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消费需求论文,效应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关于财政政策与消费需求关系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传统凯恩斯学派认为，债务融资型财政支出政策因为债务的财富效益会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使消费上升。但巴罗①认为，政府债务只有在其价值超过未来税收隐含的资本化价值时才可能被个人看成净财富，而在一个跨代模型中，债务的完全资本化使得其对个人的净财富为零。这个结论意味着财政政策可以通过私人部门的财富净效应而对私人部门消费不产生影响。
基于理论上的争论，后来学者运用实证方法进一步考察了财政政策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如鲍尔米和玛森[1]在简单消费函数框架内，从财政联邦主义角度，在区别了隐性与显性赤字后，对在一个联邦制国家里用于稳定目的财政政策进行检验，得出消费对当期收入变化存在较高的敏感性，即财政政策对消费需求变动有显著影响。但是简单消费函数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解决变量的内生性和识别问题。为此，有的学者从更微观的角度，基于个人最优消费选择基础上利用欧拉方程对理论进行了检验。如布鲁尼拉[2]通过放松定理中完全资本市场的假定，将个人消费设定为同时受当期收入和持久收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10个欧盟国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分析得出，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自由化，信贷约束将逐渐减弱，消费决策受当期收入变化的影响趋于弱化。国内学者李永友[3]同样基于个人最优消费决策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需求的挤出效应，经验表明，1978-2003年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支出的挤出程度约为0.3，不存在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完全或过度挤出，这说明我国财政政策是局部有效的。关于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需求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IS-LM模型的分析框架，而IS-LM模型完全立足于需求角度对财政政策进行分析而忽视了供给因素。同时模型的最大缺陷就是排除了对资本存量和相对价格的分析，从而导致模型的不稳定性。为克服这一缺陷，本文拟从内生货币供给角度，构建一个包含银行、企业、政府和家庭的四部门模型来考察财政政策变动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二、一个内生的货币供给模型
现代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假定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以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为基础的，所有宏观变量都只是内生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由资产抵押和获取利润的动机决定。[3]这种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为研究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首先，我们引入一个由银行、企业、家庭三部门组成的内生货币供给模型。假设经济由居民、银行和企业三个部门构成。企业的成本为：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利息和利润。作为企业成本收益的重要变量，工资、利息和利润又构成了居民、银行和企业的收入来源。由此将传统的收入—支出模型改写为：
W工资，D折旧，r利息，π利润。公式(1)的收入方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费和管理费，可变成本包括原材料和工资。由于一个企业使用的原材料只是另一个企业生产的，其原材料的成本也可以分解为工资和原材料成本。因此，为了简化，这里假设可变成本仅仅由工资构成，固定成本则由摊提费用决定。摊提费用取决于厂商购买固定厂房和机器设备时的投资和利息率。这样，总成本由折旧、工资和利息构成。当总支出超过成本时，厂商将获得利润。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和税率，则总支出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盈利或亏损。与传统的收入—支出模型不同的是，这里加入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在上述模型基础上加入政府行为(政府支出和税收)，进而得到：
其中T为税收收入，G为政府支出。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消费函数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差距和消费倾向的不同来自于工资、财产和经营收入的不同。可以根据模型把收入划分为三类：工资、利息和利润，现实中利息和利润收入的消费倾向远低于工资的消费倾向。这样，不考虑折旧，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表述为：
由此可见，消费倾向的变动与收入分配的变动直接相关。现在的问题是收入分配是如何决定的。首先看工资的决定：企业在作投资计划时，必须给定工资，否则就无法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另一方面，由于工资合同的存在，工资也具有刚性，但工资作为可变成本，其变化基本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和就业(失业)状态，当经济高涨和企业的利润高时，工资率将上升，就业也会增加。但工资的上升比例不会超过利润的上升比例，即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会下降。当经济衰退和企业利润下降时，企业将降低工资、解雇工人，但利润可能下降的更多，从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利息的决定：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取决于利息率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假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不变的，可以把利息直接联系到资本存量。由于r=iK，假设利息率i不变，则随着资本存量价值K对收入流量GDP比重的增加，即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将增加。在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增加将使资本存量和利息增加，但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存在着以前的契约，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反而可能提高。利润的决定：对于企业的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给定折旧率和利息率，企业的成本在短期可视为给定的，比如每年的折旧和利息在年初就被给定了，如果假设工资也是给定的，利润将取决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使利润上升，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使利润下降。一般条件下，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是提高的，而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衰退阶段则是下降的。这样，当投资的增加使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这使得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重提高，如果假设利息率不变，则将导致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如上所述，当经济向上波动和投资以累积的比率增加时，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中利息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从而使消费倾向下降或储蓄率提高。现在来看经济高涨时企业成本比率的变动。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将提高，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这将使企业的成本构成中工资成本对非工资成本下降，即W/(D+r)下降，以及工资收入对非工资收入的比重下降，即W/(r+π)下降。随着经济扩张，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产品成本上升，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形成工人的工资买不起企业按现行成本生产和定价的产品，由此导致了消费需求(有效需求)的不足。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当消费支出下降时，能否通过投资支出的增加来弥补，仅从前面的推论即可否定用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因为投资的增加虽然可以在当期增加需求，但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将会使下一期的收入分配和成本构成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当企业的产品积压而不得不降低价格时，企业将根据马歇尔的短期成本函数行事而力图使其减少亏损，即解雇工人，失业的增加也会使工资率下降，但这又会进一步减少需求。因此，降低工资并不能减少而只会增加失业。当然，如果企业提高工资和增加就业将会改善有效需求，但这只是逻辑上的推论，因为这将增加企业的亏损，企业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
三、财政政策与消费需求
下面，我们在内生的货币供给模型里进一步探讨财政政策与消费需求的关系。由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表明，经济衰退来自于周期中经济上升时期的高投资所导致的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比例下降。那么，在经济衰退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先看政府采用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投资的结果。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当期的总需求，从而增加企业的收入和就业。但是，在第一期必然使企业的固定成本增加，如图1所示。
图1 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
在第一期，给定企业的成本函数或总供给曲线，政府总支出的增加使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到AD′，这使企业的产出和就业增加。但随着投资转化为固定资本，企业的固定成本将向上移动，从FC到FC′，总供给曲线也相应的移动到AD′，这使就业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不同的是，资本存量价值更高了。按照图1的假设，由于工资率不变，当就业不变时，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将下降。这种更高的资产值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将使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恶化，由此导致失业进一步增加。在经济衰退时，失业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工资率的下降和工资总额的减少，从而使消费品部门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在消费品根本没有需求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或财政投资又转向资本品部门，使得已经过高的资本品部门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当投资更多地用于资本品部门时，当期的投资流量中利润的增长幅度将更大，这不仅使企业难于破产，而且提供了错误的信号，即政府财政投资的增加会带动企业投资的增加，这种投资的增加和GDP的增加只会使下一期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更为严重，即导致严重的结构失调。经济衰退时，政府扩大消费支出(比如扩大军费开支)当然可以提高总需求，而且不增加资产值。但问题是，这种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虽然可以增加就业，但却不能提高工资率，从而不能改善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只是延缓企业的破产和资产值与收入分配比例的调整。我们把政府税收分为两个部分，即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其中个人所得税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按照消费函数的假设，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减少会减少消费支出，从而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负的。
其中，Y为收入总额，Y[,D]为可支配收入，T[,G]为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加会减少股利所得而具有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在企业所得税可以转嫁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实际收入下降，因而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作用；反之，则具有扩张消费需求之效应。
由此可见，在内生货币供给下，政府税收和支出的变动不仅会涉及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而且会通过货币供给(利息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影响到相对价格，特别是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相对价格。根据前面的分析，这是导致消费需求波动的根本原因。
四、实证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建立消费模型：
考虑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差距大，国家财政政策倾向于城市，城镇居民消费比农村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更敏感，加上城镇居民对失业、下岗的预期等因素，这里我们只研究城镇居民的消费和收入。
数据方面，考虑到国有经济长期在我国占主导地位，且近年来下岗职工占失业大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选择国有经济部门就业率的变化情况来定义虚拟变量。D=0，国有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为正；D=1，国有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为负。经计算，1996年以前的国有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为正，1996-2005年为负。
根据以上设定，1979-2005年样本期间内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作者的计算。对模型应用OLS估计，得出结果：
并不明显。根据王俊海、黄俊和杜福林的回归结果，③政府财政支出的系数t较小，不拒绝其系数为零的假设。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对拉动居民的消费并没有多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去掉这一变量，对剩下的5个变量重新回归，结果如下：
除了t-1的消费支出和t期的可支配收入外，工资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也是影响t期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相关系数为0.11，即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每提高一倍，就会使人均消费支出增长11％。虚拟变量D[,i]的系数为负，说明了在其他所有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国有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为负时，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为正时减少18.23元，这表明城镇居民的预期不佳时，消费也减少。
为确保回归分析的真实性和说服力，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对时间序列
分别执行ADF单位根检验。
差分一次后即为平稳序列，其他变量两次差分后为平稳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从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看出，误差修正项对人均消费支出的短期波动具有显著的调整作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工资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发生变化使人均消费支出与长期或均衡值的差距约有60％得到纠正，其p值约为0.06，这说明人均消费支出在受到干扰后以相当快的速度调整到了它的长期增长途径上。
五、对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评价
1998年以来，面对经济衰退，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4]：如通过财政支出连续三年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并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这对消费需求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把政府的财政收支表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表连在一起就会发现，如果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提高公务员工资并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税率。宏观税率从1998年的11％提高到2000年的14％，当企业税收成本增加时必然会进一步降低在岗职工的工资。根据企业数据测算，工资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从1998年后继续下降，这与折旧成本上升形成鲜明对照(见图2)。
图2 工资、折旧和利润在企业收入中的比重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5年相关数据资料整理所得。
由此可见，自1998年我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到2001年虽然防止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并达到了8％的稳定增长率，但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资产值继续上升，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特别是在基本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中工资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导致了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就业的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业、基础工业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如1998—2006年，房地产业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达到26.4％。虽然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在加快，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不合理的资产结构。
当前，面临内外经济不平衡，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更加严重。理论界对此在稳健财政政策基础上如何提高消费需求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提高收入水平，尤其是农民收入水平，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是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顺应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要求而不是相反，这种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是有效需求问题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目前所要采用的财政政策恰恰应当与1998年以来的政策方向完全相反，即根据前面的对收入流向的分析，把政府支出用于能够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和降低资产值的方向进行。这就不仅需要从总量上调节需求，而且特别要采用产业政策调节需求的方向，以从根本上扭转决定市场需求的收入流向。
注释：
①Robert J.Barro：“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No.2588，May 1988。
②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③王俊海、黄俊、杜福林：《积极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统计观察》，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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