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亭序》说开去——魏晋文人用笔、用纸、坐姿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文人论文,开去论文,坐姿论文,兰亭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时代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文字的“隶化”与“楷化”的定型，笔法的日益丰富与人们对汉字视觉形象的不懈追求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点，东晋的王羲之开创了中国书法的新局面。魏晋时代是孕育契机，造就英雄，造就天才的时代。历史上的所有的艺术经典，是一座座无法再造和复制的高峰，后人难以企及，只能仰止，这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后人已很难体会到当时创作者的文化生态。
王羲之的《兰亭序》作为“天下第一行书”，已经深入到每位书法爱好者的心中了，所以我们就以这件作品展开，共同探讨从这件作品所反映出来的魏晋时期的文化生态。
何为文化生态，即作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如家学、交游、世风、书写工具、坐姿、家具等等。
从传世王羲之摹本分析，《兰亭序》作为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以其文辞和书法的双绝，列为王羲之书法的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最经典的作品，这是无可争议的，而在诸多的《兰亭序》临本、摹本、刻本中，以冯承素“神龙本”最为知名，最为接近原貌，这也是学术界的普遍认识。因此我们只要通过对冯承素“神龙本”的研究，利用一些古文献的记载，就可以较为接近王羲之书法书写时的文化生态原貌，还原王羲之书写时的状态，对当今的书法学习和创作有参考的价值。
后人学《兰亭序》的人很多，但各人的收获是不同的，这也正是经典的魅力，南唐李后主曾说：“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修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犷。徐浩得其熟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独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①
李煜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辞赋、书画都极有成就，其见解非同一般，在他看来，对王羲之书法继承最好的是王献之，因为只有王献之的文化生态和王羲之最为接近，但即便如此，王献之也无法替代和超越王羲之，因为王羲之独特的性格、经历和学书之路别人是无法复制和替代的，王献之可以继承王羲之的家传笔法，但王羲之的独特风度和胸襟，他所处的特定的时空，是无人能替代的。今人书法学二王一路的很多，但就书法成就而言，能达到清代王文治水平的已寥寥无几了，因为当今的文化生态和魏晋时期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就是和清末民初比也已经相差甚远，书法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活的物态化的凝固物，它首先是中国哲学思想陶冶的产物，其次才是技巧上的训练。下面重点从王羲之的《兰亭序》的用笔、用纸、坐姿三方面来谈一谈。
一 魏晋时期毛笔对书法风格的影响
关于《兰亭序》毛笔的材料有多种解释。赵构《翰墨志》载是鼠须笔，魏晋时的笔如何，我们可从考古的情况略知一二。我国古代的笔就是毛笔，在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彩绘陶器，上面所绘的图案，清晰流畅，粗细得宜，色彩和水分饱和，这不是用一般竹木削成的笔所能表现出来的，所以必须用蓄水多，柔软而有弹性的裹束起来的毛才能做到，这可能就是毛笔的雏形。在战国时，人们对于笔的称呼不一，楚称“聿(yù)”，吴称“不律”，燕称“弗”，秦统一六国后，才统一称为“笔”。
古代有“蒙恬造笔”的传说。蒙恬，秦名将，公元前二二三年他奉命南下伐楚，途经中山(今安徽宣城地区)，见山兔毛长适于制笔，于是命工匠制造了一批改良的笔，世称“蒙恬笔”。司马迁《史记》中记载：“蒙将军拨中山之毫，始皇封之城，世遂有名。”所以“管城”也就成了笔的别名了。说明这时的毛笔已经基本定型，并有了装饰。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毛笔，是湖南、河南出土的战国时期毛笔。笔管竹制，髹(xiū)②以漆汁，用麻丝把兔箭毛包裹在竹竿的外周，形成笔头，笔锋尖而挺。一九五四年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的一支毛笔，笔身套在一支小竹管内，笔杆竹制长十八点五厘米，径零点四厘米，笔毛长二点五厘米，是极佳的野兔箭毛所制，极宜书写简牍。但是做法与现在的有些不同，不是笔毛插在笔杆内，而是将笔毛围在杆的一端，然后用丝线缠住，外面涂漆。与笔放在一起的还有铜削、竹片、小竹筒三件，据推测，可能是当时写字的整套工具。竹片的作用相当于后世的纸，铜削是刮削竹片用的，小竹筒可能是贮墨一类物质的。
在甘肃武威磨咀子一座东汉中期墓中出土的一支笔，笔芯出锋用的是黑紫色的硬毛，外面覆盖着一层较软的黄裼色的毛，继承了战国及秦的制笔工艺，笔的粗细、长短都差不多。东汉人蔡邕在他的《笔赋》中，对当时毛笔的形制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描述：“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文中对毛笔的笔杆、笔毫及缠束方法都有详细的说明，考古所发现的实物与这一记载也基本相似。魏晋时期，随着制笔工艺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对制笔进行总结的著述。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介绍了制笔方法：“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将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为笔柱，复用毫青衣羊毛使中心齐，亦使平均，育颉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反映出魏晋时制笔的过程和特色。
到了宋代，宣州制笔名工辈出。制笔技术不断提高，宣笔声誉日隆。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毛笔散卓笔，“卓”，高、长之义，这种笔逐渐趋向软熟、散毫、虚锋，改变了晋代以前的旧制。散卓笔“无心”，显然不是兼毫，可能是单用羊毫制成的较软的长锋笔。过去的笔则用较硬的笔毫，如兔毫、鹿毫做心，仅以羊毛作副，由于兔毫偏硬，在书写楷书、行书时还可以，但作草书时就不适应了。在这方面无心散卓笔却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散卓笔在宋代颇为流行，无心散卓笔的出现与适应桌椅上悬肘悬腕书写的需要有密切关系。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一点结论，我们现在所用的毛笔，基本属于无心散卓笔的形制，属于软毫系列，而汉魏晋人的笔属于硬毫系列，而且属于有心笔，笔头不长，而有心笔的“心”如何，早期用麻丝把兔箭毛包裹在竹竿的外周，早期是竹竿，后来笔头纳入竹管的端部腔中，这时可能是丝麻等填充物，再后来是其他的硬毛，然后形成宋代的无心散卓笔的形制。
我们现在观察魏晋时期的一些书法作品，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笔画分叉现象及贼毫③的出现，这是由当时的硬毫有心笔的特性产生的。如：《兰亭序》中的“岁”的竖笔、“群”的“羊”的竖笔，“毕”的横折的竖笔，“觞”的左“角”横折的竖笔，“同”的第一竖，“死”的收笔处，均出现分叉的空心之笔，这就是因为魏晋的有心笔聚锋能力较差，经常出现叉锋现象，贼毫的出现，如“惠风和畅”的“畅”的左“申”中的分叉，“年”的第二横的收笔的分叉，“殊”的右“朱”第二横回收的出锋等，“所”的第一横收笔的分叉等，均说明这种笔的聚锋能力差，当然在某种情况下，又能偶然达到一定的笔墨效果，如竖笔的分叉空心之笔，在《兰亭序》中可以说是很有规律。
二 书写用纸对书法风格的影响
关于《兰亭序》的书写用纸，我们一起来分析冯承素摹本。此本用楮纸④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明代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冯承素奉敕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序》帖。”此卷前纸十三行，行距较松，后纸十五行，行距趋紧，前后左右映带，敧斜疏密，错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用笔俯仰反复，笔锋尖端锐利，时出贼毫、叉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显得自然生动，并具一定“存真”的优点，在传世摹本中最称精美，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清骨秀的艺术风格，为最接近原迹的唐摹本。宋赵构《翰墨志》载：王羲之作《兰亭序》用的是蚕茧纸。
造纸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一般认为，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造纸术的发明家蔡伦即使用树肤(即树皮)、麻头(麻屑)、敞布(破布)、破渔网等为原料制成“蔡侯纸”，于公元一○五年献给东汉和帝，受到高度赞扬。
其实，纸的发明，要远远比这早。考古所见最早的纸，是一九五七年西安灞桥出土的西汉纸，称为“灞桥纸”。一九七三年出土的甘肃居延纸、一九七八年陕西扶风出土的“中颜纸”、一九九三年出土的新疆罗布泊纸，均为西汉纸。西汉的造纸大都是麻质一类，到了东汉，稻草、树皮、藤等均已用于造纸，纸已经达到“平滑如砥”的水平。蔡侯纸是因其原料便宜、制法易行、质地坚韧而名世。在造纸术发明的初期，造纸原料主要是破布和树皮。当时的破布主要是麻纤维，品种主要是苎麻和大麻。另外当时所用的树皮主要是构皮(即楮皮)，对构皮纸曾有“楮先生”之称。
在纸出现之前，战国时就有生丝织成的“帛”。单根生丝织物为“缯”，双根为“缣”，“绢”为更粗的生丝织成。据出土资料，在殷周古墓中就发现丝帛的残迹，可见那个时候的丝织技术就相当发达。但明确提及丝帛用于书画，还是在春秋时期。⑤《墨子·天志中篇》如实记载：“书之竹帛，镂之金石。”当时，丝帛是为贵族书写及绘画之用，民间则仍用竹简。汉代虽发明了纸张，但是还有“贵缣帛，贱纸张”的传统。用丝帛和纸张，有一点必须说明，丝帛必施胶浆，否则书写时会洇。直接从槽中抄出，未经过处理的纸，也是会洇的，自古就有“生绡”、“生纸”之称。而“熟纸”则是经过“砑光、拖浆、填粉、加蜡、施胶”处理过的成品，所以“虚柔滑净”。从古人的墨迹中可见，用的纸完全不洇，或只有一点点洇，笔迹顺滑流畅。古人是不时兴用“生纸”书写的，生纸用来葬礼祭祀，直到明代才用于书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三至五世纪)，纸的品种、产量、质量都有增加和提高，造纸原料来源更广。史书上曾论及这时期一些与原料有关的纸种名称，如写经用的白麻纸和黄麻纸，构皮做的皮纸，藤类纤维做的剡藤纸，桑皮做的桑根纸，稻草做的草纸等。由此看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麻、构皮、桑皮、藤纤维、稻草等已普遍用作造纸原料。
史书上还有提到有关蚕茧纸、苔纸、发笺纸、侧理纸等名词，那么是否当时曾用青苔、毛发等造纸呢？有专家认为，根据这类纤维的特性来看，不大可能，毛发极少纤维结合力，成纸强度很低，不宜单独用来造纸，至于蚕茧纸和发笺纸之说很可能是一种象形名词，白净、细密的麻纤维纸表面形似蚕茧，可能就称其为蚕茧纸。假如在纸浆中加入少许着色的长纤维或毛发，给人以披发的感觉，故而可能就称其为发笺纸，形似青苔并且显绿色花纹者可能谓之苔纸。
《兰亭序》已葬入昭陵。好在魏晋书法有墨迹传世。我们先看王珣的《伯远帖》。王珣《伯远帖》是被乾隆皇帝封为“三希”之中的唯一真迹，也是王珣唯一的墨迹真本。
《伯远帖》是一封信函，纵二十五点一厘米，横十七点二厘米，凡五行四十七字。从质地、用笔到书风，都反映出东晋的时代特色。帖书用麻纸，为早期的书法用纸。笔是有心硬毫笔，点画直书时极劲健，转折处又多锋棱，因毫少且硬，还常出现开叉的枯锋飞白和“贼毫”细丝，显示出典型的早期毛笔书写特征。
《丧乱帖》八行、《二谢帖》五行、《得示帖》四行，为一纸。日人有总称为《丧乱三帖》者。日本学者内藤干吉称：此帖用纸类似白麻纸，纵向有条纹，系用双勾填墨法所摹。此帖曾为日本桓武天皇内府所藏。在日本流传了一千三百多年，被视为国宝，为中国书法界所知不过百余年。
据史料记载，由于造纸工艺所限，晋和晋以前的纸，一般都不大。现存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高七寸一分，《中秋帖》高八寸四分，《兰亭序》的各种版本高都在七寸半。晋纸长亦不过一尺半，只有缣帛才狭长，如宋人摹东晋顾恺之的《列女图》就是画于狭长的缣帛上。
到唐代，纸仍是晋尺寸，但造纸的工艺可将纸加长，类似狭长缣帛，呈卷状。唐末至宋，除狭长纸外，还流行小张“笺纸”，这跟大量印书有关，宋时方将“笺”装订成“册”。享有盛名的“薛涛笺”、“澄心堂纸”，就是唐末女诗人薛涛和宋代李后主分别制作的笺纸。到元代，才有大型纸张问世。东晋末年，朝廷曾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以黄纸代之。”
这“黄纸”是什么纸呢？史载晋代葛洪将黄檗汁浸染麻纸，能有效地防止虫蛀。唐代有一种名贵的“硬黄”纸，较厚，施以蜡，“莹澈透明”，“以蒙物，无不纤毫毕见者，大都施之魏晋钟、索、右军诸迹”，也专门用来写经。“硬黄”，顾名思义，“硬”是指质地，“黄”是指颜色。其纸质非常厚实牢固，具有韧性。硬黄纸“长二尺一寸七分，阔七寸六分，重六钱五分”，可见其纸之厚重。我们现在看到的唐人王字摹本，皆用硬黄纸所摹。
硬黄纸是用麻所制，麻是我国造纸最早、最普遍的用料。晋代普遍还有茧纸、苔纸、侧理纸等。茧纸是因纸质像蚕茧外壳故名，较厚，很像如今的“高丽纸”；纹理纵横斜侧的侧理纸亦以此为名，均属麻纸；苔纸亦是麻纸别称。
由此可以推知，原本《兰亭序》是写在较厚的白麻纸上的，这种纸应该属于熟纸，渗化效果不好。还有一个佐证：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被公认为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其用纸也为麻纸。
三 魏晋人书写的坐姿分析
《史记集解》曰：坐，跪也，表明古人是跪着坐的。“跪坐”的标准姿势是两膝着地，臀部贴于脚跟。也许是文字的抽象使然，“
”(女)字的构形与“跪坐”有别，其臀部悬起不着脚跟，似为虚坐。
先民常见的坐姿还有“单膝跪坐”、“蹲居”、“立坐”、“箕踞”以及“盘坐”等。“单膝跪坐”即一膝立起，一膝跪地，跪地一侧的臀部贴于脚跟上。“蹲居”即双脚落地，两腿弯曲，臀部不着地。“立坐”即双脚落地，两膝立起，臀部着地。“箕踞”即两腿分开，微屈其膝，臀部着地，有如簸箕。“盘坐”即交胫(盘腿)，臀部着地。
这些坐姿中，箕踞最舒适，蹲居次之，跪坐则最不舒适。如果没有跪坐的习惯，坐不了多久，便会双腿发麻，难以忍受。古人很讲究坐姿，《礼记·曲礼上》云：坐毋箕。《弟子规》亦云：勿箕踞。在传统文化中，箕踞被认为是非常失礼的，蹲居也不礼貌，而令人难受的跪坐却被视为文明的举止。为何如此呢？有学者解释说，古人的下衣不全，跪坐可以防止下体露出。⑥
晋人的坐姿，我们可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看出。一九六一年在南京西善桥地区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另外中唐时期时孙位的《高逸图》，也有明确描绘。
《高逸图》是一幅彩色绢本的人物画，最早见于《宣和画谱》。据近人研究，现存的《高逸图》所绘内容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第一个人物是山涛，第二个手执如意作舞的人物是王戎，第三个人物是捧杯纵酒的刘伶，第四个人物是手执尾麈的阮籍，因是残本，尚缺嵇康、向秀、阮咸等人物。反映了这些人孤高傲世，寄情田园，不随流俗的哲学思想。
战国至两汉时期则是早期古典家具的第一个兴盛期，出现了配以屏风、握帐的矮式床、榻和筵席，以及与之相应的几、案等共同组成的席地起居家具的基本格局。到了唐、五代、西夏和宋辽时期，由原先席地而坐的筵席等矮式家具逐渐过渡为垂足而坐的桌、椅、凳、墩等高座家具，自此高座家具成为唐五代西夏宋以后乃至明清的主要家具陈设形式。如王维作品《伏生授经图》，此图画伏生在讲授典籍的情景。图中的伏生形象清癯苍老，手持书卷，席地而坐，似正在认真讲授。其神情专注而和蔼。线描手法高超，敷色清雅。此图现存日本，是否为王维真迹，尚有争论。但清楚地画出了几案的高低。
一九五八年湖南长沙市金盆岭九号墓出土西晋永宁二年(三○二)的对书俑，瓷质高十七点三厘米，底板长十五点八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俑胎灰白，青绿色釉开片，多已剥落。两俑相对跪坐。中间为一长方形尖脚案，上饰斜方格纹。案的一端置一长方形书箱，中间有笔架，可平放笔三枝，俑手中握一枝，笔架上留有两枝。两俑均戴高冠，帽带系于下颔，脑后有笄⑦。圆脸，大眼，合嘴，若有所思。身着尖领长袍，一俑左手持长方形版，似为简牍，右手执笔作书写状。另一俑相对跪坐，双手捧案，前置册，后置六边形物，顶住对方俑手中之简牍，以便作书。两俑相靠紧密，似有所语。
永宁二年已是西晋的末年，第二年就是东晋王羲之出生的时间。西晋的瓷俑证明了西晋时或西晋之前人们可能的书写姿势，那么东晋呢？我们世世代代仰慕的王羲之，是否也是如西晋瓷俑那样的书写姿势呢？王羲之的书论中没提及，同时代的书家也未提及。为什么不需要提及，只有一种不须提及的解释，即当时的书写姿势人人皆知。
从西晋到北齐，其间近三百年，这正是书法所处的巅峰期，正是王字一统天下的时期。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贤》图、《列女传》等，都如实反映出当时“席地而坐”的生活状态。《女史箴图》中，画有一站立女史，左手拿纸，右手执笔书写。古人说的“倚马立就”大概就是这样的。孙晓云女士于是断言，王羲之的书法是如《女史箴图》中女官站着书写或如北齐《校书图》中坐在矮床沿上由书童拿着纸或自己拿纸书写的。当然这种可能是有的，但我认为还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像王维《伏生授经图》中那样在床上放一个矮书几“跪坐”、“盘坐”、“箕踞”而书，这也应该作为一种常态；第二种情况是面壁而书，特别是写长幅作品的时候，极有可能采取这种书法方式。孙晓云女士在《书法有法》一书中强调如《女史箴图》和《校书图》的两种书写方式，我认为是不够全面的。
有关魏晋文化形态对魏晋文人的书法风格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多的，也并不是我们以上几个观点所能概括完整的，本文只是为更深入地研究魏晋书风所做的较为肤浅的工作，当然由于了解的相关知识不是很丰富等各方面的因素，必然会存在种种漏洞及错误，这还需要在以后的学习中修正并补充。
注释：
①桑世昌《兰亭考》卷五。
②髹，中国古代将以漆漆物称之为“髹”，髹漆即以漆涂刷于各种胎骨制成的器物上。如《周礼·春官·巾车》言：“駹车、草蔽、然、髹饰。”《汉书》卷九七下“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等。
③贼毫：即末笔出现分叉的笔毫。
④楮形声，从木，者声。本义：楮树，叶似桑，皮可以造纸。
⑤见钱存训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第三一页。
⑥见黄能馥著《中国服装史》第一三二页。
⑦笄：古代盘头发或别住帽子用的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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