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鲍曼：现代性理论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理论论文,到鲍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8）02－0073－05
一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自由放任的思想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思想，出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个自由放任时期。由于遭到愈来愈多的反对和抵制，自由放任经济在19世纪80年代基本上被控制。但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自由放任思想死灰复燃，于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二个自由放任时期。前一个自由放任时期的出现是因为经济与家庭的分离，后一个自由放任时期的出现是资本与国家分离的结果。马克思现代性理论与鲍曼现代性理论分别是对资本主义历史上这两次资本分离带来的历史性难题的解释和回应。
韦伯在概括18－19世纪西方社会主要转型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标志是家庭同生意的分离。这里“家庭”不仅是指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和劳动的居所、农场和作坊，它还包括邻居、村庄、庄园、郊区、行会等人际关系网络，这一网络在大部分历史中充当了人类生活集体保卫者的角色。这里的“生意”是指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核心的资本主义企业，它们脱离了家政，实行资本核算，重视市场机遇和科学技术。资本主义企业一旦冲破了家庭伦理的束缚，“它能够自始至终都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追求利润，服从于理性地计算得失，几乎或根本不顾忌这些活动对他人生活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①。
经济与家庭的分离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但经济活动主宰整个社会活动的现象，直到19世纪中期的英国才首次出现。根据博兰尼的观点，19世纪中叶的英国，以济贫法修正案为标志，进行了一场建立自由市场体制的实验②。霍布斯鲍姆指出，1848年革命以前的欧洲处于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并重时期，是革命的年代，而1848年以后则是一个一边倒的革命时代，即纯粹的工业革命或者英国式革命，是一个资本的年代③。格雷也认为：“农业保护的解除和自由贸易的建立，改革《济贫法》以强迫穷人工作，以及解除工作控制，这是19世纪英国自由市场建设的三大关键步骤”④。被博兰尼、霍布斯鲍姆和格雷所确认的英国自由市场社会形成的19世纪40至70年代，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孕育、萌芽和确立的时期。这正如马歇尔·伯曼所言，马克思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写作的，《共产党宣言》主要与英法两国而不是与马克思时代的德国有关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伴随着资本的到来而出现的，现代社会的全部秘密都可以在资本的逻辑中找到答案。因而，马克思对资本的诊断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的诊断⑥。
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逐渐增强，通过实行大规模的改革逐步限制了市场自由，到19世纪结束时，在英国基本上结束了自由放任主义⑦。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把自由市场看作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观念仍然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彻底动摇了经济正统学说，使人们接受了凯恩斯的思想⑧。但发达国家经过战后短暂的“繁荣30年”之后，为了应对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危机，在20世纪80、90年代，使自由放任主义又重新回到政治生活中来，形成了类似于19世纪中叶发生在英国的“大转变”，导致了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就是，商业或生意又一次从地方性的纽带中解放出来，不过这一纽带不是家庭而是民族国家。
由于全球经济运行空间的非领土性质，全球金融市场可以自我制定法则并把它强加于世界，民族国家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或动机的自由来抵抗压力，当前的这个转变使经济秩序又开始重新控制人类生活的全局。基于对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严重人类后果的深入反思，鲍曼提出了一种新的现代性理论，即“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理论。
二
马克思与鲍曼虽然生活的时代不同，但他们都遭遇到资本肆虐的社会现实，都对这个极端分化、不公正的、冰冷的物化世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都提出了一套针对现实问题的治疗方案和关于理想社会的初步设想。无论从理论产生的时代条件还是从理论本身来看，马克思现代性理论与鲍曼的现代性理论既有许多共同点，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现代性问题源于资本的分离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后果。今天资本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资本分离除了造成社会失序、社会极端不平等、人性异化等后果外，还具有以下新颖之处：其一，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以生产为主导的工业资本主义，而当代资本主义则是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资本主义；其二，马克思时代的穷人是指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被剥削者，是与资本家阶级“结合”在一起的。当代穷人是指有缺陷的消费者，他们因无力对消费市场作出回应而被排除在社会系统再生产之外；其三，今天的资本以电子信息的速度自由移动，导致了时空压缩、地球满载、地理终结或空间贬值等现象的出现，这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讨论。特别是地球满载现象，也就是现代性在处理其带来的副产品即过剩人口的能力已达到极限，所有的地区都不得不承担现代性在全球胜利的后果，不得不徒劳地寻求全球性问题的地区性解放方案⑨。
为走出或超越资本分离的困境，马克思与鲍曼都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这两套方案的共同点有：其一，都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既有意识形态的批判，又有制度的批判；其二，都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问题。马克思不仅看到资本主义罪恶、肮脏的一面，同时也承认其革命性、进步性的一面。鲍曼对以往现代性叙事的核心概念的重新解释，目的在于挖掘、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来应对现实困境；其三，都设计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想社会蓝图，马克思的美好蓝图是共产主义社会，鲍曼眼中的理想社会是卡斯特里亚迪斯的“自治社会”；其四，都承认自己的方案不是终极方案或一揽子计划，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变动的、甚至是可替代的方案。马克思在谈到俄国公社的命运时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⑩。鲍曼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未来是不可预言的，任何问题不可能被事先解决；其五，他们都认为资本全球化之时也是资本终结之时。马克思从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和阶级斗争的角度作出这一诊断，而鲍曼则从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采矿模式”来论证它的自毁性。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鲍曼，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现代性看作是一种需要加以治疗或矫正的病态的现代性。但在寻求社会困境的出路上，马克思的方案与鲍曼的方案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更多的着眼于经济维度，侧重于实践批判，但它承认以观念批判为前提；后者更多地着眼于政治维度，侧重于观念批判。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论基础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所依凭的是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理论，而鲍曼的批判立场有两个来源：一是莱维纳斯“为他者负责”的伦理学，一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解构策略。出于道义立场的批判常常会带来令人震撼的效果，但终究显得无力。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解构策略不承认任何真理和规律的存在，它的口号就是怀疑一切和批判一切，其本身就具有自我否定、自我消解的悖论。鲍曼谈到经济根源时并不是指构成马克思资本主义学说的一个核心概念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更多的是强调资本失去了外部限制后导致的逐利的非理性。鲍曼有时也提到历史规律，但不是指马克思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历史规律，而更多的是一种令人困惑的钟摆理论，即自由和确定性之间的动态平衡(11)。
其次，对资本全球化的态度不同。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这两个概念，但他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马克思认为资本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只有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普遍的交往和竞争才能使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发展，从而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鲍曼眼里，资本全球化意味着罪恶、暴力、抢夺、野蛮、混乱和穷人的无助甚至绝望，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精神文明成果方面：它不仅能使人们洞察到民族国家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制度方面的历史真相，而且使得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再次，在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马克思对实现共产主义跨越的主客观条件、道路、历史进程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而鲍曼提出的“自治社会”这一理想社会模型，只有“质”的规定性而没有“量”和“度”上的规定性，缺乏“历史维度”。鲍曼的“自治社会”既没有物质生产发展程度的规定，也没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规定，有规定的只是“思想自由”和“思想对话”，因而明显具有乌托邦色彩。
最后，对自己方案的认同程度不同。马克思虽然反对他人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虽然一再声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其理论的实践性和开放性，但他并不怀疑唯物史观所包含的揭示了人类发展一般规律的真理性。与马克思不同，鲍曼把自己的种种设想仅仅看作是能激发人们思考、引发人们对话、推动协同性的“一个策略”和“邀请”，从而成为一名彻底的怀疑论者。
三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理论既有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丰富和发展的内容，也有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局限。总体来看，其理论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对穷人问题有新的认识。鲍曼认为今天的穷人是指有缺陷的消费者，因此被称为“新穷人”。新穷人不是被剥削者，而是社会系统中没有位置、真正多余的人；新穷人日益遭到隔离和监禁；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使新穷人无法处理，新穷人问题成了政治日程中最棘手的问题等。鲍曼说：“按照我的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连续的－间断的现代程序最根本的地方是对贫穷的制造，而且还没有过去的回收穷人的矫正方法”(12)。
其次，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刻性在于他已经预见到了当代全球化的主要后果。但这两个时代毕竟相隔一个多世纪，马克思时代的科技水平、生态条件、政治状况及生产力发展程度都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鲍曼明确提出两个在马克思视域中没有出现或不太突出的社会现象，即消费资本主义与“废弃物”满载的现象，事实上这两个方面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原先的权力模式和社会结构。
再次，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矛盾性”丰富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辩证法是马克思理论的精髓，马克思把矛盾看作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但受启蒙理性“同一性”思维的影响，社会领域中的矛盾在马克思那里也只是作为社会走向更高阶段的一个中介工具而得以强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辩证法的精髓。鲍曼认为，矛盾性是现代社会的“本真状态”，现代社会的秩序建构以消除矛盾为目的，但带来了更多的矛盾。因而，只有与矛盾性共处以矛盾态度来看待事物，才能更好地释放人类的潜能，增加社会选择的可能性。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局限。
首先，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矛盾。鲍曼既极力反对历史有规律的说法，否认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累积过程，把历史看作是由灾难引起的恐惧所推动的变化莫测的过程，同时他又强调，历史现象背后存在着本质联系，“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构成的网络或是隐而不现，或者从个体体验的视角无法窥见，社会学家可以而且应该记述并勾画出其关键部分”(13)。在他眼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对人的行为和据以行为的条件之间的边界划分上的差异(14)。这些边界在客观上是不确定的，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任何一种划界进行质疑。这无疑夸大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选择性，忽略了历史条件对人的选择的制约性。
其次，经济批判与政治批判之间的内在紧张。鲍曼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从“资本逃逸”这一事实中获得解释。他还区分了权利平等和能力平等，认为前者是形式上的，后者是事实上的，前者与后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是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鲍曼对政治的偏好远远超过经济，甚至有时对经济采取忽略不计的态度。如果说从权利上升为能力必须要以一定的资源为前提的话，那么资源从何而来，鲍曼认为它只能来自通过政治产生的集体再分配。沟通形式上的自由和事实上的自由、个体困境和社会问题之间的桥梁只能是政治，它以完善的公民权、健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论争为前提。公民权的行使需要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保障，鲍曼强调引入基本收入制度正是基于这一点来考虑的。但问题是，在经济这一前提没有满足的条件下鼓励人们自主选择、积极参与公共论争就显得有点不切实际。
第三，自由的悖论。一方面，鲍曼认为“自由者的自由所需要的似乎是所有人的自由”(15)。在他看来，减少被排除在外者的自由，并没有对自由者的自由有所增加，比如穷人的贫困与富人的屈从之间存在着亲和性。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自由是一种社会关系，一个人的自由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依附或被强制。这表明，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享有自由，良善的社会的标志无非是社会成员的自由度处于相对平衡、和谐的状态。另外，自由在鲍曼那里并不是安逸、快乐、自由自在、幸福的代名词，而是意味着困惑、矛盾和道德责任。显然，鲍曼强调的自由并不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或元价值，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实现人类其他价值的最重要的工具。照此逻辑，“自由的”平等才是鲍曼社会理论的最高追求。
注释：
① 齐格蒙特·鲍曼著，郇建立译：《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② 博兰尼著，黄树民等译：《钜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北：台湾新桥译业，1990年，第157、242～243页。
③ 刘怀玉等：《走出历史哲学乌托邦——马克思主要发展观的当代沉思》，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④⑦⑧ 约翰·格雷著，张敦敏译：《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幻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16、17页。
⑤ 马歇尔·伯曼著，徐大建、张辑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的体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8页。
⑥ 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55页。
⑨ 齐格蒙特·鲍曼著，谷蕾、胡欣译：《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1页。
(11) 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12) 丹尼斯·史密斯著，萧韶译： 《后现代性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13)(14) 齐格蒙特·鲍曼著，范祥涛译：《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8、9页。
(15) 齐格蒙特·鲍曼著，郇建立、李静韬译：《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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