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为主题改革与开放为动力——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为主题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把握大发展中的机遇
新世纪的旭日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正冉冉升起，中华民族在通往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所制订的《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拉开了我国新世纪大发展的序幕。
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十五”计划要以发展为主题，加快改革与开放的步伐。历史上，我们曾屡屡与一些重大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其结果加大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国际视野中，从我国的国情和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出发，探讨我国新世纪初高等教育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的途径和保障条件，是我们每一位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近30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态势：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1.发展的概况
近30多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国际高等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从1970年到1997年，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翻了一番，而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增长了两倍，从3%跃升至10%以上；发达国家则在原有的高水平基础上，再增长了一倍半，完成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初级阶段到普及化的快速转变，而以美国和加拿大等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率先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基础上，实现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科技在较高水平上的互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80%，也就是说，在北美，凡是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在欧洲，70年代初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仅为17%，比北美地区的45%要落后得多。即使80年代至90年代初也仅为20%—30%之间。进入90年代后，面临着全球经济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挑战，欧洲各国对本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与调整，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规模、鼓励发展的政策举措。到1997年，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足30%，迅速提升至50.7%，增加了20个百分点。
亚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得益于该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强劲推动，以日本和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四小龙”，走出了一条追赶与创新的超常规发展道路，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从70年代初的17.5%快速增长到42.1%，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以上数据参见表1）。
综观近30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态势，我们不难看出，高等教育这一世界性潮流的飞速发展与这一时期全球经济科技腾飞两者之间的内在的、密切的联系，高等教育不仅推进了全球经济科技的进步，同时也实现了由精英到大众化的根本转变，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开始迈入了普及化阶段，而推动这一不可阻挡潮流的深刻原因，就在于当今世界，知识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没有强大的高等教育，一国就缺乏发展的基础，就缺乏国际竞争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强国、大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相对地位下降，而那些弱国、小国却能迎头赶上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表1：1970-97年世界各地区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变化情况(%)
年份1970年
1980年1990年 1997年
全世界合计
8.5 11.0 12.7
17.4
发展中国家
3.0
5.1 6.910.3
发达国家 23.4 30.3 37.9
61.1
北美地区45.4 54.2 75.2
80.7
亚洲/大洋洲地区 17.5 29.7 30.4
42.1
欧洲 17.3 22.0 28.3
50.7
资料来源：World Education Report 2000，UNESCO
2.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
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率先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70年代后期又在世界上首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美国强大、开放、竞争的高等教育体系，为美国经济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应当说，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体制、机制和投资等方面有若干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
办学体制上的公私立并举。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已形成了公、私立高等教育共同发展，公私立学校数各占一半的基本格局。尽管公立学校平均规模较大，拥有全部在校生数四分之三，但精英教育多数集中在那些历史悠久的著名私立大学。同时，公私立并举发展也促进了美国公立高校在竞争中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注重高强度的全社会教育投入是美国实现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经验。联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三级高等教育财政拨款、资助，各种类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企业和校友对高等学校的捐助，学校基金的资本市场运作，以及学校自办的产业收入和学费，构成了美国高等学校经费投入多元化的基本格局，其中，来自非政府拨款的投入占了美国高教总经费的半数。据90年代中期统计，美国一年的高教总经费约25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为全世界最高；而其高教经费总量几乎占到了全世界高教经费总和的40%，也占美国教育经费总量的40%。高校教学科研设备更新的速度快，教师收入水平高，1400多万在校生规模位于全世界之首，全部在校生占本国人口的比例高达5%， 成为支撑美国经济科技不断创新和人力资源高地的最基本要素。
多层次、多种形式和类型、现代开放的高等教育体系，是美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美国3500多所高校办学层次多元，办学方式灵活，国内外沟通，科研与教学高度结合，运作机制具有动态自调节功能。美国高等教育在适应和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应予充分肯定。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有120多所，学校一般有5个、8个或10 个学科群，著名学科带头人来自世界各国，研究生比例较高，每所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至少4000万美元以上，多则高达10多亿美元。大学已成为人才培养、传播知识、应用知识和知识创新的基地，成了美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3.欧洲国家的经验教训
欧洲是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但从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情况看，欧洲的高等教育逐步落后于美国，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体制和政策的保守。
——控制发展，精英教育向大众化转型滞后。欧洲各国历来重视高等教育，且强调精英教育要一流。直至70年代才开始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比美国晚了整整20年，致使劳动力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源结构都比美国低一个层次，也使欧洲大部分国家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失去了科技领先的基础和优势；
——资源不足，投入渠道单一。西欧国家多数实行福利政策，高等学校办学经费来源渠道单一，学校基本上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且中央财政拨款占主导地位，即使高校的研究与发展（R＆D）经费也基本上是国家包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这一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校面向社会、服务社会、争取社会资源的主动性，资源不足，导致了高校教学设备和科研经费短缺，更新缓慢，优秀师资流失严重；
——学生学习动力不足，效率低下一直困扰着若干欧洲国家。免收学费的供给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生就学时间常常超过学制年限，如一个3—4年制的本科学位通常要5—6年完成。学习年限的延长客观上造成了学生在校期间享受的多种待遇的增加，从而加重了政府财政的负担。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在校大学生的奖学金甚至超过了参加工作的同伴的工资，客观上鼓励了学生多留学校、延长学业和毕业率不高，为此，各国政府财政不堪负担；
——人力资源后劲乏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由于在中学阶段普职分流过早，学术性高中比例过低，造成相当数量的同龄青年缺乏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和基本文知识，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起点低，教育与培训后劲不足，影响了本国人力资源在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中的作用。目前，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正在重新思考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比例的调整与分流的后移。
4.东亚各国和地区发展的模式
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在70、80年代和90年代创造了在较低起点上后发型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同样，也成功地实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新经验，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科技同步快速发展的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因其区域地理、人文社会环境、民族与经济基础等方面特征与我国的相近与类似，其值得借鉴的经验更具有现实的意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自然资源和资金相对短缺的条件下，通过政府办学和私人办学并举，广泛吸纳企业和受教育者家庭的资金，超常规积聚人力资本，高速度提升人力结构，变自然资源小国为人力资源大国，走出了一条教育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并以此为支撑，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日本自70年代起几乎与国民经济振兴计划实施的同时，开始了普及高等教育的实践，80年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次于美国，高于欧洲，并较普遍地采用英语教学。韩国的经济复兴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超常规发展教育的举措。在政府资源有限条件下的教育先行，全社会人力资源投资先行，可以说是具有韩国特色的经验概括。统计资料表明，90年代韩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6.8%，其中，政府投入与社会和私人投入几乎各占一半；与此相应的是，80年代后期，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目前为60%，已远远超过了英、法、德等西欧发达国家。目前，日本、韩国的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中，私立高中占50%左右；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中，私立大学达到70%以上。我国的台湾地区，私立高校占60%，其中90%是专科学校，本科院校中私立的比重也超过了40%，研究生教育20%是私立。
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经常受到教育理论界的批评，高等教育发展过度和大学毕业生失业是两大主要理由。在此，我们不想对印度高等教育进行全面的评价，而仅就与此相关的两个方面的问题提供大家思考。一是，早在80年代中期，印度的高等教育规模就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向中东石油国家输出了100万名工程师、 教师和医生，并有数万人受聘于联合国组织和世界银行，每年获取上百亿美元的高级劳务外汇收入，还争取到大量国际组织的援款，促进了印度的经济发展。二是，印度在成功发展信息产业和较早地抓住了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方面，得益于占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能熟练运用英语的专业人才队伍，在这方面，印度的高等教育当之无愧地作出了主要贡献。印度的软件产业出口世界第一，成为推动印度经济近10年来保持6.5 %的高平均增长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聚焦：高等教育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全面互动与结构协调
1.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超常规发展，为下一步顺利实现从精英向大众经的过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0——2000年，全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从2.2万人发展到30.1万人，增长了12.7倍；普通高校本科在校生从86.2万人增加到411.8万人，翻了两番多；专科生规模增加了近2倍。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正规学历教育的总规模从166.3万人增至939.9万人，净增773.6万人，其中70%以上（550多万）的增长是在90年代中实现的，1999年和2000 年的扩招功不可没。
表2：近20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在校生：万人）
年份
1980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研究生 2.2 9.3 14.5
30.1
本科生 86.2153.2 188.9 411.8
专科生 77.9219.8 358.7 498.0
在校生合计 166.3
382.3 562.1 939.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整理，2000年数据为预计数。
按初步估计，加上学历文凭考试、军事院校、电大注册视听生等，2000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达到1100万人，毛入学率为11 %， 预计2005年高等教育总规模将增长到1600万—1700 万人， 毛入学率将达到15%，初步进入大众化阶段。
2.综合国力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总量目标
我国政府既定的“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确立了科技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而从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构成要素看，高等教育的发达程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经济近20年来超常规发展经验的现实基础在于教育和人力资源的积累，这已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未来10年、20年，中国要继续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同样取决于高素质人力资源的进一步集聚，以及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我们应从中央业已确定的发展的重点出发，探讨进一步实现高等教育对实现未来中国发展目标的特殊作用，加快知识创新与高科技产业化的进程，并将高等教育作为区域性开发、西部开发与加速我国城市化建设的知识源泉和发动机。
本着经济、科技和社会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考虑，我们将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看作是实现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高教发展的总量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将高等教育发展放在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中考察，从而突出强调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互动的具体内涵，使总量目标的实现与我国社会经济科技的战略性发展内在地结合起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
对于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规划，是基于下述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经济增长目标仍将保持在每年7%—8%的高速区间，高等教育毕业生依然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人力资源；二是，未来发展是通过总量扩展、结构调整两者共同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并要求高等教育，尤其是适应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需要的学科（专业）适当超前发展，包括高层次人才总量的必要储备，即高等教育适当超前发展的要求。
根据高等教育发展规划课题研究的预测， 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在2000年12万人的基础上，每年递增2万人，到2005 年可以达到在校研究生60万人的规模，2010年有可能达到90万——100万人，2020 年有可能达到140万——150万人（届时将超过美国目前的规模水平）；本科生有可能从目前的412万人提高到2005年的700万人，按本、专科1∶1，再加上其他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高教总规模可达到1700万人，实现毛入学率15%的目标；到2010年，全国各类正规高等学校在校生有可能达到1900万——2000万人，加上其他非正规学生，力争总规模达到2400万人，使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0%；到2020年，若能实现在校生3200万人，则标志着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30%，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参见表3）
表3∶未来2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预测在校学生数（万人）
年份 2000年 2005年 2010年2020年
研究生30
50 8090
本科生412 700950 1450
专科生498 700950 1450
在校生合计940 1450
1980 3020
3.宏观思路：目标内涵与结构的动态适应战略
（1）高校学科专业与产业结构互动战略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中央制订“十五”计划的主线，改造传统产业和实现结构优化与升级，必将对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形成强烈的挑战。“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这次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是局部的调整，而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在内的全面调整。高教的发展也必然要适应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在调整中实现学科专业的合理布局与升级，这就是我国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目标的具体内涵。
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相适应，要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生物与医药工程、新材料、通讯、自动化等学科，要适应第三产业，特别是经济、金融、保险、贸易、法律、咨询等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加入WTO 所需要的复合型和外向型学科人才的培养。对此，我们的招生计划与学科调整计划要与这一要求相适应。
（2）高等教育与区域城市化推进联动战略
在新世纪大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以新的思路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最为广阔的舞台，高等教育将成为我国区域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加速器。
鉴于我国地区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和发展不平衡的实际，中央将继续实施区域分类指导的政策，在非均衡的发展过程和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紧紧抓住、把握世纪之交大发展的机遇，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从战略高度，联动高等教育与区域城市化推进的发展战略，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实现城市化能级水平的同步提升。
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结构适当上移。经济发达地区鼓励发展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的规模与比例，在部分特大型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鼓励进一步加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使高等教育与经济产业结构保持高度动态平衡；发达地区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可以根据当地实际，积极鼓励探索以本科层次为龙头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扩大专科以上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为重点的人力资源存量开发战略，提高人力资源的总体水平。
在大城市建设好一批综合性和多科性大学的同时，积极支持和鼓励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面向本地需要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促进面向社区的多功能的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兴办以职业技术学院为主体的高等教育。
（3）高等教育与科技、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
80年代，高校在我国科技与知识创新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现行的高校科研与独立研发机构的分割体系对加速国家科技与知识创新体系的制度性制约。打破系统围墙，实现研究发资源整合，将是我国继90年代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后的又一重大突破，是富国强国、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近20年来，我国高校与独立研发机构的合作已在一定范围和某些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体制内外的合作、交流与改革也已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突破。这是一个良好的基础与开端。进一步的改革，是积极创造条件，鼓励高校与独立科研机构的广泛合作，条件成熟时实现整合。
另一方面，我们应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高校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创造多样化、开放合作的新模式、新机制，使高校成为国家科技与知识创新的动力源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孵化器”。在实现高校产学研一体化的过程中，除了注重“国家队”的建设外，应大力鼓励有条件的高校根据自身条件和所处地区的环境，全面参与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产学研实践，促进高校从边缘走向社会经济建设的中心舞台，各尽所能，各显神通。
（4）高等教育与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是高校扩招后面临的一个重大热点问题，在不同的地区，就业问题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内地与边远地区，与高校扩招相关的就业矛盾可能比较尖锐。承认这一点，是否就应当重新评价扩招政策？回答是否定的。按照中央的既定政策，扩招仍将继续，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大发展需要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和适当先行，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全面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坚定政策。
反思随着扩招而出现的就业问题和矛盾，为规划政策和设计应对措施提供了及时的“清醒剂”，要求我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与总量目标密切相关的结构、布局、机制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我们认为，各地在中央已定的高教发展总目标基础上，尽快确定与总量目标相应的结构目标，从学科专业、区域布局和城市化建设等宏观角度，制订高教发展目标的指导性框架，尽早避免因决策不及时而可能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
发展高等教育，是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人才总量不足矛盾的基本途径，同样，科学合理规划高等教育的学科、层次、区域和形式的结构，则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解决专门人才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在扩招中，各地容易从学校现状出发，从现有的教师能力、教学设备实施的容量出发，从统一政策规定出发，而对与经济结构快速适应的人才需求问题重视不够。
解决这一问题的两个应对性思路是，充分借鉴80年代初我国所实施的专门人才需求预测的经验，做好全国性和区域性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供求预测和规划。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逐步深入，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将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初的80年代；其次，理顺高等教育与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清理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旧规章、旧制度和摒弃旧的习惯势力，真正从政策和制度环境上创造条件，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解决各类就业问题和创造就业机会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改变目前对就业问题的评价框架，尽快建立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和运行规律的新就业体系和评价体系。
三、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关键：用改革的思路实现发展的新理念
1.发展的理念：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从精英阶段到实现初步大众化，我国的高等教育将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将影响高校的招生考试制度、教学评价制度、学校与社会经济联系的方式、不同高校办学任务的相对分工与定位等诸多方面。其最本质的含义是要求我们及时转变观念，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确立适应大众化背景的新高等教育体系。
高教发展需要理论创新。世纪之交，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国际上我们又是发展的大国，要实现我国新世纪大发展和跨越式的目标，迫切需要与高等教育发展相应的公共经济学、财政学、高等教育管理学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财政学、高等教育资源扩张理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与城市化建设理论、适应区域发展战略的产学研一体化理论、高校招生考试与教育质量评价理论、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与高等教育提供方式的理论、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与公平和效率兼顾等理论，为国际高等教育提供具有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成为支撑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基础。
中国的国情要求走超常规的发展道路实现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如果说 1999年和2000年的扩招可以通过挖潜基本解决（事实上，挖潜总量和专业供给能力两个方面的矛盾已经出现），“十五”期间的继续发展必将凸现资源短缺的矛盾。我国高等教育现有的投入水平已占全部教育投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全国小学的生均经费仅有高等教育的1/25，远低于国际相对的平均水平，作为“重中之重”的基础教育本身投入不足，靠挤占基础教育这条路走不通，不能用剥夺基础教育的份额来发展高等教育；中央和地方既定的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将首先保证义务教育和业已确定的高教重点项目，包括重点学科和代表民族水平的国家一流高校建设。
发展需要投入，需要资源的扩张，靠什么？从我们的国情出发，我们自身的成功经验和国际社会，尤其是东亚后发型国家成功追赶和超越的经验启示我们：用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去释放资源市场的巨大能量，用非传统的筹资手段去突破投入瓶颈的制约，实施“投资—体制—机制三位一体”战略，作为应对发展的挑战的基本思路，从根本上解决实现发展目标的“船”和“桥”的问题。
2.投资—体制—机制三位一体：改革与发展同步推进的途径与战略选择
在目标已定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发展的模式与途径，也就是发展政策的选择。我国高教在发展中推进改革，应着眼于全国的大局，遵循最小阻力原则、效率约束原则、相对低成本的扩张和质量保障原则的协调与统一。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用投资—体制—机制三位一体的改革举措推进高校发展；在改革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中，引入市场的规则、机制、效率，在规范市场机制的同时，推进公立院校的改革；用市场的机制和行政手段的结合，加快存量资源结构调整的步伐，并积极创造条件，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体现机制创新的运作模式。
（1）老大学孵化战略：高校发展的一个双赢思路
我国的高等教育从长期以来计划体制所形成的由国家包办的单一模式走向多元化，理所当然地不同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公、私立大学界限明确的体系。在发展中，我们可以新建部分大学，包括民办高校；但如果我们从现行高校结构布局的调整、改革与发展的总体上去考察，采用老大学孵化的办法、以新机制运行的大学分校或二级学院，将是现阶段我国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体现对老大学和新建（孵化的）分校或学院的“双赢”性。
对重点大学等老大学来说，他们也存在着队伍分流和学校办学任务的定位问题，“孵化法”具有改革阻力小、摩擦小、成本较低的优势，有利于重点大学和老大学在提高办学层次、科研上水平和知识创新等方面发挥优势的同时，支持母体外大众化教育的发展。这对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而对依托老大学举办的分校或学院来说，则具有办学起点高、教学管理规范、质量保证体系较为完善的特点，有利于保证教学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新建分校和学院主要通过引入社会资金（如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等），并具有独立的校区，采用新体制和新运行机制，这对发展非政府投资主体的高校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创新，对今后部分分校或学院建成独立的民办高校、建设高起点的新体制高校具有积极的作用。
老大学孵化的双赢战略需要与其相配套的政策和法规，尤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鼓励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投资高等教育这一非赢利性公益性事业的政策和法规，这是我国经济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一个基本区别。但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公益性和巨大的外部效益的性质确是共同的，因此，我们应大胆借鉴西方国家鼓励非政府资源投资高等教育的做法，而不是限制，甚至禁止。对有关盈利、结余、收益、成本问题，应加快研究适合高等教育实际的制度规定和政策措施。否则，高校发展的资源在政府和居民家庭财政能力均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受到极大的限制，可持续发展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2）激活存量、资源重组战略∶存量和结构的调整与重组
在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借鉴我国经济近10年来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重组同步推进的成功经验，激活高等教育存量，实现战略性重组。长期以来由计划体制所形成的普通与成人高教分割办学、过多层次（指本科院校、专科学校、高职校、甚至中专等专业、职业教育体系）且重叠交错、学科专业在办学层次、类型和区域布局上的重复失衡等造成质量和效率低下的弊端，尽管已有所改变，但从总体上说，改革仍处在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
高等教育资源重组要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总体协调与发展的角度来规划，从全社会的资源统筹来通盘考虑高等教育资源，抓住当前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退‘二’进教”、“退‘三’进教”，打破高等教育与其他相关领域各自为政的局面，拆围墙，架桥梁，为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扩张早作准备。
在实施资源重组过程中，既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也要具有战略的眼光；既要使用行政的手段，也要充分利用市场的手段和机制；既要考虑资源的盘活和重组，也要实现在盘活和重组中的资源扩张。在部分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发达地区，可适当考虑中专、大专和高职的资源重组，为实现职业、专业教育高移创造条件。
3.师资队伍：高等教育质量之本
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与管理制度的改革已到了关键时刻，这是决定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最主要条件之一。推进高校师资队伍进一步改革可从两个层面展开，即政府宏观人事制度与政策环境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各级政府应转变职能，在90年代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加大吸引力度、相对稳定且具有活力、能进能出的、开放的动态的环境，包括当前正在探索的“柔性流动”制度；同时，不失时机地探索作为高校自主权重要组成部分的校内人事管理新体制，逐步改变大一统的高校师资队伍管理模式。
对于高校需要什么样的教师、如何吸引、如何管理和使用等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应充分发挥大学的自主能动作用，在教师的学科重点、待遇与报酬、聘用方式上，尽量避免“一刀切”，对于有利于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学校学科专业建设、有利于提升学校综合实力的，无论是大师级的，还是普通教师，都应大力支持、扶持与鼓励。
应当说，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全面推进为师资队伍的建设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但真正要实现高校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和整体水平的提高，还需要我们大胆探索和实践。为此，我们既要设计有重点倾斜的政策，也要制订有利于教师基本队伍整体水平提高的政策；既要保证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又要有有利于现有教师队伍适当分流的、阻力最小的政策。如部分老大学能否探索利用学校或学院孵化的办法，既能促进学校整体师资队伍优化，同时也为扩招条件下的学校发展提供良好的教师资源。
在鼓励高校充分挖潜和提高办学效率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和改变对高校的评价的标准，使外部监督和评价朝有利于增强学校办学活力的方向发展。如简单的“生师比”、“生均培养成本”等评价性指标，很有可能会成为束缚学校办出特色的新的桎梏。
4.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中外合作办学：跨越式发展的捷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才、知识、资源的流动加剧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高等教育必须应对的环境与挑战。新世纪初，中国面临着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同时又必须以开放的政策与宽松的环境面对WTO的挑战， 迫切需要从观念和体制上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程度和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的必要性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经历5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当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完全不同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历史证明，教育救不了国，教育立不了国，教育主权也得不到保证。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有必要转变观念，对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教育主权”问题加以全面的理解和认识。问题的实质在于，变被动为主动，从法律、规章、政策和实践多个层面应对新的国际环境，并在高校的办学方向、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内容、学校管理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制订新政策，积极鼓励和支持境外著名大学和有特色的高等院校与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用积极的政策引导中外合作办学向高水平、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高校的国际交流和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也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应当承认，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知识创新、科学研究、师资队伍、课程、教材开发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通过合作与交流可以大大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课程与学科、师资与设施上实现跳跃式的发展，“洋为中用”，在交流与合作中提升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水平，不仅与我国政府大发展的目标完全一致，也是我们从源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中所获取的深刻的教训。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如何争取主动，赢得机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本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的体系和开发策略，在“追赶”和“赶超”中注重符合本国实际和国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取向，用政策指导并规范境外大陆办学，为加速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作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