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土家族教育发展的历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家族论文,试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我国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教育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教育活动，不仅使生产技能和生活经验得以传递，还使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形成。考察我国土家族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轫早,发展水平较高
土家族先民的古代教育比较发达，据史料记载，商朝末年的巴人曾参加过武王伐纣的战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春秋后期，巴国在编织、纺织、农作物栽培、酿酒、制陶等方面已有较高水平。“賨布”曾作为每年向秦的纳贡品。生产技术工艺水平的高超以及生产经验的积累，无疑来源于生产技术教育过程；歌舞技艺曾“以凌殷人”的巨大力量，也无疑根源于美育教育的过程。此外，与之相应的政治道德规范、军事体育等方面的教育，应当就也具有一定水平。
关于土家族学校教育的记载始见于汉代。东汉统治阶级开始向土家族地区输送汉民族文化，以改变“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①的社会风气。光武帝建武年间，在土家族地区设立学校。隋代，学校设立也日趋普遍。唐封建统治者对中部少数民族采取“教之礼义”的政策，唐攻取夔峡地区后，曾“悉召巴、蜀酋长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②开创了用鄂西土酋子弟为官的历史。同治《恩施县志·学校》载：“恩施自唐宋以来，历千余年，皆有学，人才炳蔚，已代有传人矣。”到了宋代，土家族地区学校的设立更为普遍。
元代，土司地区大兴儒学，用以“教化蛮民”。明代封建统治者提出了重“教化”的方针。“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③这期间，土司子弟可进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读。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洪武十六年（1383年）曾置施州卫学。”明施州卫学制，额取卫学文童十五名，武童十五名，廪生四十名，增生四十名，一年一贡”。④在县一级建有学宫，《巴东县志》曾记载：“儒学，在县治左五步许”，“明洪武初建”。明永乐六年（1408年），酉阳设立宣尉司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记载：酉阳于“永乐中改隶重庆府，建立学校，俾渐华习，三年入觐，十年大造，略比诸郡县”。明万历年间，彭元锦在永顺老司城设立“若云书院”。
清代“改土归流”以后，统治者在土家族地区更大规范地兴办学校。在府设府学，在县设县学（学宫），书院也应运而生；各种义学（官办义学、民办义学）、私塾（族塾、村塾、家塾、专设馆）等也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雍正七年（1729年），永顺、桑植各设义学3处，保靖设义学4处。雍正十一年（1733年）永顺设桂香书院，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酉阳设龙翔书院，乾隆十九年（1754年）黔江设三台书院，秀山没鸣凤书院，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来凤没岐阳书院乾隆五十年（1785年）没桂林书院，嘉庆十七年（1812年）施南府设南郡书院等。土家族地区还普遍建立考棚，开科取土。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恩施县修建考棚。道光元年（1821年），酉阳修建考棚，按“土三客一”的比例鼓励“土童”入学，以培养土家族的封建士人。乾隆年间，永顺应试者“不下千有余人”，“永顺虽新辟之地，而汉、土子弟读书应试无殊内地”。⑤川东地区首届院试时，应考童生达2000多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前，来凤“学附恩施其成名者，土童十之八九，客籍十或一、二”，以后土籍、客籍各居其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帝诏令全国，将各省、府、厅、州、县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废除科举制度。恩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麟溪书院为高等小学堂。学堂多为官办，也有土绅倡导，县署资助开办。同时，私立学校在土家族地区也有所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巴东县建立高、低两等女子学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将学堂改为学校。
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土家族地区传教兴学，实行文化入侵。至清代末期，法国、比利时、美国的传教士已遍及土家族地区。同治十二年（1873年），比利时籍传教士取道宜昌到利川等地传教，并逐步扩散到整个土家族地区。利川、咸丰等五县都先后设有教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永顺就设有教会总堂。1917年，美国福音道路德会传教士在恩施传教，在办育婴堂基础上改建私立高、初两等小学校。1933年有外籍教师8个，分别讲授道学、图画、音乐等课程。1941年，省政府下令停办私立教会小学。
抗日战争时期，随日军的入侵，部分学校迁入中南、西南地区，教育中心在这种特殊历史环境下发生了转移，并对这些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土家族地区可说是受这种文化冲击的重要地区之一。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于1938年在恩施推行“计划教育”，把全省中等以上学校统在一起，成立了“湖北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实行公费制度，毕业后统一分配，使大批留亡学生涌入恩施。巴东、建始、恩施、鹤峰、咸丰都设有联中分校。如在恩施县，由内迁的省立十三中，汉口市立一中等7所学校的初中部成立了联中恩施初中分校；由武昌第一女中、汉口第一女中等4所学校女生部成立了联中恩施女子高中分校；由省立十三中、汉口市立一中等7所学校的高中部成立了联中高中分校等。此外，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省立医学院、省立工学院、省立农学院等纷纷迁入或重新组建于恩施，开创了土家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历史。
回顾土家族地区教育历史可以看出，土家族教育整体水平略高于我国南方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其发展水平与汉族地区大体相当。土家族教育具有发轫早，且发展水平较高的特点。
二、深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
土家族居住的地区，靠近我国中原，历史上与中原地区就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受中原华夏汉民族文化的影响较深，土家族教育是汉民族文化与土家族文化交互作用下的产物。
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在绝对封闭的空间中直线式发展，都必须不断地吸取为本民族所用的其他民族积极文化因素，其中教育的作用十分明显，它是民族交往中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吸收外来文化的基本形式。
教育活动一直是有意识地培养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活动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我国少数民族一般居住在边疆或山区，地域辽阔，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施行“教化为先”、“教化以学为本”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施以汉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以培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上层代表人物。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置有专门机构来管理民族教育工作。如恩施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废施州卫设恩施县，按县制设学宫，设置学宫教渝，为正七品官衔，掌管全县“教化”事宜，并建有教谕署。主职教谕之下设训导，为副职，另配有斋马、门斗等杂役。清代末期，结束了科举制度，恩施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县学务公所。除设所董以外，设有县视学一职，另有会计等庶务员2-4人。并将全县分为几个学区，每区设劝学员1人。中华民国成立后，先后设置有劝学所、教育公所、教育局等。通过各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使历代统治者能够对民族地区施以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些地区教育性质和办学方针，使这些地区的教育活动成为统治阶级实行统治活动的一部分。此外，统治阶级还实施土人入学给予奖励，土司应袭子弟强制入学等措施。弘治十六年（1503年）规定：“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⑥隆庆五年（1571年），明统治者曾对施州卫所辖14土司官舍应袭，重申了“令赴学观礼”的政策。这是我国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形成受中原汉民族文化影响较深状况的外部原因。
土家族教育受中原汉民族文化影响较深的内部原因主要来自土家族本身交往的需要。从大范围来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汉族和众多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形成统一的文化；从小范围讲，各民族文化又都具有独具风姿的特色，表现为不同类型文化的区别。这样，客观上存在着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的区别。从我国历史看，汉民族文化在绝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主导文化的地位，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则是处在从属文化的地位。这样，便使处于从属文化地位的土家族文化，在保存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过程中，向处于主导文化的汉民族文化靠拢。这种倾向也必然会在土家族教育过程中反映出来。一个拒绝外来文化，闭关自守的民族，其发展中必然是障碍重重。只有那些具有开拓进取精神，不断地将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为己所用的民族，才具有无限的创造力，才具有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可以说，土家族本身交往的需要，是我国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受中原汉民族文化影响较深的内部原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引用主导文化和从属文化来说明问题时，绝不是说处于主导文化的汉文化只能对从属文化发生影响，而从属文化则不能对主导文化施以影响。实际上恰恰相反，主导文化的汉民族文化也是吸收我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形成的。我们只想说明一点，即在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相互吸引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主导文化对从属文化的吸引。
历代统治阶级实施统治而推行的教育制度，与土家族本身的交往需要两者相互作用下，土家族教育必然具有汉民族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相互交融的特色，沾染上汉民族统治者与土家族上层人物社会需求相融合的色彩。
土家族地区教育发展曾经历过几个主要阶段，是与该地区曾受到的几次大的文化冲击相适应的。汉代景帝、平帝诏令天下立官学，光武帝建武年间在土家族地区设立学校，是土家族教育从生产、生活中分化为专门活动的重要时期。通过学校系统地传播汉民族文化，可称为土家族地区所承受的第一次文化冲击。土司统治时期，随着彭姓迁入，使教育活动范围增宽，教育形式增多。朱元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土司辖地大兴儒学，采取强制措施使土官应袭子弟入学等，是土家族地区承受的第二次文化冲击。改土归流是对土家族地区影响深远的文化冲击。此期间，各种办学形式纷纷登台，打破了土司时期不准齐民读书识字的戒律，学校教育更为普及。同治《来凤县志》记载：“卯峒地居邑之西南鄙，……迩来学校驯兴，诵读之声不绝于境内矣。”“童蒙读书馆，城乡皆有之。”抗日战争时期，可说是对土家族地区的又一次重要的文化冲击。这次冲击，不仅在土家族地区设置了初、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且在这块土地上出现了高等教育。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土家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加了土家族子弟入学机会。
汉民族文化对土家族教育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教育内容上。从学校教育来看，土家族地区自有学校始，便有系统传播汉民族文化的历史。在很多地区，学校教师多为汉族教师，主要学习汉语言文字，讲授儒家经典。二是教育制度上。土家族教育一般袭承汉民族教育制度，从教育机构的设置到学制和教育结构等，均与汉族地区大致相同，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便是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制度对土家族地区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获取功名同样成为部分土家知识分子为之追求的目标。三是教育方法上，土家族教育方法与汉民族地区大致相同，其原因在于相似的教育制度和相似的培养目标。
可见，土家族教育是在与各民族，特别是与汉民族交往过程中形成并得到发展的。它不仅具有土家本民族文化的特点，而且带有汉民族文化的深深痕迹。
三、造就了本民族知识分子群体
在土家族教育过程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传播汉民族文化和继承本民族文化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土家族教育较早地受到我国中原文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土家族教育与主导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进程相一致，以致造就了一些与汉民族知识分子并驾齐驱的知识分子群体。
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土家知识分子，在土家族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其代表人物。受资料的限制，我们仅能从巴人征战、能歌善舞，较高工艺水平的编织技术、制陶技术等具体事物中，领悟土家族在未出现学校前社会教育的广泛性和较高发展层次。
自学校教育在土家族地区出现，便不乏对精英人才的记载。唐代时，统治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开始对巴酋子弟“量才授任”。这一举动，无疑与土家族中已经涌现出接受较高程度教育的知识分子有直接关系。选任田世康为黔州刺史、田行皋为施州刺史，从侧面反映着土家族地区教育的实际水平。此期间，热心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的教育工作者也不乏其人。
宋代，生长于恩施、利川、建始交界之地的詹邈在科举考试中考中进士第一，成为土家族地区第一个状元。《施南府志·选举》曾记载有恩施谭、向二氏文进士有关资料：向九锡，进士；谭荣明，濠州知州；谭荣昌，苏州知州；谭和敬，襄阳主簿；谭国计，仕至光禄大夫；谭汝山，襄阳知县；向中之，任教授。川东南酉阳有冉宗闵、冉夔金榜登第等。
从元代到明代，土家族学子在科举考试中考中进士和举人的更多。他们多被委派他地为官，著书立说者也日渐增多。如永顺土司彭世麟曾著有《永顺宣慰司志》，彭明道曾著有《逃世逸史》，容美土司田舜年著有《二十一史纂》、《二十一史补遗》、《一家言》等。此外，川东南酉阳冉氏和鄂西容美土司田氏，雄踞诗坛，享有盛名。湖北长阳还出现了年仅14岁即中举人的向必恭等。
改土归流以后，土家族教育更加正规化和具有广泛性。这期间，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举人者更多，几乎各县均有。此间，著书立说者增多。以文学名人为例，湖北长阳彭秋谭著有《秋潭诗集》、《秋潭外集》等。四川酉阳冉崇文著有《酉阳直隶州总志》、《二酉纪闻》、《小酉山房杂录》，湖北五峰田泰斗著有《望鹤楼诗抄》、《柏一山房诗草》等，湖南永顺彭勇行著有《笃庆堂古文辞》等，彭施铎著有《味懒山房骈体文》、《古近体诗》等，他们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土家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土家族地区相继出现职业性教育形式，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北长阳曾聘请一位日本人当教员，讲述日本明治维新教育，培训乡村教师。恩施、长阳等地都曾派遣人员去国外留学，其中不少人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如长阳邓宗模、古文光从日本回来后，即创办了高等小学堂，女子高、初等小学堂和公立初等小学堂等，为土家族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土家族教育发展中出现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这一事实。可以从土家族地区别致的人文景观中得到佐证。位于来凤县城东北佛潭河边的仙佛寺，除十分著名的摩岩造像外，还有甚多的历代文人题咏，尤以署名咸池昙真人的迴文诗最为奇特。诗文是：“花开菊白桂争妍，好景留人宜晚天；霞落潭中波漾影，纱笼树色月笼烟。”这首不过4句28个字的诗，顺读倒诵皆为诗。正像摩岩造像凝集了土家人民勤劳智慧一样，美妙的诗文同样与土家族地区较高的文化程度相一致。我们且不谈论诗文作者是否属于土家知识群体，这种人文景观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氛围，同样是与土家族地区较高层次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呼应并直接联系着的。
注释：
①《舆地纪胜》卷七十五
②《资治通鉴》
③《明实录》卷三十六
④《恩施县志·学校》
⑤《永顺府志》卷四
⑥《明史·湖广土司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