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条件下论文,中国论文,省级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再到通货膨胀的快速转换过程。从2007年3月开始，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明显上升，并于2008年2月达到8.7%的峰值。此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深入，CPI指数也不断回落，2009年CPI指数下降0.7%。进入2010年，特别是在2010年7月以后，物价水平再次加快上升。2010年和2011年的CPI指数分别增长3.3%和5.4%。①虽然在2012年，价格水平过快上涨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2013年上半年的CPI指数所反映的价格水平与历史数据比较也相对不高，但在国内和国际流动性环境整体宽松的背景下，对于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需要加以警惕。
当前我国物价水平的大幅波动反映了我国价格水平变动的复杂性，同时也带来了政策选择的现实困难，而对通货膨胀成因的正确判断则成为控制通货膨胀的关键。从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看，早期的研究大多依据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从国内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出发，强调一国内部货币数量、产出缺口及工资成本等因素对价格水平变化的冲击，认为流动性过剩、要素价格上涨和生产率提高会形成一国内部的物价上涨压力。[1]而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外部因素对一国内部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认为，伴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不但外部初级产品的价格冲击会对一国通货膨胀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贸易和金融联系的加强还会改变一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性质，降低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和流动性等国内因素的敏感程度，使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趋于平坦。[2]
从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数据来看，虽然在大部分时期，CPI指数的变化率与产出缺口的变动方向保持一致(见图1)，但与此同时，在某些时期，地区内部价格水平的变动方向和幅度也存在着与地区产出缺口相偏离的地方。这一点，在2007-2009年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时期，我国所有省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水平上涨，通货膨胀率在1%～10%之间不等。但在价格水平全面上涨的同时，全国仍有一半左右省份的地区产出缺口为负值。从图1还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通货膨胀水平较高的省份却呈现出较小的产出缺口，传统理论中二者之间的正相关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表明，在影响我国地区通货膨胀水平变动的过程中，除了地区产出缺口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
图1 2000-2011年我国地区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的变动情况
注：在不同年份之间的观测值代表了每个省(市、自治区)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状况，不同省(市、自治区)的排序与《中国统计年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中的省份排序相同。数据来源见下文。
事实上，尽管就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的问题还有争论，但开放背景下对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内外两个层面上的同时考察仍然必不可少。我国价格水平的波动与短期资本流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密切相关的特性也反映了外部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通过将外部因素引入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对影响我国地区通货膨胀的国内和国际因素进行全面考察，并对沿海和内陆地区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以更为细致地探讨影响我国地区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
二、模型和数据
就分析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手段而言，菲利普斯曲线是研究通货膨胀的经典模型。从对通货膨胀预期的不同处理来看，大体上可以将菲利普斯曲线分为以鲁迪布什(Glenn D.Rudebusch)和斯文森(Lars E.Svensson)[3]的研究为代表的后顾(Backward-looking)模型及以格拉森(Stefan Gerlach)、斯文森[4]为代表的前瞻(Forwardlooking)模型。但正如斯托克(James Stock)、沃森(Mark Watson)[5]及伊里格(Jane Ihrig)等[6]所指出的，在一定意义上，后顾模型更适用于经验分析，“是宏观经济预测以及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有关的政策分析中非常有力的分析工具”。因此，我们以伊里格[7]及鲁迪布什、斯文森[8]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国外产出缺口及外部价格冲击变量，对影响中国地区层面通货膨胀的国内和国际因素进行分析。
就作用机制而言，在开放条件下，外部因素对一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可以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渠道产生影响。从供给层面看，在原材料的供应依赖进口的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意味着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这不但可能导致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上涨，还会通过价格的传递效应，导致其他产品和服务价格以及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上涨。而从需求层面看，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一国内部的价格水平不但取决于内部的供需变化，也会受到全球供需变化的影响。相应地，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对国内产出缺口变化的敏感度也会有所下降，而国外产出缺口则会对一国内部通货膨胀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进行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模型形式如(1)式。
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的一期滞后值、省份产出缺口、区域产出缺口、国外产出缺口及外部价格冲击变量，
为误差项。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如下：
(1)通货膨胀率。对于通货膨胀率的计算，我们采用两种衡量方法，即分别通过消费品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增长率加以表征。
(2)省份产出缺口。产出缺口衡量的是实际变量与全部资源充分利用后的产出之间的差额。对于一个省份内部产出缺口的计算，我们采用最常用的Hodrick-Prescott(HP)滤波方法。也就是说，以实际产出序列的趋势成分作为潜在产出的代理变量，再通过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相对差值计算出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程度，即省份产出缺口。
(3)区域产出缺口。一个省份内部的价格水平不但与其内部的供需状况有关，而且还会受到相邻地区供需情况的影响，因此，区域产出缺口是衡量相邻地区需求冲击的主要变量。而与省份内部产出缺口的计算不同，整个区域内产出缺口是不同省份产出缺口的加总数据。我们以如下的方法来定义区域内的产出缺口指标。
其中，
代表第j个省份第t年的产出缺口，而
代表不同省份产出缺口的权重，根据不同省份之间距离Dis[，ij]的倒数计算得出。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暗含的假定在于，当两个省份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远时，一方内部的供需状况对另一个地区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也相应较小。
(4)国外产出缺口。国外产出缺口是衡量外部需求冲击的主要变量，与区域产出缺口的计算相似，国外产出缺口是全球不同国家间产出缺口的加总数据。参考博里奥(Claudio Borrio)和菲拉多(Andrew Filardo)[9]的研究，我们以如下的方法来计算全球产出缺口：
其中，
代表第k个国家第t年的产出缺口，
代表不同国家产出缺口的权重。本文使用出口贸易加权的形式，表示的是第t年第i个省份向第k个国家的出口量占第i个省份全部出口量的比重。相应地，
分别代表第t年第i个省份向第k个国家的出口量以及总的出口规模。实际分析时，为了计算国外的产出缺口，我们选取了与我国贸易额相对较大的170个国家和地区。②
(5)外部价格冲击变量。主要是考察国际能源价格对我国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实际分析时，我们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10]的做法，通过美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对能源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在消除美元汇率变化影响的同时，也进一步剔除了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以得到真实的能源价格变动率。
消费价格指数、实际及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每个地区向不同国家出口的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海关企业数据库。不同省份之间地理距离的数据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经度和纬度数据计算得出。出口市场国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WDI)。时间跨度为2000-2011年，涵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1。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基于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对影响我国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国内和国外因素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不同地区间物价水平影响因素的内在差异。
(一)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基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我国国内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进行衡量。在计量分析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1)式进行估计，具体的估计结果见表2。在表2中，(1)至(4)列给出的是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5)至(8)列给出的是面板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实际分析时，我们将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加以扩展，逐步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不同类型的产出缺口变量及外部价格冲击变量。
从表2可以看出，在所有回归方程中，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与面板固定效应分析的结果较为一致，说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首先，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通货膨胀一期滞后变量的系数都为正值，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说明在影响我国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因素中，通货膨胀预期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中，在只引入省份产出缺口变量时，省份产出缺口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传统理论分析中产出缺口扩张对价格水平上涨的正向影响是一致的。但我们也注意到，在继续引入区域产出缺口变量以后，省份产出缺口变量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在我国地区经济联动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地区的通货膨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其他省份供需状况的影响，地区通货膨胀水平对地区内部产出缺口变化的敏感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反映出通货膨胀压力具有在我国区域内部加以传递和扩散的特性。最后，我们进一步引入影响通货膨胀的外部因素，分析外部需求冲击和能源价格上涨对我国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外部因素对我国地区物价水平的影响在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都在发生作用。不但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显著带来了我国地区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且外部产出缺口的存在也显著影响了我国地区的通货膨胀水平。这说明，至少在2000-2011年期间，国际能源价格上升和外部出口市场产出缺口的加大都是影响我国国内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外部因素。
(二)对基准模型分析结论的进一步检验
基准模型分析的结论表明，在影响我国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因素中，内部因素主要源于整个区域内部整体的供需情况，外部因素则主要源于能源价格变动的供给冲击和出口市场的需求冲击。为了对这一结论做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在以下层面做出尝试。一方面，就估计方法而言，由于在回归方程中含有通货膨胀率的滞后项，省份产出缺口也可能与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这都会带来回归估计中的内生性问题，导致传统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存在偏差，对此，我们通过引入动态系统广义矩方法对内生性问题加以处理。③另一方面，正如博里奥和菲拉多[11]所指出的，对于转型国家而言，由于这些国家大多经历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存在数据质量的问题，产出缺口的大小有可能不是需求能力约束的好的衡量指标。伊里格等[12]及范爱军、韩青[13]也认为菲利普斯曲线中可能有所谓的速度限制效应(Speed limited effect)存在，因此，即便是在实际产出水平低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情况下，如果实际产出增长率高于潜在产出增长率，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会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排除产出缺口衡量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以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差异大小来衡量国内需求对通货膨胀形成的上涨压力。最后，在计算地区层面的通货膨胀率时，由于相比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对于整体物价水平的刻画更为完备，因此，我们进一步基于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对我国地区通货膨胀率进行了重新测算。基于以上三点，对(1)式进行重新估计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3。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经过异方差调整之后相应变量的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变量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在表3中，第一列和第三列给出的是使用上文定义的产出缺口的回归结果，第二列和第四列给出的是含有“速度限制效应”的回归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二阶序列相关和Hansen检验的p值都超过了10%，这说明回归分析满足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假定，工具变量的选取也是有效的。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在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以及新的指标对通货膨胀水平和产出缺口进行衡量后，回归分析的结果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一致，说明结论具有稳健性。具体而言，通货膨胀的适应性预期仍然是我国地区物价水平整体上涨的主要动力，而在不包含速度限制效应的回归方程中，在引入整个区域的产出缺口变量之后，一个地区的物价水平对地区内部供需变化的敏感度有所降低，而整个区域内的供需情况成为影响一个地区通货膨胀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同时，就影响我国地区通货膨胀的外部因素而言，大部分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国外出口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动以及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化都是引起我国地区价格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在进入21世纪以后，外部冲击在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上都对我国地区物价水平的变动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点，无疑也是与我们前文分析的结论相一致的。
(三)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率状况以及贸易和金融开放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影响地区物价水平变化的内、外部因素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将在上文就我国地区物价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沿海和内陆两个大的区域，以对我国不同地区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在实际分析时，仍然分别基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对通货膨胀水平进行测算，并在产出缺口计算的过程中考虑了存在“速度限制效应”的情形。对(1)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经过异方差调整之后相应变量的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变量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4可以看出，整体而言，在影响我国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因素中，内部因素主要来源于通货膨胀的适应性预期和整个区域内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差异，一个省份内部的供需状况对本地区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而国际能源价格水平的上涨则是促使我国地区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主要外部因素，这一点，无论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都是适用的。但与此同时，就影响我国地区物价水平变动的内、外部因素而言，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地区，虽然区域产出缺口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但在数值大小上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在大部分分析中，内陆地区产出缺口变量的系数都要大于沿海地区，这说明虽然整个区域内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变动均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物价水平的变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内陆地区的价格水平对外部供需状况的变动更为敏感。另一方面，就外部因素对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而言，虽然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动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影响并未呈现显著差异，但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对国外出口市场供需变动的敏感度却有所不同。与内陆地区相比，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沿海地区国外产出缺口变量的系数都较小，而且在一些回归分析中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即便是国外出口市场的供需状况对东部沿海省份的物价水平产生了影响，这样的影响也不如在内陆地区表现得那样明显。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我国内陆地区的物价水平受外部市场供需变动的影响要相对大一些。
直观而言，由于我国内陆地区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都处于一定的劣势，因此，无论是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还是对外金融开放程度都相对较低，而在缺乏较为密切的对外金融和贸易联系的情况下，地区内部的物价水平受外部市场供需状况变动的影响应该相对要小。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上文得出的内陆地区物价水平变动对外部市场的供需变动更为敏感的结论与直观感觉有不一致的地方。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做出解释。首先，就外部产出缺口对一个地区物价水平的影响而言，虽然贸易和金融联系的加强会提高物价水平变动对外部因素变化的敏感性，但外部产出缺口对一个地区内部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地区，即便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相对松散，在一个地区产出和需求的波动能够影响国际和国内要素市场的条件下，这个地区的供需变化也会通过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对另一个地区的价格水平形成冲击。因此，一个地区对外的开放程度并不是外部因素通货膨胀效应存在的必要条件。其次，外部因素对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外部市场的供需状况是否发生了变动，还与地区经济规模和外部市场经济规模有关。在外部市场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即便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比较密切，外部市场的供需变动也不会对本地区价格水平的变化产生根本影响。而从我国区域内部的市场规模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规模无疑要相对更大一些。在2000-2010年期间，我国沿海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为1.10万亿元，比内陆地区的均值4 236亿元高出了1倍多。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内陆地区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外部因素对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相对较大的影响有其现实依据所在。最后，就外部冲击影响国内物价水平的机制而言，在出口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外部需求的增加会带来国内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继而形成进一步的价格上涨压力，而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则可以部分抵消外部冲击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同时，在面对外部汇率和需求冲击时，生产率较高以及产品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往往会进行出口产品价格的调整，而生产率较低和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差的企业则主要是对出口产品的数量进行调整。[14]从这个角度说，由于在整体上沿海地区企业相比于内陆地区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企业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因此可以较大限度地通过对外出口价格的调整来抵消外部冲击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
综上所述，对于影响我国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内、外部因素，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建议。
(1)进入21世纪之后，在我国地区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中，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都很重要。国内因素主要来源于通货膨胀预期和整个区域内产出缺口扩大下的需求冲击，国际因素则主要来源于国际能源价格变动的外部供给冲击和外部出口市场需求变动的需求冲击。
(2)在我国不同地区，影响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因素存在着显著差异。内陆地区物价水平变动对外部市场供需变动的反映更为敏感，而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物价水平变动的因素则主要是通货膨胀预期和地区内部的供需状况，国际因素对东部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渠道主要来源于能源价格变动的供给冲击。
(3)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中，应该兼顾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两个层面，同时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综合考虑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并加以分类处理。从国内层面来看，应在控制流动性过快增长的同时，强调稳定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性，同时根据地区经济的实际情况，对不同地区价格水平的干预给予差别化考虑。在国际层面，政府在对全球经济态势和流动性环境加以关注的同时，应重点放在应对国际供给和需求冲击的政策选择上。这其中，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顺调整国内资源配置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企业成为应对外部结构性冲击的主体，是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缓解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手段。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②限于篇幅，作者没有给出这些国家的详细信息，对此，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③进行回归分析时，我们将通货膨胀率的滞后值和省份产出缺口视作内生变量，其余变量视为外生变量。
④这里所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是以2000年为基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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