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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2)02-0014-10
认清中国的国情,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关键。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能成为指导中国21世纪现代化发展的伟大战略,关键就在于它“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1]。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本文简要地探讨一下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东方的文化意义及其变革要求
中国是个东方国家,这是一个无需多言的常识。但这个常识通常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人们比较容易忽视它背后的文化意蕴——由于受气候、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与欧美国家差异十分明显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体系。
在政治上,中华帝国以家族制度为基础,实行皇权至上、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在小家(家庭)与大家(国家)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而且互相之间有着割扯不断的联系。皇帝和政府的各级官吏总是愿意充当家长的角色,老百姓也乐意做他们的子民,由此造成了以民本思想和贤人政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然不应该完全否定贤人政治和民本思想的价值。但从现代政治的要求来看,贤人政治的缺陷起码有以下几点:(1)它走的是精英治国路线,排斥大众的参与;(2)它把政治的清明寄希望于统治者个人的德和才,忽视制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忽视用制度来监督和约束统治者。一句话,贤人政治倡导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贤人政治的最高理想也只是开明专制。
与贤人政治紧密相连的是民本思想。民本和民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民本思想以君主为主体,其目的是维护君主的统治;民主政治以人民为主体,其目标是实现人民主权。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治民”,即如何行仁政,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民治”,即人民管理国家,选择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在民主制度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个公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是的决策。这是民本思想中没有的,也就是说,再完美的民本观念,人民也只是被统治者,而不是管理者,没有任何权力参与国家的管理,也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经济上,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特色。这种文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依靠世代相传的生产经验和简单的劳动工具从事农业生产,辅之以家庭纺织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对商品交换的需求比较少。
在人类进入近代以前,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文明、商业文明都各有利弊,也无法对它们的优劣作一个简单的区分。但从发展市场经济,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角度看,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农耕文化(俗称小农意识,我们在这儿使用农耕文化而不使用小农意识是因为小农意识具有明显的贬义)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重农抑商:“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汉书·文帝纪》)在农耕文明中,人们的日常生活范围狭窄,且生活用品绝大部分来源于土地,来源于农业,所以农业被当成本业,受到特别的重视。商业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中不占重要地位,商人的贱买贵卖、长途贩运等正常的逐利行为经常被丑化、妖魔化(汉语中的无商不奸、唯利是图等贬义词颇能说明问题),屡遭官府的打压,贱商、轻商日益成为一种风气,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闭关自守:中国广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发达的农耕经济,加上其在东亚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中华文明雄视宇内的自傲,同时也造成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与周边国家之间维持着朝贡体制,对外贸易被看成可有可无的事项,不被重视,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以通有无。”西洋的手表、自鸣钟以及各种工艺品被当作是“寒不能衣、饥不能食”、有害于人心的奇技淫巧。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阻碍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华农耕文明成为没有生机的一潭死水。
重经验,轻创新:农耕文明依赖于农业的收成,而农业又是一个和气候、季节联系密切,生产周期特别长的产业。农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古代农耕文明中,墨守成规比大胆创新有价值。墨守成规,传统经验中包含的科学性可以保证农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成;锐意创新,试验中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农民颗粒无收。农耕文化的这一特点和工业化、现代化对科技创新的呼唤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黜奢尚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农耕文明是向土里讨生活的文明,所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农耕文明的真实写照。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所获得的物质财富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所以,黜奢尚俭、精打细算、过紧日子成了农耕文明消费文化的一大特色。这和市场经济强调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有着天壤之别。
听天由命: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年成好,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温饱就有保障;反之,年成不好,水旱频仍,地里没有收入,农民就得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农业对自然的这种依赖性造成了农耕文明中听天由命、不思进取的保守意识。它和现代化所提倡的兴利除弊、改造自然的进取意识是对立的。
安土重迁:土地是农耕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同地区的土壤、气候构成不同的生态环境,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民对自己家乡的土地、自然环境最了解,又有世代相传的耕作、种植经验,熟悉的亲人和伙伴,所以,安土重迁、不愿流动的保守心理很强。市场经济、现代化所要求的开拓意识在农耕社会难以形成。
权利、法治意识淡薄:聚族而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居住在同一村落的人大多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加上古代交通工具落后,人们的活动半径狭窄。因而中华农耕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熟人社会。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交往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再远也就是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朋友的亲戚或亲戚的朋友。农耕文明人际交往的这种特征,使得口头承诺重于书面契约,亲情友情大于法律规则,推进现代化所要求的契约精神、权利观念、法治意识在中国难以形成。
如果我们继续挖掘,还能概括出一些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文明的消极面,这些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成为一种精神现象、一种国民性,与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冲突。
在文化上,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虽然原始的儒学有很多积极的因子,如“尚和恶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反对君臣之间单向的义务,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但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的御用化,即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相结合,儒学原始的批判性和进步性逐渐减弱,因循守旧、调和妥协、崇拜权力、惧怕权威等消极的因素日渐发展起来。传统文化是一把双刃剑,进取与保守、先进与落后、智慧与愚昧、浅薄与深厚、幼稚与老成、开拓创新与墨守成规等等相互矛盾的因素共存于一体。我们不否认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子经过创造性的转换,可以成为推进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但客观地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现代化的举步维艰是和传统文化的缺陷密切相关的。
现代化与西化是一个亦是亦非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亦不可能是西化,更不可能是全盘西化。另一方面,现代化又与西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现代化的源头在欧洲;现代化的核心是西方文明;欧美国家首先完成了现代化;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欧美现代文明在全球扩张的过程”[2]。从文明方式的转换上看,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学习西方,认同和接纳科学、民主、法治、人权、市场经济等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全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
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为了尽快实现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主要仿效苏联的计划经济,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2002年,中共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在中国初步建立。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按平等竞争的要求,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行政权力支配经济、社会,这是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社会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在计划经济年代得到延续和加强——政府全面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等一切经济行为,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的国有垄断企业。因此,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目标就是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对经济的干预,把经济还给市场,用竞争激发活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近30年的努力,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打破,但产权模糊、覆盖过宽、效率低下等状况并未完全改观。国有企业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造成国有企业目前状况的症结有两个,一个是特权,一个是垄断。特权造成了垄断,垄断又维护着特权,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要根本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尊重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要求和规则,扩大民营企业的准入范围。除个别特殊的行业和领域外,民营企业应该和国有企业享受同等的机会和待遇,“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1]。只有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的经济体制才是真正公正的经济体制,只有公正的经济体制才能产生最高的经济效率,最大程度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2.按正义的要求构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3](P3),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如果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不首先考虑与正义有关的“制度性歧视问题”、“绝对贫困化问题”、“致富不仁的问题”,而奢谈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绝对是一个错误[4]。其次,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必须以维护和实现社会正义为旨归。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中,效率与公平、生产力的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要防止把效率与公平关系简单化、绝对化的做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1]。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摒弃民本思想,确立民主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主权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理念。只有牢固树立“权为民所授”的理念,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特别注意防范领导干部以父母官自居,擅自“为民作主”,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做法。
2.全面理解民主的原则。民主的原则应该包含两个:“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多数容忍少数。”[5](P310)只有尊重第二个原则,少数人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不同的意见得到平等地交流,才能大大减少错误决策的几率,避免把民主形式化,变成一种简单的获得多数赞成票的表决机制。
3.认清法治和法制的区别。法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界定:“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P199)法治是良法之治与守法之治的统一。“法治的基础必须是民主”,“蕴涵着自由、平等、公正、正义等多种价值”[7](P234)。这就是良法之治的要求。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这就是守法之治。换言之,法治是对民众和政府双方的规范。在一个法治国家,“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机关和领导人以权力,这既是一种授权,同时也是一种限权”[8](P28)。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是有法制而无法治——国家有法,人民无权,法律的作用局限于管理民众。因此,在中国的政治建设中,要特别注意依法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防止依法治国畸变为“依法治民”。
4.积极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成果。“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褊狭学说;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也不是脱离世界文明成果的悬空构想。”[7](P10)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少理念和内容,如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竞选制、任期制、文官制、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要求。离开了这些,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背叛,而是对人类文明大道的偏离。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不能照搬照抄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这是对的,但回顾中国政治发展60年的历史,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政治确实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党政难分、监督不力、选举走样、消极腐败等多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注意发挥现有制度和体制的优势,扬长避短;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成果。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积极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成果有利于肃清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及其流毒。借鉴不是照搬,是试验和创新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最终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同步发展的过程。许多国家经过多年的努力,现代化建设仍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型工作,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处于传统意识的笼罩之下。无数的事实证明,文化现代化关系着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比物质和制度更深层次的变革,是影响现代化成败的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文化现代化涉及的内容颇多,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文化、以积极的态度创新传统文化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论及这些内容的著述很多,笔者不再重复。此处仅结合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教训,阐述两个探讨相对薄弱的内容。
1.文化自主是文化繁荣的前提。文化是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文化需要为政治、经济的发展服务,但这种服务主要是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个性的批评、建议、探讨,而不是刻意的歌功颂德、迎合时尚和权势。“没有表达批评与建议的言论自由及现代化的舆论工具(报纸、书籍),就没有现代社会。”[9](P429)文化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前提是文化的自主。所谓文化的自主是指“文化不受政治、宗教等权威的压制,不能成为意识形态和神学的婢女”[9](P423)。反右运动和“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把文化问题政治化是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只能带来文化的萎缩,不可能真正达到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相反,随着清一色的、依附于政治的文化的建立,文化人独立的人格被消灭了,文化对政治、经济积极的、能动的批评作用消失了,理性化的政治也就不存在了,整个社会的畸形和黑暗也就为期不远了。
2.摒弃臣民文化,建设公民文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重集体轻个人,多管制少自治,有义务无权利,是一种典型的臣民文化。这种臣民文化虽然在辛亥革命以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由于历史的积淀,加上新中国建立以后单位组织制度极强的行政管理功能,决定了它在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仍有非常广泛的影响。李慎之认为“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年来成效不大,以至于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培养出合格的现代化公民”。要培养公民,就必须大力发展公民文化。公民文化的核心是自由精神、权利思想和自治意识。所谓自由精神,就是自己做主,不受外界的限制和摆布。公民敢于参与政治,发表自己独立的理性的见解是自由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权利思想,主要是指公民敢于维护自身的权利。没有这一点,权利可以被随意赋予,也可以被随时剥夺。所谓自治就是公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一个国家公民的自治程度反映着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权利思想。尊重个人人格、主张思想自由、崇尚个性发展、保障个人权利、保护个人财产等等,都是公民文化的重要内容。公民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这里的人当然是指人民,但它不是过去那种抽象的、缺少个人权利的人民,而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有个性的个人”——强调个人权利、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个人——的结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公民文化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耦合的现代文化。只有建立起这种充分保障个人权利,有利于个人解放、个性发展的文化,市场竞争和民主政治才能有可靠的基础,国家的现代化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
二、协调发展——疆域大国的必然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领土面积第三的大国,广阔的领土使中国的自然条件复杂多样,资源条件千差万别。在这两种客观因素的作用下,加上历史的因素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影响,造成了目前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按照20世纪80年代国家公布的东、中、西部的划分,2011年,在全国经济总量中,东部地区占56%,中部地区占28.3%,西部地区15.7%。按2000年调整后的东中西部划分,东部地区占56%,中部地区占23.7%,西部地区20.3%。2011年,东部最发达的省份上海人均GDP为77205元,是西部最不发达省份贵州的8.38倍(贵州人均GDP为9214元)。另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2009年,上海、北京、天津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浙江等11个地区第一次现代化程度超过90%,但地处西南的西藏第一次现代化程度仍在80%以下。2008年,中国内地地区现代化的前沿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的发展期,地区现代化的前沿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的底线,北京和上海的部分指标接近或达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水平。但黑龙江等23个地区仍为初等发达地区。[10](P270-271)
一般而言,大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常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资源(主要是指资金、技术、人才)是有限的,不顾国情、国力平衡用力的结果就会变成撒胡椒面,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引起经济效益下降。但另一方面,当一部分地区已经发展起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制扩大,不应消极地等待发达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而应由政府采取一定的特殊措施来刺激不发达地区的发展”[11](P382)。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各个地区发展的差别也不宜拉得太大,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统筹、协调区域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进步。
协调区域发展首先是充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自然禀赋差别很大,如果不能协调发展,就不能充分利用各地的自然资源,实现生产力的优化组合。
其次,协调区域发展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疆域广大,地质地貌复杂多变、气候条件千差万别,因而不同地区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也大不相同。协调地区发展,有利于根据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协调区域发展也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目标的根本要求。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中国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80年代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结和反思。三线建设考虑的重点是国防建设和工业的合理布局,全靠行政指令,经济效益很低,每一元人民币基本建设投资创造的价值仅相当于同期全国平均值的51.1%~71.2%,其结果虽然在西部建立起若干重工业点,但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且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1952年,东中西部经济总量比例为48.8∶34.5∶16.7,1979年则变化为54∶30.4∶15.6;1952年东中西部人均GDP的比例为41.9∶31.1∶27,1979年则变化为44.5∶30.8∶24.7,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的比重都下降了。事实证明这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思路影响下,中国东部地区踏上了迅猛发展的快车道,第一个目标似乎正在接近,但第二个目标却没有一点着落,1999年东中西部经济总量比例是58.7∶27.5∶13.8,人均GDP的比例为51.3∶27.7∶21。也就是说,东、中、西部的差距在越来越大。有鉴于此,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口号,并把原属于中部的内蒙古、广西纳入西部①。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新战略尚未见成效就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历史是一本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的大书,鉴往知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科学发展的要求就是要在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合理地处理好区域平衡、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此,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对待区域不平衡问题。区域协调发展不等于区域平衡发展。在目前的世界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是大国,没有哪个国家区域发展是完全平衡的。鉴于中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今后的研究和决策中,应该弱化东中西部经济总量比例的意义,更加重视区域之间人均GDP比例和恩格尔系数差别的意义。否则,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完善,可持续发展更难以实现。
2.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协调”。“协调”一词在汉语中的基本意思是配合得当,和谐一致。协调的第一个要求是合作,第二个要求是共赢。既然是合作,就要有恰当的分工,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此必须打破在计划经济年代和地方本位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各省区工业结构相似、产业结构趋同的局面。区域协调从表面上看是政府干预,但这种干预是有限度的,是以尊重市场为基础的合作,而不是行政命令下的拉郎配。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各种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要素都能自由流动,实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只有大力发展交通和通讯事业,才能消除地理上的关山阻隔;只有真正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消除经济割据和地方保护主义,在各个地区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优势互补的原则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才有可能实现合作和共赢。当然,这种分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结合,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技术能力的进步要求不断创新。
3.“公正”是区域协调发展在国家层面的基本要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基于备战要求将大量建设投资向西部倾斜,八九十年代基于发展要求又向东部倾斜。这两次倾斜都是有原因的,但又都明显地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新中国已经成立60多年,中国现代化完全摆脱了初期发展的困境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际,若再推行这种或那种不公正的政策显然不合时宜。在今后中国的发展中,只有“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1],才能真正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公正、公平地对待各个区域还要尊重各个区域的利益,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全国一盘棋,另一方面东西南北中,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厚此薄彼,重走过去那种牺牲一部分发展一部分的老路。所以,西部要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中部地区要崛起,东部地区要继续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共赢,才有真正的协调发展。
4.要高度重视中西部的环境问题。中西部自然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从发展的要求上看,中西部无疑是我国今后开发的重点。但遗憾的是,中西部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区,所以,今后无论是中部崛起还是西部开发,都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中西部的开发首先要考虑环境允不允许,而不是技术条件是否可行。换言之,如果技术不足以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就不能开发。对于一些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的地区,要树立不开发——“保护、维持就是开发”的理念。其次,在中西部开发中不能搞大手笔。与大手笔相联的往往不是大智慧,而是大冲动。西部虽然要大开发,但从目前的技术条件看,要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赢,大开发只能是点和线的,不可能是面的。西部开发无法走东部地区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西部地区极端脆弱的生态环境下,对自然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永远无法修补。在西部开发中,尊重、敬畏自然永远是第一选择,稍不谨慎,就可能受到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蝴蝶效应的惩罚。西部是全中国的西部,西部开发应该是一个有益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和改善的举措,而不应该是一个局部的经济发展行为,特别不能是一个局部的GDP增长行为。
5.要注意促进东部地区继续发展,充分发挥其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和领导作用。进入21世纪,国家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意识到东部发展与西部开发并不对立。西部是中国的,东部也是中国的。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人员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必然的、必要的、有益的。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不仅可以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而且可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自主创新方面为全国起示范和引导作用。此外,东部地区的发展还能够推动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转移,减轻中西部地区庞大的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曾排斥大城市战略,但事实证明这是有失偏颇的。目前大城市战略在中国已经显现出其成功的一面。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用不足3%的国土面积,聚集了中国14%的人口,创造了42%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只要制定合理的人口流动政策,东部地区的成片发展是可行的,而且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西部发展和环境保护。
当然,区域协调发展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生产力发展规律、生态发展规律,同时也要服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通盘考虑,全面规划,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
三、可持续——人口大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今天中国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记得这几句流行一时的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它包含的是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但曾几何时,这些话已经很少被人提起,特别是人口众多,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包袱。众多的人口,使中国从资源大国变成了资源小国,从“地大物博”变成了“人多物薄”。比如,中国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耕地面积约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3;草地面积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草地只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2;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森林面积与森林蓄积总量均居世界第五位,但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5%;煤炭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70%;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的第十六位,但人均拥有量只居世界人均拥有量的1/10;如果按国际矿产价格和国际水平总回收率计算,我国有45种主要矿产的潜在价值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量却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被排在世界第80位。[12](P413)人口问题是中国发展最大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难题。人口问题决定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人类对于传统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反思,目前已成为一个全世界广泛接受的原则。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3](P52)。可持续发展在环境和发展政策方面包括“恢复增长;改变增长的质量;满足就业、粮食、能源、水和卫生的基本需要;保证人口的持续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重新调整技术和控制危险;把环境和经济融合在决策中”[13](P60)等七项战略目标。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98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后,引起了中国政府极大的重视,1992年国务院环境委员会组成了有52个部门300多名专家参加的工作小组,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该议程共20章,涉及78个方案领域,详细规划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体系。1994年3月,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该议程。《21世纪中国议程》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中国在转变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中国是个有13亿以上人口的大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对发展目标进行准确的定位。印度独立前夕,有人问圣雄甘地,印度独立之后能否达到英国的生活水平。甘地回答说:“英国耗费了地球的一半资源来实现它的繁荣,那么,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需要几个地球呢?”甘地的话深刻而有哲理,它提示我们,一个东方人口大国不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目标盲目地定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上的。有人估算说,中国要达到美国人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至少需要一个半地球来提供生态资源。那么,什么是比较适合中国发展的目标呢?显然,20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是行不通的,六七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也不太现实。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小康”这个概念,并把这个“小康”定位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巨大改变。这一改变是比较科学的,同时也是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所能够允许的定位。
要实施可持续发展,还要对发展的内涵有清楚的认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发展起码包含两个内涵: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类来源于自然,同时又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破坏了自然,就是破坏了人类安身立命之所。人与自然需要和谐,在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广为传播的今天,这个道理已经不言自明;但另一方面,不少人对人与人的和谐问题却认识不足,总是有意无意地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其实,无论在经济学还是社会学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不是同一个概念。经济增长的定义很简单,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包括更多的内涵。托达罗说:“我们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涉及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发展从其实质上讲,必须代表全部范围的变化。通过这个变化,整个社会制度把人们普遍不满意的生活条件变成被认为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更好’的生活状况或条件。”[14](P79)著名经济学家希尔斯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处于进步或发展阶段的标准有三个:贫困情况怎样?失业情况怎样?不平等情况怎样?“如果这三个方面都显著地减少了,那么毫无疑问,该国处于发展阶段。如果这些中心问题中某一个或二个问题变得更糟了,尤其是如果这三个问题都变得更糟了,那么,称这种情况为‘发展’是会令人困惑的,哪怕是人均收入翻了一番。”[14](P78)没有发展的增长虽然在经济上也许并非毫无价值,但它的社会意义的确是令人怀疑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增进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反而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也是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虽然狭义的自然可持续性意味着对各代人之间社会公正的关注,但必须合理地将其延伸到对每一代人内部的公正的关注。”[13](P53)在资源与环境能够承受并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的前提下,建设一个没有大贫大富之别,人与人和谐相处,人均GDP处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代内公正的实现对中国而言,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形象,而且关系到代际公正的实现。要中国的穷人关心生态可持续发展,不竭泽而渔,就必须让他们有稳定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生活,有安全感,无后顾之忧。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还要对发展的速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希望尽可能发展得快一点,能早日赶上先进国家,使人民早日富裕起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一定可取,因为它不一定符合中国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为什么呢?要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18世纪30年代,人类开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经过270多年的努力,到21世纪初,世界上只有27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人口合计约9.2亿,约占全球人口的15.3%[15];我国人口接近14亿,占全球人口20%以上,“从人口规模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的任务超过发达国家的总和,是西欧12个国家的4倍多,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10倍。在世界现代化的先行国家之中,没有一个国家具有中国的人口规模,没有一个国家具有中国的悠久历史。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前所未有的”[16](P237)。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是全球最激动人心的大事,它将改写整个人类的现代化历史。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就不能对中国现代化的难度有充分的认识,就会犯急性病。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急性病犯得最多、最常见,对中国现代化负面影响也最大。大起必有大落,结果欲速则不达,这是我们应该时时记住的经验教训。对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只要能可持续发展,速度稍微缓一点不一定是坏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化的速度适当慢一点,环境有了喘息、恢复、重生的时间和空间,才能给我们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所以对GDP要分析,GDP的增长不等于发展,以对自然和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GDP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经济和社会循序前进的变革”[13](P52),这对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是一个极好的提醒。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高度重视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是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农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关系到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均进口粮食1斤,就达140万吨。民以食为天,如果中国的农业出了问题,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担起拯救中国粮荒的重任。其次,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城市化明显落后于工业化的国家。在中国的14亿人口中,农村人口约占60%,也就是说,中国还有近8亿人口需要依靠农业作为主业过日子,因此,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如果忽视了农村,不能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整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难以为继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粮食生产的增长不应立足于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政策,也不应危害粮食保障的长期前景。”[13](P67)这是我们这个14亿人口大国应该时时注意的。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关键要解决好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数量多;二是人口素质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目前我国大陆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为26779人,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世界平均水平约为10~11年)。这组数字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
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这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多年中成效最大的工作之一。但这一工作在执行中也遭到了很大的阻力,各种计划外的超生人口不断增多。今后中国在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可以采取推迟首次生育年龄、拉大两次生育之间的时间、给独生子女在入学就业等方面以特殊的待遇等措施,减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抵触,同时解决中国发展中“未富先老”的问题。
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目前中国政府在教育上投资力度很大,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比例,但中国“人才工程”的成效并不大。因此,要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除了要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外,还要对高等教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高等教育理所应当是人才教育,如果高等院校办成了职业培训中心,那就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当然,素质教育也是非常需要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但一直见效不大,个中原因应该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
可持续发展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要积极参与研讨世界性的发展问题,并欢迎世界各国协助和监督中国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等方面的工作,不要总是从西方遏制中国发展这一角度考虑相关摩擦问题。外界有利于中国人民生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遏制”多一点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中国目前实在堪忧的食品安全、水污染、大气污染、农业污染等问题要求我们理性地认识他律——外界制约的价值和意义。
[收稿日期]2012-01-11
注释:
①1986年国家划分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10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9个省(区)。2000年,将原属于中部的内蒙古、广西纳入西部,形成目前东中西部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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