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形成——兼评中苏论战的消极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论战论文,消极论文,动机论文,中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2)04-0099-05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与领导的。如果分层次加以考察，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动机是为了反修防修，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原则性与纯洁性；在国内防止出修正主义，确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他的间接动机是借助这样的“大革命”，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消除社会阴暗面，把中国建设成为最纯洁最完美的理想社会，实现其终身为之奋斗的伟大抱负。他的潜在动机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一条新道路，为社会主义树立新的榜样，让中国发挥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而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中期的中苏论战，则对毛泽东上述三个动机的形成，均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基于反修防修考虑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1]而毛泽东同志反修防修的思想，正是在中苏论战中形成并得到强化的。
“修正主义”这个词，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定内容的思潮，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修正”或“修改”形式表现出来，而又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
在中苏论战与“文革”时期，毛泽东对修正主义一词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第一，给修正主义下定义时忽略了一个前提。毛泽东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2]作为一个完整的定义，它必须有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前提，因为并非凡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任何主义都是修正主义。第二，把右倾机会主义等同于修正主义，其实，并非所有的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也有“左”倾的。第三，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主义笼统当成修正主义，如“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等等，以至把800多年前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领袖宋江也说成是修正主义者。对修正主义一词不准确的理解，是我们在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展反修防修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党关于国际反修的思想形成于苏共二十大后。在1956年4月发表的阐述中苏分歧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我党含蓄地批评了苏共在斯大林与和平过渡问题上的错误，但并未把苏共的问题与修正主义挂钩。但是，针对不久发生的波匈事件和铁托的普拉演说，在同年12月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我党首次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此后，由于对国际修正主义的估计日趋严重，在国内外的各种场合，我党反修防修的调子也日益升高。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同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在现在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我党国际反修斗争的对象，最早是针对南斯拉夫的。从1960年发表《列宁主义万岁》起，我党反修斗争的矛头开始对准苏联。
在中苏论战中，我党抵制了苏共的大党主义与大国霸权主义，批判了赫鲁晓夫在某些理论观点与实践做法上的错误，今天看来，这样的批评仍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实践证明，在中苏论战中对所谓南修、苏修的批判，不能说是恰如其分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当时我党的思想没有完全跟上变化了的新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各国面临着一系列崭新的课题：第一，社会主义由一国变成为拥有十几国参加的一个阵营，如何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第二，在世界出现了核武器、人类面临着核毁灭的情况下，怎样对待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的问题；第三，在揭开斯大林个人崇拜盖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弊病日益暴露的情况下，各国今后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第四，在全世界仍然处于冷战局面中，国际共运又出现多元化的情况下，是否要继续保持一个“革命中心”。对于这一系列新问题，革命导师没有为后人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本国的国情，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由于各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极其复杂，各兄弟党的处境很不相同，而客观形势又经常变化，各兄弟党之间发生不同意见是难免的。而且发生不同的意见，并不一定是坏事。”[3]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苏共新领导人沿袭了斯大林时代的大党主义与大国主义的错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把自己党的路线作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强迫兄弟党接受，这种“老子党”的作风与“指挥棒”的行径激起我党的反对是很自然的。但我们在正当反击苏共的大党主义与大国主义错误的同时，对苏联与东欧改革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正是基于此，我们党对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危险性估计越来越严重。到“文革”发动时，毛泽东认为“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4-1]，当时我们断言，整个欧洲只有阿尔巴尼亚这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在闪光，其余的党都变修了。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社会主义阵地不再被“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来反击国际修正主义。
国际反修斗争的开展，推动了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的兴起。我党虽然在1956年底就提出了反修的口号，但较长时间内主要限于思想领域和国际范围。从1962年起，由于中苏论战的日趋激烈，我党在开展国际反修斗争的同时，开展了国内的反修防修。1962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提醒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同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我们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过去我们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4-2]从此，国际上的中苏论战与国内的反修防修就被紧密地结合起来。1963-1965年，正是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国内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反修防修。毛泽东说：“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4-3]社教运动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实践反馈回来的信息，又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国出修正主义危机的认识和反修防修的紧迫感。毛泽东还认为，问题不但出在基层，也出在上层。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变修都是因为中央出了问题，所以反修防修的重点也在上层。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4-1]同年2月，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各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5]此后，毛泽东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疾呼：“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到1966年，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其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6]
显而易见，毛泽东对60年代中叶我国出修正主义的形势估计是夸大了的，明显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提出警惕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却把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当成了现实紧迫的危险性。
总之，中苏论战推动了毛泽东国际反修思想的形成，国际反修斗争的实践又推动了毛泽东国内反修防修思想的形成。由于中苏论战的国际反修任务和国内“四清”运动的防修任务都未能完成，修正主义反而在60年代中期演变为一股“泛滥的洪水”。因此，毛泽东决意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与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决一死战，这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机。
二
如果说中苏论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与苏联、东欧改革实践的一次碰撞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这种理想与6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冲突的结果。毛泽东要借助这样一场“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并彻底消除黑暗面，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最纯洁最完美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同时避免中国走苏联、东欧“党变修、国变色”的老路。
建国之初，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照搬照抄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曾起过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提出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问题。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毛泽东和我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令人遗憾的是，不久爆发的中苏论战把中国从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之路推向了维护斯大林模式之路，从而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
毛泽东同意对斯大林模式的某些环节进行改革，但是当他发现铁托与赫鲁晓夫的改革触及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时，就对这种改革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如果说，毛泽东与斯大林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式、方法）上有分歧的话，那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则是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方向、路线）”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毛泽东认为，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维护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7]
中苏论战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与苏联东欧改革实践的一次冲突。毛泽东认为，铁托在南斯拉夫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向贝尔格莱德朝圣”，“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道路滑下去了”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实现自己社会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为继续“大跃进”扫除障碍。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毛泽东在中国开辟了一条以“三面红旗”为显著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力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与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是实现理想的“捷径”。毛泽东把“三面红旗”作为自己的平生得意之笔，是否拥护“三面红旗”被他看作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1959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虽然“三面红旗”因其违背客观规律而在实践上碰了壁。但在指导思想上，毛泽东始终坚持高举“三面红旗”。他认为“大跃进”遭受挫折是暂时的，并且是“走资派”的阻挠和修正主义的干扰造成的。毛泽东认为，为了继续“大跃进”，就必须清除各级“走资派”。
其次，“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消除社会阴暗面。毛泽东为了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主义，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去扫除一切社会阴暗面。他敏锐地察觉到现实社会中存在阴暗面，并立志加以消除，但在两个方面陷入误区。一是用自己头脑中的标准去判断现实社会，在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很少怀疑自己的理想是否有欠缺，而是怀疑现实“越轨”了，以致把一些现实中合理的、正常的、符合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东西也当成了社会阴暗面。二是对社会上确实存在的阴暗面，比如等级制的残余、官僚特权现象，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现象，玩忽职守、贪赃枉法现象等等，毛泽东对这些社会阴暗面深恶痛绝，但在消除和解决的方式方法问题上，片面地强调采用阶级斗争与群众运动的办法。
综上所述，毛泽东以自己头脑中的理想为标准去衡量现实社会，极大地夸大了中国社会阴暗面的估计，又把中国的“阴暗面”与苏联东欧“变修”的阴影联系起来考虑，使他在60年代中期陷入了“党变修、国变色”的虚幻危机意识之中。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他看来就是摆脱危机的惟一选择。
三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潜在动机，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一条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新道路。这一动机的产生，是基于世界革命中心在中国的判断，而世界革命中心在中国的判断，又是在中苏论战中形成的。
（一）中苏论战与苏联“中心”地位的丧失
在中苏论战前，中国一直是“以俄为师”的。1956年底我党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承认：“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给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我党代表团力争把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写入《莫斯科宣言》。
中苏论战改变了我党的看法。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形成了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了中国的判断。首先，在中苏论战中，我党激烈地批判了苏共的大党主义错误和“老子党”作风，严正指出：“我们必须告诉苏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主、一律平等的。”[1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首”，“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9]中苏论战中我们对苏共大党主义的批判，义正辞严，击中要害，打破了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垄断局面。
其次，中苏论战中，我们除了批判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外，还尖锐地批判了它的内政外交上的“修正主义”错误，断言苏共领导集团已经背叛了马列主义，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失去了在国际共运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9]
当时，在我党眼里，既然苏共已不再被承认是马列主义的党，苏联已不再被承认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不言而喻，苏联也就不可能继续保持国际共运“领袖”与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了。
（二）中苏论战与中国“中心”地位的凸现
在中苏论战中，我们虽然否认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并不否认世界革命存在中心，只是认为这个中心因条件的变化而在转移之中。由于我党和苏共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我国和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心地位的丧失必然为中国中心地位的凸显提供条件。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谈到了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中国的问题。可以说，中国“中心”地位的提出是以苏联“中心”地位的丧失为前提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也说到，中苏论战时，“在给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中国人公开提到，由于赫鲁晓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他不再被认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种领袖作用，现在要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10]
（三）“文化大革命”与中国“中心”作用的发挥
在毛泽东看起来，既然历史把中国推到了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中国就应该不负众望，发挥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
首先，处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应当义无反顾地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由于苏联的“变修”，它在对外政策上已不再反帝，而走上了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道路。对于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不仅不予支持，“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11]因此，中国号召建立全世界反帝统一战线，把反帝、反殖斗争进行到底。
其次，处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必须站在反修斗争的最前线，“为了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12]毛泽东认为，由于苏联的“变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苏共领导的错误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容忍苏共领导的错误，等于是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因此，为了维护世界革命，中国冒着被报复的风险，毅然站在国际反修斗争的最前线。
再次，处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不但要保证自己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而且要把自己建设成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为社会主义国家树立榜样，为全世界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因为“当代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13]
要圆满完成上述三大任务，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革命中心，毛泽东认为，必须进行“文化大革命”。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去反帝、反修，去建设美好的国家。
发挥世界革命中心作用的想法推动了毛泽东去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反过来说又坚定了世界革命中心在中国的判断，“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14]
［收稿日期］2001-10-20；［修回日期］2002-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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