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眼中的中国——冷战时期美对华情报评估综合性文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冷战论文,中国论文,综合性论文,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1-0079-20
2004年10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解密了一批中央情报局1948-1976年之间有关中国情报的分析和评估报告，并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听取各国冷战史专家对这批文件的评价。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深感这些对华情报评估档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重要性。会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把收集、整理美国对华情报评估档案作为一项重大课题，很快就收集了6000余件档案，并进行了分类整理①。
从形式上看，这些档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别。1.各类具体的情报或消息，大多是美国驻外使领馆或有关机构发回的电报或报告。2.定期或常规的情报综合分析，如国家情报评估(NIE)。3.情报机构受命撰写的专题报告，一般是针对一些重大事件或问题专门向白宫和总统提交的文件，如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本文介绍和分析的主要是后两类文件中有关中国情报的全面性、综合性评估和预测，共10余件。这些文件反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政策取向及发展趋势的阶段性认识和判断，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往往是在其他专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归纳、提炼或升华而来，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阅读和研究这些文件时，应注意两个技术性前提。
第一，评估报告所依据的情报来源。通过2004年10月美国有关对华情报评估学术会议上对中情局官员的询问得知，他们的所谓“情报”，除了美国驻外各机构道听途说的消息外，主要来自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和电台广播(通过设在中国周边国家的监听站)，利用职业间谍或高空侦察等技术手段得到的资料不多。这个说法是可信的②。有研究表明，到1949年6月，中央情报局已经撤退了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工作人员，如果需要则派遣特工人员潜往大陆搜集情报。到1956年，由于派遣工作屡遭失败，中情局便关闭了所有旨在对付中国的海外行动中心③。此外，出席这次会议的情报分析官员证实，为避免落入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圈套，美国情报部门当时基本不接受、也不重视台湾情报机构收集的情报。因此可以认为，美国情报官员借以分析的情报资料及其结论，既有一定的客观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评估报告所依据的统计数据。既然情报来源都是中国公开的资料，那么其中的统计数据自然就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情局的分析官员认为，“尽管这些数据常常由于没有独立资料而无法核实，但根据对目前可获得的独立资料和数据进行仔细核查和比较分析，可以说评估中的这些数据就是中共所掌握的基础经济数据，而且我们认为中共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夸大这些数据的必要”。但是，中国官方对数据没有进行故意修改，并不能证明这些数据本身就是准确的和真实的。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基层单位上报的原始数据“定义模糊”、“采集不足”，或者由于仓促上报、“计划成果汇报的压力以及为了支持某种政见”而采用了“不完整或选择性的数据”。④特别是1958-1959年“大跃进”时期的数据，其可靠程度更要大打折扣。虽然评估报告的作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数据可供参考，也只能抱着“怀疑”的态度，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
下面分总体评估、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五个方面进行介绍和分析，重点在于：第一，突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点，特别是那些过去中国学者在分析问题时往往不太注意的地方。第二，突出美国情报分析部门和官员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看看与中国学者研究问题时的做法有何不同。第三，突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对各种情报所做评估及发展趋势所做判断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从而考察从朝鲜战争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十年之间，美国在整体上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有没有变化，有哪些变化。最后，对于人们一般比较关注的问题——美国情报官员的这些分析和预测是否正确、是否准确，自然也会给以适当评判。不过，本文把判断这些报告的结论正确或准确与否的关注点放在两个方面：中国总体及各方面的实际发展趋势；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真实情况。也有两个方面基本不去涉及。其一，所有评估报告都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进行分析的，其理念、概念、观点、逻辑乃至用语都属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些，读者在阅读和分析文件时自应注意，而无需在这里一一进行说明或纠正。其二，在预测中国未来经济或军事实力变化前景时，如上所述，这些评估报告依据的都是当时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鉴于这些统计数字的缺陷自然会影响到评估的准确性，而目前很多方面(尤其是军事、科技)的统计数据中国官方尚未公布，故很难对那些具体预测指标的准确与否进行评判。
一 关于总体评估
对于朝鲜战争后中国发展趋势的总体评估，美中央情报局首先着眼于判断中共领导人的目标和理想。
1954年6月的报告认定：“中国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基础、在东亚和南亚占据统治地位的苏联模式的国家。”为此，“他们将继续逐步扩大经济中的国有部门，削减和抑制私营企业，并建立大型合作式和集体式农庄。他们仍将最优先考虑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共政权也将投入大量资源加强其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作为执行其外交政策的实力基础”。⑤
1956年1月的报告认为，“中共政权决心把农业占主导的经济转变成苏联模式的工业化国家”，“在东亚消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和势力，取得控制权”，“对台湾和其他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属于中国的地方建立起控制”，并“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获得认可”。中国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⑥
1960年12月的报告指出，由于“在过去11年中，共产党中国在工业、军事力量、对人民的组织和管理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受到“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复杂的心理鼓舞”，中共领导人“决心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占领导地位的世界强国”，并将“加速共产主义的建设”。⑦
从这三个时间段的报告可以看出，在中情局眼中，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未来目标的特点集中在三个方面：“苏联模式”，“共产主义”，“占有领导地位的世界强国”。这无疑表明，在国家发展目标的设定上，中国就是美国在冷战环境下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并早晚会成为其全球竞争的潜在对手。
在对中国实际地位进行不间断的评判时，中央情报局发现，在中共掌握政权后的10年间，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其所设定的目标。
到1956年年初，中情局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大陆牢固地确立了他们的控制，并且正干劲十足地沿着苏联模式的路线尝试改造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军事力量。在苏联的帮助下，武装力量得到极大的增强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现代化了，经济产量大部分都达到或超过了战前的峰值。由于其成就和蒸蒸日上的国力，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威望和影响已经大大地增加了。”⑧1957年3月的报告认定，“在过去的7年里，中国共产党人有效控制了中国大陆地区并建立了一个与苏联结盟且敌视美国的强大中央政府”，“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特质”。因而，“中国在非共产世界的影响力有了显著提高，在亚洲尤其能感受其力量的存在”。⑨
经过“大跃进”运动后，中情局在1959年7月断定：尽管中国的国力还远远低于美国和苏联，但是，“在其执政的第10个年头，中国共产党人已牢牢地控制了中国大陆，国家经济飞速曾长，共产党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也不断上升”⑩。到1960年年底，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这时，中情局官员们的认识是，虽然“面临着一些最严重的问题”，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时在军事力量上也保持稳定增强，这使得该政权更接近实现其主要世界强国的目标”(11)。显然，对于中国发展速度的这种判断，相应的决定了美国把中国设定为主要或危险敌人这一思考进程的速度。
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未来5～10年的发展预测是：“到1965年，无论共产党中国是否是联合国会员，它都将实实在在地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北平的政策会处于相对平和的方式和彻底的强硬态度之间，但是对美国强烈的仇恨以及渴望推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情绪仍然会在北平的外交政策中占主导地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党中国的傲慢和自负也会成为苏联的一个主要担忧。同时共产党中国给美国的利益带来的危险，特别是在亚洲地区还会增长。”(12)到1971年，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将拥有8.5亿的人口，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和军事储备。煤、钢、电力的产量可能跻身世界前三位，但“质量、多样性和生产的技术水平仍然明显低于日本、苏联和西方工业化国家”。无论如何，那时的中国仍将显示出“冷酷、坚定、统一并对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敌意”，其“作为世界主要权力中心之一的地位将会大大加强，”。(13)
如果说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对立的角度出发，美国情报部门有意无意地过分突出了其潜在对手的发展，那么在对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预测时，他们还是保持了比较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在中国经济发生困难的第三个年头，中情局分析官员对情况的判断已经没有那么肯定了，他们认为：“未来中国共产党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三个不可预测的变数：领导人的智慧和现实性；农业生产的水平；对外经济关系的性质和范围。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三个变数全都不利于中国。1958年，领导人发起了一系列错误的、极端的经济和社会改革；1959年是三个欠收年景的头一年；1960年苏联停止了绝大部分的经济与技术援助。这三个因素共同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混乱。越来越多的人营养不良，对外贸易下降，工业生产和发展急剧下滑。现在还看不出该政权的经济状况有马上恢复的迹象。”(14)
俗话说：“旁观者清。”应该承认，中情局对于中国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进行了十分到位的分析。不仅对这三个因素的概括是全面的、客观的，而且其排列顺序也非常合理：人祸第一，天灾第二，外来因素第三。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变数，特别是第一项，确实对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困难时期，中共领导人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家发展采取了一种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一点，美国人也是看在眼里的。1963年5月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的“国内形势似乎有些许改善”。不过，报告也预言，“在未来的5年内”，“荒谬的教条主义政策、恶劣的天气以及其他不利因素综合起来将会导致彻底的经济停滞”。前景究竟如何，“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共领导人是否会在面临强大的意识形态冲动的情况下保持一种务实的路线”。(15)后来的历史进程不幸被其言中：在“意识形态冲动”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把中国带入了一个相对来说“经济停滞”的发展期。
二 关于政治问题
在政治方面，美国情报分析专家主要集中讨论的三个问题是：政治体制的形成及其特点，政权的稳定性和社会控制，国家领导人现状和继承人问题。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情局在50年代的几个评估报告中确定了两个特点：第一是高度集权，第二是党政合一。1954年6月报告就指出：“中共已经对苏联式行政及政治方面的制度和管理技术加以改造以适应中国的条件”，并且“强行建立了一套垂直管辖至村一级的统一的政体结构”；“中国的根本权力属于共产党并被授权给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而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也都是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并且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一种“党政一体”的模式。(16)此后不久，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大行政区一级行政机构，同时合并若干省、市建制。于是，1956年1月的报告说：中国政府“最近进行了改组，控制权进一步集中到北平”。还说，中国共产党“统治和控制着政府机构”，尽管缺乏关于党内权力分配的情报，但指出“党的主席毛泽东的至高无上似乎是绝对的。毛既是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主席，也是政府的正式首脑”。(17)一年后，评估报告又写道：政府被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控，国家和地方大部分重要的政府职位都由中共党员担任。从中央到下面最小的行政区，都设立了与政府组织机构平行的中共党组织机构。北京的指令从政府和党两条渠道下达。(18)
或许是考虑到中共在中国政治体制中这种特殊的地位，在60年代初期的评估中，已经不再讨论国家体制问题，而集中分析党的情况了。中情局认为，中共为保证党的活力而采取了不断发展新党员的做法。1949年以后，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到1960年年底已经达到1600万人，比苏联还多400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为了解决党内矛盾，树立党的绝对权威和统一性，中国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更新纪律措施”，针对党内不同意见开展批评运动——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就是典型；一是通过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本的运动大力推崇“毛的意识形态”为“‘毛个人崇拜’潮流注入新的动力”。(19)党的活力就是国家的活力，党的团结就是国家的团结，这一点，中情局看得很清楚。
对于中共政权稳定性的考察，始终是中情局评估报告不可或缺的内容，其结论是：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这个政权一直都是稳固的。
中情局的报告指出：“1949年，该政权面临着普遍的经济崩溃，面临着12年实际上不间断战争造成的普遍困顿。”就是面对如此严重的障碍，“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及社会变革，他们基本上清除了有效的反抗。他们极大地恢复了国家经济并对之建立起控制”。(20)在1955-1956年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面对巨大的阻力，中共一方面借助苏联的经验，一方面根据自己的经验，运用“松紧结合”的策略，通过“党对权力的垄断和国家对经济关键部位的直接控制”，对“中国传统社会体系”进行了改造，并摧毁了他们眼中的敌对势力“可能具有的凝聚力和独立领导能力”。(21)在1956-1957年，尽管合作化运动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反右派运动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超速度的改造也造成了国内普遍的压力和紧张”，但是，这“还没有发展到威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危险程度，对生产的阻碍也没有发展到限制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严重程度”；“我们相信中共有能力继续牢固和有效地控制中国大陆。党的领导人继续显示了内聚力和决断力，同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22)
至于保证国家稳定和社会控制的手段，中情局认为中共采取了镇压和宣传相结合的方针。除了“一系列镇压运动”，中共还通过“一个大规模高度协调的宣传机构”，“竭力向人民灌输一种加入‘新中国’的感受”，“激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23)美国人也注意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手段：“中共政权拥有大量训练有素的警察、民兵和安全机构，同时辅以告密者网络和对单独家庭进行监督的地方‘居民委员会’。党的控制通过社会和职业两条线建立的群众组织系统得到进一步加强。这种群众组织系统负责动员支持共产主义纲领的居民各类团体，同时也是进行宣传和教化的渠道。”因此，“民间不同政见和几乎不可避免会爆发的地方不满都不会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生存或者其对大陆地区的控制力”。(24)说中国民间有“告密者网络”不免言过其实，但所说“居民委员会”确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独到之处。
到1960年，“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和危急已经显露，人民公社的许多激进措施也被迫放弃。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层“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看法”(庐山会议)。这时中情局认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面对不得不肩负的沉重负担引发的不满和对事实的觉醒可能会有所加强”，中共政权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公众的冷漠、疲劳和消极抵制”。但是，“共产党中国在对人民的管理和领导人的自信心方面，总体上还是表现出显著的能力”。除了通常的统治手段，在中情局看来，这一时期能够保证稳定局面的因素还有以下几点：党的领导人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特殊化和脱离群众，如干部下放劳动(连毛泽东也去参加集体劳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立起民兵制度，这支拥有2.2亿人、“分布广泛的民兵的主要任务显而易见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取代判刑定罪和送入劳改营，对于思想的教育和批判已经成为形成“社会压力”的“主要手段”。因此，人们“对政权依然是拥护的，他们中很多人对共产党中国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感到骄傲”。“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目前都看不到对政权的延续存在着什么严重的威胁，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25)甚至在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的严重危机之后，尽管看到中共政权面临着种种困难，中情局依然认为这种局势不会“恶化到在不久的将来引发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抵制”。相反，由于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北平领导人的自信心增强了”，“他们相信通过这些磨练他们已经确立了政权的合法性”。(26)
总的说，这些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似乎需要提及，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农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一样，当时中国民众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基层干部的，而对于党和政府，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广大人民还是衷心拥护并寄予极大希望的，因此才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起的壮观景象，才有调整时期经济迅速恢复的良好局面。这一点，中情局分析官员大概没有留心，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
评估报告反复提到的另一个看法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即以高压手段保证社会稳定的长期效果问题。无论是镇压还是灌输，对于解决社会矛盾和平息社会不满，都属于一种压制性措施，而这种措施的长期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中情局1954年的报告谈到，由于“压制措施已经在许多人群中造成了恐惧气氛”，“1949年中共政权所获得的发自内心的大量支持已经消散了”。(27)在那场横扫全国的反右运动以后，中情局预测，“由于意识到中共政权的力量，并明白没有选择的余地，大多数中国人大概会继续默许共产党的统治”(28)。到1960年年底，评估报告的说法是：那些工作过度、食不果腹、苦不堪言的中国人对中共政权的态度，用“最恰当说法就是顺从”。(29)沉默和顺从不是没有意见，不是没有不满。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都有其内在的社会矛盾，甚至冲突。一个“世界主要强国”成功崛起的标志之一，就是具有在体制内随时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而不是通过压制把它们积留下来。除了必要的镇压和强制，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途径应该是疏导，通过相应的机制和渠道把那些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因素和能量释放出来，并引上正确方向——促使有关机构正视社会问题和民间呼声。从这一点看，“文革”前中国的社会稳定中确实含有不稳定因素——1966年突然爆发的社会大动乱固然有种种原因，但积留已久的不满情绪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评估报告用大量篇幅讨论了中国权力核心的动态，其中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及其所引起的继承人问题的预测。对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关心是必然的，也是可以想见的。
在1954年的报告中，中情局认为：“中国领导阶层显示出党内精英的内聚力和稳定性。共产党领导人通过自1921年共产党成立以来他们在革命战争中的共同经历而紧密团结在一起。”尽管“高饶事件”的发生说明“分歧与竞争的存在，并暗示在刘少奇和周恩来周围存在着不明帮派”，但并“无确凿证据证实在上层梯队内明显组建了派系”。即使年届60岁的毛泽东因“身体状况欠佳”而“退休或去世”，但无论是“共同掌权式的接班”，还是由刘少奇或周恩来作为继任者，都不会严重影响“中共政权管理和控制中国的能力”。(30)
1956年1月的报告指出，“由于毛现在62岁了，并可能健康状况欠佳，毛的接班人问题将变得重要起来”。而“在毛去世的情况下”，因为在中共领导层没有任何人“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中情局认为，中共“可能会努力建立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同时，因为刘和周“在重大政策上所表达的观点并没有冲突之处”，所以他们及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分工和不同背景“似乎更可能成为贯彻已同意过的政策的互补力量，而不是严重冲突的根源”。(31)
中共八大召开以后，中情局对于中共领导核心的分析和评论就更加详细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仍持续显示出其显著的持续性、统一性和稳定性”，而“毛的个人威望和影响力并未因苏联对‘个人崇拜’的抨击而减弱”。引起情报官员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增加的103名委员和候补委员，这说明“中共高层机构增加了新鲜血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个人提升就是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13位原政治局成员中很明显是年纪最轻的，却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评估报告再次谈到继承人的问题，认为“如果毛泽东去世或失去能力”，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由朱德接替毛泽东的国家领导人的位置，而实际权力由集体领导班子掌握。(32)尽管可能出现权力之争并降低政策的灵活性，“但不会威胁到中共政权控制国家的能力”(33)。
1959年年初毛泽东宣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猜测。中情局经过分析认为，虽然在一系列方针政策上党内都存在着分歧意见，但“毛泽东的决定不是党内有任何反对他领导的意见而促动的，而是像官方宣布的，他希望集中精力去解决政策问题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作为党的主席，他仍是国家的一号人物”。其理由是，“如果党内出现一个打算排挤毛的集团，按照逻辑应先把毛从党主席的位置上撤掉，保留国家主席来维持他的公众威望和象征意义”。但是，对于毛以后的情况，这时的估计就比较严重了：“毛的缺位可能会导致共产党的办事效率、活力及其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声望下降”，而且“党内可能出现分裂”。(34)
庐山会议以及随后开展的党内反右倾运动使美国情报官员认识到，“虽然在过去的3年间党内一直持续着激烈的争论”，但“总体而言党的领导层并没有被激烈的党派之争所困扰，毛似乎继续控制着党及其制定的政策。毛的权威以及来自党领导层中其他很多成员的积极拥护，使得毛的观点可能仍占主导地位，而且党派之争在他有生之年将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即使毛泽东去世——鉴于毛当时67岁，中情局认为他可能在几年内去世，暂时出现的集体领导结构也会使党内的有关政策的激烈争论趋于相互妥协，而总体上不会引起中共的共产主义政策和统治能力出现基本的变化。(35)1963年5月的报告进一步指出，“政权仍然被掌控在长征老同志那一小圈人手里”，而且“最后的权力仍然在毛泽东手里”。但是，这个领导团体“存在着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60多岁或70多岁了。毛泽东今年就要70岁了”。(36)
中情局官员们之所以一直盯住毛泽东的年龄不放，并不断讨论毛以后的权力继承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越到晚年，毛泽东对权力抓得越紧，中共对国家权力的掌控正在从党转向个人集权。所以，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最后集中到这一点。
三 关于经济问题
对于中国5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央情报局最基本的判断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与世界主要大国相比还处于落后的水平。
1954年的报告指出：“尽管共产党人在恢复中国经济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基本模式却原封未动。农业生产仍是主要活动，人均产量仍低下。”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270亿美元，“不到苏联的1/3，差不多也就是美国的1/14”，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4美元，“大致与印度相当，但只不过是日本的1/4”。“即使到了1957年，共产党人也才刚刚开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就整体而言，中国仍将以农业为主，并且是欠发达的”。(37)
1956年的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最近才设法应付在创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根本性问题，就算得益于苏联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也将是难于解决的。”报告预计：“从1952年到1960年，共产党中国将可能使发电量增长大约三倍，煤炭产量翻番有余，并将其机械工业产值增加大约二倍半。然而，即使有这些重大进展，共产党中国的工业基础仍将是薄弱的。”(38)
一年以后，中情局承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开始的4年里，中共政权在其工业化计划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很大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可能已经达到7％～8％，这个增长率堪与近几年日本的增长速度相比，且大大地超过了亚洲其他国家”。其原因在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使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有了一个基本和平的环境，使中共政权能够整合此前停滞的经济、组织资源并在全国基础上进行生产”。(39)
虽然认识到中共的目标“过于乐观”，也看到“大跃进”运动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问题，但中情局还是对此后的发展趋势还是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我们相信共产党中国有能力使其195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15％，在余下的三年里，即在1960-1962年，也能成功地维持每年7％～10％的增长速度。这些增长可能会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总体增长65％～85％。”具体地讲，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650～670亿美元，谷物2.15亿吨，棉花200万吨。(40)看来，“大跃进”时轰轰烈烈的场面和层层加码的汇报数字，不仅使中国人头脑发热，也把美国情报官员搞晕了。(41)
1960年年底中情局的情报评估又恢复到比较冷静的状态：在继续得到社会主义国家“设备和技术援助”的情况下，未来5年内中国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保持10～11％的增长率”。到1965年，中国“在煤炭领域可能会居世界领先地位，在粗钢生产上居世界第三位，在电力生产上占主要地位，而且在海运、机械上的地位将有显著上升”。虽然可以取得这些成功，但是中国“想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大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中国的基础毕竟太差，“195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20美元左右，或者只有日本的1/4左右”，“工业产量还不到美国的10％，工业中科技总体水平和产品总体质量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比起来还远远落在后面”。“中共政权仅仅通过要求中国民众艰苦奋斗以及通过限制他们早已非常低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从而才保持住其快速的经济发展”。(42)
在中情局看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有两个基本问题，即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资金的长期短缺。
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正如1957年3月评估报告指出的：“根据1953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中国的人口数量为5.83亿，1955年中共官方统计人口数为6.03亿，人口年增长率为1.75％。中共发言人最近宣称1955-1956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按照这个增长率，1962年中国人口将达到7亿。这种人口增长率将给经济造成相当大的负担。”(43)1958年5月的报告分析说：“中国人口众多且日益增长，确保其粮食供应成为中国在不确定的将来首要的经济问题”；在未来5年，“中共政权将应付工业超速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困难。但基本的问题仍将是人口增长与食品生产不足的矛盾”。(44)
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在有限的土地上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改进的生活条件仍将是这个国家一大难题”。他们声称“人口众多是一种财富而非负担，并且应该强调人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尽管在1957年中国提出了“生育控制计划”，但可惜“被淹没”在第二年的“大跃进”热潮中。中情局预言：“从长远角度看，为了减轻人口压力，这个国家仍将不得不恢复这项计划”。(45)
到1960年年底，中情局估计，中国人口“在1960年年中的估计约为6.9亿，到1965年年中将达到7.62～7.8亿”，这“在西方国家大约需要50年时间才能实现”，如果不加以限制，“这样的增长率将导致人口在25年左右的时间里翻一番”。报告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人口快速增长将带来的长远危险”，并“可能会在我们预计的这段时间内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46)但是，两年多以后中情局又指出，“马克思的教条会束缚政府全面地开展控制生育的运动。即使不是这样，北平在有效控制生育方面也会束手无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政府很难改变那里的社会观念，而且医疗服务也很差”。所以，“在接下来的5年中，无论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方法使其经济得到恢复，人口对食物资源要求的压力仍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47)
评估报告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压力及节制生育计划的效果进行的分析和判断，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文革”前的两次计划生育运动都因政治波动影响和陈旧观念束缚而流产，直到70年代中期真正意识到人口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最基本问题时，中国政府才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限制人口增长。(48)正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凡是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时，评估报告几乎都要提到资金问题。因为要把“一个落后国家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进口相当数量的高级设备”。(49)在中情局看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本身制约了资金的积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很显然无法解决共产党中国资金短缺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首先，这样的发展规划要求进口大量的资本货物，而共产党中国为此需要付出其自身的资源。其次，它不能充分利用巨大的且不断增加的劳动力。”(50)于是，中国只能依靠三种办法为加快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第一是“严格限制消费”，采取的控制措施包括“粮食的强制收购”、“食品的定额配给”等。第二是“谋求从农民身上获益的最大化”，采取的措施包括减少农业投资、加大农业税收、压低农产品价格等。第三是指望从国外得到贷款和资本货物，特别是在经济恢复和重建的时期。(51)据其估计，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得到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即“价值超过60亿美元的资本货物、原材料和军用设备，其中15亿是苏联的经济和军事赊购，通过出口支付余欠款”，此外还有大量的技术援助。(52)
然而，这三项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限制消费的最终结果是限制了生产，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压榨农业的后果不仅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也制约了工业的发展，最终还是间接地影响到可再投入的资金积累。至于外援，是不可能长期依赖的，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反应就是莫斯科减少甚至停止向中方提供资金和设备。
中情局认为，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领导人为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和资金问题所采取的两项措施，所以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对这两个运动着墨甚多。在美国情报官员的眼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计划是中国共产党自1955-1956年以来进行的一系列试验中最新的，也是最激进的。在此之前，国家的发展基本上采用的是苏联模式。然而，从那时起，中共领导人越来越相信这种发展模式不会给经济带来足够快的发展；他们认为，如果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为世界强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进行激进试验是必须的”。因此，这两个“令世界震惊”的“戏剧性事件”对于中国的“内外政策及其在苏联集团里的作用”，其意义“超过了自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来其他任何国内的发展”。(53)
在谈到“大跃进”的起因时，评估报告指出，“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最根本地是源自中共领导人中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即认为，尽管在某些领域已经迅速有所收益，但现存的经济计划框架还不能达到最佳结果”。其一是解决资金问题。在“缺少苏联信用贷款，以及出口产品和市场受到明显的限制”的情况下，中国“只有通过一项较少依赖进口资源的项目来大幅提高其国内投资”。所以需要“努力大规模地动员农村劳动力扩大农业生产，发展地方工业”。其二是解决人口问题。“计划的制订者也承认，农业生产是一五计划发展最薄弱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人口增长的趋势和有限的耕地资源，马尔萨斯的灵魂已萦回在计划者的脑际”。所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确信，在能供应更多的化肥和农业机械之前，强化劳动效力是提高农业生产的唯一途径”。于是，“大规模的宣称运动点燃了党员和群众的热情，提出了如‘一天等于20年’等极为乐观的口号”。(54)
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看，评估报告注意到“大跃进”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寻求更充分地动员共产党中国广大的不发达的劳动潜力”，“幼儿园儿童拔草；小学生做鞋子；家庭主妇挖水渠，为炼钢炉加燃料；老人养猪，照顾小孩”，充分利用“他们唯一唾手可得的剩余资源”；一个是“更加重视中小型产业的发展”，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后院工业。这些后院工业的最佳代表就是分布于全国各地农田间、校园内、办公院里众多的小型炼钢炉”。而这两个特征的共同之处在于改变了“最初是建立在苏联模式基础上的”经济形式，“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只有通过激进地抛弃苏联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而“发动并保持这一史无前例的工作狂潮”，正是中共对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的“绝招之所在”。(55)这个分析很有眼光，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可能成为引发中苏之间分歧的因素。对于莫斯科在人民公社问题上所采取的沉默态度，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终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倾发出来，他愤怒地指责赫鲁晓夫不懂马克思主义，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反对的、怀疑的。(56)
对于“大跃进”的结果，中情局认为，“虽然1958年的生产增长远没达到当时北平提出的夸张标准，但是当年的经济产量还是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即“国民生产总值创造了20％的增长记录，其中，工业产量增长了40％，农业产量增长了15％”。问题在于，这些成就“是在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后获得的”。“其原因在于错误的统计资料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不计成本、不顾后果地蛮干。”(57)这场运动过后，在中共党内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个评价——“得不偿失”，“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58)
关于人民公社计划的动机，评估报告认为，公社是中共为实施其宏大的经济计划而找到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将打破各农业集体之间的界线，而建立一个强大到能够自行筹集资本并在最大限度内动员可利用的人力资源的单位”。不过，与单纯的生产运动不同，在这里，“意识形态的考虑”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意义甚至超过经济本身。“通过一举实现公社这个基本设想，不仅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成果，甚至还引入了某些纯粹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通过给社会革命提供一个新的动力，这也许可以满足意识形态进步性的迫切需要”。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经过公社化，“中国将伫立在意识形态进步的前沿”。(59)毛泽东确实这样设想过：有了人民公社的经验，再加上“大跃进”的群众路线，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他不无骄傲地指出：“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60)
大搞人民公社运动，既有实用的价值，也有理想的成分。中情局就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当时很少想到的问题，即“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集中到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采取军事化手段控制所有人，这使得对每个人的监督和人身控制变得更容易了。公社内部的群众性的民兵组织强化了这些作用”。不过，在最初看到公社现象时，情报官员也有一些过分主观的猜想。他们认为，“公社的共同生活状态正在促使家庭的解体。最终，从幼年起开始管理和控制公民的公社制度会得以不断加强，这有助于实现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一代人的目标，最终把中国人塑造成想象中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无论如何，中情局把公社运动的实质归纳为“乡社合一”是不错的。中共试图把公社建成“中国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元”，把“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集中到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因此，“这是一场大胆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超过了共产主义以往在共产党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实践”。(61)、
正是考虑到人民公社运动的重大社会意义，评估报告认为中共不会轻易放弃这一计划。针对1958年11月中共中央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的决议和后来的某些改进措施，中情局指出，“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公社的终结”，“公社的形式和实践会变得更加标准化和制度化”。“尽管这一计划有很多方面都会有改动，但北平对它评价很高，不想也不能完全放弃这一计划”。(62)的确如此，人们看到，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一直存在到1983年。
在中情局看来，总而言之，“中共领导人是严肃认真地对待共产主义信条的，在‘不断革命’的理论下，强制地向前推进，以确立现代工业经济。如果‘大跃进’和公社的改革经过一段时间获得成功，他们就有可能把中国带入欧文式的空想社会，加快共产党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的进程”。(63)不过，评估报告也指出了一个隐患。报告认为，在中共领导人的观点中“也包括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这种民族主义成分有利于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已经确定的前进速度，但是这种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苏联盟友的需要之间的融合问题可能会变得日益困难”。(64)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确实是1958-1959年中苏同盟在国内政策方面出现重大分歧的重大表现。
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分析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情局1963年5月的评估报告。1963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困难时期已经结束，新的起点刚刚开始，这时的关键问题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定位。正如报告指出的：“对经济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国家经济政策”。中国“有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因为“它拥有现代化工业所需的大部分天然资源，还拥有巨大的、勤劳的劳动大军”。所以，“如果管理适当，中国大陆的经济可以在最近几年中一直维持持续增长，虽然其人口会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然而，报告对这个问题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感到“在未来两年内”，中国“国内政策的性质和方向将不那么确定”。原因在于，一方面，中情局看到，“到了1962年年底，国民经济基本上与1957年年底的经济水平持平。在这5年期间，中国人民一直在原地踏步，经历了艰辛、痛苦的岁月”；中国“领导人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尝足了苦头，因此在今后会十分小心，以使他们的名誉不再受损”。所以，在1960-1962年制定了包括允许“私营活动”在内的“适度的经济政策”，而刚刚宣布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调整了计划和投资的优先秩序：首先是农业以及支持农业和国防的重工业的有关部门；其次是轻工业；最后是一般的工业。对农业的强调表明将对农业给以更大投资，这是保证人民吃饭问题的必要条件，这优先于更强大的快速增长的重工业”，尽管这是“对标准的共产主义做法的一个重要背离”。但是另一方面，中情局也看到，“目前把经济放在优先位置和以物质刺激来推动生产的做法与北平的教条本质背道而驰，中国那种对‘现代化’的强烈渴望和教条式的共产主义对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强迫性冲动与持续地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是相违背的”。特别是在1963年最初的几个月，政策制定者“开始以加强对经济的集中领导、限制私有活动为目标强化了政治压力和控制。这一行动引起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中更加显现出来，会破坏那些消弱减轻北平早些政策不良后果的路线”。最后的结论是：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由于此前的经验教训，因此不大可能会发生类似激进的、政治上冒风险的运动了。然而，从长期来看，如果他们追求的目标迟迟不能实现，那么这样的运动还是有可能出现的。”(65)现在看来，这个分析和预测的确非常到位。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急于求成的毛泽东在1964-1965年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发展重心便从解决“吃、穿、用”问题转到了加强军备和国防建设(66)。不久，“激进的、政治上冒风险的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
四 关于军事问题
关于军事问题，评估报告首先对中国军事实力的总体发展进行了分析，其中分别谈到陆、海、空三军，以后又加上一个核武器。在这一基础上，报告着重从军事实力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武装力量的功能，即中国是否有可能以及在什么地方使用武力，其中重点分析的是台湾和大陆沿海岛屿问题。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评估基本上是两点：第一，优势在于人力资源充足；第二，劣势在于武器装备落后。评估报告指出，“中共政权拥有的国内控制能力及国际权力地位，主要依赖中共军事组织的潜在能力，这一军事组织目前是亚洲国家之最”。这就是说，中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在于“潜在兵力的巨量储备”。同时，“中国武装力量的一大弱点是，他们缺少本国的供给设施，而是依靠苏联来获得诸如坦克、飞机、军事运输工具、海军舰船、燃油润滑油、电子器材及备用件等物资”。朝鲜战争以来，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迅速提高了军队现代化的水平。但是，直到1960年，中国军队的“车辆、燃油润滑油以及几乎所有复杂军事装备将继续依赖苏联来提供”，其本身“或许只能在轻武器及个人装备上实现自给自足”。(67)
在50年代中期，中情局认为，中国的陆军是十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地面力量达到25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经历过战争考验而且都受过相当好的训练”。但是，空军和海军还不具备进行总体作战的能力。“中国的空军实力并未在朝鲜得到彻底检验。作战活动几乎完全局限于防空角色，而且中国空军是作为包括苏联部队和朝鲜部队在内的共产党空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运转的。在能见度良好条件下中国人有着相当的防空能力，但目前他们在夜间或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十分有限”。至于中国的海军，只能在“大陆近海水域执行有限的水面作战计划，包括突袭、沿海安全巡逻和护航、布雷和扫雷以及近距离水陆两栖突击”。因此，“以美国标准衡量，中国海军只有低水平的整体作战效能。不仅其装备匮乏，而且其使命和利益都从属于陆军和空军”。(68)
到1957年，中情局认为，中国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共有8.7万人和包括1870架喷气机在内的2600架在作战部队中的各类飞机”，已经成为“一支发展的相当不错且具有现代化飞机的空军”。但是，由于中国的雷达系统只能覆盖沿海地区、主要工业及人口中心，因此，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攻能力，其“防空系统实质上还是‘岛屿式’的孤立运作”。由于苏联的援助和旅顺基地及其设备交付给中国，海军已经拥有“4艘驱逐舰、13艘潜水艇、229艘巡逻艇(包括118艘摩托鱼雷艇)、25艘扫雷艇、64艘水陆两用船(包括10艘多用登陆艇)和250～300艘小型巡逻艇及武装机帆船”。尽管这支海军“是亚洲最具战斗力的”，并“对沿海岛屿进行水陆的攻击表现得相当熟练”，但仍然只能“进行沿海防卫”。在此阶段，中国的空军和海军，在设备、补给和训练方面，大部分还要依靠苏联。(69)
到了60年代初，中情局认为，由于苏联的军事援助“急剧下滑”，中国军队“在规模、装备或发展方面并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就军事思想而言，“维持大规模地面部队的观念仍然主导着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教条”。(70)1963年5月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直到1960年以前始终在进行”，但“经济困难以及苏联合作的急剧减少，已经降低了共产党中国军事组织的相对有效性”。“目前，中国甚至连米格—17都可能无法全部由本国生产，想要自己设计并生产更先进的不同种类的军用机还需要很多年”；“在未来几年内，他们所有的海军军舰生产很可能仅仅局限于生产更小类型的海面船只上”。(71)
虽然目前仍然没有看到中方公布的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军事实力的具体数字，但是对比《当代中国丛书》系列著作的描述，应该说，中央情报局当时掌握的情况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中国的陆军装备改进比较快，1954年仿制成功122毫米榴弹炮和76.2毫米野炮，1959年第一批中型坦克仿制成功。虽是仿制，但说明中国已经可以自行制造大型陆军武器了。到60年代中期，中国自行设计定型的新式陆军武器品种累计有70项，其中包括37毫米双管高射炮、野战火箭炮、新型迫击炮等，从而完成了向中国制式装备序列的重大转变，标志着兵器工业的科技开始进入成熟期。(72)
除了飞机的性能优势，空军的作战能力取决于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其中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飞行员在何种气象条件下可以升空作战。所以，中情局的报告从这一点来判断中国的空战能力是有道理的。所谓气象条件，在各国空军中都毫无例外地分为4种，即昼间简单和复杂气象、夜间简单和复杂气象，在这4种气象条件下都可以起飞作战的称为“全天候”飞行员。1953年底，中国的歼击航空兵部队只有不到3％的飞行员完成了昼间复杂气象的大队战斗课目，7％的飞行员完成了夜间简单气象的战斗课目。就是到了1957年年底，中国空军部队也才有44％的飞行员完成了夜间简单气象和昼夜间复杂气象的训练，其中达到“全天候”飞行的约占1/3。至于空军装备，从1962年开始，中国陆续以仿制苏联的教练机、强击机、歼击机装备空军。60年代中期开始自行设计和制造飞机。直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飞机、地空导弹等武器装备才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73)
在陆海空三大兵种当中，海军技术是最复杂的。在50年代初，中国只能自行制造小型巡逻艇。到50年代中后期，直接依靠苏联转让技术制造的各类舰艇开始装备部队，共116艘，4.3万吨，包括鱼雷艇、潜艇、扫雷艇、猎潜艇、护卫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海军建设开始从“转让制造”向“仿制改进”过渡。1965年年底，海军武器装备仿制能力已有明显提高，在当时仿制的7种型号舰艇的100多项主要材料和设备中，已经仿制成功、准备定型生产的占66％。1974年8月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编入海军战斗序列，标志着中国海军的新飞跃。(74)
在对中国的军事实力进行评估时，中央情报局特别关注核武器研制能力的问题(75)。早在1956年年初评估报告就开始讨论中国的核能力问题一“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共产党中国拥有任何核武器，它所拥有的只是原始的核研究能力”。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核反应堆、处理放射性物质的实验室和回旋加速器，以及对原子能科学家的培训，可以使中共在1960年制定出“一个小规模核研究计划”。(76)1957年3月，即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援助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签字前半年，中情局认为，在今后几年内，“中国仍不大可能有能力独立担负起一个原子能项目”。但是，“如果苏联提供必需的设备和技术人员，中共则可能在短期内获得使用核武器的能力”。(77)
显然，美国当时没有获得中苏在1957年10月15日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消息及其内容，那时苏联已经同意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援助。而1958年5月的评估报告断定，直到1962年，“几乎可以肯定共产党中国没有自己发展导弹或是核武器的生产能力”。不过，报告认为，在中国的压力下，苏联可能会在中国部署核武器，而把控制权留在自己手中。同时，“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核武器“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78)美国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苏联不愿意看到共产党中国得到他们自己能控制的核武器”，因此“不可能将核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控制”。即使在中国出现了核武器，“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1959年年初中情局判断，苏联可能向中国提供或帮助中国生产各种导弹，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到1963年中国也“不会具备自己生产核武器的能力”。(79)这里反映出两个问题：1.中情局对中苏关于核武器技术谈判的过程和结果一无所知；2.中情局想到苏联不会直接向中国提供核武器，但没有想到赫鲁晓夫会答应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和设备，并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80)
到1960年年底，中情局的结论发生了根本变化。很可能是建立在高空技术侦察结果的基础上，这时的情报评估承认，过去，“在有关共产党中国核计划方面的一些证据同我们有关苏联援助的实质和程度方面的信息一样，是残缺不全的”。“我们曾经认为，苏联人在核领域对中国援助的步子可谓谨小慎微，试图将中国在这方面的急躁和不满情绪控制在一定程度”。但是，“最近的证据有力地证明，苏联过去一直在有关核武器制造方面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技术援助比我们原先想象得要多”，“而且在这几年中一直还在增加”。具体地说，“我们相信一个具有几百吨铀金属装备的设备每年都在运作，而且一直留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可能已经开始了将铀放入实际操作的工作，因此我们认为他们目前正在建造钚生产的反应堆。虽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有明显迹象表明他们可能同时也在建造一座U—235气体扩散设备”。根据这些情报，中情局认为，中国“最早引爆核试验应该在1963年，不过也可能会推迟到1964年或提早到1962年，这主要得看苏联实际上对中国的援助情况”。因此，“考虑到苏联在材料、设计以及装备等方面的直接援助，中国可以在不久将来的任何时候生产出第一枚核武器”。接下来便谈到运载工具。报告认为，“考虑到经济上的限制以及地理的现实条件”，中国“一开始可能会依赖飞机作为运输工具”。至于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目前“计划还处于早期研发阶段”。中国“会尽可能快地继续发展弹道导弹计划，可能会首先集中于射程为200～500海里的导弹上，这样的导弹能够运送分体式弹头”，其范围可以到达日本、台湾、冲绳岛、韩国、南越以及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如果是在西藏发射，那么它可以覆盖印度北部的主要城市”。不过，“我们并不认为他们自己在1970年以前能够生产出6500海里射程的导弹，从而有能力来对付美国”。无论如何，既然中国“几乎毫无疑问地认为只有拥有了生产核武器的能力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强国”，因此他们将会“尽快地推动其核武器计划”，甚至可能会在苏联的帮助下，启动发射地球卫星的计划。至于核计划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中情局认为，在成为核大国之前，中国“会试图阻止达成任何裁军协议”，而“一旦共产党中国引爆核装置，特别是当他们拥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后，其外交政策将变得更加好战和军事化”。(81)一年以后，中情局估计：“到1971年为止，中国共产党可能拥有中等程度的国产核武器储备。他们将生产短程甚至中程导弹，也可能具备潜艇发射导弹的能力。也不排除他们能够生产载有热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可能。”(82)1963年5月的评估报告又指出，中国“可能希望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并引爆核装置，以此作为发展这种能力的一步，并期待这将会鼓舞士气，强化政府在世界强国中的地位，同时威慑其亚洲邻国”。(83)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看，中情局1960年以后对中国核武器研制进程的推断，大体是正确的。实际情况是，1955年4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在苏联专家协助下，1958年6月完成项目建设。1957年10月苏联援助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签字以后，中国的核研制工作迅速推进。1958年5月在湖南、江西的三个铀矿和一个铀水冶厂开工建设，1960年建成。1958年下半年兰州铀浓缩厂开工，1960年4月二机部把铀—235生产线列为重点工程。1962年8月以后，二机部报告，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进行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1964年年初取得高浓铀，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成功。1967年6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84)不过，对于中国导弹研制计划的估计，就差了一些。实际情况是：1964年6月，中近程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1966年10月，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这比中情局的估计提前了5～6年。不过，中国的第一颗洲际导弹直到1980年5月才发射成功。这个拖延，主要是受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影响。(85)
通过对军事实力的分析，中情局认定中国具备对周边国家和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能力。不过，中国是否会真正利用军事手段解决与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矛盾，评估报告在不同时期做出了略有不同的判断，同时也对中国在不同地区，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地区，采取武力行动的条件进行了分析。
在1956年1月的报告中，中情局认为，“共产党人在台湾海峡、越南、老挝甚至朝鲜发起战争的可能性仍将存在”，其条件是，“如果共产党人对北朝鲜或北越的控制受到严重威胁，北平几乎肯定会以武力做出反应。若国民党人对大陆的攻击水平有任何显著提升，北平几乎肯定会加以报复”。关于在台湾海峡可能出现危机的条件，除了台湾方面的举动，评估报告还特别指出，“中共对近海岛屿和台湾的行动方针将主要由他们对美国反应的估计来决定”，“只要美国维持其对国民党人的承诺，他们也许并不打算进攻台湾”。中情局认为，“自1955年4月万隆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试着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诉诸军事行动，来推进他们对国民党人控制的领土的主张”(这里指的是中美之间在华沙进行的大使级会谈)。但是，一旦他们感到没有希望通过和谈取得沿海岛屿，“几乎肯定会试探性地”采取军事行动。当他们“确信美国不会用自己的部队来协助保卫这些岛屿或在别处以武力做出反应”时，“就会试图夺取它们”。而且，“在不招致美国军事报复的情形下成功占领国民党人控制的近海岛屿”后，中共军队“夺取台湾的活动就会有所加剧”。(86)这个分析还是比较接近后来的实际情况的(87)。
1957年3月的报告显得更加乐观一些：对于周边国家，报告说，“如果北越或北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遭受外部攻击，中共几乎肯定会给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提供物质支持，而且如果需要，他们会答应派遣‘志愿’部队来避免这些国家战败。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会通过努力限制冲突地区来实现停火”。对于台湾，“中共政府可能将设法避免采取在其看来会激起美国武力干涉的行动。但并不排除中共会对近海岛屿采取军事行动或试图从小一些的岛屿中夺取的一个，借以试探美国的意图并增加对美国的外部压力来迫使国民党力量从这些岛屿撤出”。(88)1958年5月13日的报告更明确地预测，“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尽管他们对近海岛屿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但是，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89)然而，实际结果是，3个月后毛泽东就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并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当时毛泽东确实考虑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以及苏联的核威慑，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大概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90)
至于这次台海危机产生的原因，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中国1958年进行的国内外冒险彼此之间存在着精心设计的联系。”“北京很可能预计到，激化台海危机有利于动员人民响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但是，我们不相信中国对国内问题的考虑是这一年中国对外政策之所以极具侵略性的首要动机。”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大跃进”如火如荼展开和人民公社运动发起前夕下令炮击金门？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这个问题一直是目前冷战史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中情局半个世纪前的看法，值得研究者注意。1959年2月的情报评估指出：这次“好斗”行为的“基本原因看起来是其自信与焦虑的混合”。一方面，中国相信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资本主义阵营，特别是受到“苏联人因为在科学和武器技术方面的进步而十分狂喜”的刺激，因而“急切地想要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另一方面，面对蒋介石仍然控制着台湾和沿海岛屿、美国继续在远东扩大其影响以及“两个中国”的观点在国际舞台上有所蔓延的情况，中共感到十分焦虑。这就是“北京引发台海危机的主要原因”。(91)这个分析不无道理。
1959年7月的报告虽然认为“将会有不断的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战特点，显示他们想以大国身份得到承认而出现的急躁心态”，也不排除中国在其亚洲地位受到威胁时使用武力做出反应，但是又强调中国采取非军事手段的可能性，由于“要求加入联合国所受到的压力以及来自世界范围内其他国际组织的压力也将增加”，“中国共产党人或许主要会通过政治和颠覆性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包括继续采取“贸易和援助”的手段。至于台湾海峡，报告则预测，“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虽然不会进攻主要岛屿，但“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国民党人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92)显然，对于3个月后出现的中印边界冲突的可能性，中央情报局是估计不足的，而对于台湾海峡，又过高估计了中共的反应手段——直到毛泽东去世，台湾海峡再也没有发生引起世界注意的军事冲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和依托，而这又是美国人当时没有估计到的。
总体说来，中央情报局对于中国军事实力的评估是比较接近事实的，而在中国何时、为何以及怎样使用武力方式的问题上，美国人似乎始终没有摸到毛泽东的脉搏。
五 关于外交问题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不久，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外交方针的总体判断是，中国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发挥作用。“部分出于对其长远目标的追求，部分出于对苏联政策的响应，北平已经在推进国际共产党人的亚洲政策中担当起领导角色”；“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中苏联盟以及对苏联的依赖，导致中国把某些自身利益置于更大的集团利益之下”。(93)在中情局眼里，此时的中国外交似乎更多的是革命性，而缺少灵活性。这显然是因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94)但是没过多久中情局就敏锐地看到，日内瓦会议使中国“影响亚洲事态发展的实力和能力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得到了展示”，“通过在万隆的娴熟外交，通过与美国建立大使级接触，中共政权的形象在亚洲国家中得以提高”。与此同时，“在自由世界里面已出现强大压力，要求减少对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管制，并允许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因此，评估报告断定，中国“北平将继续奉行强调政治行动而不是军事行动的政策，只要这一办法可以服务于其目标”；在集团整体利益的范围内，中国“将努力使他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具有和解和灵活的特征”。报告还预测：“如果共产党中国遵循政治行动而不是军事行动的方针，到1960年，多数非共产党国家可能已经承认北平并与之建立起正常的经济关系，而且，它可能已作为亚洲主要大国被接纳到国际社会。在这种局势下，它在中苏集团内的地位将得以提升，中国共产党人可能在他们与苏联的关系中拥有更大的灵活度”。(95)这确实是一幅美好的图景，也是情报分析官员按照常理的推断，可惜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958年5月的评估报告敏锐地察觉到，“在继续强调和平共处、发展与其他国家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过分的自信。在基本问题上，中国会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在继续做出愿意与美国达成和解的姿态的同时，在整个远东继续从事颠覆性的活动”。不过，在“目前对苏联集团和西方的政策总体说来持续下去”的前提下，“共产党中国将大大增强与自由世界的交流。这种趋势很可能引起许多国家在外交上更多地承认北平”。(96)实际情况是，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认为“东风已经压倒西风”，因此提出对资本主义阵营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进攻政策。结果，随着对美国的方针从“和平共处”转变为“绞索政策”，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了与莫斯科之间的分歧。(97)于是，被中情局作为预测中国外交方针前提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1960年12月的评估报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做出了更加明确，也更加全面的分析。根据公开的报刊言论，中情局认为：“自从1957年底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后，中国坚信苏联的武器发展已经使其集团可以与世界军事强国保持均等地位。他们似乎还坚信，该集团在世界很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而且几年内在经济领域也会超过西方国家”；“他们对整个世界发展的解释看上去似乎有一个强烈的教条主义观念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偏见，这导致了北平对共产主义的前景在总体上，特别是在共产党中国方面过于乐观”。中国人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对西方，尤其是主要敌人美国施加持续不懈的压力，整个国际局势正在成熟，共产主义政策需要继续努力，采取大胆的、军事的措施，甚至即使冒险挑起战争也在所不辞”。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策略”，共产党中国“将继续采取反美的强硬态度”，并“将继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制造麻烦和混乱，破坏反共力量，还可能破坏那些地区的非共产主义政府”。不过，中情局也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对外宣传和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虽然说话口气表现出骄傲和强硬，但是北平在过去一年的实际行动上还是遵循着低风险的政策”，“除非他们有苏联的支持，否则可能会继续执行他们认为不会引起与西方之间发生战争的高风险的政策”。这说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既不是失去理智的，也不是没有弹性的”。尽管有这样的分析，并认为除台湾海峡外，中国近期不会“在亚洲非共产主义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但是，考虑到美国应该采取的对策，中情局最后还是“担心北平那种骄傲的自信心和革命偏好会增加中国给亚洲地区带来的危险”。(98)这个评估报告的分析和预测非常到位。在整个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调门甚高，一直高举反帝(后来又加上反修)的革命大旗，到处鼓吹世界革命，但是却从来没有采取可能引起与美国或西方发生军事冲突的实际行动。这当然并不证明中国领导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宏伟理想，而只是反映出毛泽东的战略和策略思考——所有的宣传都是在争取扩大革命力量，在没有把握对敌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除了分析中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方针和基本走向，中央情报局也经常讨论中国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政策。讨论比较多的有以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其基本结论在前述不同的评估时期大体是一致的。
关于对美：“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将美国看成是邪恶的标志”；“北平对外政策中最紧张的因素是对美国持续的敌对态度”；同时又“避免采取在他们看来可能会引起美国武力干涉的行动方针。(99)
关于对日：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包括：“在短期内通过利用美日政策分歧来削弱日本与美国的联系”；“通过贸易与文化使团来增加与日本的半官方接触”；“支持日本共产党避免采取暴力行为”；“加紧运动来实现关系正常化”。(100)
关于对印：中国“把印度视为争夺亚洲领导权的竞争对手”，“最终寻求的是要取代印度在亚洲的影响”；“为促进印度在整个亚洲和中东地区保持中立而努力”；“边界纠纷在短期内不大会得到解决”，中印“在亚洲的敌对态度可能会增强”。(101)
关于对朝：中国在朝鲜的政策目标是“期望促成联合国军从朝鲜撤走、美国在朝鲜的影响减弱，并最终颠覆南朝鲜”；“作为对美国施压促其撤军的手段”，“将敦促就统一和‘缓和紧张局势’进行新的谈判”；“为此目的，或许会有更多的中共军队撤离”朝鲜。(102)
关于对越：中国“将继续支持越南共产主义分子将共产主义影响扩展到南越”；中国“不会鼓励北越发动对吴庭艳的公开战争，但可能会怂恿河内发起游击运动”(103)；如果美国或者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印度支那地区有军事干预，那么中国也可能会支持北越部队的行动，或者派遣中国‘志愿’部队”。(104)
关于对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中国“将施压与劝诱并举，以鼓励中立分子情绪、削弱与西方的联系、刺激对自由政府的颠覆活动”。(105)
关于对非洲：在非洲独立运动兴起以后，“北平相当重视非洲地区”，其“外交努力已经获得了很大成功”，并期望通过贸易、援助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得到非洲在外交上的支持。(106)
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中，中央情报局最重视的是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讨论最多的也是中苏关系。毫无疑问，苏联和中国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最主要的两个对手，也是敌对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核心力量。所以，中苏关系如何，对美国安全战略及相关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中情局一系列有关评估报告的中心和主线就是分析、判断和预测中苏关系的现状、性质及未来走向。
基于中苏同盟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1954年6月的评估报告认为，“本评估期内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不会大幅度减少，维持与苏联的联盟仍将是中国外交的主方面”。报告特别讨论了苏联影响和控制中国政策的方式问题，认为“主要凭借着它们共同的意识形态及中国对苏联的经济和军事依赖，苏联有能力对中国的政策施加影响”。至于当时在中国大量存在的苏联顾问，报告指出，“苏联显然尊重其中国盟友。苏联顾问几乎肯定与中国党政最高领导阶层有着联系，但我们认为这些苏联官员并不直接发布命令”。(107)这个分析和判断完全正确，至少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情况就是这样。(108)
日内瓦会议以后，中苏共同采取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但此后不久发生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似乎反映出中国对外政策偏离了共同的轨道。(109)中央情报局对此十分重视，开始研究中苏可能出现的分歧及其根源。在1956年1月5日的评估报告中，中情局认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许已经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忧虑”，但这“并不是中苏摩擦的重要根源”。报告指出中苏之间潜在的分歧和利益冲突主要有三个方面，而分析的结果又都否定了其现实意义：第一，两国之间存在一条“长达1400英里”且引起过“传统上的领土争端”的共同边界线，中国可能对苏联在新疆和东北的影响感到担忧。不过，“苏联从大连和旅顺港的撤离表明，苏联领导层已采取步骤来减轻中共对边境地区的敏感程度”。第二，“中国幅员辽阔，地处遥远”，且中共“主要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取政权的，所以，“从一开始，中共政权就避免了卫星国地位”。而且，中国“在朝鲜战争的作用使得它在与苏联打交道时有了额外的讨价还价实力”，因此，“也许会独立于苏联之外，对亚洲人的观点施加更多的影响”。不过，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似乎认可了中国“在集团内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北平进行史无前例的访问”，马林科夫公开承认由于新中国的出现创造了“亚洲新局面”，莫洛托夫则提到社会主义阵营是“由苏联——或者更确切地说——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的”。第三，中国“几乎肯定已催促苏联提供比苏联所愿意答应的大得多的援助”，因此在对中国工业化提供援助的问题上，“可能已经出现了分歧”。不过，“北平在武器、工业资源和技术援助等方面对苏联的依赖会让它继续在重大国际政策问题上重视苏联的观点”。结论是：“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优势互补、共同敌人的存在及单一意识形态几乎肯定将压倒各种更小意义的考虑，从而维持紧密的中苏关系，这一关系可能继续不为外界的操控所影响”。“至少到1960年，北平几乎肯定会恪守这一同盟”。(110)
1956年发生了两件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大事——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尽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引起中共的不满，但是一方面双方的基本方针和路线是一致的，中共承认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开表态和言论有利于苏联党内、国内乃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情绪的稳定，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感激。(111)虽然中苏最初对于波兰危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但问题最后基本按照中共的主张得到了解决。而在匈牙利事件的处理中，中苏双方能够及时沟通情况，协商对策，最后化解了危机。受苏联之邀参与处理东欧危机，说明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已经有了极大提高。(112)中情局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和波匈事件中的表现与苏联之间的差别，特别是中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影响的扩大。1957年3月的评估报告指出，“北京方面谨慎地指出斯大林的‘优点’和‘弱点’，中国对苏联对斯大林的批评的最初反应是旁观和不介入”。而在苏联和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共可能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处理方法”，因为中国始终“没有加入苏联对波兰媒体的批评，并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和苏联在波兰问题上有差异”。报告认为，“中共声明的权威口吻以及苏共明显感觉到需要中国在东欧事务上给与支持，给共产主义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进一步减弱了关于莫斯科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的唯一权威解释者的观念。中共的行动表明，为了社会主义集团的团结，需要在民族主义方面做些让步”。与此同时，评估报告还注意到，“中国支持苏联对匈牙利动用武力，并坚持说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首要职责就是忠诚于苏联领导下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其结论是，“在评估的这段时期，中共政权可能进一步增强其在共产主义集团内的影响力，并在可以影响集团整体的重大事件上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仍将依靠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为其提供主要的进口资源、资助及对其军事和经济计划有重要作用的技术援助。另外，中国几乎肯定要继续依赖苏联的军事担保来防御他们所认为的美国进攻威胁。尽管莫斯种和北京之间可能会发生一些利益矛盾和争执，双方都不大可能允许这类的矛盾削弱中苏团结”。(113)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可以说是中苏合作的经典之作，说明中苏同盟关系已经达到了顶峰，但同时也隐含着中苏之间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制定相应的政策方面出现的分歧。所以，在会议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苏分歧便显露出来——炮击金门事件反映出双方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反映出双方在对内政策上的分歧。(114)然而在这里，中央情报局的感觉就显得十分迟钝了。或许是收集的情报有限，或许是受到莫斯科会议宏大气势的过分影响，评估报告只看到中国的作用继续加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中苏之间已经隐含的分歧。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结盟。北平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而一旦共产党中国在实力和地位上成长起来，在社会主义集团总的政策形成方面，中国很可能起到日益加强的重要作用。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115)到1959年，中情局虽然看到了已经明显表露出来的中苏分歧，但其结论并没有任何变化：“尽管‘大跃进’和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间引起一些新的摩擦，但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虽然认识到中国地位的提高将会导致中苏利益的调和“越来越困难”，并引起莫斯科的忧虑，但是“双方无疑都承认，他们之间的问题在于联盟本身的必然结果，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所以，中情局十分肯定地判断：“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联盟本身”。(116)
1960年6月中苏两党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严重争吵，以及一个月后赫鲁晓夫提出撤退全部在华苏联专家的惊人举动，不仅使得中苏分歧公开化，而且大大伤害了双方的感情和脸面。(117)然而，1960年9月8日的评估报告竟然还认为，至少在5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尽管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但仍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会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后果的程度”。(118)
直到1960年年底，中情局才看到并且指出中苏分歧的广泛性和严重性：“一系列基本问题都在争论之列。首先，是来自北平对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统治地位的挑战。另外还有对集团政策性质看法的尖锐对立，这是俄国民族骄傲与中国民族骄傲的冲突，是毛个人威望和赫鲁晓夫个人威望的冲突。总之，冲突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而且将一些基本问题都卷入了进来，以致造成了双方严重的不和。”中情局还认为，“北平和莫斯科之间的分歧是非常基础性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两国间不同国情的产物，因此很难找到一个满意的办法解决那些基本性的分歧”。因此，评估报告预测，“随着一些问题的起起落落，他们之间的不和仍会延续。即使中苏之间达成了一些表面上的融合，由于目前的争端而引起的不快和怀疑仍会继续给中苏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双方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信任对方，政策的和谐也会变得更加困难。双方关系迟早会——虽然不一定会在将来的5年内发生——再次发生问题，而那是将会导致中苏关系之间更加严重的危机”。尽管如此，由于认定中苏“双方一致反对西方世界的立场不会改变”，“双方都敏锐地注意到双方之间的裂痕如果继续扩大，将会影响到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某些共同利益”，报告指出，中苏双方都不会允许同盟“出现公开的、正式的裂痕”，“对共产主义的共同责任，尤其是对反共世界的共同仇恨，使它们能够在反对西方的行动上协调一致，特别是在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119)
到1963年，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调和期之后，再次出现激烈争吵和尖锐对立的局面。7月6日至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是赫鲁晓夫在位期间中苏两党的最后一次高层接触，其结果导致了中苏同盟关系的最终破裂，并拉开了震动世界的政治大论战的序幕。(120)中央情报局在1963年5月1日提出的评估报告，对此做击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和预测。报告认为，“北平同莫斯科的争端源于无法调和的国家和政党利益这一基本问题，而且中国共产党没有表现出任何妥协的迹象。公开辩论有时可能会熄火，但我们不认为会发生基本的和解”；“虽然两党都非常希望避免承担造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责任，从而分裂的机会正在减少，但正式的分裂随时可能发生”。两个月以后举行的莫斯科会谈的结果证明了这个预言。美国情报官员还有一个假设很有意思：考虑到“中苏两党一直耐心地努力避免正式破裂”，并“都继续鼓吹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报告指出，“可能双方都希望最终，或许是换了主要领导层后，新的领导人会有更多的理由来维持必要的合作以保持团结”。既然说到“双方关系进一步疏远一定会使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面前更尴尬，而且也会导致继承人的争夺更加激烈”，那么更换领导人的说法似乎成了一年多以后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政变中被赶下台的另一个颇有预见的暗示。不过，美国人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更好战、更过分自信”，中情局“当然不希望在接下来两年——或者，可能是永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支点将转移到北平”。总之，这时中情局的论断是合乎事实的：“目前的中苏关系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事实上的破裂。”(121)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中苏之间可能、甚至一定会出现分歧，这是不难预见的，中苏之间已经出现了分歧，这也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是，这种分歧是否会导致同盟关系的破裂，则是一个需要推理和判断的问题。那么，在中苏分歧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约5年)，中情局为什么始终没有预见到甚至不愿相信中苏同盟会走向破裂呢？
从逻辑上讲，出现分歧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但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同盟破裂。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破裂。用一般的国际关系准则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维系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因此，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达成妥协，消除分歧，缓解矛盾，那么破裂是不会发生的。
中情局在1963年以前的多次判断正是出于这种逻辑思考。在他们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122)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当时的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毛泽东、赫鲁晓夫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个性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的错位。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决策的依据中蕴涵着许多从西方观点看来是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是在阅读美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释：
①本中心选译了其中300件主要文件，编为《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多卷本)，即将出版。
②不过，从6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部门利用高科技手段(“科罗纳”间谍卫星和U—2间谍飞机)获取情报的情况有所增加。
③Memorandum Howe to Butterworth,22 June 1949,NARA,RG 59，Entry 1561,Box 7; Evan Thomas,The very best men(New York,1995)，p.157.转引自ю.Tompoв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раэведка в Китае，1945-1956гг.(美国情报机构在中国)//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2，№2，с.117、121.
④NIE13-57，1957年3月19日。除特别标明外，本文所引美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或电子文档均收藏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
⑤NIE13-54，1954年6月3日。
⑥⑧NIE13-56，1956年1月5日。
⑦(11)(12)NIE13-60，1960年12月6日。
⑨NIE13-57，1957年3月19日。
⑩NIE13-58，1958年5月13日。
(13)SNIE13-2-61，1961年9月28日。
(14)NIE13-4-62，1962年5月2日。
(15)NIE13-63，1963年5月1日。
(16)NIE13-54，1954年6月3日。
(17)NIE13-56，1956年1月5日。
(18)NIE13-57，1957年3月19日。
(19)NIE13-58，1958年5月13日；NIE13-60，1960年12月6日。
(20)(23)NIE13-54，1954年6月3日。
(21)NIE13-56，1956年1月5日。
(22)NIE13-58，1958年5月13日。
(24)NIE13-57，1957年3月19日。
(25)NIE13-59，1959年7月28日；NIE13-60，1960年12月6日。
(26)NIE13-63，1963年5月1日。
(27)(30)NIE13-54，1954年6月3日。
(28)(33)IE13-58，1958年5月13日。
(29)NIE13-60，1960年12月6日。
(31)NIE13-56，1956年1月5日。
(32)NIE13-57，1957年3月19日。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了13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后任弼时病逝，高岗自杀。1955年4月4日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
(34)NIE13-2-59，1959年2月10日；NIE13-59，1959年7月28日。
(35)NIE13-60，1960年12月6日。
(36)NIE13-63，1963年5月1日。
(37)NIE13-54，1954年6月3日。
(38)NIE13-56，1956年1月5日。
(39)NIE13-57，1957年3月19日。
(40)NIE13-58，1958年5月13日；NIE13-2-59，1959年2月10日；NIE13-59，1959年7月28日。
(41)实际上，196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149.3亿元人民币，约合467亿美元，比1957年的450亿美元略高一些，却远低于1958年的531亿美元。1962年的实际谷物产量0.96亿吨，棉花产量75万吨。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2、1505页。
(42)(46)NIE13-60，1960年12月6日。
(43)NIE13-57，1957年3月19日。
(44)NIE13-58，1958年5月13日。
(45)(49)(50)NIE13-59，1959年7月28日。
(47)NIE13-63，1963年5月1日。
(48)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422页。
(51)NIE13-54，1954年6月3日；NIE13-56，1956年1月5日。
(52)NIE13-57，1957年3月19日。
(53)NIE13-59，1959年7月28日；NIE13-2-59，1959年2月10日。
(54)NIE13-2-59，1959年2月10日。
(55)NIE13-2-59，1959年2月10日；NIE13-63，1963年5月1日，NIE13-59，1959年7月28日。
(56)参见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及结果》，《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第118～139页。
(57)(62)NIE13-59，1959年7月28日。
(58)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367页。
(59)NIE13-2-59，1959年2月10日；NIE13-59，1959年7月28日。
(60)毛泽东在武昌会议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2，第1～6张。
(61)(63)NIE13-2-59，1959年2月10日。
(64)NIE13-59，1959年7月28日。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第118～139页。
(65)NIE13-63，1963年5月1日。
(66)详见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65～75页；李丹慧：《毛泽东的安全战略思路及其转变(1964～65)》，《二十一世纪》2000年6月号，第37～46页。
(67)NIE13-54，1954年6月3日；NIE13-56，1956年1月5日。
(68)NIE13-54，1954年6月3日。
(69)NIE13-57，1957年3月19日。
(70)NIE13-60，1960年12月6日。
(71)NIE13-63，1963年5月1日。
(72)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76～78页；王立等主编：《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283页。
(73)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242、303～305、301页。
(74)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233、239、247页。
(75)关于这个问题，即将出版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中国军事”专题中有更为详尽的资料和分析。
(76)NIE13-56，1956年1月5日。
(77)NIE13-57，1957年3月19日。
(78)NIE13-58，1958年5月13日。
(79)NIE13-59，1959年7月28日。
(80)参见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81)NIE13-60，1960年12月6日。1海里等于1.853公里。一般说来，地对地中程导弹的射程在100～5000公里之间。
(82)SNIE13-2-61，1961年9月28日。
(83)NIE13-63，1963年5月1日。
(84)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6～28、52～55、281页；《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65页。
(85)《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73、76、295～296页。
(86)NIE13-56，1956年1月5日。
(87)详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329页。
(88)NIE13-57，1957年3月19日。
(89)NIE13-58，1958年5月13日。
(90)参见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91)NIE13-2-59，1959年2月10日。
(92)NIE13-59，1959年7月28日。
(93)NIE13-54，1954年6月3日。
(94)毛泽东坚持中国无论如何必须出兵援助朝鲜的主要动机，就是出于对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承担的亚洲革命领导者这一角色的考虑。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300页。
(95)NIE13-56，1956年1月5日。
(96)NIE13-58，1958年5月13日。
(97)详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2～109页；《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35～40页；戴超武：《中国、苏联和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提交“冷战与中国”学术会议论文(成都，2000年8月)。
(98)NIE13-60，1960年12月6日。1963年5月1日评估报告(NIE13-63)的结论与此基本相同。
(99)NIE13-60，1960年12月6日；NIE13-57，1957年3月19日。
(100)(102)(105)NIE13-56，1956年1月5日。
(101)NIE13-56，1956年1月5日；NIE13-57，1957年3月19日。
(103)NIE13-57，1957年3月19日。
(104)(106)NIE13-60，1960年12月6日。
(107)NIE13-54，1954年6月3日。
(108)详见沈志华主编《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252页。
(109)参见戴超武《中国、美国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结束》，朱瀛泉主编：《国际关系评论》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224页。
(110)NIE13-56，1956年1月5日。
(111)详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版，第28～70页。
(112)详见沈志华《中国在1956年10月危机处理中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9～143页。
(113)NIE13-57，1957年3月19日。
(114)详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252页。
(115)NIE13-58，1958年5月13日。
(116)NIE13-2-59，1959年2月10日；NIE13-59，1959年7月28日。
(117)详见《中苏关系史纲》，第273～283页；《苏联专家在中国》，第371～403页。
(118)NIE100-3-60，1960年8月9日。该文件收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中苏关系”专题。
(119)NIE13-60，1960年12月6日；SNIE13-2-61，1961年9月28日。
(120)详见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
(121)NIE13-63，1963年5月1日。
(122)NIE100-3-60，1960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