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现代工业化实践中仿效“苏联模式”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中国论文,教训论文,模式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3）12-0105-0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同时，在现代工业化实践中仿效了前苏联的模式，尽管这种探索有失误和教育，但总的说来是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的爱国者们已经花了整整两代人的时间借鉴西方的政府模式和社会秩序理论了”[1]（P9）。可以说，新政权的现代化目标是过去一个世纪的近代化方案的继续。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展开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曾多次提出过建设现代化的问题。但是，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受“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现代化的方向被严重扭曲，现代化建设在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发展。
朝鲜战争结束后，出现了国外都很稳定的大好局势，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和平统一的恢复、经济形势的好转、土地改革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胜利、“一五”计划的提前实现、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等等。其间虽然交织着挫折和悲剧，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全面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具有世界视野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开辟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有了新的参照。毛泽东最初对国家发展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工业化+社会主义”。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他指出：“用革命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抓住了国家发展问题的实质。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是借鉴了“苏联模式”的。
建国初期，稍加对比即可发现苏联模式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在前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无鉴可借，这在很长的时间内导致了认识上的分歧与混乱，并进而影响到党的稳定。中国则不然，一个现成的又是惟一的既是社会主义又是基于落后基础上实现了快速增长的成功模式的存在，为中国提供了社会组织形式、经济发展战略、现代军事技术以及在各个专门领域的政策和方法。这不仅使人民共和国避免了像前苏联那样冗长而又付出沉重代价的分歧与争论，而且使中国“上上下下都普遍充满信心”，胸中有数，心里不慌，“因为大家都认为，大致的进程和结果都已经预知了”[1]（P67）。这在根本上有利于中国领导层的稳定与团结，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建设。
“苏联模式”对落后中国的高速度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以政治为参照坐标来规定经济发展速度是有其必要性的。它使中国在短期内将综合国力提高到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水平。仅以“一五”计划为例，它虽然是参照前苏联1928—1937年的模式设计的，但明确显示了社会主义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决心。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三
特殊的历史环境导致了中国对“苏联模式”的特殊选择。而当共和国开始踏入全面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新里程时，现成的、别国的建国模式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在工业化基础长期落后、农业传统根深蒂固及人口众多等基础上，“苏联模式”日益暴露出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应的一面，同时，这一模式在苏联本国也逐步表现出其自身的弊病。因此，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课题了。
毛泽东说：“学习苏联也得具体分析。我们搞土改和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2]（P484）就是说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党就没有采用前苏联那种宣布国有化，实行没收的办法，而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出发，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
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借鉴了前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在改造的目标模式（即建立以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特征的模式）和改造的基本内容（即消灭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等方面受前苏联的影响，但在改造的具体道路和做法上有中国自己的特色，首先，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采取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而不是先抓工业化，后搞农业集体化。第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而没有采用前苏联直接建立集体农庄，基本上是一步到位的做法。这种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创造。第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采取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和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的阶级政策。实践证明，中国的做法，既减少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阻力，又有利于对富农分子的改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
建国初期，由于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党曾号召“学习苏联”，这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并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毛泽东很快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成功，就是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3]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民主革命一样，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自己来探索；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所以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毛泽东曾以极大的热情和注意力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导语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P471）他以后又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P471）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以苏联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事实证明，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胡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目标模式方面，虽然还是以苏联为榜样，在具体道路上却带有中国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济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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