了“帝国日历”的广泛使用，提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不存在“一个帝国，一种日历”的现象
。
⑦Edmond Sollberger，“Sur la chronologie des rois d’Ur et quelques problème connexes”，pp. 17～18.两河流域国王生前神格化的做法始于阿卡德国王那腊姆辛(Naram-Sin，约公元前2254～2218年在位)。相关较新讨论详见Benjamin R. Foster，The Age of Agade ：Inventing Empir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6，p.13，p.140.
关于神庙重组的第三条，施泰因克勒依据的是舒勒吉统治第二十一年的年名，可译为：“在这年，尼鲁尔塔神作为恩利尔神的‘大总管’，在恩利尔神和宁利尔神的神庙中宣读神谕；国王舒勒吉把恩利尔和宁利尔神庙的田地和账目整顿完毕。”
根据施泰因克勒的阐释，舒勒吉重建神庙管理体系的方式相当巧妙。他在保留神庙作为诸神领地这一功能的前提下，把行省内部的神庙都置于总督的控制之下，并直接任命总督。如此这般，神庙及其所拥有的财产(主要是地产)实际上就成为国家财产；神庙世代积累的剩余产品，过去留存在神庙中服务于地方行省的利益，现在转而向中央输送
。韦措尔特认为，仅仅从位于尼普尔行省的恩利尔和宁利尔这两座神庙的改革，无法推导出在整个王国范围内进行的一场针对神庙的普遍改革
。由舒勒吉统治期间的一个年名推导至他对王国内神庙管理进行重组，施泰因克勒无疑对该年名进行了最大化解读
。
在论述第四条建立统一行政管理体系的措施时，施泰因克勒依据“巴拉”税的征收，辨识出巴比伦尼亚地区(即王国中心区域)的二十三个行省
。他解析了行省内部的二元管理结构，即每个行省除总督履行管理职能外，同时有一位将军驻守。后者主司军事，同时负责管理王室在行省内部的直接领地及定居其上的依附民。这些将军们独立于总督，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大苏卡尔”(苏美尔语sukkal-mah)。他们身份上是乌尔第三王朝王室的血亲或姻亲，代表效忠王室的新兴统治力量
。对于这种“双轨制”是否在整个中心区域推行，韦措尔特同样持保留看法。他认为由于材料匮乏，我们无法了解巴比伦尼亚北部的行省在舒勒吉继承王位之前和之后的管理状况，更无从推断是否有一个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同时在巴比伦尼亚南部和北部运行
。
如上所述，在舒勒吉的十项改革中，有的是学界已达成共识的(第一、第五、第九条)，有的属于证据不足难以成立的(第二、第六到第八、第十条)，有的则颇具争议(第三和第四条)
。最后这类尚存争议的改革措施是下文讨论的重点。
中心和边缘“双轨制”与“巴拉”税的征收
根据施泰因克勒对舒勒吉第四条改革措施的阐发，乌尔第三王朝经济和行政管理的根本特征是基于地域把王国划分为中心和边缘的“双轨制”模式。王国中心包括巴比伦尼亚地区(即两河流域南部)和迪亚拉河流域的下游，分为二十三个行省
。每个行省除充当行政中心的省会外，还包括规模较小的市镇或定居点。行省地位的判定，主要依据该省是否上缴“巴拉”税以及是否由总督进行直接统治
。虽然行省总督在理论上由国王任命或调动，但实际往往演变为世袭职位，到乌尔第三王朝后期尤其如此。施泰因克勒判断，总督职位世袭的行省有尼普尔(Nippur)、巴比伦(Babylon)、马拉德(Marad)和舒如帕克(Shuruppak)，非世袭的行省可能包括温马(Umma)，一定不世袭的行省则是卡扎鲁(Kazallu)
。
边缘地区大致位于中心地带以北和以东的方位，主要是国王舒勒吉在位时扩张征服的区域，大体平行于扎格罗斯山脉。边缘地区的行省，其总督或将军职位的世袭倾向不如中心地带的行省那般明确
。
由此可见，这一中心和边缘分而治之的“双轨制”模式以地域区分为基础，即两河流域传统的文明中心相对于乌尔第三王朝通过军事扩张所控制的新兴领土。该模式主要表征为不同地区缴纳的不同税种，即中心行省上交的“巴拉”税，边缘地区上交“古恩马达”税。由于边缘地区出土的材料匮乏，因此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巴拉”税
，以沙尔拉赫的著作最为全面和系统
。
Mark E. Cohen，The Cultic Calendar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Bethesda，Maryland：CDL，1993，p.10, pp.131～132.
在中心行省向王室缴纳的各类“巴拉”税产品中，我们对家畜类产品的用途了解最多。这得益于贡牲中心普茨瑞什·达干出土的众多文献。该中心位于两河流域传统宗教中心尼普尔附近，由国王舒勒吉在其统治的第三十九年设立，目的在于汇集作为“巴拉”税上交的牲畜并在王国范围内实行再分配
。这些牲畜主要服务于王室需求，或为设在行省内部的中央神龛提供给养，或作为国王赏赐给行省总督的礼物
。在缴纳作为“巴拉”税的牲畜时，行省总督也可不通过贡牲中心，而将牲畜留在本省或直接输送到首都乌尔城及其他地点，以满足王室的不同需求
。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 412亿m3，居世界第六位，人均水资源量约2 100 m3，为世界平均值的28%。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水情。水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总量不足和水质恶化导致的水资源短缺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大“瓶颈”。
贡牲中心普茨瑞什·达干收集的牲畜不仅源于中心行省上交的“巴拉”税，而且来自边缘行省缴纳的“古恩马达”税。它与“巴拉”税同为年度税，每年上缴的时间大致对应于现代的九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
。“古恩马达”税始于舒勒吉继位后第三年，一直持续到末代国王伊比辛统治的第二年。同年“巴拉”税收系统也崩溃了。
上述乌尔第三王朝中心和边缘分而治之的“双轨”管理框架，其证据主要来自巴比伦尼亚南部的三个遗址温马、拉伽什和普茨瑞什·达干。事实上，乌尔第三王朝出土文献最丰富的五个遗址都位于巴比伦尼亚南部
。其他位于或可能位于北部的遗址
，仅有埃什嫩那(Eshnunna)出土的泥板数量超过一百块
。此外，近期出版的两批档案，即旮尔沙那
和伊里·萨格利格
，每批的泥板数量都超过一千块。它们的出土地点很可能同样位于巴比伦尼亚南部。因此，韦措尔特对施泰因克勒总结的第四条改革措施的质疑是成立的。我们确实缺乏从巴比伦尼亚北部遗址出土的材料，因此无法断言国王舒勒吉在巴比伦尼亚的南部和北部创建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
神庙管理的重组与总督的任命
乌尔第三王朝统治的“双轨制”，在国家层面体现为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分而治之，在中心行省内部则体现为神庙领地和王室领地的平行管理。上文施泰因克勒所辨识的舒勒吉改革的第三条措施，就是针对神庙领地管理的重组。
神庙领地的起源可追溯至两河流域早王朝晚期(约公元前2500～2350年)，当时两河流域南部处于城邦争霸的状态。大体而言，城邦土地在名义上属于该城的保护神所有，城邦首领以神的代理人身份行使管理权
。到统一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虽然城邦首领转变为行省总督，但继续对这部分庙产和在其中劳作的人口实施管理。
在乌尔第三王国的不同行省，神庙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保留。在最大的行省拉伽什，神庙依然作为重要的、基本的土地所有者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组织单元发挥着核心作用
。在第二大省温马则是另外一种情形。神庙在很大程度上仅保留其作为神祇崇拜场所的功能。原属神庙的土地和劳动力被整合到以地域为基础的不同行政管理区域内，接受总督的统一控制和支配
。换言之，温马省的经济活动打破了不同神庙间的藩篱，转而围绕经济部门来组织
。因此，该省总督直接控制的这部分土地及其附属资源也被称为行省领地(provincial domain)。
行省内部除神庙领地或由其脱胎而来的行省领地外，还存在王室的直属领地(royal domain)，由头衔为“沙基那”(苏美尔语shagina)的将军控制。他作为地方军事首领和新兴王权的代表，独立于总督，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和国王本人。王室领地的起源可追溯到前朝阿卡德时期。它或从原有的城邦贵族收缴而来，或为新近开垦的土地
。王室领地的管理由军事组织和地方自治政府共同组成
。在温马省，属于王室领地的人口和耕地大大超过行省领地的人口和耕地
。
施泰因克勒论及舒勒吉重组神庙的改革措施后不久，针对中心行省神庙管理的一项个案研究面世了
。作者策特勒考察了尼普尔行省境内伊楠娜神庙(Inanna)出土的约1100块泥板。该省作为王国的宗教中心，得以免除上交“巴拉”税的义务。这一神庙档案极为重要，因为类似的档案在同时代其他神庙中要么没有发现，要么尚未公开发表
。尤为难得的是，这批泥板都源自考古发掘，其原始考古情境得以保存
。
这一千余块泥板均属乌尔第三王朝的经济管理文献，其中三分之一注明了写作年代，系年都晚于舒勒吉在位第二十八年
。研究揭示，对伊楠娜神庙的管理集中在一位官员手中，其苏美尔语头衔为ugula é-(shabra) inanna，大致可译为“伊楠娜神庙大总管”。从国王舒勒吉统治晚年到其两任继任者(国王阿马尔辛和舒辛)在位期间，该神庙大总管的角色从直接控制转变为监督管控。策特勒认为，这一职位的出现及其职责不仅证实国王舒勒吉通过重组神庙获取了对神庙土地的控制，而且反映出神庙管理日益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
。
策特勒的研究还证实，乌尔第三王朝王室不能左右尼普尔行省重要职位的人选。该省总督和伊楠娜神庙大总管这两个职位都是世袭，且把持在同一家族即著名的乌尔美美(Ur-meme)家族手中
。总督职位世袭的情形在王国各中心行省屡见不鲜，除上文施泰因克勒提及的巴比伦、马拉德和舒如帕克外，还包括阿达卜(Adab)和埃什嫩那
。施泰因克勒一度认为情况不明的温马行省，其总督职位也证实为世袭
。
边缘地区西北延伸到阿舒尔城(Assur)和Urbilum(今埃尔比勒)，东南到达Sabum、苏萨和Adamdun；见Piotr Steinkeller，“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pp.28～29.Marek Stępień在著作From the History of State System in Mesopotamia ，pp. 59～60列出了这些定居点名称的最新详单。
首先，在玉米施肥管理中，如果土壤本身的肥力较低，在施肥过程中要进行两次肥料施用，保障土壤的肥力，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体而言，乌尔第三王朝中心行省的总督一职多为世袭，仅个别行省的总督由国王委任。
根据施泰因克勒对舒勒吉第三条改革措施的阐发，国王对中心行省内神庙的重组，任免总督只是手段，试图分享神庙的地产和其他财富才是最终目标。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在不同行省间差别甚大。以出土文献数量最多的温马省为例，神庙持有的贵重金属数量远超过温马总督上交给王室的白银税收的数量。温马总督辖下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白银年收入约在11.25～12.5公斤之间，其中一半以上作为温马的税收经由总督之手上交王室
。与此同时，仅根据一篇文献的记载，在温马若干地位更次要的神(即除主神沙腊及其配偶外)的神庙中，其宝库就坐拥约885克黄金和27公斤白银。而且，从温马各神庙的宝库中提取贵重物品数量最多、价值最高和次数最频繁的便是该省的在任总督。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线索透露总督从神庙宝库中支取大量贵重物品意欲何为，但已可以排除他把贵重物品作为温马省的税收上交给国王的可能性
。从总督职位的世袭和总督本人对神庙贵重金属的控制来判断，国王舒勒吉在温马省的神庙重组并未实现预定目标。
舒勒吉的神庙重组在经济实力最雄厚的拉伽什省取得了更显著的成功。出土于该省的文献几乎有一半是围绕相关神庙进行记录的，且其中篇幅较长的文献都涉及神庙主导的经济活动。如前所述，该省的总督职位肯定不是世袭，而是由国王直接任命。该省的经济活动以神庙为单位进行组织
，神庙主管的头衔为“沙卜拉”(苏美尔语shabra)或“桑伽”(苏美尔语sanga)
。较为重要的神庙分属十三位主要神祇，神庙领地分布在该省的不同区域
。需要说明的是，神庙领地不等同于神庙本身，前者可以跨越行政区域的界限。重要的神祇如主神宁吉尔苏(Ningirsu)，其神庙的领地分布在该省的不同城市和不同区域。拉伽什省的大部分耕地或由神庙耕种管理，或由总督直接控制。据估计，该省每年谷物产量的一半左右作为“巴拉”税上交中央政府，绝对数量不少于2100000升
。
综合考虑宗教中心尼普尔省以及拉伽什和温马这两个最大行省的情况，笔者以为，国王舒勒吉推行的第三条关于神庙重组的改革措施，其实施范围并不仅限于尼普尔省，而是在其他行省也有证据支持。就此而言，韦措尔特的质疑并不完全成立。国王较为成功地把神庙领地整合到行省的管理系统中，在温马省尤其如此。但施泰因克勒提出的具体方式，即国王通过直接任命总督从而实现对行省神庙的间接控制，其成效并不乐观，因为多数行省的总督职位证实是世袭；该项措施分享神庙财富的最终目标也只是部分达成。尼普尔省由于其特殊地位，无须向中央王室上交“巴拉”税。温马和拉伽什两省承担对王室的“巴拉”税和其他税收义务，但前者的神庙依然保有大量的贵重金属在其宝库中供温马总督支取。
乌尔第三王朝的中央集权
通过以上辨析和讨论，笔者认为，舒勒吉的十项改革措施中对于建立中央集权作用最关键的是第五条，即征收“巴拉”税和建立贡牲中心普茨瑞什·达干。以“巴拉”税为根本特征的税收体系是乌尔第三王国中央集权的主要体现。如加尔芬克所言，乌尔第三王朝的集权只在一个意义上实现，就是王室成为全国范围内资源流动的中心
。王室代表的中央政府对王国内不同起源、不同性质的领地开征不同种类的税收：对中心行省内原属苏美尔城邦的神庙领地(或由其转变而来的行省领地)征收“巴拉”税(包括谷物、家畜、原材料、手工业制品和劳动力)，对新近征服的边缘行省则征收以家畜为主的“古恩马达”税。同时，王室通过设立贡牲中心普茨瑞什·达干，对源于这两类税收的牲畜在王国范围内进行再分配。这种地方和中央之间资源的双向流动，既有利于王室加强对从苏美尔地方城邦演变而来的中心行省的控制，又有助于实现对新近征服的边缘行省的利益收割，还促进了中心和边缘地区的相互认同与整合。乌尔第三王朝行政管理上的“双轨制”，即国家层面中心与边缘地区分而治之，行省内部神庙领地(或行省领地)与王室领地平行管理，都与其集权化的经济运行模式相适应。
乌尔第三王朝遗存至今的大量行政文献见证了该时期集权式的经济管理。施泰因克勒指出：“书面记录只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准备。这类特殊情况由外部因素所创造，不取决于被问责经济单元的内部需要。”
换言之，只有当一个经济单元需要向更高层的权威报告时，书面记录才成为必须。除应对这种问责机制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乌尔第三王朝文献的内容关乎对未来经济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力)的预期和计划。这种前瞻性的经济计划同样是该王朝经济上中央集权的表现
。
乌尔第三王朝经济上的集权策略成功维系了王国境内的统一与稳定，无论在中心抑或边缘地区，都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内乱，与前朝阿卡德时期的动荡形成鲜明对比
。
⑤详见Piotr Steinkeller，“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pp. 16～17.这十条措施中的第一、二、九、十条早在Edmond Sollberger，“Sur la chronologie des rois d’Ur et quelques problème connexes”，Archiv f ür Orientforschung , 17，1956，pp.17～18中已有论及。
二是强化调配。不断加强流域水量调度配置管理，调节丰枯季水量配置。如实施三峡为中心的上游水库群水量联合调度，南水北调中线、东线工程水量调度，以及汉江、嘉陵江、岷江、沱江、赤水河、金沙江、牛栏江、澜沧江、乌江等水量调度。
乌尔第三王朝晚期的形势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述推论。末代国王伊比辛(Ibbi-Sin，约公元前2028～2004年在位)继位伊始，王国局势尚处于稳定状态。但在其统治的第三、四年间，来自扎格罗斯山脉中部的劲敌西马什基人(Shimashki)
对王国东部的迪亚拉河流域和东南部的苏萨地区发动进攻。苏萨被占，迪亚拉流域最重要的行省埃什嫩那宣布独立，切断了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重要联系通道
。随之而来的是中心行省的分离倾向日益明显：它们不仅停止使用国王钦定的年名对行省内部的管理文献进行系年，而且终止向中央王室上交“巴拉”税；贡牲中心普茨瑞什·达干在伊比辛统治的第二年之后也停止运作
。国王的一名亲信以伊辛省(Isin)为中心建立独立王国，将势力扩张到原属乌尔第三王朝的大部分领土。到伊比辛在位第七年间，国王直接控制的范围已锐减到首都乌尔及其周边地区。
从伊比辛统治第六年到至少第九年，首都乌尔城经历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三种主要食品大麦、椰枣和芝麻油的价格都暴涨
。这体现了上述政治危机导致的乌尔第三王朝经济集权体制的瓦解，王室再也无法维持其作为全国资源流动中心的地位。最终，王国东南面的宿敌埃兰人攻入乌尔城，掳走国王伊比辛，终结了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
①乌尔第三王朝出土的泥板数量已经超过十万块，详见Manuel Molina，“The Corpus of Neo-Sumerian Tablets：An Overview”，in Steven J. Garfinkle and J. Cale Johnson eds.，The Growth of an Early State in Mesopotamia ：Studies in Ur III Administration ，Madr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2008，pp. 52～54.另一时期为新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7世纪末到5世纪初)，出土的泥板数量至少有两万块；详见Michael Jursa，Neo -Babylonian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Typology，Contents，and Archives，Münster：Ugarit Verlag，2005，pp. 1～3.
②Piotr Steinkeller，“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The Core and the Periphery”，in McGuire Gibson and Robert D. Biggs eds.，The Organization of Power ：Aspects of Bureaucrac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1，p. 17.该文是关于乌尔第三王朝经济和行政管理的奠基之作。
③⑨
Hartmut Waetzoldt，“Review of the Organization of Power：Aspects of Bureaucrac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ited by M. Gibson and R. D. Bigg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1，1991，pp. 637～641, p.638, p.638，p.638, p.638, p.638.
农场基本已经普及大型气吸式精密播种机或高速气吹式精密播种机加之机手作业水平较高，可以一次完成开沟、精量播种、覆土、镇压等作业，播种质量、高保苗效果好合作社和一般农户；农户自用“小机械”无法达到标准垄栽培模式标准化播种要求。
④
Gebhard Selz，“‘He Put in Order the Accounts…’：Remarks on the Early Dynastic Background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organizations in the Ur III State”，in L. Kogan，N. Koslova，S. Loesov and S. Tishchenko eds.，City Administr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roceedings of the 53e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0，pp.18～30, pp.13～15.
然而，乌尔第三王朝这种强调经济利益输送的集权模式，与它作为地域国家的性质之间却在根本上存在张力。原因在于，地域国家的建立和持续运作取决于中央王室对地方权力的征服、同化和控制。而乌尔第三王朝的集权措施仅致力于促使地方行省向中央缴纳税收，未能在整个王国范围内强化对行省的直接统治。以对行省总督人选的把控为例，在已知行省中，除经济实力最强的拉伽什和其他个别行省外，其余行省的总督职位都掌握在地方家族手中，以世袭方式传承。换言之，乌尔第三王朝王室依靠地方行省的权力网络来实现经济上的集权，但该权力网络又基本不在他们的直接控制下
。如此这般就导致了经济上集权和政治上分权之间的矛盾。当地方权力网络得到机会脱离中央王室控制时，建立于前者基础上的经济集权体制也会崩溃，最终导致地域国家的瓦解。
⑥Edmond Sollberger，“Sur la chronologie des rois d’Ur et quelques problème connexes”，p. 17.关于dingir符号出现在舒勒吉名字前的诸多例证，可在Douglas R. Frayne，Ur III Period (2112 ～2004 BC )，University of Toronto，1997，pp. 111～234的舒勒吉王室铭文集部分找到。
最具争议的措施当属第二、第三和第四条。关于第二条常备军的创建，施泰因克勒援引舒勒吉统治第二十年的年名作为证据，“乌尔城(即王国都城)的男子被招募为持矛士兵的那年”
。韦措尔特认为无法仅凭这一年名推导出一支常备军的建立，因为充当持矛士兵是首都居民在危难之际保卫家园的举动。索尔贝里耶对这一年名的理解更为谨慎：他将其解释为舒勒吉通过配备弓箭手，大幅增强军队战斗力，使乌尔第三王朝的军队能够向外发动军事战役
。弗拉伊内的理解与此类似
。泽尔茨进一步强调，无论在阿卡德王朝还是乌尔第三王朝，所谓常备军的证据都非常薄弱，对其成员更恰当的称呼或许是“准军事人员(militia men)”。他们被征召后，既可以参加战争，也可以兴修道路、灌溉系统或神庙等基建工程。其中部分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兵可能成长为军队的核心力量。拉丰持类似观点：乌尔第三王国的部分成年男子可被征召和组织起来，以满足国家在民政和军事上的需要。军事需要包括卫戍服务、国内防御与安保以及对外征战，履行这些义务的男子在苏美尔语文献中被统称为érin。此外，还存在小部分职业化程度更高的“卫兵”(苏美尔语àga-ús)。他们除执行军事职能外，还承担各种民事职责，如保障国王和高官的人身安全，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定，出任信使和使节，确保交通和通讯顺畅，参与农忙时期的劳作，等等。鉴于他们职责的多样性，加之战争并非乌尔第三王国的常态，所以拉丰认为乌尔第三王朝不存在所谓的常备军
。他同时强调，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关于军队组织和军事征战的证据稀少，在涉及军事的材料中，罕有文献提及超过1000名的卫兵
。
⑧Edmond Sollberger，“Sur la chronologie des rois d’Ur et quelques problème connexes”，pp.18～34，pp.18～20，p.18.
⑩
Piotr Steinkeller，“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p.17，p.17，p.21，pp.19～20，p.26，pp.19～20.
在乌尔第三王朝诸遗址中，温马、拉伽什(Lagash)和普兹瑞什·达干出土的泥板数量依次位居前三。源于这三处遗址的文献为沙尔拉赫考察“巴拉”税提供了最佳史料，她揭示“巴拉”税的征收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一个中心行省通常承担为期一个月的“巴拉”税。拉伽什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是唯一承担多个月“巴拉”税的行省，一年可达三到四个月
。其次，“巴拉”税由中心行省总督向国王缴纳，主要包括大麦和家畜(如牛、绵羊和山羊)两类产品。其他原材料(如芦苇和木材)和手工业产品(如陶器、扫帚、屋梁和盛放液体的皮袋)也作为“巴拉”税上交，并无证据表明各个行省必定上交本省特产
。劳动力也是“巴拉”税的征收对象，温马省就向中央王室输送了大批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再次，“巴拉”税的实质是中心行省需要向中央政府上交的定额(quota)。目前尚不清楚单个行省“巴拉”税的税额如何确定，可能是行省事先自行估计各项产品的产量，再经中央政府确定税额
。零星数据表明，在温马和拉伽什两省缴纳的各类“巴拉”税产品中，大麦的数量可能接近该省集体土地产量的一半左右
。
当然，昌乐的火山已经沉寂了很久很久，它曾在1800万年前喷发，造就了昌乐独一无二的世界奇观——远古火山群。
对于智能CT设备、用于辅助医生手术或者进行术前规划的智能设备、或者可穿戴式医疗监测设备等既包括硬件改进又包含控制软件的人工智能产品而言，由于软件与硬件的集成性以及设备的专用性，侵权行为的发生相对集中，因而侵权行为相对容易举证和判定。即使某些用户终端产品（例如个人医疗终端）在硬件产品出厂时并未预装相关控制程序，而是以APP商店或者提供下载链接的形式由用户自行下载并安装控制软件，也能够相对便利地证明用户是在侵权产品制造商的诱导或者指示下完成控制软件的下载、安装和使用。
该年名的苏美尔语原文为：mu dumu úrimki-ma lú-gish-gíd-shè ka ba-ab-késh；见Piotr Steinkeller，“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p.16 note 5.
Walther Sallaberger通过对部分普茨瑞什·达干文献的细化研究发现，该中心所支出牲畜的用途主要并非向尼普尔、乌尔和乌鲁克等城市的神庙(包括主神恩利尔在尼普尔的神庙)提供奉献物，而是分配给个人进行消费。这些个人包括王室成员、外国使节和各级官员。见其“Schlachtvieh aus Puzriš-Dagān：Zur Bedeutung dieses königlichen Archivs”，Jaarbericht “Ex Oriente Lux ”,38，2003～2004，pp.45～62.
因此，Bertrand Lafont主张把àga-ús这一术语翻译为“卫兵”(guard)，而不是“士兵”(soldier)。详见其“The Army of the Kings of Ur：The Textual Evidence”，Cuneiform Digital Library Journal 2009/5，pp.8～10.
Bertrand Lafont，“The Army of the Kings of Ur”，p.1，p.19.
该年名的苏美尔语原文为：mudnin-urta énsi-gal den-líl-lá-ke4 é den-líldnin-líl-lá-ke4 esh-bar-kin ba-an-dug4-ga dshul-gi lugal úrimki-ma-ke4 gána níg-SHID shag4éden-líldnin-líl-lá-ke4 si bí-sá-a；见Piotr Steinkeller，“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pp.16～17 note 6。关于这一年名的已有研究，详见Douglas R. Frayne，Ur III Period (2112 ～2004 BC )，pp.102～103.
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分层分类教学的思考…………………………………………房广梅 徐 军 张惠芳（6.100）
这一解读得到Marek Stępień的赞同，见其From the History of State System in Mesopotamia ：The Kingdom of the Third Dynasty of Ur ，Warsaw：Zaklad Graficzny UW，2009，p.76.
关于这23个行省的具体名称和地理位置，详见Piotr Steinkeller，“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pp.18～19 note 12.
Walther Sallaberger的判断略有不同：他认为第一、五、六、十条措施具有可信度，其余的措施则存在疑问或无法证实。但除第九和第十条外(见上文第一部分讨论)，他并未详述判断理由；见其“Ur III-Zeit”，p.148。
关于各行省的汉译名称，参见刘昌玉《乌尔第三王朝行省制度探析》，《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他的汉译名单中遗漏了两个行省Dabrum和Eresh。
在中心行省中，有三个省因为地位特殊，无须上交“巴拉”税。它们是首都所在地乌尔省、两河流域传统宗教中心尼普尔省以及王室直接管辖的乌鲁克省。另有两个行省(迪亚拉河流域的埃什嫩那和伊施姆-舒乐吉)外加伊朗西南部的苏萨，其地位貌似在中心和边缘行省之间摇摆。它们既缴纳“巴拉”税，又缴纳“古恩马达”税，而后一税收是王国边缘地区缴纳的特有税种。关于上述问题的最新回顾，参见Marek Stępień，From the History of State System in Mesopotamia ，pp.57～59，pp.64～66.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与普通员工的价值贡献差异很大,对回报的渴望也相差很大。物质待遇虽是低层次需求,但它已是一个人社会声望的标志,也是一个人所属于什么类型阶层的区分标准，因此物质水平的高低已经变成了一种成就层次上的满足。与其他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考虑的更多的是个人职业规划的发展所带来的成就感和价值感,并需要通过合理公平的报酬体现出来。
与这一世袭模式相反的案例出现在卡扎鲁和拉伽什两个行省。卡扎鲁的总督职位已确定不是世袭。拉伽什作为王朝经济实力最雄厚的行省，其四任总督间也毫无血缘关系
。
相关的较新研究回顾，详见Marek Stępień, From the History of State System in Mesopotamia ，pp.84～98.
Tonia M. Sharlach，Provincial Taxation and the Ur III State，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4.
概括于其著作Provincial Taxation and the Ur III State的结论部分，pp.159～171。
详见Tonia M. Sharlach，Provincial Taxation and the Ur III State，pp.364～369，table 6.1, p.161, pp.65～66.
这反驳了Piotr Steinkeller，“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p.23提出的观点。
例如，在拉伽什行省，国王九年内派遣勘测员先后三次测量该省的耕地；见Tonia M. Sharlach，Provincial Taxation and the Ur III State ，p.162 note 1.
Tonia M. Sharlach，Provincial Taxation and the Ur III State ，p.160.中心行省的集体土地(domain land / institutional land)指由总督直接控制、专业犁田队进行耕作的土地，其收成上交总督；详见欧阳晓莉《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白银的货币功能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
该贡牲中心的简介参见Marcel Sigrist，Drehem ，Bethesda，Maryland：CDL，1992，pp.12～21.该著作首次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这一贡牲中心的运作，并识别出主要的负责官员。Changyu Liu，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and Written Documentation in Mesopotamia during the Ur III Period (c .2112 ～2004 BC )，Münster：Ugarit Verlag，2017，详细考察了这一贡牲中心在国王阿马尔辛(舒勒吉的继任者)在位期间的组织和运营状况。
1)PLC选型。依据所设计的智能调控方案，智能调控装置需要有测距传感器模拟量信号输入，通过PLC控制输出高速脉冲信号实现对3台步进电动机驱动控制。根据以上分析，可得PLC输入/输出具体I/O口结算见表3。
Douglas R. Frayne，Ur III Period (2112 ～2004 BC )，pp.102～103.
矿样经破碎、筛分、混匀缩分，制得-2.00 mm～0 mm试验用综合样，4种类型矿样在综合样中的配入比例见表2。综合样真比重为4.47 g/cm3，堆比重为1.94 g/cm3，水分含量为2.88%。
张宗焕委员最后发问：“通过前期调研发现，我市许多居民小区停车占用消防通道，特别是老旧小区楼道内堆放杂物等现象非常普遍，有的还因为乱接电线给电动车充电而引发火灾。消防安全主管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切实增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消除消防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除温马、拉伽什和普茨瑞什·达干外，还有乌尔和尼普尔。
在传统上，巴比伦尼亚以尼普尔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北部的遗址包括埃什嫩那、基什、西帕尔和基苏拉等；见Piotr Steinkeller，“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p.18.
Walther Sallaberger，“Ur III-Zeit”，pp.207～211；更新的统计数据见Manuel Molina，“The Corpus of Neo-Sumerian Tablets：An Overview”，in Steven J. Garfinkle and J. Cale Johnson eds.，The Growth of an Early State in Mesopotamia ：Studies in Ur III Administration ，Madr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2008，pp.52～54.
该遗址很可能位于温马省境内，与之相关的泥板数量接近1500块。所有泥板悉数出版于David I. Owen and Rudolf H. Mayr，with the assistance of Alexandra Kleinerman，The Gar šana Archives ，Bethesda，Maryland：CDL，2007.针对该档案的专题研究，见David I Owen，Garšana Studies，Bethesda，Maryland：CDL，2011.
该地名又写作
l-
arrāki，可能位于尼普尔以东约20公里处的底格里斯河岸边。这批档案的数量接近1200块泥板。关于其概况，参见David Owen，“The Archive of Iri-Sa
rig / l-arrāki：A Brief Survey”，in Steven Garfinkle and Manuel Molina eds.，From the 21st Century B.C. to the 21st Century A.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merian Studies Held in Madrid 22 ～24 July 2010 ，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3，pp.89～102.该档案的完整出版和系统研究，参见David I. Owen，Cuneiform Texts Primarily from Iri -Sa rig /l -arr āki and the History of the Ur III Period ，Bethesda，Maryland：CDL，2013.
相关概述见Xiaoli Ouyang，The Monetary Role of Silver and Its Administration in Mesopotamia during the Ur III Period (c.2112 ～2004 BCE )：A Case Study of the Umma Province ，Madr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2013，pp.33～34所引文献。
详见本小节末尾的论述。
如Walther Sallaberger所总结的那般，温马文献中的经济活动都集中于总督一身，他得到下属官僚机构的支持；见其“Ur III-Zeit”，p. 315。
Piotr Steinkeller，“Archival Practices at Babylonia in the Third Millennium”，in Maria Brosius ed.，Ancient Archives and Archival Traditions ：Concepts of Record -Keep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40～42.
Piotr Steinkeller，“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pp.19～22.详见欧阳晓莉《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2004年)白银的货币功能及其管理》，第33～34页及所引文献。
军事组织的成员分为不同级别，包括将军、大队长(ugula)、六十人长(ugula-géšda)和小队长(nu-bànda)。地方自治组织的领导由市长(hazannu)和城市长老会(ab-ba uru)组成，他们同时被整合到军事组织中，服从后者的管理。详见Piotr Steinkeller，“Corvée Labor in Ur III Times”，in Steven Garfinkle and Manuel Molina eds.，From the 21st Century B.C. to the 21st Century A.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merian Studies Held in Madrid 22 ～24 July 2010 ，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3，p.351.这也是Bertrand Lafont在“The Army of the Kings of Ur”，p.14提出的乌尔第三王朝军队的人员结构，但他认为nu-bànda的级别高于ugula。
Piotr Steinkeller，“Corvée Labor in Ur III Times”，pp.358～360.
Richard L. Zettler，The Ur III Temple of Inanna at Nippur ：The 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Urban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n Mesopotamia in the Late Third Millennium B .C .，Berlin：Dietrich Reimer Verlag，1992.
Richard L. Zettler，The Ur III Temple of Inanna at Nippur ，p.234, p.91, pp.91～95, pp.234～235.
详见Richard L. Zettler，“The Genealogy of the House of Ur-Me-Me：A Second Look”，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31，1984，pp.1～9；“Administration of the Temple of Inanna at Nippur under the Third Dynasty of Ur：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in McGuire Gibson and Robert D. Biggs eds.，The Organization of Power ：Aspects of Bureaucrac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1，pp.109～114；The Ur III Temple of Inanna at Nippur，pp.200～208.还可参见Piotr Steinkeller，“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pp.19～20.
Lance Allred，“The Tenure of Provincial Governors”，in Steven Garfinkle and Manuel Molina eds.，From the 21st Century B.C. to the 21st Century A.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merian Studies Held in Madrid 22 ～24 July 2010 ，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3，p.116.
Jacob L Dahl，The Ruling Family of Ur III Umma ：A Prosopographical Analysis of an Elite Family in Southern Iraq 4000 Years Ago ，Leiden：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2007.文献记录中可见的该省的三位总督，Ur-Lisi、Ayakalla和Dadaga来自同一家庭，是为兄弟关系。
Lance Allred，“The Tenure of Provincial Governors”，pp.115～116.不过，无论总督职位是否为世袭，都有短时的例外情况出现。例如，在舒勒吉的继任者阿马尔辛在位晚年(即其统治的第七年)，王国出现大规模人事变动，中心行省的总督多被替换，这可能和阿马尔辛与其继任者舒辛间的权力斗争相关。详见Lance Allred，“The Tenure of Provincial Governors”，p.120.
该税收的苏美尔语名称为mašdarea，主要用于庆祝在首都乌尔城举行的包括新年在内的三次重要节日。还有一类服务于王室的白银支出则是赠予王室官员和信使的礼物。概述于欧阳晓莉《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白银的货币功能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详见其著作The Monetary Role of Silver and Its Administration in Mesopotamia during the Ur III Period (c .2112 ～2004 BCE )，pp.99～107.
欧阳晓莉：《乌尔第三王朝温马省神庙宝库记录初探》，《古代文明》第12卷，2018年第1期。
相关概述和文献回顾见Tonia M. Sharlach，Provincial Taxation and the Ur III State ，pp.62～63.
Benjamin Studevent-Hickman，“The Organization of Manual Labor in Ur III Babylonia”，PhD thesis，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 Civilizations，Harvard University，2006，p.111，pp.105～106.
Steven J. Garfinkle，“Was the Ur III State Bureaucratic？：Patrimonialism and Bureaucracy in the Ur III Period”，in Steven J. Garfinkle and J. Cale Johnson eds.，The Growth of an Early State in Mesopotamia ：Studies in Ur III Administration ，Madr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2008，p.60.
Piotr Steinkeller，“The Function of Written Document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axis of Early Babylonia”，in Michael Hudson and Cornelia Wunsch eds.，Creating Economic Order ：Record -Keeping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Bethesda ，Maryland：CDL，2004，p.77，pp.77～83.
详见Benjamin R. Foster，The Age of Agade ，p.13.
Steven J. Garfinkle，“Was the Ur III State Bureaucratic？”，p.60.
关于这一族群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历史，参见Piotr Steinkeller，“New Light on imaški and Its Rulers”，Zeitschrift f 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 äologie 97，2007，pp.215～232.
Piotr Michalowski，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Kings of Ur ：An Epistolary History of an Ancient Mesopotamian Kingdom ，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1，pp.180～182.
Mario Liverani，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4，p.173.
Piotr Michalowski，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Kings of Ur ，p.174及所引文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元三千纪晚期两河流域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项目号：17BSS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欧阳晓莉，1977年生，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潘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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