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以后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来说，首先，是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容侵犯的主人翁地位，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其次，是指这种由绝大多数人实行的统治，必须通过民主制的政治形式来加以保障和实现。建国初期的毛泽东对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思想是基本把握的。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强调要“遵照共同纲领，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8、82、459页。）并积极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人民民主”。（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8、82、459页。）对党内外一切不民主的现象和行为，一经发现，毛泽东都及时地予以批评。1950年8月， 当他得知河北宣化市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会议的主持人和有的党员干部不让出席会议的代表充分发言时，马上指示将“此种行为”“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予以批评，借以教育全党”。（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8、82、459页。）同时，对党内发生的“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行为或支持这种行为”的情况，他也坚决要求有关人员“向人民代表会议作自我批评，并公开发表”。（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633、217页。）1951年4月，毛泽东在致邓子恢等人的电报中，强调“土改后，农村的任务规定为生产教育民主”是对的，“即除生产教育两项任务以外，还有一项建立民主生活的任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633、217页。）1953年1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讨论召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对全国人民都有利”。（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0、502页。）1954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说明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0、502页。）在读1955年9 月由文学古籍刊行社新出版的一部《聊斋志异》的《小谢》一节时，毛泽东写下了“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2—83页。）这样的话。
从以上引述来看，总的说，在建国初期的几年中，毛泽东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还是准确的，基本抓住了民主的本质问题。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也影响到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演变。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曾经作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但是，讲话中并没有谈到民主的问题，甚至在“关于继承党的传统”中讲“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时，都只字没有提到民主问题。9月15日，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式上的讲话，也没有谈到民主问题。后在刘少奇作的、经过毛泽东等精心修改过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关于民主的一些思想得到了一些体现。在报告的“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党的领导”两部分中，有诸如“我们的民主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党的民主生活的扩大，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等。中共八大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机制需要同时进行转换、发展和完善，但毛泽东对民主问题的认识、他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并没有随之而加快和深化。加上他在其它一些问题，诸如国家、阶级、群众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出现，他的民主思想也逐步发生了某些变异。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发言，第一次谈到了“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他说：“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423—424页。）接着，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谈了“大民主”问题。他指出：一些人“要搞‘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表示：“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他认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这些属于两可之间的表述，并没有把毛泽东对民主的真正理解表达出来，相反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他对民主，特别是对所谓大民主的模糊的认识。
1957年2月，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民主”问题有比较详细的阐述。他指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当然，“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他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他指出：“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毛泽东认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他强调：“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对“民主”的问题论述得很严密，很有辩证的味道。但是，透过表面的层次，深入到潜层次，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1957年2月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在民主问题上比较多地强调的是“民主”的“手段”性，而不是“民主”的“目的”性。他对“民主”的“目的”的一面强调得很不够，没有把建设高度的民主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目标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而更多的是把民主作为一种达到“集中”的手段，作为一种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例如，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时，就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对人民说来”，“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同样，在3月的第11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结束讲话时，毛泽东也谈了“民主”问题，他说：“大民主，小民主——一般适用小民主，局部（不实行小民主的地方）允许大民主”。（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61、372页。）他所讲的“大民主”和“小民主”，还是从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着眼的。在处理当时社会上发生的“罢工罢课一类事件”时，毛泽东也讲根本的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61、372页。）但很显然， 他对“民主”本质的理解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如前所说，是强调了民主的手段性的一面，而忽视了民主的目的性的一面。
二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1957年的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并希望“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591—592、598—599页。）同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群众斗争的形式”，表明“现在我们革命斗争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合适的形式”。毛泽东表示：“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591—592、598—599页。）一方面，毛泽东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另一方面，他所谈的民主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为了“集中”和“专政”。这种“大民主”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是很容易背离民主的本质的。
在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等大的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党内外和国内外都出现了许多矛盾，需要加以调节和解决。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集中讲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3页。）首先，他讲了“开会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6页。）在具体谈到“民主”的问题时，他强调要“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1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他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8页。）。“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9页。）。其次，毛泽东提出了“没有民主”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0页。）；“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4页。）；“没有广泛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6页。）；“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2页。）
这里，应该说毛泽东对民主的阐述，比他前面所谈到的关于民主的内容要深刻得多。但是，毛泽东在谈“民主”时，仍然没有忘记他的初衷，这就是为了更好的达到“集中”。就像他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0—21页。）在他的潜台词里，“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1页。）。因此，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民主”问题的讲话，在当时具有很积极的意义。但“民主”在毛泽东那里仍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在关于“集中与分散的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又一次表示：“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要让人家讲话，不民主集中不起来。”（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8月6日。）他还主张“对于党内的思想问题，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分清是非的方法，以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目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25页。）这些与他以前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因此， 虽然也有过“群众的事情让群众来处理是民主”（注：《“七·三”指示——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材料的批示》1965年7月3日。）这样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它所反映的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毛泽东原来的认识层次，没有突破他自己过去的框框。
“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民主生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也在这一大的社会动荡中，经受了各种考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很少看到他关于民主的系统论述；一方面主张极端的“大民主”，成了这一时期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主要特征。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常委会议上表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嘛！”（注：《在中央常委会议上的指示和插话》1966年8月4日。）他批评党内高层反对学生上街游行、串联的做法，“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注：《在中央常委会议上的指示和插话》1966年8月4日。）。在毛泽东的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党内高层对“民主”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歧变。1967年1月13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并指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
事实上，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民主的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的形式来解决党内外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很容易导致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同时，有了所谓的“大民主”，结果是缺了“小民主”，也就缺了真正的民主，违背了民主的本意。况且，这种“大民主”的结果，也并没有真正给大多数人民主的权利。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非常典型和特殊的现象，也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一个重大的误区。
三
所谓民主，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的制度。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由“人民”（demos）和“权力”（kratos）两词所构成，其原意是指人民的权力。民主的实质就在于“人民”和“权力”的结合。真正的民主，应该包括几个重要的内容和原则：第一，人民主权原则。即人民是拥有和行使一切权力的最高和最重要的主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依照一定的程序去选择和罢免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代表。第二，多数原则。“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谓“多数原则”就是指人民在依法管理社会事务时，如相互之间发生分歧，只能按照民主和法定的程序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坚持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人民权力的原则和多数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多数原则”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多数人也必须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和利益，也必须保护少数。第三，平等原则。列宁早就指出：“民主意味着平等”（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平等是民主的基础，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参与决定和管理国家及社会事务的平等权利。第四，制约原则。对权力的制约是坚持民主和实现真正民主的必需的和有效的途径。权力的制约分为“横向的制约”和“纵向的制约”。横向的制约即不同的权力部门相互之间的制约；纵向的制约即人民对其选出来处理公共事务的代表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制约，它比横向制约更加重要、更加关键。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要走向腐败，没有制约的民主也是无法保证其真正实现的。
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人们长期争论不休。应当说，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手段和目的的辩证统一。认为民主就是“目的”，往往容易导致极端民主化；而认为民主仅是一种“手段”，就会妨碍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民主的，它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民主生活。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看，民主应该是目的。但是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和剥削，实现共产主义，从民主作为国家形态最终也会消亡的角度来看，民主也可以说是手段。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一方面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一方面必须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提高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建国头几年，毛泽东在民主问题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他对民主的思考抓住了民主的基本特质，是基本值得肯定的。但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的民主思想就开始发生很明显的变化。“民主”在毛泽东的词汇里，主要地是用于方法论的意义上了，“民主”成了一种工作的方法、处理问题的方法；“民主”主要地不再是革命和建设的奋斗“目标”、“目的”，而是一种比较单纯的达到“集中”、“统一”等目的的“手段”。尽管毛泽东在1957年时也曾表示过“大民主”并不适合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的认识一直是有矛盾的，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随着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严重化和扩大化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他忽视作为民主本质的“民主制度的健全”、“民主生活的完善”等内容，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的方式和方法，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搬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大力加以提倡和推行，最终使得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落于空谈，流于形式，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一个小生产者居多数的落后的国度里，“大民主”无视真正的现代民主所要求的法律与秩序，带着对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分散主义的盲目追求，给民主建设带来极大冲击，同时也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现代民主把法定的程序和法制的建设作为民主的基本的保障。但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特征的“大民主”，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无序的行为、失范的行为。它是一种没有法制约束和法律规范的虚幻的民主，其操纵者只能靠也必须靠超然于和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最高权威来维持。结果又必然和对“最高权威”的个人崇拜相联系。“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的确也是希望通过他个人的最高权威，发动群众，来推进他所理解的“民主”的建设的。但是，当毛泽东的“最高权威”大到可以完全左右群众时，这时候的“民主”就变成了一种法治意识淡漠的毫无制约的“无民主”，与真正的民主毫不沾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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