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新动向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89—1991年苏东剧变解体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表曾经兴高采烈地欢呼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但是，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就觉察到苏联共产党政权在欧洲的垮台，只是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冷战的结束，而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随之结束。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1992年12月14日发表评论告诫资产阶级说：“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
在苏东剧变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社会主义问题被提到首位
这种动向集中地表现在不同思想政治倾向的左翼群体的几本文集中。
1990年，美国每月评论社出版了由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塔勃主编的《从左派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这是一本反映共产党人和传统左派观点的书，共分五个部分：（一）对1989年事件的反应；（二）社会主义和世界体系；（三）对共产主义国家中变化的反应；（四）来自第三世界的反应；（五）美国和社会主义的未来。书中收有史威齐、麦克道夫、弗兰克、阿明等十八人的论文。
《从左派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的基调是说：战后时代的终结以苏联制度的灭亡和鼓吹资本主义的胜利为标志，但是不能把苏联模式的失败看成是社会主义难以实行的证据。因为社会主义毕竟不是来自上面的集中化控制，而是来自下面的经济民主。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不懈地使之动摇的努力，苏联在这方面没有走多远。早期建立社会主义的一切努力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国家，产生出集权化的、非民主的政权，它背着落后的包袱，付出了为保卫自己以反对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代价。建立社会主义的第一批尝试的失败，不仅是由于外部因素，而且也是由于缺乏内部的民主。然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见识总是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的不适当性开始的，因此，只要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不会消失，虽然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验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成功，但历史不会倒退，它将宣告社会主义——不论以什么名义——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代不会灭亡。
1991年，英国新左派评论社出版了由《新左派评论》主编勃腊克蓬编的《倒塌之后——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这是一部反映企图在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西方“新左派”观点的著作，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共产主义崩溃的形式，收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哈贝马斯以及霍布斯鲍姆、汤普逊、米利班德、博比奥等人的11篇论文，第二部分论述对未来的影响，收入勃腊克蓬、高兹、苏尔蓬等人的9篇论文。 这些论文大致围绕着六个话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话题之一，是主张把共产主义的崛起和覆灭放在20世纪历史的脉络之中。有的文章指出，资本主义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杀戳和1929—1933年间大萧条的苦难而丧失信誉，共产主义的挑战做了许多事情去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苏联对于击败纳粹主义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有助于促进西方帝国的改良主义和非殖民化；共产主义声称消灭了失业和设置了广泛的教育和保健纲领，则刺激了西方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共产主义自吹自擂的乌托邦在东方悲剧地失败了，却在西方设置了目标。
话题之二，是苏东剧变解体的深层次原因。有的文章认为，原因是把国家和集权化的官僚政治当作社会进步的关键性杠杆方面投入过多；有的文章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和体制是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而共产主义对权力的应用却不可抗拒地变成对其宣告的高贵理想的无情讽刺；有的文章则说，列宁主义的过分自信，它的拒斥有利于“委员会民主”的代表程序，以及它对反对者的残忍，创造了一个把自身变成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寡头政治的傲慢的先锋队，这样的寡头政治一旦掌权就特别抵制按照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的改革；有的文章致力于论证按社会主义，而不是按资本主义的方向去改革共产主义的困难，认为斯大林主义多年的统治意味着1989年东欧的群众运动不再渴望1968年捷克的“带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而是拒绝一切社会主义模式而瞄准了西方的“正规社会”的概念。苏联共产主义的统治，连同它培育的腐败和玩世不恭，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思想。
话题之三，是东欧剧变以后的状况。有的文章指出：在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恢复资本主义的尝试的第一批果实，常常变得酸腐：文化和生产资源被浪费了，产生出新的偏执和对于民主的新的威胁，从而使这些后共产主义企图失去目标。在这些国家中，以前出身高贵的人、乃至秘密犯罪组织的成员，成了私有化的主要受益人。
话题之四，是寻找替代模式。有的文章指出，共产主义在扭转全球不平等方面所作的尝试业已失败，而资本主义却在实际上支持和扩大这些不平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仍不稳定和不公正，丝毫没有降低社会主义者去寻找和建立一种可行的替代品的责任，而且在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又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第三条道路；有的文章认为，这样一种替代品的核心命题，是要求经济过程既能发挥几百万乃至几亿独立经营者的技能和主动性，又许诺进行民主协商。而把市场同盲目、着迷的积累分离开来的市场社会化，则既是当前斗争的目标，又是走向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但又是复杂和自治的社会的一块垫脚台。因此，新左派必须既尊重市场所体现的自主、自决的复杂结构，又有力地抵制其促进社会分化和刺激一种不在意的和贪婪的消费主义的倾向。
话题之五，是社会主义运动和生态、女权等新社会运动的关系。有的文章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的设计已经失败，但作为一种运动却决不是可以轻视的，文章敦促人们不要忘了那些抵抗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产党人作为人的素质；有的文章在考察了由绿色政治、女权主义、对全球不平等和军事化的关心所构成的“新社会运动”的情感和纲领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在事实上，在旨在实现社会平等的运动同那些希望保证和自然界之间有一种可以维持的关系的运动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话题之六，是第三世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有的文章指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现在更甚于以前地被资本主义和西方所统治着，所以，现在决不是我们忘却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东西的时候。西方七国集团对于任何对其控制世界资源提出的挑战，作出快速、暴力的反应，却不去解决世界的贫穷或对全球生态的明显威胁；有的文章则认为，今天资本主义把社会权力和社会苦难集中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因此，巴西、南非、韩国和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的新工人阶级运动，现在具有着向体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荒诞的不平等提出挑战的力量。
第三本文集是在1990—1991年发表的主要反映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人观点的《未来的社会主义》。
在苏东剧变解体的背景下，西班牙和德国的社会党的领导人提议为围绕未来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提供一个德国论坛，于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就在其以《未来的社会主义》为标题的两期特刊上，发表为制定纲领作准备的《纲领性声明》，以及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人撰写的25篇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但也吸收了西方的一些左翼分子，乃至托派第四国际主席曼德尔的文章。这个文集集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五个：
第一个问题是苏东剧变的性质和原因。大部分作者欢迎苏东剧变，把它称作反独裁的民主革命，并激烈攻击现存社会主义；文章把苏东剧变的原因归罪于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式，又把它强加于东欧国家，有的甚至一直追溯到列宁，认为斯大林只是把其某些理论推到极端而已。
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有些文章认为苏东剧变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切实际，有的甚至叫嚷要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全部埋葬；也有文章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文化史中的地位和某些观点的现实意义；还有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仍然有效，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有缺陷，而在于社会主义者的实践背离了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个问题是用苏东剧变论证社会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大部分文章认为，苏东剧变已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唯一传播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力量，那些企图保留其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运动、欧洲共产主义都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有的文章虽然不得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并没有取消资本主义的结构，并没有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但它至少能够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并且使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不那么残酷无情和非人道。
第四个问题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纲领性声明》认为，新的工业革命时代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引起了根本的转变，特别是结构性失业引起工人阶级减少乃至逐渐消失，社会不得不采取大幅度缩短工时并随之而制定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的最低收入的标准等措施。于是，资本家阶级的作用和社会地位将出现变化，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占有者阶级，它将努力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由新的基本生产资料占有者组成，而新的基本生产资料就是按词的准确意义来理解的知识和信息。曼德尔在文章中说这种观点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后果作了错误判断，把信息和由专家学者取代大资产阶级这样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因为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条件下，信息也还是受资本控制，使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增加。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主体问题，有的文章认为产生社会主义的不只是一个动力因素，产生剥削、贫困、异化等的原因也不只一个，因此，未来的社会主义应抛弃过去的以劳动为中心的、经济主义的唯一主体论，而以对社会的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出发点，从唯一的革命主体论转向社会主义主体的多元性。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社会主义问题被提到首位的动向，也反映在市场社会主义问题成了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的热门话题：有的主张保留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及其运行方式而以政治民主作保证；有的主张赋予劳动者以管理企业的权利，而限制、调节和取消资本市场；有的主张在对资本主义金融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在企业中实行由政治权利来协调的股东、企业人员和用户三方的共同管理；有的主张把计划和市场在民主领域结合起来；有的建议用税收所提供的资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最终导致资本市场的取消，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条件；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罗默1994年在美国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则集中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是死了，而是需要现代化。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搞市场社会主义。罗默主张把市场看作是人造体制的复杂网络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在有才能的个人中间组织竞争的最低限度的结构。这样，市场就可以和社会主义并存，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代表了获得平等的最好希望，为此，他提倡一种把市场体系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
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思考
这里且以越南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例来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苏东剧变以后出现的这种动向。
针对苏东剧变以后，群众思想上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疑虑和迷惑，越共中央书记处和越南政府在1992年作出决定，由越南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在越共八大召开前夕，撰写和出版一本题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问题》的书。这本书已经在1996年如期出版，书中提出和讨论了四个理论问题：
一是关于越南越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该书指出，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不仅是按顺序之路发生的，而且还包含在一定的具体历史环境下越过一定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情况。我们有科学的基础相信，在我国，越过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之路，仍然是必然的和可能实现的。
二是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的有效性问题。该书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还是以雇佣劳动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因此，剩余价值理论——关于剥削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学说，仍然是正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三是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论是否仍有价值的问题。该书强调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仍然有价值，必须肯定和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建设与其历史使命相称的强大的工人阶级。
四是苏东剧变是否改变了时代的性质的问题。该书指出，尽管过去几年世界局势发生了许多复杂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崩溃使社会主义面临低潮，但是时代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人类仍然处于以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目前出现的历史曲折正在使全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延长，但不可能使时代的趋势倒转。该书着重批驳了所谓现时代已与以前根本不同，其基本矛盾已不复存在、已被全人类问题推到次要位置等论调。
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考，在法国共产党集中表现在党的全国书记罗贝尔·于在1995年11月出版的《共产主义的变动》一书中。
罗贝尔·于曾对法国《解放报》记者说过：“我们已摆脱了一个以模式破产为特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苏联的模式以及同它相关联的思维方式破产了，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破产了，但这一系列的破产并不说明资本主义要更好些，变革的问题因此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他强调法国共产党“不打算搞维护资本主义的改革，相反，它参与超越目前社会的运动，所谓超越这个社会，就是说要革新政权”。
在《共产主义的变动》一书中，罗贝尔·于提出了“新共产主义”和“法国式的新发展方式”。
所谓“新共产主义”，作者认为是指一种与苏联式共产主义无关、比马克思的思想要新的共产主义：它认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倒退、对抗和逻辑，更加文明和人道的一种社会前景；共产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运动；共产主义与当代的人道主义相一致，主张对人的重视要超过对金钱的重视，要从每个人身上体现人类的最大发展；共产主义反对社会分裂和被社会排斥的现象，要求实现“参与民主”，由人民当家作主；共产主义尊重多数法国人的选择，在其丰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中实行民众联合；共产主义是把社会的全部（私人的和公共的）资本优先用于有利于就业、公正、环保和满足人们需要的新的混合经济。
所谓“法国式的新发展方式”，作者是在苏联模式、北欧和法国在80年代实行的想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人道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全都失败的背景下，针对极端自由的资本主义浪潮吞没西欧社会的情况，提出法国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方式。但是，作者又认为社会变革是个过程，要克服那种认为一下子就可改变一切的“伟大之夜”的观念，仅靠颁布法令是消灭不了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也不是只须把过去一扫而尽就可以大功告成的。所以，只有从矛盾的现实情况出发，在同资本主义逻辑的抗争中才能建设新社会，我们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更好地满足民众的、国家的需要。作者认为社会变革只有在真正成为每个有志于此的男女们自己的事情时才能获得成功，而不能单靠国家的志愿和干预。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思考的另一个典型，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1995年1月22日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俄共纲领。
和东欧国家那些改宗民主社会主义、保证即使在重新执政后也决不恢复共产主义的前共产党人不同，俄共纲领重申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的未来。但是，俄共纲领在论证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已不再引用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的基础上产生的种种矛盾，而是采用了当代西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几种理论：
一是生态学理论。据此，俄共纲领认为，由于资本主义把生产首先看作是对人和自然资源的普遍开发，毫不考虑社会付出的费用、对后代生活和周围环境的有害后果，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的浪费性质。
二是消费社会论。据此，俄共纲领说，发达资本主义的“金十亿”居民已进入“消费社会”阶段，资本主义商业广告这种施加心理压力的方法不断养成消费者的口味，消费从人体的本能的需要正变成个人的新的“神圣义务”。这样，资本主义就把人类引向更深的矛盾，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球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民族社会问题。
三是劳资矛盾由国内转到国际论。据此，俄共纲领认为，劳资矛盾的两极已超出发达国家的国界，并按洲际来划分；一些主要国家内的社会冲突得到缓和，而社会冲突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这样，俄共纲领得出结论说，在进入新世纪时，人类就不得不对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作出整个人类史上最艰难的选择：第一条道路是，在保留现有生产分配和消费结构的情况下，限制或停止世界经济水平的发展；第二条道路要求在必须保持全球生态平衡的情况下，通过根本改变生产力、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使科学和工艺进步转而采取人道主义取向，不断提高地球上所有居民的福利水平。俄共纲领把这第二条道路称作“稳定的发展”、“最佳的社会主义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在某些范围内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
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趋于消失，反而在某些范围内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这突出地表现在俄国、法国、美国、英国举行的几次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型会议上。
1993年10月29—3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有俄、美、英、意大利、荷兰、丹麦等国家的代表参加的国际科学家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联合会议，会上除研究和讨论苏东剧变解体的原因和教训外，莫斯科大学教授布兹加林题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的报告把会议推向高潮，会后莫罗佐娃发表的《隧道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的报道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1996年6月22—23日， 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协会又在莫斯科召开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在范围上有所扩大，有来自俄、美、英、法、古巴、希腊、瑞典、保加利亚、奥地利、南非、日本、中国等22国的学者与会，而且在内容上有所深入，会议讨论的主题是《通向社会主义之路：改革还是革命？计划还是市场？》。
1995年9月27—30日， 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有十多家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刊物共同倡议，20多个国家的90 多个机构和杂志社参与主办， 有500多位学者参加， 近千人与会的以“马克思主义一百年——回顾与探索”为主题的国际马克思大会。这次大会除了对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回顾和总结，对苏东国家“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进行反思之外，集中主要力量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至今仍然是有价值的。法国报纸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该文使“马克思引起了轰动”，它“证明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生”。这种情况是法国二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在欧洲也是规模空前的。
1996年4月12—14日，纽约马克思主义学院、 《每月评论》杂志社等31个组织和团体，在纽约召开社会主义学者以“欢呼乌托邦：对社会主义的再展望”为主题，有1500多人参加的大研讨会。会议的宗旨和目的是维持社会主义运动中左派的争论和对话，要求大家正视在大方向一致下的策略性分歧，以摆脱当前左派分裂的状况，形成一个能承担起激进、公正、民主任务的多数人的社会运动。为此，会议组织研讨了社会主义左派所关注的七十多个问题，其中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密切的，有苏东剧变的原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等。
1996年7月12—19日，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伦敦召开的、 有6000人左右参加的社会主义会议，讨论“阶级斗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问题”、“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社会主义运动史”、“全球化危机”等10个主题，并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级以及诸如性别、种族等新的社会划分等问题讲座。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像苏东剧变那样的严重挫折以后，马克思主义会在某些范围内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
其原因首先在于，在苏东剧变以后，西方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摆脱了为苏联的错误言行作解释和辩护的包袱。对此，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法共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拉札尔曾经分析说，苏联的解体带来了一种新现象：原来，人们把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现在反而还原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原来，人们根据苏联的情况去批评马克思主义，而现在，人们却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资本主义，反而对马克思主义更有兴趣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年青的一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在增长，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办者、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主编雅克·比岱教授说，多少年来我讲马克思主义，只有20几个学生听讲，这几年逐渐增多，现在已有80多人。
另一个原因是，在苏东剧变以后，资本主义仍然无法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促使人们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指南。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在1993年发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指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新秩序，仍和马克思生前一样，依然千疮百孔。该书专门论证了资本主义10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失业痛苦有增无减，大批公民被排斥在国家民主生活之外，各国间无情的经济战，有关自由贸易的概念、准则和实践始终矛盾百出；外债负担日益加重，使一部分人陷于饥饿、绝望的境地，军事工业和武器交易在世界工业产值和贸易额中稳居首位，核扩散已超越国家机构的控制，由种族狂热挑动的战争不断蔓延，以黑社会形式出现的毒品集团已成为国中之国，其势力正不断扩大，目前情况下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正使个别技术、军事和经济强国主宰一切，推行强权政治。比利时学者、已故“第四国际”主席曼德尔说，资本主义导致了并将继续导致一系列危机，这些危机提出了废除资本主义的问题。西方许多左派强调说，不能把苏联模式的失败看作是社会主义难以实行的证据，智利共产党前总书记科尔巴兰满怀信心地指出，人类将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资本主义绝对无力解决个人和全人类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在苏东剧变以后，在西方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反而呈上升趋势。
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在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某些范围内引起人们更大兴趣这种现象又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强调的是，在发生了苏东剧变这样的严重挫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毕竟处在低潮之中、乃至滑到了谷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遭到的冲击尤其严重，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或自行解散、或改为社会民主党、或严重减员、或思想混乱，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的迷失方向，有的要“告别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在某些范围内引起人们更大兴趣，在目前，还主要是指一种学术现象，而不是指政治乃至政党现象来说的。因此，对于西方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振兴”的现象，我们不能作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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